第一章
我第一次看见特里·伦诺克斯时，他喝醉了，坐在舞者酒吧露台外的一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注】上。停车场的服务员把车子开出来，一直扶着敞开的车门等着，因为特里·伦诺克斯左脚悬在车外，仿佛已经忘了有这么一条腿。他相貌年轻，却天生少白头。你看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除此之外他跟那些穿着晚宴装、在销金窟一掷千金的大好青年没什么两样。
【注】劳斯莱斯银色幽灵：劳斯莱斯公司二战后推出的第一款汽车，1959年停产。
他身边有一位姑娘，头发呈迷人的暗红色，嘴角挂着冷漠的笑容，肩上披着一件蓝貂皮，差一点儿让劳斯莱斯车黯然失色。当然不至于如此。也不可能。
服务员就是寻常的半吊子小混混儿，身穿白外套，胸前缝有红色的饭馆名字。他一副受够了的样子。
“你瞧，先生，”他尖刻地说，“你能不能把脚缩进车里，好让我关门？还是我干脆把门打开，让你滚下来？”
那个姑娘看了他一眼，眼神足可以戳进他的身体，再从后背透出四英寸来。他根本没放在心上，一点儿也不惊慌。如果你以为花大把钱打高尔夫球能让你显得人格高尚，舞者酒吧雇有一种人专门会戳破你的这种幻觉。
一辆外国敞篷跑车减速掉头开进停车场，有个男人下了车，用打火机点燃一根长香烟。他身穿套头格子衬衫、黄色长裤和马靴，在袅袅烟圈中慢慢走远，连看都没看劳斯莱斯一眼，可能觉得平淡无奇吧。在通往露台的阶梯前，他停下戴上了一个单眼镜片。
姑娘突然魅力十足地说：“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何不搭出租车到你那儿，把你的敞篷车开出来？今夜沿着海岸开车到蒙蒂塞托一定很棒。我在那边有几个熟人正在开池畔舞会。”白发青年彬彬有礼地说：“真抱歉，那辆车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不得不把它卖掉。”听他的口气和语调，你会以为他只喝橘子水没喝过酒呢。
“卖了，亲爱的？你是什么意思？”她轻轻挪开，坐得离他远远的，但是声音好像挪得更远。
“我是说不得不卖。”他说，“为了吃饭钱。”
“噢 ，我明白了。”语气冷淡得连一片意式冰淇淋放她身上都化不掉了。
服务员将白发青年列为自己可以厕身其中的低收入阶层。“喂，伙计,”他说，“我得去停一辆车。改天再见一一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放手让车门荡开。醉汉立即滑下座位，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马路上。于是我走过去，及时伸出援手。我猜跟酒鬼打交道永远是一个错误。就算他认识你而且喜欢你，还是会随时出手打你嘴巴一拳。我把手伸到他的腋下，扶他站起来。
“太谢谢了。”他客客气气地说。
姑娘挪到方向盘前头。“他喝醉酒的时候就是一副他妈的英国腔。”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不锈钢。“谢谢你扶他。”
“我来把他扶进后座。”我说。
“真抱歉，我赴约要迟到了。”她踩下油门，劳斯莱斯开始滑动。她冷静地微笑着说：“他只是一条迷路的狗。也许你可以帮他找个家。他能定点大小便——可以这么说。”
劳斯莱斯顺着车道开上日落大道，向右转，就此消失。我正目送她，服务员回来了。我还扶着那个男人，他现在睡得正香。
“这也算是一种做法。”我对白外套说。
“当然。”他冷嘲热讽地说，“何必为一个酒鬼伤神？他们都麻烦得要命。”
“你认识他？”
“我听见那位女士叫他特里，否则摆在运牛车上我也认不得他。而且我才来两个礼拜。”
“把我的车子开过来，谢谢。”我把停车券交给他。
等他把我的奥兹莫尔比【注】开过来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扛着一袋铅。白外套帮我把他扶上前座。贵客睁开一只眼睛谢谢我们，然后又睡着了。
【注】奥兹莫尔比：奥兹莫尔比的名称来源于其创始人的姓与汽车一词的结合。奥兹莫尔比汽车公司于1897年建立，是美国首家大批量生产和销售汽车的公司。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酒鬼。”我对白外套说。
他说：“什么样体形、样貌和举止的酒鬼都有。他们全都是瘪三。看来这一位曾动过整容手术。”
“是啊。”我给他一元小费，他谢谢我。整容的事他说得不错。我这位新朋友的右半边脸僵硬，比较白，有几道细疤，疤痕旁边的皮肤发亮。他动过整容手术，而且是非常大的手术。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带他回家，让他醒醒酒，说出他住在什么地方。”
白外套对我咧嘴一笑，说：“好吧，你这个倒霉催的。要是我，我就把他扔进水沟，尽管走。这些酒腻子只会给别人添麻烦。我对付这些家伙很有一套。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人得省点儿力气，在紧要关头【注】保护自己。”
【注】紧要关头：原文为“in the clinches”，在英语中这是双关语，也指男女热烈拥抱时。
“看得出来你从中获益匪浅。”我说。他先是一副不解的样子，然后发起脾气来，但那时候我已上车启动了。
当然他说的也有点儿道理。特里·伦诺克斯给我惹来好多麻烦。不过这毕竟是我的本行呀。
那年我住在月桂谷亚卡大道一幢山坡上的小房子里，位于一条死巷的尽头，前门有长长的红木台阶，对面有个小尤加利树林。房子带着家具，屋主是一位妇人，目前到爱达荷州孀居的女儿家暂住去了。房租很便宜，一半是因为屋主希望能随时一通知就搬回来住，一半是因为那些台阶。她年岁渐大，实在受不了每次回家都得面对长长的台阶。
我总算把酒鬼扶上了台阶。他很想帮忙，但两条腿像橡皮做的一样不听使唤，抱歉的话说到一半他就睡着了。我开了门，把他拖进屋内。他瘫在长沙发上，我给他盖了一条毯子，让他继续睡。他打鼾打了一个钟头，鼾声就像大海豚发出的。然后他突然醒来，要上厕所。如厕出来后，他斜着眼睛偷看我，想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称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家里没人给他留门。他的声音响亮而清楚。
他要一杯不加糖的咖啡。我端出来，他小心翼翼地端着托碟和咖啡杯。
“我怎么会在这儿？”他四处张望。
“你在舞者酒吧门外醉倒在一辆劳斯莱斯车上。女朋友丢下你走了。”
“不错，”他说，“她百分之百占理。”
“你是英国人？”
“我在那儿住过，不过不是在那儿出生的。如果能叫到出租车，我马上走。”
“有辆现成的车在等着。”
他自己走下台阶。前往韦斯特伍德的路上他没多少话，只是向我致谢，还抱歉自己这么惹人嫌。他可能对很多人说过很多次这种话，顺嘴就溜出来了。
他的公寓又小又闷，一点儿温馨的感觉都没有，如果以为他是那天下午才搬进去的也不为过。绿色硬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一个半空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一碗融化的冰、三个空汽水瓶和两只玻璃杯，玻璃烟灰缸堆满了烟蒂，有些沾着口红印，有些没有。屋里没有照片和任何私人物品。这间房子应该是租来开会或饯别、喝几杯聊聊天、睡睡觉的旅馆房间，不像人长住的地方。
他请我喝一杯，我谢绝了。我没多待。我走前他又谢了我几句，那种感谢的程度既不像我曾为他两肋插刀，也不像我什么都没有为他做过，就是那种说没有也有，说有但不明显的样子。他有点儿战栗，有点儿害羞，却客气得要命。他站在敞开的门口，等电梯上来，我进了电梯。不管他有什么缺点，他至少很有礼貌。
他没再提那位姑娘，也不提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最后一张钞票已为一个高级荡妇付了舞者酒吧的账，而她竟不能多逗留一会儿，确保他不会被巡逻警察关进牢房，或者被一个粗暴的出租车司机卷走，甩到外面的空地去。
搭电梯下楼时，我恨不得回楼上抢走他那瓶苏格兰威士忌。但事不关己，而且不会有用的。酒鬼想喝，总会想法子弄到酒。
我咬着嘴唇开车回家。我算是硬汉，可是这个人有让我动心的地方。除了白发、疤痕脸、响亮的声音和彬彬有礼的态度，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这几点就够了。我再见到他的可能性不大。正如那位姑娘所说的，他只是一条迷路的狗。
第二章
我再次见到他，是感恩节后的那个礼拜。好莱坞大道沿线的店铺已经开始摆出定价过高的圣诞节礼物，报纸开始天天疾呼：如果你不早点儿采购圣诞节商品，情况会很可怕。其实，不管怎么样都很可怕。向来如此。
在离我那栋办公大楼大约几条街的地方，我看见一辆警车并排停车，车上的两个警察正瞪着人行道上一家店铺橱窗边的什么。目标原来是特里·伦诺克斯——不如说是他的肉身——他看来实在不雅观。
他倚着一家店铺的门面。他不得不倚着点儿什么东西。他的衬衫脏乎乎的，领口敞开，有一半垂在夹克外面。他已经四五天没刮胡子了，鼻子皱着，皮肤惨白，脸上长长的细疤几乎看不出来，眼睛像雪堆里的两个洞。巡逻警车上的两个警察显然正打算动手抓他，于是我快步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臂。
“站直，往前走。”我做出粗暴的样子，并从侧面向他眨眨眼。“办得到吗？你是不是喝醉了？”
他茫茫然看了我一眼，露出他特有的半边微笑，吸口气说：“我刚才醉了。我猜我现在只是有一点儿——空虚。”
“好吧，抬脚走路。你眼看就要被抓进醉汉牢房了。”
他努力抬起脚，让我扶他穿过人行道上的游民，来到护栏边。那边停着出租车，我拉开车门。
“他先。”司机用大拇指指指前面的出租车。他转过头来，看见了特里。“如果他肯去的话。”他说。
“情况紧急。我的朋友病了。”
“是啊。”司机说，“他到别的地方也照病不误。”
“五块钱，”我说，“让我们看看那美丽的笑脸。”
“那，好吧。”他说着把一本封面有火星人的杂志塞到镜子后面。我伸手从里面打开门，把特里·伦诺克斯弄上车，警察巡逻车的阴影遮住了另一侧的车窗。一位白发警员下车走过来。我绕过出租车，迎上前去。
“等一下，麦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衣服脏乎乎的先生真是你的密友吗？”
“对我来说足够亲密啦，我知道他需要朋友。他没醉。”
“一定是为了钱。”警察说。他伸出手来，我把执照放在他手上。他看了看，递回来。“哦——哦，”他说，“原来是私人侦探来捡客户呢。”他语气变得很不友好。“马洛先生，执照上写了你的一些资料。他呢？”
“他叫特里·伦诺克斯，在电影公司工作。”
“不错嘛。”他探头到出租车内，仔细看坐在一角的特里。“我敢说他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过；我敢说他最近这段时间没有在屋里睡过觉；我甚至敢说他是个无赖。我们该逮捕他。”
“你不会没抓过几个人吧？”我说，“在好莱坞这是不可能的。”
他仍然望着车上的特里，问：“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老兄？”
特里慢慢地说：“菲利普·马洛。他住在月桂谷亚卡大道。”
警察把脑袋由窗口缩回来，转身做了个手势，说：“可能你刚刚才告诉他的。”
“有可能，但是我没有。”
他盯着我一两秒钟，说：“这回我信你一次。可是你把他弄走，别在街上混。”他上了警车，绝尘而去。
我上了出租车，走了三条街远，到停车场换乘我的车。我拿出五美元钞票给出租车司机。他面部僵硬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照表算就行了，如果你愿意，给个一块钱整数也可以。我也落魄过。在番市。没有出租车肯载我。铁石心肠的城市。”
“三藩市【注】。”我不由自主地说。
【注】三藩市：即旧金山，此处采用三藩市的译法，是后文需要。
“我叫它番市。”他说，“去他的少数族裔。谢了。”他接下一块钱钞票，把车开走了。
我们来到一家免下车餐馆，里面做的汉堡不像别家那样连狗都不肯吃。我让特里·伦诺克斯吃了两个汉堡，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带他回家。他爬台阶还是很吃力，但他咧着嘴笑，气喘吁吁地往上爬。一个钟头后，他剃过胡子，洗过澡，看起来又像正常人了。我们坐下来喝了一杯很淡的调和酒。
“幸亏你记得我的名字。”我说。
“我特意记的。”他说，“我还查了你的资料。这个事情我还是能做到的。”
“何不打个电话给我呢？我一直住在这里。我还有个办公室。”
“我何必打扰你？”
“看样子你有必要打扰别人。看样子你的朋友不多。”
他说：“噢，我有朋友，某一类的。”他转动着茶几上的玻璃杯。“向人求援并不容易——何况一切都怪自己不好。”他抬头露出疲惫的笑容。“也许有一天我会戒酒。他们都这么说，对吧？”
“要花三年左右的时间。”
“三年？”他显得很震惊。
“通常要。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你必须习惯色彩变得黯淡，声音微弱下来。你必须酌情留出复发的空间。所有你以前熟识的人都会变得有点儿陌生。你甚至会不喜欢大部分老朋友，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
“那不算多大的改变，”他说，回头看看钟。“我有个价值两百美元的手提箱寄放在好莱坞公车站。如果能保出来，我可以买个便宜货，把现在寄放的那个当了，换一笔路费搭车到拉斯维加斯。我在那边可以找到工作。”
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点头，坐在一旁慢慢喝我的酒。
“你在想我早该有这个念头。”他平静地说。
“我在想其中必有文章，但不关我的事。工作是有把握，还是只有希望而已？”
“有把握。我的军中密友在那儿开了一家大俱乐部，泥龟俱乐部。当然啦，他可能算是地痞流氓，他们都是——另一方面却又是大好人。”
“我可以筹出车钱和另外的一些费用。但我希望能换到比较稳妥的东西。最好打个电话跟他谈谈。”
“谢谢你，没必要。兰迪·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的。从来没有过。那个手提箱可以当五十美元。我有经验。”
“听好了，”我说，“我会给你需要的钱。我不是什么软心肠的笨蛋。所以我给你你就收下，乖乖的。我希望你别再来烦我，因为我对你有一种预感。”
“真的？”他低头看玻璃杯，只小口小口啜饮着。“我们才见过两次面，两次你都很够意思。什么样的预感？”
“总觉得下一次你会遇到大麻烦，但我救不了你。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就是有。”
他用两个指尖轻轻摸着右半边脸。“可能是这个。我猜疤痕让我看起来有点儿凶相。不过这是光荣的伤疤——至少是光荣受伤的结果。”
“不是那个。疤痕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我是私人侦探。你是一道我不必解答的难题。但难题是存在的。也可以说是预感。说得客气些，就叫个性的认知。女朋友在舞者酒吧门前离你而去，也许不只是因为你醉了。说不定她也有一种预感。”
他淡淡一笑，说：“我跟她结过婚。她叫西尔维娅·伦诺克斯。我是为钱娶她的。”
我站起来蹙着眉头看他，说：“我给你弄些炒蛋。你需要吃东西。”
“等一下，马洛。你想不通为什么既然我潦倒了，而西尔维娅又很有钱，我干吗不跟她要俩小钱。你可曾听过自尊心这个东西？”
“你笑死我了，伦诺克斯。”
“是吗？我的自尊与众不同，是除了自尊外一无所有的男人的那种自尊。惹恼了你，真抱歉。”
我走进厨房，准备了加拿大腌肉、炒蛋、咖啡和烤面包。我们在厨房的早餐台上吃。这栋房子是在厨房必定加设早餐区的那个时代建的。
我说我必须到办公室去，回来的路上再去领他的行李箱。他把寄存单交给我。现在他脸上有了点儿血色，眼睛不再像深凹在头颅里，叫人得进去探索。
出门前我把威士忌酒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把你的自尊心用在这个地方。”我说，“还有，打个电话到拉斯维加斯，就算帮我一个忙吧。”
他只是微笑着耸耸肩。我下台阶时心里还是很不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懂一个男人为什么宁愿挨饿流浪街头，也不肯典当衣饰。不管他的规则是什么，他是在照自己的规章行事。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不寻常的手提箱。猪皮漂白后做的，新的时候该是浅奶油色，配件是黄金的。英国货，就算这边买得到，看来也要八百美元，而不是两百美元。
我把手提箱用力放在他面前，看看茶几上的瓶子。他碰都没碰过，跟我一样清醒。他正在抽烟，但看起来并不怎么想抽。
他说：“我打电话给兰迪。他生气我不早打给他。”
“竟要陌生人帮你。”我说，然后指指手提箱，“西尔维娅送的？”
他眺望窗外。“不。远在我认识她以前，别人在英国送我的。真的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如果你能借一个旧的给我，我就把它留在你这儿。”
我从皮夹里抽出五张二十块钱的钞票，放在他面前，说：“我不需要抵押品。”
“不是这个意思。你又不开当铺。我只是不想带到拉斯维加斯。我用不着这么多钱。”
“好吧。你留下这些钱，我留下手提箱。可是这间房子很容易遭小偷。”
他漠然地说：“无所谓。根本无所谓。”
他换了衣服，五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在莫梭餐馆吃晚饭。没喝酒。他在卡浑加车站搭上公车，我开车回家，一路胡思乱想。刚才他在我床上打开行李箱，把东西塞进我的一个轻便提袋，现在他的空提箱放在我床上。箱子附有金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我把空箱锁好，钥匙绑在提手上，收进衣橱的高架顶上。感觉上这个箱子并不是空空如也，可是里面装了什么与我无关。
夜很静，屋里似乎比平常更空虚。我摆出棋盘，下了一盘棋，站在法国这边抵抗施太尼茨，他用了四十四步打败我，可是我让他捏了两次冷汗。
九点三十分电话铃响了，说话的声音我以前听过。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是的，我是马洛。”
“马洛先生，我是西尔维娅·伦诺克斯。上个月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舞者酒吧前匆匆见过一面。后来我听说你好心送特里回家。”
“是的。”
“我猜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了，可是我有点儿替他担心。他放弃了韦斯特伍德的那间公寓，好像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我们初识的那天晚上，我注意到了你有多么担心。”
“听着，马洛先生，我跟那人曾是夫妻。我不太同情酒鬼。也许我当时有点儿无情，也许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办。你是私人侦探，如果你愿意，可以按行业标准来计价。”
“伦诺克斯太太，根本不必照什么行业标准。他正搭车前往拉斯维加斯。他在那边有个朋友会给他一份工作。”
她突然精神焕发，说道：“噢一一到拉斯维加斯？他真多情。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说：“我猜他已经忘了。否则他宁可到别的地方。”
她没挂我的电话，反而笑起来，笑得很俏皮。“你对客户向来这么没礼貌？”
“你不是我的客户，伦诺克斯太太。”
“也许有一天会是。谁知道呢？那就说对你的女性朋友吧。”
“答案是一样的。上回那家伙落魄潦倒，浑身脏乎乎的，一分钱都没有。如果你认为值得花时间，可能会找得到他。当时他没要你帮忙，现在可能也不要。”
她漠然地说：“这你就不可能知道了。晚安。”
当然，她说得完全正确，我则错得离谱。但我不觉得自己错了，只是心里不痛快罢了。她如果早半个钟头打来，我说不定会气得把施太尼茨打得一败涂地——可惜他已经死了五十年，棋局是书里看的。
第三章
圣诞节前三天，我收到一张拉斯维加斯银行的百元现金支票。里面附了一张用大酒店信纸写的便条。他谢谢我，祝我圣诞快乐，祝我幸运，还说他希望不久能再见到我。精彩的在附言中：“西尔维娅和我正开始二度蜜月。她说请不要生她的气，她想再试一次。”
其他的细节我是在报纸上社交版的某个势利专栏中看到的。我不常读那些专栏，只是找不到东西可以讨厌的时候才拿来看看。
我们的驻外记者听到特里和西尔维娅·伦诺克斯小两口在拉斯维加斯重新结合，兴奋莫名。她是旧金山和圆石滩的亿万富翁哈伦·波特的小女儿。西尔维娅正在请马塞尔和让娜·迪奥克斯重新装潢位于恩西诺的整栋巨宅，从地下室到屋顶都重新装潢成最具爆炸性的新潮式样。各位读者，你们也许还记得，这栋十八个房间的木屋是西尔维娅的上上一任丈夫库尔特·韦斯特海姆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有人问库尔特出了什么事，答案在法国的圣特鲁佩斯，听说他将永远在那里定居。那儿还有一个血统非常高贵的女伯爵和两个可爱极了的孩子。你或许问，哈伦·波特对女儿女婿再婚有什么看法？只能猜喽。波特先生从来不接受访问的。社交界的宠儿们，你们能孤芳自赏到什么程度？
我把报纸扔进墙角，打开电视机。看过社交版的狗屁文章，连摔跤都显得很有趣。不过事情可能是真的。上了社交版，就最好真有其事。
我在心中勾勒那种有十八个房间、能匹配波特家族几百万资产的木屋，至于迪奥克斯最后做阳具崇拜式新装潢就更不用提了。但我无法想象特里·伦诺克斯穿着百慕大短裤在其中一个游泳池畔闲逛，用无线电话吩咐管家把香槟冰一冰，松鸡烤一烤的样子。我想象不出来。那家伙要当别人的玩具熊，不关我的事。我根本不想再见他。但我知道会见面的——就算为了他那个混账的猪皮镶金手提箱，也躲不掉啊。
他走进我那破旧的智慧商场大楼时，是三月某个下雨天的傍晚五点钟。他看来变了很多——比较老，比较清醒、严肃，而且一片祥和。他像那种学会了闪避拳头的人，穿着一件牡蛎白的雨衣，戴着手套，没戴帽子，白发像鸟的胸脯一样平滑。
他说：“我们找个安静的酒吧喝一杯。”口气活像他十分钟前还在这里。“我是说，你有时间的话。”
我们没握手。我们从来不握手。英国人不像美洲人那样成天握手，他虽然不是英国人，却有一点儿他们的怪癖。
我说：“我们到我家去拿你的时髦手提箱。那玩意儿让我心神不宁。”
他摇摇头，说：“你就好心替我保管着吧。”
“为什么？”
“我就想要这样。你不介意吧？它跟我没变成无赖汉之前的那段日子有点儿牵连。”
我说：“胡扯。但不关我的事。”
“假如你是怕被人偷走——”
“那也不关我的事。我们去喝酒吧。”
我们前往维克托酒吧。他开了一辆铁锈色的丘比特乔伊特【注】，车上有个薄薄的帆布遮雨篷，底下的空间只容得下我们两个人。车内的装潢是浅色的皮革，配件看来像银制品。我对汽车不太讲究，但这鬼东西确实让我流了一点口水。他说秒速可达六十五。车内有个高仅及膝的粗短小排挡。
【注】丘比特乔伊特：英国乔伊特汽车公司于1954年关闭。
“四速的，”他说，“他们还没发明代替它的自动排挡。其实不需要。连上坡都可以三挡起步，反正车流中最快也只有这样了。”
“结婚礼物？”
“是那种‘我刚好在橱窗里看到这精巧的小玩意儿’的随兴礼物。我是胃口被养得很大的人。”
“很好。”我说，“如果不附带卖身价码牌的话。”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转回湿漉漉的人行道。双重雨刷轻轻刮着小挡风玻璃。“价码牌？老朋友，凡事都有个价码牌。你大概以为我不快乐？”
“抱歉，是我失言。”
“我有钱。他妈的谁要快乐？”他的语调中有一种我没听过的酸楚。
“你喝酒的事呢？”
“百分之百斯文，老兄。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我似乎能掌握那玩意儿。不过事情很难说，对不对？”
“也许你本来就不是酒鬼。”
我们坐在维克托酒吧的吧台一角喝螺丝起子【注】。他说：“这儿的人不会调。他们所谓的螺丝起子只是青柠汁或柠檬汁加金酒，再加一点儿糖或苦料。真正的螺丝起子是一半金酒加一半罗丝牌青柠汁，不加别的。远胜马提尼。”
【注】螺丝起子：是一种由伏特加或金酒加青柠汁调制的鸡尾酒。
“我对酒向来不讲究。你跟兰迪·斯塔尔合得来吗？我那条街上的人说他是坏蛋。”
他身子往后靠，显得思虑重重。“我猜他是。我猜他们都是。但他外表看不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一两个在好莱坞属于同一路数的浪子。兰迪不烦人。他在拉斯维加斯是合法的生意人。下回你到那儿的话不妨查查看。他会成为你的朋友。”
“不见得。我不喜欢流氓。”
“那只是个名词，马洛。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两次大战下来，世界变成这样，我们要维持下去。我、兰迪和另一个伙伴曾共同遇到困难。从此我们之间就有了默契。”
“那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什么不找他？”
他把酒喝干，冲服务员做了个手势。“因为他不可能回绝。”
服务员端来新的酒，我说：“你这也就是跟我说说罢了。如果那家伙恰好欠你的情，从他的角度想想，他会喜欢有个机会回报的。”
他慢慢摇摇头，说：“我知道你说得没错。当然啦，我确实向他讨过一份差事，但我得到工作就卖力干啦。至于求人施恩或向人伸手，我不干。”
“可是你却接受陌生人的帮助。”
他直盯着我的眼睛。“陌生人可能继续往前走，假装没听见啊。”
我们喝了三杯螺丝起子，不是双份的，这对他一点儿影响也没有。这种分量只够勾起酒鬼肚子里的酒虫来。所以我猜他的酒瘾大概治好了。
接着他开车送我回办公室。
他说：“我们通常八点十五分吃晚餐。只有百万富翁花得起那种钱。现在只有百万富翁的用人肯忍受这种做派。会来很多有趣的人。”
从此以后他习惯在五点左右顺便进来聊聊。我们不见得老去同一个酒吧，但是去维克托酒吧的次数比别的地方多。那儿对他来说可能有我所不知道的因缘。他从来不喝过量，他自己也很惊讶。
他说：“大概像隔日打摆子。发作的时候很惨。过了以后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我不懂你这么一位享有各种荣宠的人为什么想跟私人侦探喝酒。”
“你是谦虚吗？”
“不是。我只是想不通。我算相当友善的，但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我甚至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在恩西诺。我猜你的家庭生活很完美。”
“我没有什么家庭生活。”
我们又喝了螺丝起子。店里几乎是空的。只有几个嗜酒成性的酒徒坐在吧台边的高凳上。他们慢慢伸手拿第一杯酒，小心望着双手，免得打翻。
“我不明白。可以说清楚些吗？”
“大制作，却没甚情节。就像电影制片厂的人说的。我猜西尔维娅很快乐，我却不见得。在我们的圈子里那不太重要。你如果用不着工作或考虑花费，随时有事可做。不是真有乐趣，但有钱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从来没尝过真正的乐趣。他们从来没有非常想要一样东西，也许别人的老婆例外。跟木匠的老婆想要为客厅换一幅新窗帘相比，他们那种欲望相当苍白。 ”
我一句话也不说，让他主讲。
他说： “我大抵只是消磨时间。时间却过得很慢。打打网球，打打高尔夫，游游泳，骑骑马,看西尔维娅的朋友们努力撑到午餐时间，再开始吃喝消除宿醉，真好玩儿。”
“你去拉斯维加斯的那天晚上，她说她不喜欢酒鬼。 ”
他歪着嘴巴笑。我看惯了他的疤痕脸，但他表情变化的时候半边脸僵硬的感觉更加明显，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会重新意识到。
“她是指没有钱的酒鬼。有了钱他们只是豪饮客而已。他们吐在门厅，自有总管处理。 ”
“你用不着这样刻薄。 ”
他把酒一口喝完站起来，说： ‘‘我得走了，马洛。何况我惹你心烦，上帝知道连自己都觉得厌烦。 ’’
‘‘你没惹我心烦。我是受过训练的听众。我迟早会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当一头被人豢养的狮子狗。 ’’
他用指尖轻轻摸他的疤痕，脸上挂着淡漠的微笑。 ‘‘你应该奇怪她为什么要我陪，而不是我为什么要在那儿，在缎子椅垫上耐心等她来拍我的头。 ’’
‘‘你喜欢缎子椅垫， ’’我一面站起来跟他走，一面说， ‘‘你喜欢睡丝质床单，有铃可按，有总管挂着恭顺的笑容前来听候差遣。 ’’
‘‘可能。我是在盐湖城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
我们跨出门外，走进疲惫的黄昏，他说他想要散散步。但是我们是开我的车来的，而且这一次我动作够快，抢先付了账。我望着他消失。一家店铺橱窗的灯光照着他的白发闪啊闪，片刻之后他就没入薄雾之中。
他喝醉酒、落魄潦倒、又饿又惨自尊心又强的时候，我反而比较喜欢他。真的如此吗？也许我只是喜欢当老大哥。做事的理由很难理解。我这一行有时候该问问题，有时候该让对方慢慢发火终至勃然大怒。每一个好警察都知道这一招。有点儿像下棋或拳击。有些人你必须设法催逼，让他站不稳。有些人你只要出拳，他们自己就会败下阵来。
如果我问他，他会把一生的故事告诉我。可是我连他的脸是怎么毁掉的都没问过。如果我问了，他也告诉我了，说不定能救下两条人命。但也只是说不定。
第四章
我们最后一次到酒吧共饮，是在五月，时间比平常早一些，四点刚过就去了。他显得很疲倦，比以前瘦，但脸上挂着喜滋滋的微笑，打量四周。
“我喜欢酒吧开门准备做生意的时候。那个时间屋里的空气还凉爽干净，样样东西都亮晶晶的，酒保最后一次照镜子，看领带有没有歪，头发梳得平不平。我喜欢吧台后面整洁的酒瓶、发亮迷人的玻璃杯和那份期待。我喜欢看人黄昏时喝第一杯酒，放在干净的垫子上，还在旁边放一张折好的小餐巾。我喜欢慢慢品尝。在安静的酒吧喝晚上第一杯安静的酒——妙极了。”
我跟他有同感。
他说：“酒精就像爱情。第一个吻神奇，第二个吻亲密，第三个吻就变成例行公事了。再下来你会脱姑娘的衣服。”
“有那么糟吗？”我问他。
“那是高层次的刺激，却是不纯的情绪——美学上看来是不纯的。我不是瞧不起性爱。那是必要的东西，不一定丑陋。可是性爱随时需要被驾驭。使性爱刺激迷人是十亿元的大产业，每一分钱都省不得。”
他看看四周，打了个哈欠，说：“我没睡好。这儿很舒服。可是过一会儿酒鬼会挤满这个地方，高声谈笑，该死的女客人会开始招手，挤眉弄眼，叮叮当当摇晃着手镯，施展包装过的魅力，晚一些就会带点儿汗酸味了。”
我说：“放宽心。她们也是人，会流汗，身体也会脏，她们必须上厕所浴室。你指望什么呢——粉红迷雾中盘旋的金色蝴蝶？”他喝干杯里的酒，把杯子倒扣在桌子上，望着一个水滴慢慢在杯缘凝聚，然后滚落下去。
他缓缓地说：“我替她难过。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或许我与她是相见不如怀念吧。有一天她会需要我，我将是她身边唯一不欺诈她的人。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会退出。”
我只是看着。“你很会推销自己嘛。”过了一会儿我说。
“是啊，我知道。我是个弱者，没有胆量没有抱负。我抓到铜戒指，发现不是金的，简直惊呆了。像我这种人一生只有一个伟大的时刻，只在高秋千上做过一次完美的演出。余生就只求尽量不从人行道跌进水沟罢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我拿出烟斗，开始填烟丝。
“她吓坏了。她吓得发呆。”
“怕什么？”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不常交谈了。也许怕她老子吧。哈伦·波特是狠心的杂种，表面像维多利亚时候的权贵，内心却像盖世太保杀人魔王。西尔维娅是荡妇。他知道，他讨厌，他无可奈何，但他等着、望着，如果西尔维娅闹出大丑闻，他就要把她劈成两半，然后埋在相隔一千英里的地方。”
“你是她丈夫啊。”
他举起空杯子，用力放在台面边缘。杯子啪一声摔碎了。酒保瞪着眼睛看，却没说什么。
“就像这样，朋友，就像这样。不错，我是她丈夫。记录上是这么写的。我是那三道白色阶梯、绿色大门和铜门环，你只要敲一长两短，女佣就会让你进入百元妓院。”
我站起来，在桌上放了些钱。我说：“你他妈说得太多了，而且他妈的一直谈自己的事。回头见。”
我走出去，任他坐在那儿目瞪口呆，借酒吧的灯光可以看出他面色白惨惨的。他在我身后喊了一两句话，可是我继续往前走。
十分钟后我就后悔了。可是十分钟后我已经在别的地方了。他没再来办公室。根本就不来了。一次也没来过。我刺痛了他。
我有一个月没看到他。再见他时，是早晨五点钟，天刚亮。门铃响个不停，把我从床上硬吵起来。我拖拖拉拉穿过门厅去开门。他站在那儿，活像一个礼拜没睡觉。他身上穿着一件轻便的大衣，领子向上翻，整个人似乎在发抖。一顶深色毡帽拉下来遮着眼睛。
他手上有一把枪。
第五章
枪不是对着我，只是握在手里。那是中口径【注】的自动手枪，外国造，肯定不是柯尔特或萨维奇。凭他这张惨白疲惫的面孔、脸上的疤痕、翻起的领子、拉低的帽檐和手上的枪，活脱脱就是从警匪片中跳出来的人物。
“你送我到蒂华纳【注】去搭赶十点十五分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除了交通工具，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基于某种理由，我不能从洛杉矶搭火车或公车或飞机。出租车费五百美元合理吧？”
【注】中口径：指口径在7毫米至11毫米之间的枪械。
【注】蒂华纳：位于墨西哥西北部。
我站在门口，没挪开让他进门。“五百美元外加一把枪？”我问。
他茫茫然地低头看手中的枪，然后把它放进口袋。
“这可能是一种保护，”他说，“为了保护你，而不是我。”
“那就进来吧。”我侧身，他精疲力尽地冲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由于屋主不修剪，窗外长满密密的灌木，遮住了窗扉，所以客厅还是很暗。我开了一盏灯，摸出一根烟点上。我低头瞪着他，伸手抓抓乱蓬蓬的头发，脸上照例露出疲倦的笑容。
“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迷人的早晨还睡懒觉？十点十五分，呃？好吧，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到厨房，我来煮些咖啡。”
“我碰上大麻烦了，侦探。”侦探，他第一次这么叫我。可是跟他闯入的方式、他的穿着、手上的枪很相配。
“今天会是很好的日子。和风徐徐。你可以听见对街的老尤加利树彼此窃窃私语，大谈以前在澳洲小袋鼠跳跃树枝间、考拉互相骑在肩上的时光。是的，我大致觉得你遇到了麻烦。等我喝两杯咖啡，我们再谈。我刚起床时总有点儿头昏眼花。我们来跟哈金斯先生和扬先生【注】商量一下。”
【注】哈金斯先生和扬先生：此处指Huggins-Young牌咖啡，该咖啡公司1964年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
“听着，马洛，现在不适合——”
“别怕，老兄。哈金斯先生和扬先生是两个杰出的人。他们制造哈金斯—扬咖啡。花了一辈子的心血，那是他们的骄傲和喜悦。以后我会看到他们得到应得的嘉许。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赚钱而已。他们不会这样就满足的。”
我一面闲扯淡，一面走到后面的厨房。我扭开热水，把咖啡壶由架子上拿下来，沾湿标尺，量了一些咖啡放进顶层。这时候水滚了。我把下半截的量器装满，放在火上，再把上半截套上去转牢。
这时候他已经跟着进来，在门口探了探头，然后穿过早餐区，滑进椅子里。他还在发抖。我由架子上拿起一瓶“老爷爷”【注】，倒了一大杯给他。我知道他需要一大杯。饶是这样，他还是得用双手捧着才能送到嘴边。他大口吞下，砰的一声把杯子放下，然后向后倒在椅背上。
【注】“老爷爷”：美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威士忌。
“差一点儿完蛋。”他呢喃道，“活像一个礼拜没睡似的。昨晚整夜没睡。”
咖啡壶快要滚了。我把火转小，看着水往上升，在玻璃管底部停了一会儿。我把火再开大，让水漫过圆丘，然后又快速把火拧小。我搅动咖啡，把它盖上。定时器定在三分钟。讲究方法的家伙，马洛。天塌下来也不能干扰他煮咖啡。就是一个绝望的汉子手上拿把枪来也不管。
我又倒了一杯酒给他。“就坐在那儿，”我说，“不要讲话。就坐着。”
第二杯他用单手拿着。我匆匆在浴室洗漱一番，回来的时候计时器的铃声正好响起。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桌面的一块草垫上。我为什么要说得这么详细呢？因为紧张的气氛使得每一件小事都像表演，像一个明显又重要的动作。那是极为敏感的一刻，你所有不自觉的动作无论多么熟悉，多么习惯，都成为意志之下彼此分离的举止。你就像一个患了小儿麻痹之后学走路的人。没有一件事是顺理成章的，绝对没有。
咖啡融进水里，空气照例咻咻涌入，咖啡直冒泡，然后就安静下来了。我取下咖啡壶顶层，摆在罩子凹处的滴水板上。
我倒了两杯咖啡，往他杯子里加了一点儿酒。“你的咖啡没放糖，特里。”我这杯加了两块糖和一些奶精。这时候我睡意渐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拿出奶精盒的。
我坐在他对面。他一动也不动，靠在早餐区的角落，全身僵硬，然后毫无征兆地突然趴在桌上哭起来。
我伸手拿出他口袋里的枪，他根本没有察觉。是毛瑟【注】七点六五毫米口径，很漂亮。我闻了闻，把弹匣拉开。弹匣是满的。没有发射过。
【注】毛瑟：德国枪械设计师。近代步枪的奠基人。
他抬头看见咖啡，慢慢喝了一点儿，眼睛没看我。“我没开枪杀人。”他说。
“噢——至少最近没发射过。这把枪早就该擦了。我想你不太可能用它来打人。”
‘我说给你听。 ’’他说。
‘‘等一下。 ’’咖啡很烫，我尽快喝完，又倒满。 ‘‘是这样的， ’’我说， ‘‘你向我报告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的要我送你去蒂华纳，有两件事千万不能告诉我。第一件一一你有没有注意听？’’
他轻轻点点头，一双茫然的眼睛瞪着我头顶后方的墙壁。今天早上他脸上的疤一片青黑，皮肤几近死白，但疤痕照样发亮，很明显。
‘‘第一， ’’我慢慢地说， ‘‘如果你犯了罪或者做了法律上称为犯罪的行为一一我是指严重的罪一一不能告诉我；第二，如果你知道有人犯了这样的罪，也不能告诉我。如果你要我送你去蒂华纳，千万不能说。明白了吗？’’
他望着我的眼睛。目光焦点集中，却毫无生气。他灌下咖啡，脸上没血色，但精神稳定了。
‘‘我刚才说过我遇到困难了。 ’’他说。
‘‘我听到了。我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得赚钱谋生，得保护我的执照。 ’’
‘‘我可能拿着枪逼你呀。 ’’他说。
我咧嘴一笑，把枪推到桌子对面。他低头看着，没有伸手碰它。
“特里，你不可能拿枪押着我到蒂华纳。不可能押过边界，不可能登上飞机。我是一个偶尔会动枪的人。我们把枪抛到脑后。我告诉警察我吓得要命，不得不照你的话去做，我应该装得看上去像一些。当然了，假设我不知道有什么事该向警察报告的话。”
“听好，”他说。“要到中午或者更晚才会有人去敲门。仆人很识相，她晚起的时候不会去打扰她。可是中午左右她的女侍会敲门进去。她不会在屋里。”
我啜饮咖啡，没说什么。
“女侍会发现她没在家睡觉。”他继续说，“于是会想到去另一个地方找。离主屋很远的地方有一栋大客宅，附有独立车库，等等。西尔维娅在那儿过的夜。女侍最后会在那儿找到她。”
我皱眉头。“特里，我问你话要非常小心。她不会是离家过夜吗？”
“她的衣服总是堆得一屋子都是。她从来不把衣物挂好。女侍知道她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袍子，就那样走出去了。所以她只可能去客房。”
“不见得。”我说。
“一定是去客房。该死，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客房里都有什么勾当？用人向来知情。”
“不说这个了。”我说。
他用手指使劲摸没有疤痕的半边脸，留下一道红印子。他慢慢地接下去说：“在客宅里，女侍会发现——”
我厉声说：“西尔维娅醉得一塌糊涂，全身麻痹，样子很狼狈，全身冰凉直到眉尖。”
“噢。”他想了想。想了很长时间。“当然啦。”他补充说道，“可能会是那样。西尔维娅不是酒徒。她喝过头的时候，可不得了。”
我说：“故事就说到此为止。差不多了。让我往下编吧。你大概记得吧，上次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儿粗鲁，自己走掉不理你。你实在让我发狂。事后仔细想想，我看出你只是想自嘲，摆脱大祸将临的感觉。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拿到墨西哥签证需要点儿时间。他们不会随便让人进去。原来你计划出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正奇怪你能忍多久呢。”
“我依稀自觉有义务待在她身边，觉得她需要我大概不只是当个幌子，免得她老子查东查西的。对了，我半夜打过电话给你。”
“我睡得很熟。我没听见。”
“然后我到一家土耳其浴场，待了两个钟头，做了蒸汽浴、全身浸浴、喷雾淋浴、按摩，还打了两通电话。我把车子留在拉布里亚和喷泉街口。我从那儿走过来的。没人看见我转进你这条街。”
“那两通电话跟我有没有关系？”
“一通打给哈伦·波特。老头子昨天飞到帕萨迪纳，有事情。他没回家。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但他最后终于跟我说话了。我跟他说抱歉，我要走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斜睨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摩挲着纱窗的金钟花矮树。
“他听后感觉如何？”
“他很难过。他祝我好运。还问我需不需要钱。”特里粗声笑起来。“钱。他的字典中最先出现的就是钱字。我说我有很多钱。接着我打给西尔维娅的姐姐。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想问一件事。”我说，“你可曾发现她和男人在那栋客宅里？”
他摇摇头。“我没试过。要查不会太难。从来就不难。”
“你的咖啡凉了。”
“我不想再喝了。”
“很多男人，嗯？但你还回头又娶她一次。我明白她是大美人，不过还是——”
“我跟你说过我一无是处。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要离开她？事后为什么每次看到她就醉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宁愿跌进阴沟也不向她要钱？她结过五次婚，不包括我。只要她勾勾指头，任何一个前夫都会回到她的身边。不只是为百万钞票。”
“她是大美人。”我说，然后看看手表。“为什么一定要十点十五分在蒂华纳登机？”
“那班飞机随时有空位。从洛杉矶出发的旅客可以搭‘康妮’【注】，七个钟头就到墨西哥市，谁要搭DC-5翻山越岭？而且‘康妮’不在我要去的地方停。”
我站起来，身子贴着水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你别打岔。今天早上你来找我，情绪很激动，要我送你到蒂华纳去赶一班上午的飞机。你口袋里有一把枪，但我未必看得出来。你告诉我你尽量忍，但是昨天晚上你终于大发脾气。你发现你妻子醉得半死，有个男人在她身边。你出来，到一家土耳其浴场去打发时间，直到早上，你打电话给你老婆的两个最亲的家人，告诉他们你正在做什么。你去什么地方不关我的事。你有必要的文件可以进入墨西哥，你怎么进去的也不关我的事。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多考虑，就照你的要求行事了。你是情绪化的家伙，战时受过重伤。我想我应该去领你的车，找一家车库存放。”
【注】康妮：是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星座飞机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
他伸手到衣服内，掏出一个皮制钥匙套推到桌子对面来。
“听来合不合理？”他问。
“那要看谁在听啦。我还没说完。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从岳父那儿拿到的一点钱，你没带什么。她给你的每一样东西你都留下了，包括你停在拉布里亚和喷泉街口的那辆漂亮汽车。你要尽可能走得干干净净，日子还要过下去嘛。好吧。我信了。现在我刮胡子，换件衣服。”
“你为什么要帮这个忙呢，马洛？”
“我刮胡子的时候，你去弄杯酒喝。”
我走出去，留下他蜷背坐在早餐区的角落里。他还戴着帽子，穿着轻便大衣，可是显得活泼多了。
我进浴室刮胡子，回卧室打领带的时候，他走过来站在门口。他说：“我洗了杯子以防万一。不过我一直在想，也许你最好打电话报警。”
“你自己打给他们。我跟他们没话说。”
“你要我打？”
我猛转身，狠狠瞪了他一眼。“他妈的！”我几乎是对他狂吼，“看在基督耶稣的分上，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抱歉。”
“你确实抱歉。你们这种人永远在抱歉，却永远后悔莫及。”
他转身顺着门廊走到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好房屋后半部。等我走到客厅，他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脸上毫无血色，整个身体累得松松垮垮的。他看来真可怜。我碰碰他的肩膀，他慢慢醒来，仿佛从他置身的地方到我置身的地方隔着好长一段路。
等他注意到我，我忙说：“带个行李箱如何？那个白色的猪皮箱子还在我衣橱的顶架上。”
他兴味索然地说：“那是空的，而且太醒目了。”
“不带行李箱更醒目。”
我走回卧室，站在衣橱内的阶梯上，把白色猪皮箱子由顶架上拉下来。方形的天花板活门正在我头顶，我把它往上推开，手尽可能伸进去，将他的皮制钥匙丢进某一根灰蒙蒙的小梁柱后面。
我拿着手提箱爬下来，拍掉上面的灰，在里面塞了一些东西：一件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两条廉价毛巾和洗脸巾、一包棉手帕、一条十五美分的刮胡膏，连同整包购买的刮胡刀。没有一件是用过的，没有一件有记号，没有一件引人注目，当然若是他自己的东西会更好。我又放了一瓶八分之一加仑、仍裹着包装纸的波本威士忌。我锁好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拿到前面。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把手提箱直接拿到车库，放进敞篷车的前座后面。我把车子开出来，锁好车库，爬台阶回屋里叫醒他。该锁的门窗统统锁好，我们就出发了。
我开得很快，但没快到被开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话，也没停下来吃东西。没有那么多时间。
边境的人没跟我们说什么。到了蒂华纳机场所在的那个多风的台地，我把车子停在机场办公室附近，坐着等特里买票。DC-3的螺旋桨已经慢慢转动热机。一位穿灰色制服、体形高大、恍若梦中情人的飞行员正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位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带着枪套。他身边有个穿长裤的姑娘、一位个子小小的中年男人，以及一个高得把男伴衬得更弱小的白发妇人。还有三四个一望而知是墨西哥人的人站在附近。看来飞机搭载的就是这些人了。登机扶梯已架在机舱门口，但似乎没有人急着上飞机，这时候一位墨西哥空服人员走下扶梯，站着等候。好像没有扩音设备。墨西哥人登上飞机，可是飞行员还在跟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有一辆大帕卡德【注】车停在我旁边。我伸出头去，看了一眼那辆车的牌照。也许哪一天我会学乖不管闲事。我把头伸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个高个儿女人往我这边瞧。
【注】帕卡德：帕卡德汽车是20世纪中叶最流行的豪华型汽车之一。
这时特里穿过灰蒙蒙的石子地走过来。
“都办好了。”他说，“我就此道别了。”
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手。现在他气色不错，只是疲乏，疲乏到极点。
我由奥兹莫尔比车里拿出猪皮手提箱，放在石子地上。他气冲冲地瞪着它。
“告诉你我不要。”他不耐烦地说。
“特里，里面有八分之一加仑好酒呢。还有睡衣之类的。都查不出是谁的。如果你不要，就寄放在什么地方。扔掉也可以。”
“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
他突然微微一笑，拎起手提箱，用空着的一只手捏捏我的手臂。“好吧，朋友，听你的。记住，如果事情变得棘手了，你可以全权决定怎么做。你不欠我什么。我们一起喝过酒，渐渐熟起来，我谈自己谈得太多了。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大钞。别生我的气。”
“我宁愿你没留。”
“我的钱连一半都用不完。”
“祝你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正在爬扶梯登机。一位面孔宽宽黑黑的矮胖男子由办公大楼的门口走出来，挥手指指点点。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儿。”
他强打起精神，全身变得很僵硬，慢慢转过身，回头望。
他静静地说：“抱歉。这一点儿你错了。我要慢慢地上飞机。你有充分的时间阻止我。”
他走过去。我望着他。办公室的家伙正在等，但是不太急。墨西哥人很少失去耐性。他伸手拍拍猪皮手提箱，对特里咧嘴一笑，然后侧让一边，让特里穿过门口。过了一会儿特里由海关那一边的门口出来。他非常缓慢地走过石子地，走到扶梯前，停在那儿，朝我这边看。他没打信号或挥手。我也没有。接着他上了飞机，扶梯就收走了。
我上了奥兹莫尔比车，启动，倒退，掉头，驶过停车场。高个子女人和矮个子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伸出一条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滑行到停机坪末端，扬起大量尘土。机身在那一端转弯，马达加速转动，吼声如雷，飞机开始慢慢加速。
后面尘烟漫天，然后飞机升空了。我望着它慢慢飞进刮着台风的空中，消失在东南方的蔚蓝天空里。
然后我离开那儿。边境大门处没有人看我一眼，仿佛我的面孔平凡得像钟表的时针。
第六章
从蒂华纳开车回来，觉得路太长，而且是全州少有的无聊路段。蒂华纳没什么，那边的人只要钱。小男孩儿羞答答地走到你的汽车边，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你说：“老爷，一毛钱，拜托。”接下来就会向你推销他的姐姐或妹妹。蒂华纳州不等于墨西哥。没有一个边境城市只是边境城市而已，正如没有一处水滨只是水滨。圣地亚哥？世界少有的美丽港口，除了海军和几艘渔船什么都没有。晚上却是仙境。巨浪柔得像唱圣歌的老太太。可是马洛必须回家数汤匙。
北行的道路像水手歌一般单调。穿过城镇，下山坡，顺着海滩走，再穿过城镇，下山坡，顺着海滩走。
我回到家已是两点钟，他们坐在深色轿车里等我，车上没有警察标识，没有红灯，只有两条天线——天线不只警车有。我爬阶梯爬到一半，他们下车对我大吼，两个人照例穿着平常的制服，动作照例懒散，仿佛全世界都压低了嗓门静静等着他们吩咐。
“你叫马洛？我们要跟你谈谈。”
他向我亮了一下警徽。没看清是什么，若以为他是防疫人员也不为过。他是灰金发色的白人，看来很讨厌。另一位搭档个子高高的，俊美整洁，有一种考究的猥鄙相，像是受过教育的暴徒。他们的眼神充满守候、耐心和警觉、冷淡和不屑，警察才会有那种眼神。从警察学校毕业游行时就有了。
“我是格林警官，中央凶杀组的。这位是戴顿警探。”
我走上去，把门打开。你不会跟大都市的警察握手。那样太亲密了。
他们坐在客厅。我打开窗户。轻风徐来。说话的是格林。
“有个叫特里·伦诺克斯的人，你认识他吧，嗯？”
“我们偶尔会喝上一杯。他住在恩西诺，娶了有钱人。我没到过他住的地方。”
“偶尔？”格林说，“那是指多久一次？”
“那是含糊的说法。就是偶尔嘛。可能一星期一次，也可能两个月一次。”
“见过他妻子？”
“匆匆见过一次，在他们结婚以前。”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我由侧几上拿起一根烟斗，填上烟丝。格林身子向我这边倾。高个儿坐在后面，手拿圆珠笔和一本红边便条簿，等着记录。
“现在该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而你说‘由我们发问’了。”
“你只管回答。”
我点烟。烟草太湿。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点燃，用掉三根火柴。
“我有时间，”格林说，“不过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在附近等你。先生，赶快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们不是闲着没事来培养食欲的。”
“我只是在思考，”我说，“我们以前常去维克托酒吧，不常到绿灯笼和野猫与熊，就是落日区尽头那家想装出英国客栈风味的——”
“别拖时间。”
“谁死了？”我问道。
戴顿警探开腔了，他的语气严厉、成熟，一副“别跟我耍花招”的派头。“马洛，只管回话。我们是在做例行调查。你不用知道太多。”
也许我又累又气吧。也许我有点儿愧疚。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就可以讨厌他，只要隔着自助餐厅看他一眼，就恨不得踹他的大牙一脚。
“得了，小伙子。”我说，“把那一套留到少年署去用，连他们都会觉得可笑。”
格林咯咯笑了起来。戴顿脸上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但他好像突然老了一倍，猥鄙了两倍，鼻孔吐出的气轻轻作响。
格林说：“他已通过律师考试。你不能跟戴顿胡扯。”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书架前，取下加州刑法的装订本，递给戴顿。
“麻烦你找出我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条款给我看好吗？”
他静止不动。他想狠狠打我，我们俩都知道，但他在等时机。可见他不敢确定自己如果行为不检格林会不会支持他。
他说：“每个公民都必须跟警察合作。多方合作，甚至以实际的行动配合，尤其要回答警察认为有必要问的、不含歧视的问题。”他说这话的口气严厉、机警又流畅。
“会有那样的结果，”我说，“大部分是靠直接或间接的威吓达到的。法律上没有这种义务存在。谁也不必告诉警察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噢，闭嘴。”格林不耐烦地说，“你在找退路，你自己也不知道。坐下。伦诺克斯的妻子被杀了。在恩西诺他们家的一栋客宅里。伦诺克斯逃了，反正是找不到人。所以说我们正在找凶杀案的嫌犯。你满意了吧？”
我把书扔进一张椅子，回到格林那张茶几对面的沙发上。“为什么来找我？”我问，“我从来没走进那栋房子。我告诉过你了。”
格林轻拍着大腿，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静静地对我咧着嘴笑。戴顿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眼神活像要吃掉我。
“因为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你的电话号码写在他房间的一本便条簿上。”格林说，“那是带日期的便条，昨天的已经撕掉，但今天那页看得出印痕。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我们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什么时候去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查，当然。”
“为什么在客宅里呢？”我问，没指望他回答，他竟答了。
他有点儿脸红，说：“她好像常常去那边。晚上。有客人。屋内有灯，用人隔着树影看得见。车子来了又走了，有时候很晚，非常非常晚。够了吧，嗯？不要骗自己。伦诺克斯是我们要抓的人。他在凌晨一点左右过去。总管刚好看见了。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一个人回来。然后什么事都没有，灯还亮着。今天早上遍寻不着伦诺克斯。总管走到客宅。小姐像美人鱼一样全身光溜溜躺在床上，告诉你，他认不出她的脸。她连脸都没有了。被人用一尊猴子雕像砸得血肉模糊。”
“特里·伦诺克斯不会干那种事。”我说，“没错，她背叛了他。都是陈年旧事了。他一向如此。他们离婚又再结合。我猜他不太愉快，但他怎么会到现在才为这种事发狂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格林耐心地说，“这种事随时都在发生。男人和女人都有。一个人忍耐忍耐忍耐，有一天忽然忍不下去了。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才突然发狂。反正他确实发狂了，而且有人翘了辫子。于是我们就有事做啦。于是我们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别再胡扯了，否则我们把你抓进去。”
“他不会告诉你的，警官。”戴顿酸溜溜地说，“他读过那本法律书。念过法律书的人都差不多，以为法律就在书里面。”
“你做笔录，”格林说，“暂时别用脑筋。假如你真行，我们会让你在警察吸烟室唱《慈母颂》【注】。”
【注】《慈母颂》：改编自爱尔兰同名诗歌。
“去你的，警官，但愿我这句话没冒犯你的官阶。”
“你跟他打一架。”我对格林说，“他跌倒我会扶住他。”
戴顿小心翼翼地放下便条簿和圆珠笔。他双眼发亮站起身，走过来站在我前面。
“站起来，机灵小子。我上过大学，并不表示我会容忍你这种小崽子胡说八道。”
我站起身来，还没站稳，他就出手打我。他给我一记漂亮的左钩拳，没打中。铃声响了，可不是吃饭的铃声。我用力坐下，摇摇头。戴顿还在那儿。现在他笑眯眯的。
“我们再试一次。”他说，“刚才那回你还没准备好。不算真正就绪。”
我看看格林。他正俯视大拇指，好像在研究指甲上的肉刺。我不动也不说话，等他抬头。我若再站起来，戴顿会再打我。其实他不管怎么样都会再出手。但我若再站起身而他打了我，我会要他好看，刚才那一拳证明他是拳击手。他打在恰当的位置，但要打倒我需要好多好多拳。
格林似乎心不在焉地说：“老弟，干得好。你这么做，他求之不得。”
然后他抬头和和气气地说：“马洛，再问一次好做笔录。上回你见到特里·伦诺克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见的、谈了些什么，刚才你从什么地方来，说——还是不说？”
戴顿轻轻松松地站着，重心很稳。他眼中有柔和甜蜜的光辉。
“另外一个家伙呢？”我不理他，开口问道。
“什么另外一个家伙？”
“客房的床上。没穿衣服。你该不是说她到那边唱独角戏吧。”
“那个以后再说——等我们抓到她的丈夫以后。”
“好。等你有了替罪羊，抓他也不太麻烦的话。”
“你不说，我们会把你关进去的，马洛。”
“当做重要证人？”
“狗屁重要证人。当做嫌疑犯，有凶杀案从犯的嫌疑。帮助嫌犯逃走。我猜你把那家伙带到某一个地方去了。目前我只需要猜测。最近头儿很凶。他懂法律，但他有点心儿不在焉。这可能是你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要你说出来。越难得到答案，我们越确定有必要。”
“对他来说全是废话。”戴顿说，“他懂法律。”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废话，”格林冷静地说，“可是挺管用。来吧，马洛，我正吹哨子叫你呢。”
“好吧，”我说，“吹呀。特里·伦诺克斯是我的朋友。我在他身上投入了相当的感情，不会因为警察吆喝几句就破坏掉。你有案子要告他，也许比你们说给我听的更明确。有动机、机会，加上他开溜的事实。动机是陈年旧事，早就淡化了，几乎是交易中的一部分。我不欣赏那种交易，但他就是那种人——有点儿软弱，非常温和。如果他知道她死了，自然知道你们一定会抓他，其他的毫无意义。如果举行审讯，他们要是传讯我，我会不得不回答这些问题。我用不着回答你们的问话。格林，我看得出你是好人。我也看得出你的搭档是一个他妈的有权力情绪、爱亮警徽的家伙。你如果希望我落入真正的困境，叫他再打我呀。我他妈的会把他那玩意儿打断。”
格林站起来，伤心地望着我。戴顿没有动，他是出一次手的凶汉。他必须休息一下，抚一抚背脊。
“我打个电话。”格林说，“但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你是只小病鸡，马洛。一只病得很重的小病鸡。滚开，别碍手碍脚。”最后一句话是对戴顿说的。戴顿转身走回去，拿起便条簿。
格林走到电话边，轻轻拿起来。为了这一趟冗长不讨好的苦差事，他的脸都起皱了。跟警察打交道的麻烦就在这里。你已打定主意要恨他们，却遇到一个对你讲人情味的，叫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组长吩咐把我逮进去，别跟我讲客气。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没搜查我家，看来是他们疏忽了。也许他们觉得我经验老到，一定不会在家里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一点他们错了。如果他们搜查，就会发现特里·伦诺克斯的汽车钥匙。等车子找到了——迟些会找到——他们把钥匙和汽车一核对，就知道他曾经跟我在一起。
结果证明这实在没有任何意义。警方永远找不到那辆车了。车子在半夜被偷走，可能被开到埃尔帕所，配上新钥匙和伪造的文件，最后在墨西哥城卖掉了。手续只是例行公事。钱大抵变成海洛因流回来。照流氓黑道的看法，这也是睦邻政策的一部分。
第七章
那一年的凶杀组头头是一位姓格里戈里厄斯的组长，属于日渐稀少却还没有绝种的警察类型，爱用强光、疲劳审讯、踢人腰子、用膝盖顶人鼠蹊、出拳打太阳穴、用警棍打人尾椎等手法办案。六个月后他因伪证罪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没审问就遭解雇，后来在怀俄明州的自家牧场被一匹大雄马踩死。
目前我是他案板上的肉。他坐在书桌后面，外套已脱了下来，衬衫袖子几乎卷到了肩膀；脑袋秃得像砖块，腰部粗圆，跟所有肌肉结实的中年人差不多；眼珠子呈鱼肚灰色，大鼻子微血管破裂，密布如蛛网。他正在喝咖啡，喝得很大声。粗壮的手背长满汗毛，灰白的毛簇从耳朵里伸出来。他正在抚弄桌上的一样东西，眼睛看着格林。
格林说：“我们问了半天，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是因为那个电话号码才去调查他的。他开车出去，不肯说去哪儿了。他跟伦诺克斯很熟，却不肯说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自以为是硬汉，”格里戈里厄斯冷冷地说，“我们可以改变他的观点。”听他的语气，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也许是真不在乎呢。没有人对他狠过。“问题是地方检察官从这个案子嗅出不少风头。不能怪他，看女方的老子是谁嘛。我想我们最好替他挖挖这家伙的鼻孔。”
他瞥了我一眼，当我是一只烟蒂或一张空椅子，只是他视线内的某一样东西，不必当回事。
戴顿恭恭敬敬地说：“看来他整个态度就是要造成不必开口的场面。他引述法律给我们听，刺激我出手揍他。这方面我行为失当，组长。”
格里戈里厄斯郁郁地看了他一眼，说：“如果这个流氓能让你失控，那你一定很容易激动。谁打开手铐的？”
格林承认是他。“铐回去，”格里戈里厄斯说，“铐紧。给他点儿刺激提提神。”
格林把手铐重新套上。“铐在背后。”格里戈里厄斯吼道。格林把我的手铐在背后。我坐的是一张硬椅子。
“紧一点儿，”格里戈里厄斯说，“让他痛得受不了。”
格林把手铐扣紧。我两手开始发麻。
格里戈里厄斯终于正眼看我了。“现在你可以说话了。快说。”
我没搭腔。他身子向后靠，咧嘴笑起来。一只手慢慢伸出来抓咖啡杯，握着。他微微向前倾。杯子疾飞过来，我向旁边斜出椅子外，逃过一劫，肩膀重重着地。我翻个身，慢慢站起来。现在我双手麻得厉害，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手铐以上的胳膊开始疼。
格林扶我坐回椅子上。咖啡淋湿了椅背和座位的一角，但大部分流到地板上。
“他不喜欢咖啡。”格里戈里厄斯说，“他手脚利落，动作快。反射良好。”
没有人说话。格里戈里厄斯用一双鱼眼浑身上下打量着我。
“先生，在这儿侦探执照抵不上一张电话卡。现在我们问你口供，先来口头的。我们待会儿再记下来。要说得很完整。譬如说，完整供述你从昨晚十点到现在的行动。我是指完整的。组里正在调查一宗谋杀案，主要嫌犯失踪了。你跟他有联络。那家伙抓住老婆偷腥，把她的头打成一团生肉、骨头加血淋淋的头发。用我们熟悉的铜雕像。虽然是赝品，却挺管用的。你以为随便什么混蛋私人侦探都能引述法律条文给我听，先生，你有苦头吃了。这个国家没有一支警力可以不靠法律办案。你有情报，我要得到。你可以说没有，我可以不相信。但你甚至都不说没有。朋友，你骗不了我。这些事情说破了不值六分钱。开始吧。”
“你肯不肯把手铐打开，组长？”我问，“我是说如果我自白的话。”
“也许。长话短说。”
“如果我跟你说最近二十四小时我没见到伦诺克斯，没跟他说过话，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组长，这样你会满意吗？”
“也许——假如我相信的话。”
“假如我跟你说我见过他，还说出了时间地点，但不知道他杀了人，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桩凶杀案发生，更不知道他此时在哪里，你根本不会满意的，对不对？”
“说得详细一点儿我也许会听。例如何地、何时、他外表看来如何、谈了些什么、他要去什么地方。也许可以构成一篇报告之类的。”
“你这么一处理，”我说，“也许就把我变成从犯了。”
他的下巴肌肉鼓鼓的，双眼像污浊的冰，说：“所以呢？”
“我不知道。”我说，“我需要法律顾问。我会合作。我们请地方检察官派个人来如何？”
他短促而沙哑地笑了一声，很快就停了。他慢慢站起来，绕过书桌，低头靠近我，一只大手放在木头桌面上，脸上露出笑容。然后，表情一点儿变化都没有，他忽然用硬如铁块的拳头用力打我的脖子侧面。
出拳距离最远不超过八到十英寸，但差一点儿把我的脑袋劈下来。胆汁渗入我的嘴巴。我尝得出里面混杂有血腥味。我什么都听不见，只觉得脑瓜轰轰作响。他仍然笑眯眯地低头对着我，左手按着书桌。他的声音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
“我以前很凶，可是现在渐渐老了。你狠狠地挨了一下子，先生，我就只出手这么一次。我们市立监狱有几个小伙子真该在屠宰场工作。也许我们不应该雇他们，因为他们出拳不像这儿的戴顿警探那么斯文、干净，像粉扑一样软绵绵的。他们也不像格林有四个孩子和一个玫瑰花园。他们活着另有娱乐。各种人才都需要，而且劳工短缺嘛。你还有什么好玩的小主意要说吗？烦请你说出来。”
“戴着手铐不说，组长。”连说这么一句话都疼得要命。
他倾身更靠近我，我闻到他身上的汗臭和口臭。接着他站直起来，绕过书桌走回去，结实的屁股一下落在椅子上。他拿起一把三角尺，大拇指顺着一边滑动，活像那是一把刀。他看看格林。
“你还在等什么，警官？”
“等你下令。”格林咬牙说出这句话，似乎讨厌听自己的声音。
“你一定要人吩咐吗？依照记录，你是经验丰富的警官。我要这个人过去二十四小时活动的仔细供述。可能要查更长的时间，不过先查二十四小时。我要知道他每一分钟做什么。我要这份供述签上名、找到证人、查证过。两个钟头后就要。然后我要他干干净净、没有伤痕地回到这个地方。还有一点，警官。”
他停下半晌，狠狠瞪着格林，那种目光连新烤好的马铃薯都会为之冻结。
“下次我问嫌犯几个文明的问题时，希望你别活像我扯下了他的耳朵似的站在那儿。”
“是的，长官。”格林转向我。“我们走吧。”他粗声粗气地说。
格里戈里厄斯向我露露牙，他的牙齿需要刷，非常需要。“我们来念退场台词，朋友。”
“好的，长官。”我客客气气地说，“你也许不是有意的，但你帮了我一个忙。还有戴顿警探也帮了忙。你们替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没有人喜欢出卖朋友，但我连仇人都不肯出卖到你们手上。你不但是人猿，你还机能不全。你不会进行简单的调查。我站在直立的刀尖上，你们随便往哪一边摆弄我都行。可是你们却在我无力抵抗或闪躲的情况下虐待我，把咖啡泼在我脸上，还出拳打我。从现在开始，叫我看你墙上的钟告诉你几点钟，我都不说。”
不知道基于什么奇怪的理由，他居然一动也不动，静静坐着让我说。然后他笑一笑，说：“朋友，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恨警察的人。侦探，如此而已，只是一个小小的恨警察的人。”
“组长，有些地方的警察不遭人憎恨。可是在那种地方你当不上警察。”
这话他也忍下了，我猜他有本钱忍受。他可能听过很多次更难听的话。这时候他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看一眼，做了个手势。戴顿机灵地绕过桌子，拿起听筒。
“格里戈里厄斯组长办公室。我是戴顿警探。”
他听电话，微微蹙额，两道英俊的眉毛锁在一起。他柔声说：“请等一下，长官。”
他把电话交给格里戈里厄斯，说：“长官，奥尔布莱特局长。”
格里戈里厄斯怒目而视。“噢？那个讨厌的杂种有什么事？”他接过听筒，拿着一会儿，表情渐渐柔和起来。“局长，我是格里戈里厄斯。”
他听着。“是的。局长，他在我办公室。我正问他几个问题。不合作。一点儿都不合作——怎么又这样？”他脸上突然露出了凶相，黑黝黝皱成一团。血色使他额头发黑，但他的语调一点儿都没变。“局长，如果是直接的命令，应该通过警探组长——当然，我会去办，直到获得证实。当然——他妈的，不。没有人动他一根汗毛——是的，长官，马上办。”
他把电话放回去，我觉得他的手有点儿发抖。他一双眼睛向上移，横扫过我的面孔，然后转向格林，说：“把手铐打开。”他语调平板。
格林打开手铐，我互揉两手，等着血液流通痛如针扎。
“把他送进县监狱。”格里戈里厄斯慢慢地说，“谋杀嫌疑。地方检察官已经从我们手上把案子抢过去了。我们这边有一套迷人的制度。”
没有人动。格林在我旁边用力喘气。格里戈里厄斯抬头看戴顿。
“你在等什么？娘娘腔？等冰淇淋甜筒啊？”
戴顿几乎愣住了。“头儿，你没对我下令啊。”
“他妈的，叫我‘长官’！我是警官以上人员的头儿。不是你的头儿，小子。不是你的头儿。出去。”
“是的，长官。”戴顿连忙走到门口，踏出门外。格里戈里厄斯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房间站着。
“走吧，我们走。”格林在我耳边咕哝道。
“趁我没把他的脸踢烂，快带他走。”格里戈里厄斯对着窗户说。
格林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我也走过去。格里戈里厄斯突然大吼一声：“停！关上门！”
“过来，你！”格里戈里厄斯对我吼道。
我没动。我站着看他。格林也没动。一阵阴森森的静默。接着格里戈里厄斯慢慢从房间那头走过来，跟我面对面站着。他一双硬硬的大手放进口袋，脚跟着地，身子晃啊晃的。
“没碰他一根汗毛。”他压低了嗓门，活像自言自语。目光拒人于千里之外，毫无表情，嘴巴痉挛着。
然后他对着我的脸吐口水。
他后退一步。“就这样了，谢谢你。”
他转身走回窗口。格林再度开门。
我跨出门外，伸手掏手帕。
第八章
重犯牢房区三号房有两个床位，像卧铺车上那种，可是没住满，三号房只有我一个人。重犯牢房的待遇甚佳，有两条不算脏也不算干净的毛毯，金属网上铺了两英寸厚的床垫。室内有抽水马桶、洗面台、卫生纸和含砂的灰色肥皂。牢房区很干净，没有消毒水的气味。模范囚犯负责打扫。监狱里不愁没有模范囚犯。
狱官们从头到脚打量你，眼神里充满智慧。除非你是酒鬼、精神病患者或者举止像精神病患者，你可以保留火柴和香烟。开庭之前，犯人穿自己的衣服。开庭后改穿监狱的厚棉布衣，没有领带，没有鞋带。你坐在卧铺上等。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醉汉就没这么舒服了。没有床，没有椅子，没有毛毯，什么都没有。你躺在水泥地板上，你坐在马桶上，对着自己的大腿呕吐。悲惨莫过于此。我见识到了。
虽然是大白天，天花板却亮着灯。在牢房区的钢门内有一个钢条筐子罩着门上的窥视孔。电灯由门外控制，九点熄灯。没有人进来或者通知一声。你也许看报纸杂志看到句子的一半，没有咔嚓声或任何预警——突然一片漆黑。夏日破晓前，你没事可做，能睡就睡，有烟抽就抽，如有什么事可想又没有发呆难熬，就思考吧。
人在监狱里是没有人格的。他是个要处置的小问题，报告上的几个条目。没有人在乎谁爱他或恨他、他长得什么样子、他的人生如何过的。除非他闹事，否则谁也不会理他。没有人欺负他。狱方只要求他静静地走到正确的牢房，静静地待在那里。没什么可抗争的，没什么可生气的。狱卒是没有憎恶也没有虐待狂倾向的文静男子。你在刊物上看到犯人大吼大叫、敲打铁条、随身偷运汤匙、卫兵带着棍子冲进来之类的报道——都是指感化院。一所好监狱就是世界上少有的安静的地方。晚上你走过普通牢房区，隔着铁条会看到里面有一团棕色毛毯、一头发丝或者一双茫然的眼睛。你也许会听见打鼾声。偶尔你会听见有人做噩梦。监狱的生活是悬而未决的，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在另一间牢房你也许会看见一个睡不着甚至不想睡的人，坐在床铺边缘什么都不做，看着你或者不看你。你看着他。他一句话也不说，你一句话也不说。没什么好交谈的。
牢房区的角落也许另有一道钢门通往小展示间，小展示间有一面墙是漆成黑色的铁丝网。墙上有身高标尺，头顶有聚光灯。早上守夜队长下班前，你照例要进去。你顶着身高标尺站立，灯光照着你。铁丝网后面没有灯光，可是有很多人，包括警察、侦探、被抢劫被攻击被骗或者被持枪歹徒踢出车外、被诈走一生积蓄的公民。你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只听见守夜队长的声音。你嘹亮又清晰地回答。他试探你的能力，把你当做一只表演的狗。他疲劳、愤世嫉俗又能干。他是古今历久不衰的一出大戏的舞台经理，但他自己对那出戏已没有兴趣了。
“好吧，你，站直。肚子缩进去。下巴缩进去。肩膀往后。头摆平。笔直看前面。左转。右转。再向前，手伸出来。手掌向上。手掌向下。袖子卷起来。没有明显的疤痕。头发深棕色，有点白发。眼珠子棕色。高六英尺半英寸。重约一百九十磅。名叫菲利普·马洛。职业是私人侦探。好，好，幸会，马洛。就这样了。下一个。”
多谢，队长。多谢你花时间。你忘记叫我张开嘴巴。我有几个镶得不错的牙，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烤瓷冠。是价值八十七块钱的烤瓷冠呢。队长，你忘了看我的鼻孔。里面有很多疤痕组织。我动过鼻间隔手术，那家伙真是屠夫！当时花了两小时，听说现在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队长，我打过橄榄球，企图挡住落下的一球，结果稍微失算，因而受伤。我挡住那家伙的脚——在他踢球之后。罚十五码球，手术第二天他们从我鼻子中拉出硬硬的染血绷带，一次拉出一英寸，绷带就差不多有十五码长。我不是吹牛，队长。我只是告诉你。小事情才重要。
第三天一位狱官清早来开我的牢门。
“你的律师来了。把烟蒂按熄——别按在地板上。”
我把烟蒂扔进马桶冲掉。他带着我到会议室。一位高大苍白的黑发男子站在那儿眺望窗外。桌上有一个肥胖的棕色公事包。他转过身，等门关上。然后他在宛如从诺亚方舟拿出来的疤痕累累的橡木桌那一头，靠近公事包坐下。桌子真旧，恐怕连诺亚方舟都是转手买来的。律师打开一个银色烟盒子，放在他的前面，上下打量我。
“坐下，马洛。想抽根烟吗？我叫恩迪科特，休厄尔·恩迪科特。我受命当你的律师，费用不用你出。我猜你很想出去吧？”
我坐下来，拿了一根烟。他用打火机替我点上。
“恩迪科特先生，很高兴再见到你。我们以前见过面——你当地方检察官的时候。”
他点点头。“我不记得了，不过很有可能。”他微微一笑，说，“那个职位不算是我的本行。我想我不够凶。”
“谁派你来的？”
“我不能说。你如果接受我当你的律师，费用有人付。”
“我猜这表示他们抓到他了。”
他只是盯着我。我吐烟圈。是那种带滤嘴的香烟，味道像厚棉滤过的浓雾。
“如果你是指伦诺克斯，”他说，“当然你是指他——不，他们并没抓到他。”
“恩迪科特先生，谁派你来的，何必故作神秘？”
“委托人喜欢不具名。我的委托人有些特权。你接受我吗？”
“我不知道。”我说，“他们要是没有抓到特里，为什么要抓我呢？没有人问过我一句话，没有人接近过我。”
他皱着眉头俯视自己又长又白的纤细指头。“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亲自负责办案。他可能太忙，还没时间问你话。可是你有权接受庭审和聆讯。我可以根据人身保护令程序保释你。你可能知道法律的规定。”
“我被控涉嫌谋杀。”
他不耐烦地耸耸肩，说：“那只是广义的说法。你本来应该被转押到匹兹堡，或者被控以十几项罪名的任何一项。他们指的是事后从犯吧。你把伦诺克斯送到某一个地方去了，对不对？”
我没搭腔。我把无味的香烟扔到地板上，用脚去踩。恩迪科特又耸肩皱眉。
“只是为了讨论起见，让我们先假设当时这么做了。如果他们把你列为从犯，就必须证明你有这个意图。在这个案子中是指你知道有罪行发生，而伦诺克斯是逃犯。任何情况下这个罪名都可以交保。当然啦，你其实只是重要证人。本州除非法庭下令，不能以重要证人的名义把人关进监牢。只有法官有权宣布某个人算不算重要证人。但是执法人员总有办法为所欲为。”
我说：“是的。一个姓戴顿的警探打了我。一位姓格里戈里厄斯的凶杀组长向我泼咖啡，用力打我的脖子，差一点儿把动脉打裂——你看现在还是肿的。警察局长奥尔布莱特打来一通电话，害得他不能把我交给一队毁灭小组，他就对着我的脸吐口水。你说得不错，恩迪科特先生。执法人员随时可以为所欲为。”
他特意看看手表，说：“你要保释出狱还是不要？”
“多谢。我看不必了。保释出狱的人在大众心目中已经等于一半有罪了。如果他后来能开脱，只能说是律师精明。”
“那太傻了。”他不耐烦地说。
“好吧，就算傻吧。我很傻。否则我不会在这儿。你如果跟伦诺克斯联络上了，叫他别为我担心。我不是为他进来的，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怨言。这是交易的一部分。我干的是人家出麻烦就来找我的行业。大麻烦，小麻烦，反正人家不愿交给警察就找我们。如果一个带着警察盾牌的职业拳手就能把我弄得心慌意乱、勇气全失，那以后顾客还会上门吗？”
“我懂你的意思。”他慢慢地说，“不过有一件事我要纠正你。我跟伦诺克斯没有联络。我几乎不认识他。跟所有的律师一样，我是法庭官员。如果我知道伦诺克斯在什么地方，我不能对地方检察官隐瞒这个情报。我至多只能同意跟他谈谈后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把他交给当局。”
“除了他没有人会费心派你到这儿来帮我。”
“你指控我是骗子？”他伸手把香烟蒂在桌子底下按熄。
“恩迪科特先生，我似乎记得你是弗吉尼亚人。大家对弗吉尼亚人有一种历史性的定见。我们把他们当做南方骑士精神和道义的花朵。”
他露出笑容，说：“说得真客气，但愿是这样的。可是我们正在浪费时间。如果你有脑子，你会告诉警察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伦诺克斯了。不见得要是真话，发誓时再说真话不迟。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向警察说谎有罪。他们已经预料到别人会说谎，说谎总比不肯跟他们说话让他们好受些。不肯说等于向他们的权威挑战。你指望从中得到什么？”
我没搭腔，其实也无话可答。他站起来伸手拿帽子，一把关上烟盒，放进口袋。
“你居然强出头。”他冷冷地说，“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力，大谈法律。马洛，人又能足智多谋到什么程度呢？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见过世面。法律不等于正义，这是一种非常不完美的机制。如果你按对了钮，而且够幸运，正义也许会出现在答案中。法律意图担任的也只是一种机制而已。我猜你无意接受帮助。那我走了。如果你改变主意，可以找我。”
“我会再坚持一两天。他们如果抓到特里，不会在乎他是怎么逃走的。他们只关心怎样把审判弄得热闹有趣。哈伦·波特先生的女儿被杀是全国各地的头条新闻。施普林格这种哗众取宠的人可以趁这出表演平步青云当上首席检察官，再由此登上州长的宝座，再由此——”我不再说下去，让下半段话飘浮在空中。
恩迪科特慢慢露出嘲讽的微笑。“我想你对哈伦·波特先生所知不多。”他说。
“他们若抓不到伦诺克斯，更不会想知道他是怎么逃走的，恩迪科特先生。他们恨不得赶快忘记这件事。”
“你都算计过了，对不对，马洛？”
“我有时间嘛。对于哈伦·波特先生，我只知道他应该有上亿财产，而且拥有九到十家报纸。宣传是怎么做的？”
“宣传？”他说这话的声音冷得像冰。
“是呀，报界没有人访问过我。我指望趁机在报上出出风头，多招揽些生意。私人侦探宁愿入狱，不肯出卖朋友。”
他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转过身来。“马洛，你惹我发笑。有些方面你很天真。不错，一亿美元可以买来不少宣传。朋友啊，如果运用得当，也可以买来大量的缄默啊。”
他开门走出去。接着一位狱官进来，把我带回重犯区的三号牢房。
“如果你有恩迪科特当律师，我猜你在我们这儿不会关太久。”他把我锁进牢房的时候，愉快地说。我说但愿如此。
第九章
小夜班的狱官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大块头，肩膀多肉，笑容很友善。他已年届中年，早就不轻易对人同情或发怒了。他要轻轻松松上八小时班，一副凡事随喜的模样。他打开牢门。
“有人找你。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来的。睡不着，嗯？”
“对我来说有点儿早。现在几点？”
“十点十四分。”他站在门口，打量整个牢房。一条毯子摊在下铺，一条折好当枕头。垃圾篓有两张用过的纸巾，洗面台边缘有一小沓卫生纸。他点头称许，问：“有没有私人物品？”
“只有我孑然一身。”
他没关牢门。我们顺着一道安静的长廊走到电梯，来到登记台。一个穿灰色西服的胖子站在桌边抽烟斗。他的指甲很脏，身体有异味。
那人用恶狠狠的口吻说：“我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斯普兰克林。格伦茨先生要你到楼上去。”他伸手到屁股后面，拿出一副手铐。“我们试试大小合不合适。”
狱官和书记对他笑得很开心。“怎么啦，斯普兰克林？怕他在电梯内勒死你？”
他抱怨道：“我不想惹麻烦。曾经有一个家伙跑掉了。他们可把我害惨了。走吧，小子。”
书记推一张表格给他，他用花体字签名。“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险。在这个城市谁知道会碰到什么事。”他说。
一位巡逻警带进一个耳朵血淋淋的醉汉。我们走向电梯。“小子，你有麻烦了，”斯普兰克林在电梯上对我说，“一堆严重的麻烦。”这似乎给他一种含含糊糊的满足。“人在这个城市可以惹上好多麻烦。”
电梯管理员回头对我眨眼睛。我咧嘴一笑。
斯普兰克林厉声告诫我：“小子，别想耍花招。我开枪打死过一个人。他想逃。他们可把我害死了。”
“你里外不是人，对不对？”
他想了一会儿，说：“对，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把你搞惨。令人不愉快的城市。不尊重人。”
我们出电梯，走进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双扇门。晚上线路插着，总机不通。候客椅上没人。有两间办公室亮着灯。斯普兰克林打开一个小房间的门，屋里有一张书桌、一个档案架、一两张硬椅子，还有一位身材厚重、下巴刚硬、眼神傻乎乎的人。他红着脸，正把一样东西塞进书桌抽屉。
“你不会敲门啊？”他向斯普兰克林大吼。
“对不起，格伦茨先生。”斯普兰克林嘟囔着说，“我正想犯人的事。”
他把我推进办公室，问：“我是不是该打开手铐，格伦茨先生？”
“我不知道你给他戴上手铐干什么。”格伦茨不高兴地说，他望着斯普兰克林把我的手铐打开。手铐钥匙串在一把葡萄柚一般大小的钥匙串上，很难找。
“好了，”格伦茨说，“走开。在外面等着带他回去。”
“我下班了，格伦茨先生。”
“我说你下班，你才下班。”
斯普兰克林满脸通红，肥墩墩的屁股慢慢挪出门外。格伦茨凶巴巴地目送他，门关上以后，他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我拉过一张椅子来坐下。
“我没叫你坐。”格伦茨吼道。
我由口袋里拿出一根香烟，塞进嘴里。
“我没说你可以抽烟。”格伦茨吼声如雷。
“我在牢房里可以抽烟。这里为什么不行？”
“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这里的规矩由我定。”一阵未稀释的威士忌酒味由桌子对面飘过来。
“再喝一杯吧。”我说，“能让你平静下来。我们进门的时候，你被打断了。”
他的脊背重重撞上椅背，脸色转成深红。我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
过了一会儿，格伦茨轻声地说：“好，好小子，你了不起，嗯？你知道吗？他们关进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都有，等他们出狱却只剩下一种尺码——全都是小小的，只剩下一种体形——全都是垂头丧气。”
“格伦茨先生，你找我来要谈什么？你要想喝酒，别把我放在心上。我自己疲劳、紧张、工作过度时也会来一杯。”
“你落入困境，好像不怎么担忧嘛。”
“我不觉得自己落入困境。”
“这我们等着瞧。我要你写一份完整的口供。”他对着书桌旁的录音机弹弹手指，“现在就录，明天写下来。如果上头满意你的口供，他也许会在你保证不离开本市的条件下放了你。我们开始吧。”他按下录音机。说话声音冷静、果决，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但右手不断挨近抽屉。他还年轻，鼻子上不该有红血丝，可是已经有了，而且眼白的颜色很难看。
“我烦透了。”我说。
“厌烦什么？”他高声说。
“硬邦邦的小男人在硬邦邦的办公室里说些毫无意义的狠话。我已在重刑犯牢房关了五十六个小时。没有人对我作威作福，没有人想证明他们狠。他们用不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一切以备紧急之需了。我为什么入狱呢？我被列为嫌犯。只因为某一个警察找不到某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把人关进重刑犯牢房，这算是什么鬼法律制度？他有什么证据？不过是便条纸上的一个电话号码。他把我关起来，想证明什么？只是证明他有权力这么做罢了。现在你又用同样的方法想让我觉得你在这个烟盒般大小的所谓办公室里权力很大。你半夜派这个吓坏了的保姆带我来这儿。你以为我独坐苦思五十六个钟头脑袋就糊涂了？你以为我在监狱寂寞得要命，所以会倒在你膝上哭，求你抚摸我的头？别装蒜了，格伦茨。喝你的酒，有点儿人情味吧；我愿意假定你是在尽本分。但请把这些铜指套脱掉。如果你够强，根本不需要这些玩意儿。如果你需要，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强到可以对我作威作福的地步。”
他坐在那儿听着，看着我，然后狞笑起来。“演讲真精彩，”他说，“现在你已经把体内的废话都排出来了。我们来录口供吧。你要逐条回答，还是照自己的方式说？”
我说：“我对着小鸟说话，只是为了听听风吹过的声音。我不录口供。你是律师，你知道我用不着。”
“没错。”他冷冷地说，“我懂法律。我懂警察的工作方式。我给你澄清罪名的机会。如果你不要，我也乐得轻松。我可以在明天早上十点钟提审你，让你出庭。我虽然不情愿，但你也许还是可以交保。但你如果交保，事情就难办了。你要花很大的代价。这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个办法。”
他低头看桌上的一张文件，阅读后把它翻过去朝下放。
“罪名是什么？”我问他。
“三十二条。事后从犯。重罪。估计会在圣昆丁监狱【注】关五年。”
【注】圣昆丁监狱：位于旧金山市郊，始建于1852年，以管理严格著称。
“最好先抓到伦诺克斯。”我小心翼翼地说。格伦茨手上握有一些东西，我从他的态度中感觉得出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但他绝对握有一些东西。
他靠向椅背，拿起一支笔，慢慢在两个手掌间转动。接着他露出笑容，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马洛，伦诺克斯是一个很难隐藏的人。大多数人需要靠照片指认，而且照片要清楚。半脸都是疤痕的人就用不着了。更别提他不到三十五岁就满头白发。我们找到了四个目击证人，说不定还不止。”
“什么目击证人？”我嘴里苦苦的，像格里戈里厄斯组长打我之后流出的胆汁。这一来我才想起脖子又肿又痛。我轻轻揉着。
“别当傻瓜，马洛。一位圣地亚哥最高法院的法官夫妇正好送他们的儿子媳妇上那架飞机。四个人都见到了伦诺克斯，法官太太还看到他搭的车子和同行的人。你无望了。”
“很好。”我说，“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在广播电台和电视上播特别公告。只要完整描述就行了。法官打电话进来。”
“听起来不错。”我公道地说，“可是这样还不够，格伦茨。你得抓住他，证明他犯了谋杀罪。然后你得证明我知情。”
他对着电报稿背面弹手指，说：“我想我要喝一杯，晚上加班过度。”他打开抽屉，把一个酒瓶和一个迷你酒杯放在桌上，将酒杯注得很满很满，一仰而尽。他说：“好多了，好太多了。抱歉，你在监禁期间，我不能请你喝。”他把酒瓶塞好，推离身边，但未超过伸手可及的范围。“噢，对，你说我们必须证明一些事。噢，说不定我们已经拿到一份自白了，傻瓜。很糟糕，嗯？”
我感觉一根小小的冰手指顺着我的脊椎移动，像冰冷的昆虫在爬。
“那你何必要我的口供呢？”
他咧嘴一笑，说：“我们喜欢有条不紊的记录。伦诺克斯会被带回来受审。可以取得的东西我们都要。与其说我们要从你这儿问出什么，不如说是我们希望你脱身——如果你合作的话。”
我瞪着他。他瞎摸了一会儿文件，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看看酒瓶，拼命用意志力忍着不伸手去拿来喝，突然间他送来一个不合宜的秋波。“也许你想听听整个故事。好吧，机灵小子，为了证明我没骗你，喏，我说给你听。”
我探过头去，他以为我要抢他的酒瓶，赶忙一把抓过去，放回抽屉里。我只是要把一截烟屁股放进他的烟灰缸。我又向后仰，再点一根烟。他说得很快。
“伦诺克斯在马札特兰下飞机，那是一个人口约三万五千的转机点和小镇。他失踪了两三个钟头。不久后有一位黑发、褐肤、脸上有不少疤的高个子化名西尔瓦诺·罗德里格兹订到多利昂的飞机。他的西班牙语说得不错，但对一个叫这种名字的人来说，又不够好。若说是肤色这么深的墨西哥人嘛，又太高了。飞行员向当局密报。警察到达多利昂时太晚了。墨西哥人不是急性子。他们只擅长开枪打人。等他们出动，那人已包租一架飞机到达一个名叫欧塔托丹的小山城，一个有湖泊的冷门夏日旅游点。包机的飞机员曾在得州受过战斗机飞行训练。英语说得不错。伦诺克斯假装听不懂他的话。”
“假如那是伦诺克斯的话。”我插嘴说。
“等一下，朋友。是伦诺克斯。好啦，他在欧塔托丹下飞机，住进一家旅馆，这回化名马里奥·德·塞尔瓦。他身上带着一把枪，是毛瑟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当然这在墨西哥算不了什么。可是包机驾驶员觉得那人不对劲，就向当地司法单位报告。他们跟踪伦诺克斯，向墨西哥城报备，然后搬进去监视他。”
格伦茨拿起一把尺子，从这头看到那头，毫无意义的动作，只是避免看我。
我说：“嗯哼。你的包机驾驶员工真机灵，对客人真好。这种故事都老掉牙了。”
他突然抬头看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们想快速审判，二级谋杀的答辩我们会接受。有些方面我们宁可不沾。毕竟那个家族势力挺大的。”
“你是指哈伦·波特。”
他点点头，说：“依我看整个想法大错特错。施普林格可以到现场查一天嘛。这个案子什么都有。性、丑闻、钱、不贞的美丽妻子、受伤的大战英雄丈夫——我猜他脸上的疤就是这么来的——妈的，可以在头版登好几个礼拜。国内的每一家烂报刊都会贪心地照单全收。所以我们要赶快让它无疾而终。”他耸耸肩。“好吧，上头既然要这样，他说了算。我能拿到口供吗？”他转向一直轻轻作响的录音机，前面的灯亮着。
“关掉吧。”我说。
他转过来，恶狠狠地看我一眼，说：“你喜欢坐牢？”
“还不坏。不会见到最好的人，可是他妈的谁想见那种人呢？通点儿情理吧，格伦茨。你想让我当告密的小人。也许我太执拗，或者太多情，但我也很实际。你们若要雇私人侦探——是，是，我知道你们最恨这个想法——可是万一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你会要一个出卖朋友的人吗？”
他怨气冲天地瞪着我。
“还有两点。你不觉得伦诺克斯的逃遁策略有点儿太透明了吗？如果他想被抓，用不着那么费事。如果他不想被抓，绝不会笨到在墨西哥乔装成墨西哥人。”
“什么意思？”现在格伦茨对我大声咆哮。
“意思是说你可能是编些话来唬我罢了，根本没有什么染过头发的罗德里格兹，没有什么马里奥·德·塞尔瓦在欧塔托丹，你对伦诺克斯的去向，不比对海盗黑胡子的宝藏埋在哪里更清楚。”
他又拿出酒瓶，倒了一杯，像先前那样一饮而尽，然后整个人慢慢轻松下来，在椅子上转身，关掉录音机。
“我真想审问你。”他的声音很刺耳。“你是我想治一治的那种聪明人。智多星，这个案底会跟着你很长时间。你走路带着它，吃饭带着它，睡觉带着它。下回一出轨我们就以这个罪名宰了你。现在我得做一件叫我恶心的事。”
他在桌上摸索，把朝下的文件拉到面前，翻过来签上名，大声叫斯普兰克林。
胖子带着满身异味走进来。格伦茨把文件交给他。
“我刚才签了你的释放令。”他说，“我是公仆，有时候我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任务。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签这份文件？”
我站起来，说：“如果你愿意告诉我，好哇。”
“先生，伦诺克斯案已经结案。不会有什么伦诺克斯案了。今天下午他在大酒店写了一份完整的自白，然后开枪自杀。我刚才说过，在欧塔托丹。”
我站在那儿，茫茫然瞪着眼，眼角瞥见格伦茨慢慢倒退，似乎以为我会出手揍他。我一时大概显得很凶吧。接着他又回到书桌后，斯普兰克林抓着我的手臂。
他用鼻音很重的嗓门说：“走吧，人晚上偶尔也会想回家的。”
我跟着他出来，关上门，关得很轻很轻，活像屋里刚死了人。
第十章
我掏出我的财物清单副本交上去，照原件开了收据，然后将所有的东西放回口袋。有一个人懒懒散散地站在登记台那一端，我转身走开的时候，他站直跟我说话。这人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瘦得像竹竿。
“要搭便车回家吗？”
在惨白的灯光下，他显得少年老成、疲惫又愤世嫉俗，但不像骗子。“多少钱？”
“免费。我是《新闻报》的朗尼·摩根。我下班了。”
“噢，跑警察局口的。”
“只有这个礼拜。平常我固定跑市议会。”我们走出大楼，在停车场找到他的车。我抬头看天空。有星星，但灯光太强了。这是个凉爽愉快的夜。我深呼吸，然后上了他的车。他开车离开那个地方。
“我住在很远的月桂谷。”我说，“随便哪儿让我下车都行。”
“他们送你来，”他说，“却不管你怎么回家。这个案子引起我的关切，有点儿反感。”
“看起来没什么案子了。”我说，“特里·伦诺克斯今天下午自杀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是这么说的。”
“太方便了。”朗尼·摩根盯着挡风玻璃前面说。他的汽车静静地驶过安静的街道。“可以帮助他们筑墙。”
“筑什么墙？”
“马洛，有人要在伦诺克斯案四周筑起一堵高墙。你脑筋好，看得出来吧？不会有预计该有的大场面。地方检察官今天晚上出城到华盛顿不知开什么会去了。遇到多年难得的大宣传机会，他却弃之而去，为什么？”
“问我也没用。我在冷宫里待了一阵子。”
“因为有人给了他足够的甜头呀。我不是指一沓钞票之类的赤裸裸的东西。有人答应给他某种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好处，跟案情有关的人只有一位办得到。就是女方的父亲。”
我把头仰靠在汽车一角。“不太可能，”我说，“新闻界呢？哈伦·波特拥有几家报纸，可是竞争对手呢？”
他好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专心开车。“当过新闻人员吗？”
“没有。”
“报纸是有钱人拥有和发行的。富人都是一个鼻孔里出气。不错，有竞争——为发行量、消息来源、独家报道竞争得很厉害。在不损害业主的声望、特权和地位的情况下竞争。如果会损及业主，盖子马上就罩下来了。朋友，伦诺克斯案就罩了一个盖子。朋友，伦诺克斯案如果好好宣扬可以促销不少份报哩。这案子里样样齐全。侦讯可以招来全国的特案报道记者。可是不会有侦讯了。因为伦诺克斯在侦讯前就死了。我说过嘛——对哈伦·波特和他的家人来说——太方便了。”
我坐直起来，狠狠盯着他。
“你是说这里大有文章？”
他讽刺地撇撇嘴巴。“可能只是有人帮忙伦诺克斯自杀、拒捕之类。墨西哥警察最爱扣扳机。要不打个小赌？我敢说没有人算过弹孔。”
“我想你猜错了。”我说，“我很了解特里·伦诺克斯。他早就心灰意冷了。如果他们活捉他回来，他会顺他们的意思。他会承认杀人罪并请求减刑。”
朗尼·摩根摇摇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而他果然这么说了：“不可能。假如他开枪打她或者敲她的脑袋，也许还能减刑。但作案手法太凶残。她的脸被打得稀烂。最轻也会判二级谋杀，连这样都会闹得满城风雨。”
我说：“你说得可能没错。”
他又看看我，说：“你说你了解那家伙。那么你接受这个简单的答案吗？”
“我累了。今天晚上没心情思考。”
我们静默良久。后来朗尼·摩根说：“如果我不是卖文为生的新闻人员，而是真正的聪明人，我会说人可能不是他杀的。”
“不失为值得参考的意见。”
他塞一根烟到嘴里，在仪表板上划了一根火柴点上。他一路默默抽烟，瘦瘦的脸上眉头深锁。到了月桂谷，我告诉他在什么地方拐离大道，什么地方弯进我那条街。他的汽车吃力地爬坡，停在我家的红木台阶底下。
我下了车，说：“多谢你送我，摩根。要不要喝一杯？”
“希望改天能来。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已经独处了好长时间。他妈的太长了。”
“你有个好朋友要诀别。”他说，“你既然肯为他坐牢，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谁说我为他坐牢？”
他微微一笑。“我不能在报上发表，并不表示我不知道，朋友。再见啦，改天再见。”
我关上车门，他转弯开下山坡。等他的尾灯消失在转角，我步上台阶，捡起报纸，走进空空的房间。我把所有的灯都点亮，所有的窗户都打开。屋里闷闷的。
我煮了咖啡喝，从咖啡罐里拿出五张百元大钞——钞票是卷紧由侧面塞进咖啡罐内的。我手里端着咖啡杯走来走去，打开电视又关掉，坐下，站起，又坐下。我翻阅堆在台阶上的报纸。伦诺克斯案起先登得很大，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二版的新闻了。报上有西尔维娅的照片，但没有特里的。有一张我的快照。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照过这么一张。“洛杉矶私人侦探被拘留审问”。报上登了恩西诺镇伦诺克斯家的大照片。房子属于仿英国式，有一大片斜屋顶，洗窗户大概要花一百块钱。房屋坐落在两英亩地基上的一个小山头上，两英亩在洛杉矶地区算是相当大的庄园了。还有一张客宅的照片，是主建筑的缩小版，夹在树影中。两张照片显然都是远距离拍摄，然后放大裁剪而来的。所谓“死亡之室”则没有照片。
这些东西我在牢里都看过，但我阅读内容，用不同的眼光再看一遍。我没看出什么，只知道一个漂亮的富家女被杀，新闻界彻底被排除在外。原来他们家的影响力很早就发挥作用了。跑犯罪新闻的记者一定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有道理。假如妻子被杀的那天晚上特里在帕萨迪纳跟岳父谈过话，那警方接到通知前，屋里屋外早就有十几个守卫挡驾了。
可是有一件事不合情理——她被揍成那样子。谁也不能叫我相信特里干过这种事。
我把灯关掉，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外面的灌木丛中，一只知更鸟唧唧喳喳，顾影自怜，还不肯安歇。我的脖子痒，所以我刮了胡子，淋浴后上床，仰卧着静听，仿佛远处黑暗中有一个安详、耐心的嗓音娓娓澄清着这一段故事。可是我听不见，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的。没有人会向我说明伦诺克斯案。用不着说明。凶手自白了，而且已经死了。连庭审都不会有。
《新闻报》的朗尼·摩根说得不错——太方便了。如果是特里·伦诺克斯杀了他妻子，那就好。用不着审问他，提起种种不愉快的细节。如果不是他杀的，那也不错。死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替罪羊。他永远不会反驳。
第十一章
早上我又刮了一次胡子，穿上衣服，跟平常一样开车进城，在老地方停车，如果说停车场服务员凑巧知道我是重要的公众人物，那他掩饰得很好，完全没显露出来。我上楼顺着长廊走，拿出钥匙开办公室的门。一个黝黑斯文的男人盯着我瞧。
“马洛先生吗？”
“怎么？”
“别走远，”他说，“有人要见你。”他本来贴墙站，现在离开墙边，有气无力地走开了。
我走进办公室，拿起邮件。桌上邮件更多，是夜间清洁女工放的。我先开窗，然后撕开信封，把不要的丢掉——结果全扔了。我打开另一道门的蜂声电铃，把烟丝填进烟斗点燃，就坐在那儿静候人家来喊救命。
我超然地思索特里·伦诺克斯的一切。他已经退入远处，白发、疤面、软弱的吸引力以及古怪的自尊都已远了。我不评判或分析他怎么受的伤、怎么会恰好娶了西尔维娅这种妻子。他就像你在船上认识的人，彼此很熟，其实一点儿都不了解。他走得也像那种人，在码头道别：“老朋友，我们要常联络啊。”明知道你不会他也不会主动联络。你可能永远不会跟这家伙重逢了。就算再见，他也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又一个特等车厢里的扶轮社【注】社员。生意好吧？噢，不太坏。你气色不错嘛。你不也一样？我体重增加太多了。我们不都一样吗？记不记得“弗兰科尼亚”号（或其他别的）之旅？噢，当然，那次旅行太棒了，不是吗？
【注】扶轮社：现名国际扶轮。为国际性民间社团，创建于1905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社团组织。
去他的太棒。你烦得要命。你跟那家伙讲话，只因为附近没有你感兴趣的人。也许特里·伦诺克斯和我也是这样。不，不见得。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曾在他身上投入时间和金钱，在牢里关了三天，更别提下巴挨了一掌，每次吞东西还会痛。现在他死了，我甚至不能把五百块钱还给他。这叫我很不愉快。令人不悦的永远是小事。
门铃和电话铃同时响起。我先接电话，因为门铃只是代表有人走进我的袖珍会客室。
“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打来的。请等一下。”
他来到线上说：“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仿佛他不知道他的混蛋秘书已经跟我报过他的名字。
“早安，恩迪科特。”
“很高兴他们放你出来。你不做任何抵抗也许是正确的办法。”
“不是什么办法，只是倔犟罢了。”
“我想你可能不会再听到这个案子了。万一听到而且需要人帮忙，给我个信儿。”
“怎么会？那个人死了。他们要费尽心机证明他曾接近我。还得证明我知情。然后他们得证明他犯了罪或者是逃犯。”
他干咳一两声，小心翼翼地说：“也许你没听说他留下一份完整的自白。”
“我听说了，恩迪科特先生。我是在跟律师讲话呢。如果我说那份自白的真实性和精确性还有待证明，算不算离谱？”
“我恐怕没时间讨论法律问题。”他高声说，“我要飞往墨西哥去执行一项相当不愉快的任务。你大概猜得出是什么吧？”
“嗬。要看你代表什么人了。记住，你没告诉我。”
“我记得很清楚。好啦，再见，马洛。我说要帮你，原意未变。但我也给你一点儿小建议。别太自信你是清白的。你干的是很容易受攻击的行业。”
他挂断了。我小心地把电话放回去，手搁在电话上瞪眼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扫掉脸上的不豫之色，走过去打开会客室的门。
有一个人坐在窗口翻杂志。他穿一套蓝灰色的西装，上面有几乎看不见的浅蓝格子；双脚交叉，穿一双黑色软鹿皮系带鞋，这种鞋子有两个气孔，几乎像休闲鞋一样舒服，不会一走路就弄坏袜子。他的白手帕叠得方方正正，后面露出一截太阳镜。他的头发浓黑，像波浪一样卷卷的，肤色晒成深棕色。他抬起一双小鸟般明亮的眼睛，络腮胡下露出笑容。领带呈深栗色，在雪白的衬衫上结成尖尖的蝴蝶结。
他把杂志推开说：“这些烂刊物专登这些垃圾。我正在看一篇有关卡斯特罗的报道。得了，他们对卡斯特罗不会比我对古代特洛伊城的海伦更了解。”
“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他不慌不忙地打量我，说：“骑红色大踏板车的泰山【注】。”
【注】：这句话意指马洛是走错了时空的英雄。
“什么？”
“你呀，马洛。骑红色大踏板车的泰山。他们对你动粗了？”
“零零星星的。关你什么事？”
“奥尔布莱特跟格里戈里厄斯谈过以后还打你？”
“没有。在那之后没有。”
他点点头。“你居然大胆到要奥尔布莱特对那傻蛋开火。”
“我问你关你什么事。对了，我不认识奥尔布莱特局长，没要求他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替我出头？”
他气冲冲地瞪着我，慢慢站起身，像美洲豹一般优雅。他走到房间另一头，探头看我的办公室，回头看我一眼，就走进去了。他是那种走到哪儿都以主人自居的家伙。我跟进去，关上门。他站在桌边四处张望，很好玩似的。
“你真业余，”他说，“太业余了。”
我走到书桌后面等着。
“你一个月赚多少，马洛？”
我没答理他，点着我的烟斗。
“最多不超过七百五十块钱。”他说。
我把烧过的火柴扔进烟灰缸，吐出烟雾。
“你是胆小鬼，马洛。你是个花生仁儿大的骗子。你小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见。”
我根本没说话。
“你的感情太廉价了。你从头到脚都廉价。你跟一个家伙交友，一起喝几杯酒，插科打诨了几句，他身无分文的时候你塞了一点儿钱给他，你就死心塌地信了他了。就像小学生读《弗兰克·梅里维尔》【注】一样。你没有胆子，没有脑筋，没有人脉，没有见解，于是你摆出一种冒充的姿态，指望人家会为你哭。骑红色大踏板车的泰山。”他露出不耐烦的笑容，“在我的账册里，你一分不值。”
【注】《弗兰克·梅里维尔》：自1896年起出版。主人公弗兰克·梅里维尔是一位虚构的文武双全的街头英雄。
他从书桌对面探身用手背拍我的脸，漫不经心，充满轻蔑，但无意伤害我。他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看我一动也不动，他慢慢坐下来，一只手肘支在桌上，用褐色的手掌托着下巴。小鸟一样亮的眼睛盯着我瞧，除了发亮，里面什么都没有。
“知道我是谁了吧，便宜货？”
“你叫梅嫩德斯。小伙子们叫你曼迪。你在日落大道那一带活动。”
“是吗？我怎么飞黄腾达的？”
“我不知道。你大概是在墨西哥妓院拉皮条起家的。”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烟盒，用金质打火机点了一根棕色的香烟，吐出辛辣的烟圈，点点头，把金烟盒子放在桌上，用指尖抚摸盒身。
“马洛，我是大坏蛋。我赚了很多钱。我必须多赚点儿来压榨我必须压榨的人，以便赚更多钱来压榨我必须压榨的人。我在贝尔城有一间价值九万美元的住宅，整修花的钱已经超过这个数字。我在东部有个浅金头发的迷人老婆和两个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我老婆收藏的宝石价值十五万块钱，皮草和衣服值七万五千块钱。我有一个总管、两个女佣、一个厨师、一个司机，跟在我后面的猴崽子还不算。我走到哪儿都是社交宠儿。什么都是用最好的，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最好的旅馆套房。我在佛罗里达有一栋住宅和一艘五名船员的海上游艇。我有一辆宾利、两辆凯迪拉克、一辆克莱斯勒旅行车，还给我儿子买了一辆MG【注】。再过两年我女儿会有一辆。你有什么？”
【注】MG：创建于1924年的英国老牌汽车品牌。
我说：“不多。今年我有一栋房子住——我一个人独享。”
“没有女人？”
“就我一个。此外还有你现在看到的设备，银行有一千两百块钱存款，还有几千块钱债券。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了吗？”
“你接一个案子最多赚过多少？”
“八百五十块。”
“老天，人力多便宜呀！”
“别再表演了，说说你的来意。”
他按熄抽了一半的香烟，立刻再点上一根，人在椅子上往后仰，嘴唇向我抿了抿。
他说：“我们三个人在同一个散兵坑里吃喝过。天冷得像地狱，到处是雪。我们吃罐头食品。冷食。附近有炮轰，迫击炮的炮火更猛。我们全身发青；我是说真的发青——兰迪·斯塔尔、我和特里·伦诺克斯。一颗迫击炮弹扑通一声落在我们中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炸开。那些德国佬花招很多。他们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有时候你以为不会爆炸的哑弹，三秒钟后就爆了。特里抓着它，兰迪和我甚至还没拔脚，他已飞快冲出散兵坑。老兄，我是说真的，飞快飞快，像一个很好的控球员。他朝下扑倒在地，把炮弹甩开，结果炮弹在空中炸了。大部分在他头顶上空爆了，但有一块击中他的脸颊。这时候德国佬发动攻击，等我们恢复知觉，我们已经不在那儿了。”
梅嫩德斯停下来，黑眼珠亮晶晶地盯着我。
“谢谢你告诉我。”我说。
“马洛，你经得住戏弄。你还不错。兰迪和我讨论过，我们确定特里·伦诺克斯的遭遇会把任何人的脑筋搞昏掉。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死了，但他没死。德国佬俘虏了他。他们严刑逼供一年半左右，颇有成效，却把他伤得太厉害了。我们花了不少钱调查真相，花了不少钱找他。可是战后我们在黑市赚了很多钱，我们出得起。特里救了我们一命，结果换得半张新脸、满头白发和严重的神经过敏。他在东部染上酒瘾，到处被搜捕，可以说完蛋了。他有心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后来他竟娶了这个富家女，一步登天。他跟她离婚，再酗酒，再度娶她，现在她竟死了。我和兰迪没能为他出半点儿力。除了拉斯维加斯那份短暂的工作，他不让我们帮忙。然后他死了，没跟我们道别，没给我们机会报答他。我本来可以很快把他弄出国，比老千出千还快。他却来向你哭诉。我心里很不痛快。一个便宜货，一个让警察作威作福的家伙。”
“警察可以对任何人作威作福，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歇手呀。”梅嫩德斯简短地说。
“歇什么手？”
“不要想靠伦诺克斯案赚钱或出名啊。已经结案了，完了。特里已死，我们不希望别人再来打扰他。他吃了太多苦头。”
“多愁善感的流氓。”我说，“笑死我了。”
“留点儿口德，便宜货。留点儿口德。曼迪·梅嫩德斯不跟人家争辩，只下命令。另外找一条路赚钱。懂了没？”
他站起来。访问结束了。他拿起手套——是雪白的猪皮制品，看起来好像没戴过。梅嫩德斯先生，服装考究，但是骨子里很粗暴。
“我没打算出名，”我说，“也没有人说过要给我什么钱。他们为什么给我，目的何在？”
“别骗我，马洛。你坐三天牢，不会只因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你收了钱。我不知道谁付的，但我心里有数。我想到的那个人很有钱。伦诺克斯案结束了，不会再重新调查，即或——”他猛然打住，用手套拍打桌缘。
“即或特里没有杀她。”我说。
他略显惊讶，但只是像周末露水姻缘的婚戒，很轻。“我真想同意你这个看法，便宜货。可是说不通。如果说得通——特里希望是这样的——那就维持现状吧。”
我没开腔。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咧嘴一笑。“骑红色大踏板车的泰山。”他拖长了嗓门说，“硬汉。让我进来踹他几脚。一个花几文钱就可以雇到、任何人都可以作威作福的人。没有钱，没有家庭，没有前途，什么都没有。改天再见，便宜货。”
我绷紧下巴静坐着，眼睛凝视着他放在桌角的闪亮金烟盒，感觉很累。我慢慢站起来，伸手去拿烟盒。
“你忘了这个。”我绕过书桌说。
“我有五六个。”他讥诮道。
我走到他近旁，递上烟盒。他漫不经心地伸手来接。“来五六记这个怎么样？”我一面问，一面用力打他的肚子。
他哀号着弯下腰，烟盒掉在地板上。他退后顶着墙壁，双手前后抽搐，用力把空气吸进肺里，全身冷汗直流。慢慢地他努力站直，我们又四目相对了。我伸手用一根指头抚摸他的下巴。他静静忍受。最后他的褐色脸上勉强挤出笑容。
“我没想到你有这个种。”他说。
“下回带枪来——否则别叫我便宜货。”
“我有个手下带了枪。”
“带他同行。你会用得着他。”
“马洛，你发起火来真狠。”
我用脚把金烟盒拨到一边，弯身捡起来交给他。他接过放进口袋。
“我不懂，”我说，“你为什么舍得花时间到这儿来嘲笑我。而且这么单调。所有硬汉都单调。就像玩纸牌，整沓都是A，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你只是坐在那儿看着自己。难怪特里不向你求援。那种感觉会跟向妓女借钱差不多。”
他轻轻用两根手指头按着胃部，说：“你说这话我很遗憾，便宜货。你俏皮话说得太多了。”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门外的保镖从对面的墙角边直起身子，转过来。梅嫩德斯扭扭头，保镖走进办公室，站在那儿面无表情地打量我。
梅嫩德斯说：“奇克，好好看看他，确定有必要时认得出来他。你跟他有一天也许有事要谈。”
“我已经见过他了，老大。”肤色黝黑、稳重不多话的家伙用他们最爱用的嘴唇不动的方式说，“他不敢惹我。”
“别让他打你的肚子，”梅嫩德斯苦笑说，“他的右钩拳不是吃素的。”
保镖只是朝我冷笑道：“他近不了我的身。”
“好吧，再见，便宜货。”梅嫩德斯说着向外走。
“改天见，”保镖漠然地说，“我名叫奇克·阿戈斯廷。我猜你有一天会认识我。”
“像一张脏报纸，”我说，“提醒我不要踩你的脸。”
他下巴的肌肉鼓鼓的，然后突然转身，跟在老板后面走出去。
气压绞链门慢慢关上。我仔细听，但没听见脚步声横过大厅。他们走路轻得像猫。为了确定恶客走了没有，一分钟后我再开门向外望，大厅空空如也。
我回到书桌前坐下，花了一点儿时间思索梅嫩德斯这种流氓为什么舍得花时间亲自来我办公室，警告我少管闲事，几分钟前我接到休厄尔·恩迪科特的警告，表达方式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没想通，觉得不妨查查看。我拿起听筒，打叫人电话【注】到拉斯维加斯的泥龟俱乐部，菲利普·马洛找兰迪·斯塔尔先生。没结果。斯塔尔先生出城去了，我要不要跟别人说话？不要。
之后三天没发生什么事。没人揍我、对我放枪，或者来电话警告我少管闲事。没有人雇我去找流浪的女儿、出轨的妻子、遗失的珍珠项链或者失踪的遗嘱。我只是坐在那儿对墙壁发呆。伦诺克斯案突然发生，又突然消失了。有一个简短的庭审，我没被传唤。庭审定在一个古怪的时间，事先没宣告，也没有陪审团。法医自行裁决：西尔维娅·波特·韦斯特海·迪·乔治·伦诺克斯的死亡是由于她丈夫泰伦斯·威廉·伦诺克斯【注】蓄意谋杀，她丈夫已在法医办公室的辖区外死亡。他们肯定会宣读一份自白列为记录，其效力也肯定已足够让法医满意了。
【注】叫人电话：是指定对方本人接听的电话，对方未接电话则不计电话费。
【注】泰伦斯：特里是泰伦斯的昵称。
尸体发回安葬，用飞机北运，埋在家庭墓穴中。新闻界没有受邀。没有人接受访问，哈伦·波特更不会，他从来不接受访问。他差不多像西藏的喇嘛一样很少露面。财产上亿的人在仆佣、保镖、律师和驯良的经理人才的保护下过着奇特的生活。他们应该也吃饭、睡觉、理发、穿衣服。可是你永远没法确定。你读到或听到的相关消息已经被一群公关人才加工过了，他们拿高薪，替主子创造并维持一种单纯、干净、讲究如消毒针头那样好用的形象。不一定要是真的。只要跟大众已知的事实一致就行了，而大众已知的事实屈指可数。
第三天下午近晚时分，电话铃响了，来电的人自称霍华德·斯潘塞，是一家纽约出版社派来加州办事的代表，他有问题要跟我讨论，约我次日十一点在丽兹贝弗利大酒店的酒吧碰面。
我问他是哪一类的问题。
“很微妙的，”他说，“可是完全合乎道德。如果我们没谈拢，我会付你钟点费，自然。”
“谢谢你，斯潘塞先生。那倒不必。是我认识的人向你推荐我的吗？”
“马洛先生，一个知道你——包括你最近跟法律有小冲突的人。可以说我是因此才对你感兴趣的。不过，我的事跟那件悲剧无关。就这样吧——我们边喝边讨论，别在电话里谈。”
“你确定你想跟坐过牢的人打交道吗？”
他笑了。他的笑声和说话声都十分悦耳。纽约人还没学会说弗拉特布什【注】口音以前就习惯这样子说话。
“马洛先生，依我看来，这就是推荐了。我要说明一下，不是指你坐牢这件事，而是指，呃，你似乎完全保持缄默，甚至受到压力也没开口。”
他说话充满标点，像一本厚小说。反正在电话中是如此。
“好吧，斯潘塞先生，我明天早上到那儿。”
他道谢后就把电话挂了。我想不通谁会替我做广告。我以为是休厄尔·恩迪科特，就打电话过去查。但他已经出城一个礼拜了，还没回来。其实不重要。就连我这一行偶尔也会有满意的客户啊。我需要工作，因为我缺钱——不如说我自以为缺钱。到了那天晚上回家，发现一封信里裹夹了一张“麦迪逊肖像”【注】，我才改变了看法。
【注】弗拉特布什：位于纽约布鲁克林
【注】“麦迪逊肖像”：五千美元面值的美元上是詹姆斯·麦迪逊的肖像，麦迪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曾就任美国第四任总统。
第十二章
那封信放在我台阶底的红白鸟舍型信箱内，有邮件的话，箱顶附在悬臂上的啄木鸟会往上抬，由于我从来没在家收过邮件，所以就算啄木鸟抬起来我也未必会往里瞧。可是最近啄木鸟的尖嘴掉了。木头是新断裂的。不知哪个捣蛋鬼用原子枪打了它。
信上有柯瑞奥·阿瑞奥的邮戳、几张墨西哥邮票和一些字，如果不是墨西哥最近不断在我脑海中出现，我未必认得出那些字来。邮戳我看不清楚，是用手盖的，印泥已模糊不清了。信很厚。我走上台阶，坐在客厅看信。晚上似乎很静。也许一封来自死人的信会带来一股死寂吧。
信的抬头没有日期也没有开场白。
我在湖泊山城欧塔托丹一家不太干净的旅馆里，正坐在二楼房间的窗口边。窗外有一个邮箱，仆役端咖啡来的时候，我曾吩咐他待会儿替我寄信，而且要举起来让我看一眼再投进邮筒。他这样做可以得到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 ，对他而言算是一笔大钱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门外有一个穿尖头鞋、衬衫脏乎乎、肤色黝黑的家伙守着门。他在等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他不让我出去。只要信寄出，就没关系了。我要你收下这笔钱 ，因为我用不着，而本地宪兵一定会偷走。这钱本来就不是买东西用的。算是我给你惹这么多麻烦的谢罪礼，且是对一个君子表示敬意吧。我照例每件事都做得不对劲，可是枪还在我手上。我预感到有一件事你已经有了定论。也许是我弄死她的，也许不是，但另一个行为我不可能做出。我不可能那么残暴。所以说有些事叫人真不愉快。反正也无所谓了，完全无所谓。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不必要和无用的丑闻。她父亲和她姐姐从未伤害过我。他们有他们的日子要过而我却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灰心而走到这一步。不是西尔维娅害得我变成了瘪三，我早就是瘪三了。她为什么嫁给我，我无法简单扼要的答复。我猜只是一时兴起吧。至少她在年轻美貌时去世。俗话说情欲使男人衰老，却使女人年轻。俗话有不少是胡说八道。俗话说有钱人永远能保护自己，他们的世界永远是灿烂的夏天。我跟他们生活过，他们其实是烦得要死又寂寞的人。
我写了一份自白。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而且非常害怕。你在书报上看过这种情况，可是书报上说的并非事实。事情发生在你头上，除了口袋里的枪什么都没有，你被困在异国一家肮脏的小旅馆，只有一条出路一一相信我，朋友，这一点儿也不动人，一点儿也不精彩。彻头彻尾地龌龊、下流、灰暗和狰狞。
所以忘了这件事也忘了我吧。不过，请先替我到维克托酒吧喝一杯螺丝起子。下回你煮咖啡，替我倒一杯，加点儿波本威士忌，替我点根烟放在咖啡杯旁。然后把这件事忘掉。特里·伦诺克斯已成为过去。所以再会啦。
有人敲门。我猜是仆役送咖啡来了。如果不是，也许会有枪战呢。大致说来，我喜欢墨西哥人，但不喜欢他们的监狱。
再见。
全部内容如上。我把信重新折好放进信封。敲门的应该是送咖啡的仆役，否则我不会收到这封信。更不会有一张“麦迪逊肖像”。“麦迪逊肖像”就是五千美元的巨钞。
巨钞就搁在我前头的桌面上。我以前连见都没见过这种钞票。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也没见过。兰迪·斯塔尔和梅嫩德斯之类的角色很可能带在身上当票据使用。如果你到银行要求领一张，他们不见得有。他们得替你向联邦储备局申请，可能要好几天。整个美国只有一千张左右在流通。我这张四周有柔美的光泽。这种巨钞可以创造出它自己独特的阳光。
我呆坐着看这张钞票看了好久。最后我把它收进信匣，到厨房去煮咖啡。不管是不是感情用事，我照他的吩咐做了。我倒了两杯咖啡，在他那杯里加了点儿波本威士忌，放在我送他去机场那天早晨他坐的位置上。我替他点了一根烟，摆在杯侧的一个烟灰缸里。我望着咖啡冒出热气，香烟升起一缕轻烟。外面的金钟花树丛中，鸟儿不知忙些什么，它们低声啾啾自言自语，偶尔拍拍羽翼。
后来咖啡不再冒热气，香烟也不再冒烟，只剩下一截冷烟蒂在烟灰缸边缘。我把它扔进水槽底下的垃圾箱，将咖啡倒掉，洗好杯子收起来。
就这样吧。以五千块钱报酬来说，只做这些好像还不太够。
过了一会儿，我去看晚场电影。毫无意义。我几乎没看到片子里演什么，只是一堆噪音和大脸。我又回家，玩儿了一会儿西班牙开局【注】，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上床睡觉。
可是睡不着。凌晨三点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听哈恰图良【注】在拖拉机厂做工。他居然敢说那是小提琴演奏会。我看简直像电风扇链带松了，滚他的。
失眠的夜对我而言简直像胖子邮差一般稀奇。若不是早上要到丽兹贝弗利大酒店去见霍华德·斯潘塞先生，我会干下一瓶酒，喝个烂醉。下回我看见一个彬彬有礼的家伙醉倒在劳斯莱斯银色幽灵车上，我会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世上没有一个陷阱像你自设的陷阱那般害人。
【注】西班牙开局：是国际象棋中一个古老的开局，属于开放式开局的一种。
【注】哈恰图良：苏联作曲家。
第十三章
十一点我坐在餐厅加盖部分那一头算过来右边第三个小隔间里，背对着墙，任何人进来或出去我都看得见。那天天气晴朗，没有雾，连云都没有；游泳池从酒吧的玻璃墙外沿伸到餐厅另一头，太阳照得池面亮闪闪的。一位穿白色鲨鱼皮泳装的性感女郎正由扶梯爬上高台。我望着她褐色大腿和泳衣之间的一道白圈，心荡神驰。接着她突然消失，被深深悬垂的屋顶挡住了。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她转了一圈半跃下水，溅起高高的水花，映出阳光，形成一道彩虹，彩虹几乎跟少女一样漂亮。然后她爬上扶梯，解下白色泳帽，抖一抖白色的泳衣，屁股一扭一扭走到一张白色小桌前，坐在一位穿白色斜纹裤子、戴眼镜，肤色晒成均匀黑色的小伙子身边，那人一定是受雇在池畔服务的人。他伸手拍拍她的腿，她张开血盆大口笑起来。我对她的兴趣完全消失了。我听不见她笑，但只要看她露出牙齿在脸上咧出一个大洞就够了。
酒吧空空的。往下数，隔两个小间，有两位服装怪异的痞子正互相卖弄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电影片段。他们中间的台面上有一部电话，每隔三分钟他们就玩拼凑游戏，看谁能打电话给制片人扎努克【注】提供热门的点子。他们年轻、黝黑、热切、充满活力。虽只是打电话，肌肉的活动不亚于我把一个胖子扛上四五段楼梯。有一个伤心的家伙坐在吧台上跟酒保说话，酒保一面擦酒杯一面听他说，脸上挂着假笑，一副恨不得尖叫几声的表情。顾客已届中年，衣着美观，已喝醉了。他想说话，就算不是真心想说，也停不下来。他彬彬有礼又友善，我听他说话好像还算清楚，但你知道他放不下酒瓶，只有晚上睡觉才松手。他下半辈子都会这样的，就连他告诉你的话，也不是实情。充其量只是他所知事实的扭曲记忆而已。全世界每一个安静的酒吧都有这样的伤心男子。
我看看手表，我们这位大权在握的出版家已经迟到二十分钟。我再等半个钟头就走。全听顾客的划不来。他若能对你作威作福，就会以为别人可以任意摆布你，他雇你可不是为这个目的。现在我不怎么缺工作，绝不让一个东部来的笨瓜把我当牵马童——那种经理人才在木板装潢的八十五楼办公室上班，办公室有一排按钮和一个对讲机、一位穿哈蒂·卡内基【注】职业妇女专属服装、美丽的大眼睛里充满许诺的秘书。他是那种你九点整到，而他自己两个钟头后喝了一杯双份的鸡尾酒才飘飘而来，如果你不挂着笑容静静坐着等他，他那受到冒犯的经理才华会突然发作，事后要在阿卡普尔科【注】度假五周，才能复原。
【注】扎努克：好莱坞著名制作人。
【注】哈蒂·卡内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有影响的服装设计师。
【注】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重要的港口城市。
老酒吧服务员由我身边走过，轻轻地瞄我的淡苏格兰威士忌加水，我摇摇头，他晃了晃白脑袋，这时候一位梦幻一样的女人走了进来。我觉得酒吧一下鸦雀无声，老千不再玩纸牌，高凳上的酒鬼不再滔滔不绝——指挥在音乐台上轻轻敲一声，举起手臂，叫大家安静时，气氛就是如此。
她又高又瘦，身穿裁缝特制的白麻纱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白圆点丝巾。头发是童话公主的那种浅金色。她戴了一顶小帽，帽子下的金丝像鸟巢中的小鸟服服帖帖的。眼珠子呈罕见的矢车菊蓝色，睫毛很长，色泽稍嫌浅了一点。她走到对面的餐台，脱下手套，老服务员特地为她拉出餐台，绝对没有一位服务员肯为我这么做。她坐下来，把手套塞进皮包带子下面，含笑谢谢他，笑得温柔而纯洁，他迷得差一点儿瘫痪。她用很低的嗓音跟他说了一句话。他低着头匆匆走开。这家伙的人生真像有了重大的使命呢。
我瞪着眼睛瞧。她瞥见我的目光，视线抬高半英寸，我已经不在她的视线中了。但无论她看不看得见我，我都屏息不敢出声。
世上有金发碧眼之人，但金发碧眼现在几乎已变成一个滑稽的词了。一切金发碧眼的人都各有特点，大概只有白得像漂白的祖鲁族【注】、脾气软得像人行道那种除外。有唧唧喳喳的金发小可爱，有用冰蓝目光拦截你的雕像型金发壮妇。有仰视你、体味清香、闪闪发亮、吊着你的膀子，你带她回家她却总是很累很累的金发美人。她做出无奈的手势，头疼得要命，害你恨不得揍她一顿，却又深深庆幸自己及早发现她头疼的事，还没有在她身上花费太多时间、金钱和希望。因为头疼会永远存在，成为永不磨损的利器，比暴徒的刀剑或古罗马烈妇卢克雷西亚【注】的毒药瓶更厉害。
有那种温柔、嗜酒的金发美人，只要是貂皮，什么样的衣服她都肯穿，只要是星光屋顶，她什么地方都肯去；还有活泼孟浪的金发美人，像个小哥儿们，样样要自己付钱，充满阳光和常识，精通柔道，可以一边过肩摔倒一个卡车司机，一边看《星期六评论》【注】，至多只看漏一个句子；还有那患了非致命性贫血绝症的苍白金发美人，萎靡不振，鬼魅一般，谈话轻声细语，你不能对她动一根指头，首先你根本不想这么做，其次她不是在读原文的《荒原》或原文的但丁，就是在读卡夫卡或克尔凯郭尔【注】，或者在研究普罗旺斯文。她热爱音乐，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辛德米特【注】的作品时，她会告诉你六把低音提琴中哪一个慢了四分之一拍。听说托斯卡尼尼【注】也听得出来。全世界就他们两个内行。
最后还有风华绝代的展示品型，死过三个大歹徒男友后，她们先后嫁给两位百万富翁，每位一百万，老来在昂蒂布海角【注】拥有一栋浅色玫瑰别墅，一辆两座的阿尔法·罗密欧【注】，一窝已经是老皮老脸的贵族朋友——她对他们全都很亲昵却心不在焉，像老公爵对管家道晚安一样。
【注】祖鲁族：南非第一大民族。
【注】卢克雷西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女子，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女。
【注】《星期六评论》：于1923年创刊，主要内容包括书评等文章。
【注】克尔凯郭尔：19世纪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基督教思想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
【注】辛德米特：美籍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注】托斯卡尼尼：著名意大利指挥家、大提琴演奏家。
【注】昂蒂布海角：著名法国海滨旅游胜地。
【注】阿尔法·罗密欧：意大利出品的顶级轿车厂牌。
对面的梦幻一样的女人不属于上述各类，甚至不属于那种世界。她难以归类，像山泉一般幽远和清纯，像水色一样难以捉摸。我还在盯着她瞧，旁边有个声音说：“我迟到得太久了。对不起。都是这个的错。我名叫霍华德·斯潘塞。你是马洛，当然。”
我转头看他。他是中年人，相当丰满，衣着漫不经心，但胡子刮得很干净，稀疏的头发光溜溜地往后梳，小心盖住两耳间宽宽的脑袋。他穿着俗气的双排扣马甲，在加州很少人穿，也许来做客的波士顿人偶尔会穿穿。他戴着无框眼镜，正在轻拍一个破旧的公事包，所谓“这个”显然就是指它。
“三部新的足本手稿。小说。我们还没机会退掉就先把它弄丢，那可就尴尬了。”老服务员正把一杯高高的绿色玩意儿放在美人面前，然后往后退了一步。斯潘塞示意他过来。“我特别喜欢金酒加柳橙汁。实在是很蠢的一种酒。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我点点头，老服务员走开了。
我指指公事包说：“你怎么知道你会退掉？”
“如果真好，就不会由作家亲自送到酒店来啦。纽约的经纪人会先要去。”
“那又何必收下呢？”
“一方面是为了不伤感情，一方面是因为所有出版商都希望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发掘好作品。但大体是因为鸡尾酒会上被引介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有些小说已经写好了，你有点儿醉，对人慷慨多情起来，顺口说你想看看脚本。东西就以令人作呕的速度送到酒店来，你好歹总得看看吧。不过我想你对出版商和他们的问题不会感兴趣。”
服务员端来饮料。斯潘塞拿起他那杯，痛快牛饮。他没看对面的金发美女一眼，注意力完全放在我身上。他是很好的中间人。
“如果跟工作有关，”我说，“我偶尔也可以看看书。”
“我们有个重要的作家住在这一带。”他很随意地说，“也许你读过他的东西。是罗杰·韦德。”
“哟嗬。”
“我懂你的意思。”他苦笑道，“你不喜欢历史浪漫传奇。可是销路好极了。”
“我没别的意思，斯潘塞先生。我翻过他的书。我觉得是垃圾。这么说不对吗？”
他咧嘴一笑，说：“噢，不。很多人跟你有同感。问题是目前他的书随便怎么样都畅销。现在成本这么高，每个出版商手头都得有一两位这种作家。”
我看看对面的金发美人。她喝完了青柠汽水之类的，正在看一个显微镜似的手表。酒吧人多起来，但还太吵。两个赌徒还在挥手，吧台边凳子上的独酌客有了两个酒友。我回头看霍华德·斯潘塞。
“跟你的问题有关吗？”我问他，“我是说这位姓韦德的家伙。”
他点点头，又仔细地打量我一眼，说：“马洛先生，谈谈你自己吧。我是说，如果你不排斥这个请求的话。”
“谈哪一类的事？我是领执照的私人侦探，而且已经干了一阵子了。我是孤狼，没结婚，已届中年，不富有。我入狱不只一次，我不办离婚案件。我喜欢醇酒、女人、下棋等。警察不太喜欢我，可是我认识一两个合得来的。我是本地人，出生在圣塔罗沙，双亲都死了，没有兄弟姐妹，万一我以后在暗巷子被杀——这一行谁都可能出事，很多其他行业或者根本没做事的人也一样——我死了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崩溃。”
“我明白了，”他说，“可是，你并没说出我想知道的事。”
他把金酒加柳橙汁喝完，我不喜欢。我对他咧咧嘴，说：“有一项我省略了，斯潘塞先生。我口袋里有一张‘麦迪逊肖像’。”
“麦迪逊总统的肖像？我恐怕不——”
“一张五千块钱的大钞，”我说，“随时带着。我的幸运符。”
“老天，”他压低了嗓门说，“那不是非常危险吗？”
“是谁说的来着，超过某一点后所有的危险都是相等的？”
“我想是沃尔特·巴格奥特【注】说的。他谈的是修筑烟囱的人。”然后他笑一笑，“抱歉，但我是出版商。马洛，你没问题。我要在你身上冒个险，否则你会叫我滚蛋。对吧？”
【注】沃尔特·巴格奥特：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我也向他笑笑。他召唤服务员，又点了两杯酒。
他小心翼翼地说：“嗯，我们在罗杰·韦德身上遇到了大麻烦，他没办法写完一本书。他失去了自制能力，背后有隐情。他好像快要崩溃了，酗酒乱发脾气。他每隔一阵子就会连着失踪几天。不久前他把妻子推下楼，害得她断了五根肋骨住进医院。他们之间没有一般所谓的问题，完全没有。那人只是酒醉发疯。”斯潘塞往后仰，郁郁地看着我，“我们必须让那本书完成，非常重要，事关我的饭碗。可是我们需要的不只这些。我们要挽救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应该可以写出比以往更好的作品。有一件事很不对劲，这回他甚至不肯见我。听起来好像该找心理医生，我明白。韦德太太不同意，她相信他完全正常，只是有事情让他担心得半死，例如勒索之类的。韦德夫妇已经结婚五年。可能有什么过去的往事困扰着他，甚至可能——只是瞎猜——开车压死人逃逸之类的，有人发现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想知道，而且我们愿意付一大笔钱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证明是医疗问题，噢——那就算了。如果不是，非找出答案不可。同时韦德太太也该受到保护，下回他说不定会害死她。世事难料。”
第二轮酒开始了。我那杯原封不动，看他一口气吞下了半杯。我点了一根烟，只管瞪着他瞧。
“你要的不是侦探，”我说，“你要的是魔术师。我能干什么？如果我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到场，如果我觉得他不难应付，也许可以把他打昏，扶他上床。可是我必须在场啊。机会是百分之一。你知道吗？”
“他个子跟你差不多。”斯潘塞说，“但他的体能状况不如你。你可以随时在场。”
“不见得。醉鬼狡猾，他一定会挑我不在的时候发作。我又不是在男护士市场求职。”
“男护士一点儿用都没有。罗杰·韦德也不会接受男护士。他是很有才华的人，只是失去了自制力。他写垃圾给愚蠢的读者看，赚了太多的钱。可是作家唯一的救赎就是写作。他身上如果有任何优点，总会显露出来的。”
我不耐烦地说：“好吧，我相信他。他很棒，他也很危险。他有犯罪的秘密，想泡在酒精里把它忘掉。斯潘塞先生，我不善于处理这一类的问题。”
“我明白了。”他看看手表，愁得脸都皱了起来，面孔看来更老更瘦小了。“好吧，我总得试试嘛。”
他伸手拿他的公事包。我看看对面的金发美女，她准备要走了。白发服务员正跟她结账，她给了他一点儿钱，嫣然一笑，他高兴得像跟上帝握过手似的。她翘起嘴唇，戴上白手套，服务员把餐台拖开，让她大步跨出来。
我看看斯潘塞。他正望着桌边的杯子皱眉头，公事包放在膝上。
“听好。”我说，“如果你不反对，我会去见那个人，估量估量他。我要跟他妻子谈谈。不过我猜他会把我扔出屋外。”
斯潘塞没开口，另一个声音说：“不，马洛先生，我想他不会。相反地，我想他也许会喜欢你。”
我抬头望见一双紫蓝色的眼睛。她站在餐台的另一头。我站起来，笨手笨脚地斜插进小隔间后侧，一副无法开溜只得呆立的模样。
“请不要站起来。”她的声音柔得像夏日蓝天上的白云，“我知道我该向你道歉，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观察你，再出面自我介绍，我是艾琳·韦德。”
斯潘塞阴沉沉地说：“艾琳，他不感兴趣。”
她微微一笑。“我不这么想。”
我打起精神，站都站不稳，张着嘴喘气。像甜甜的女毕业生，她实在美极了。近看简直叫人骨头都酥了。
“我没说我不感兴趣，韦德太太。我的意思是说我恐怕帮不上忙，不该乱试，不然可能反而有害。”
现在她非常严肃，笑容不见了。“你决定得太快了。你不能以人的行动来判断人。若要判断，该凭他们的本性。”
我茫茫然地点头。因为我对特里·伦诺克斯就有这种想法。从行为上看他绝非好货色，只在散兵坑有过瞬间的光荣——如果梅嫩德斯说的是真话——可是行动不足以反映一切。他是一个外人不可能讨厌的男子。你一辈子碰见的人，有几个能称得上这样的？
她轻轻加上一句：“而且你还得知道他们是这种人。再见，马洛先生。万一你改变主意——”她快速打开手提袋，给我一张名片。“谢谢你赏光。”
她向斯潘塞点点头就走开了。我目送她走出酒吧，沿着玻璃加盖部分走到餐厅。她的姿势美极了。我望着她转到通往大厅的拱门下，看见她转弯时白色麻纱裙最后一闪。然后我放轻松坐进小隔间，拿起金酒加柳橙汁。
斯潘塞正望着我。他眼中有一股凶焰。
“表现不错。”我说，“可是你应该偶尔看看她才对。那样的梦幻一样的女人只要坐在对面二十分钟，你不可能视若无睹。”
“我真蠢，对吧？”他勉强露出笑容，其实不想笑。他不喜欢我刚才看她的眼神。“大家对私人侦探的看法有点儿怪。想到家里安插了一个——”
“休想把我这个侦探摆进你家。”我说，“反正请先编出另一个故事再说。你不该要我相信竟然有人——不管酒醉或清醒——把那个绝代佳丽推下楼，让她跌断五根肋骨。”
他满面通红，双手抓紧公事包。“你以为我撒谎？”
“有什么差别？你已经演出过了。说不定你自己迷上了那位夫人。”
他突然站起来。“我不喜欢你的口气，”他说，“我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你。帮个忙，把这件事给忘了。我想这够付你的钟点费了吧。”
他在桌上扔了二十块钱，外加给服务员的一点儿小费。他静静地站着俯视了我一会儿，眼睛很亮，脸色还红红的。“我已经结婚了，有四个孩子。”他唐突地说。
“恭喜。”
他喉咙里咕噜一声，转身离去，走得相当快。我只目送了他一会儿。我把剩下的酒喝光，拿出香烟，抽一根出来，塞进嘴里点上。老服务员走过来看看桌上的钱。
“先生，要我另外给你端点什么来吗？”
“不。钱都给你。”
他慢慢捡起来，说：“先生，这是一张二十块钱的钞票。那位先生搞错了。”
“他认得字。钱都给你。”我说。
“我非常非常感激。先生，如果你确定——”
“十分确定。”
他猛点着头走开了，看来很担心。酒吧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两个曲线玲珑的少女一面唱歌一面挥手走过去。她们认识附近那个小隔间的两个愣小子。空气中开始洒满“亲爱的”声和桃红的指甲。
我抽了半根烟，凭空怒目皱眉，然后起身离开。我转身拿烟盒时，背后有东西撞了我的脑袋瓜一下。正合我意。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咧着大嘴哗众取宠的家伙穿着满是褶子的牛津法兰绒走过去的侧影。他像大众情人般伸开双臂，像一个拍卖从不亏损的家伙咧着二英寸高六英寸宽的笑容。
我抓住他伸出的手臂，把他转过来，说：“怎么啦，小子？走道不够宽，容不下你这号人物？”
他挣脱手臂，发起狠来。“老兄，别自以为了不起。我也许会打掉你的下巴。”
“哈哈，”我说，“你会替扬基队守中外野，用长面包击出一支全垒打。”
他握起多肉的拳头。
“宝贝，想想你修过的指甲。”我对他说。
他克制住情绪。“神经病，自作聪明的小子，”他不屑地说，“下回，等我脑子里没这么多事要想的时候。”
“还能比现在更少吗？”
“走啊，快滚。”他咆哮道，“再说句笑话，你就得换新牙床了。”
我向他咧嘴一笑：“打电话给我，小子。可是对白要换好一点儿的。”
他的表情一变，突然笑起来。“你的照片上过报，老兄？”
“只有钉在邮局的那种海报。”
“我在警方人像簿里见过你。”他说着就走开了，嘴还咧着。这种事真蠢，但可以摆脱内心的感受。我顺着加盖屋穿过旅馆大厅，来到正门口，在门里戴上太阳眼镜。直到上了自己的车，我才想起要看看艾琳·韦德给我的名片，跟正式名片不同，上面有住址和电话号码。罗杰·斯特恩斯·韦德太太，艾德瓦利路一二四七号，电话是艾德瓦利五一六三二四。
我对艾德瓦利知之甚详，也知道那儿跟当年入口设门房和私人警力、湖上开赌场、有五十块钱一夜的卖春女时已大不相同。赌场关掉以后，已经洗干净的钱接管了广大的地区。这些钱使它成为地块划分商的最爱。有一个俱乐部拥有湖泊和湖前的土地，如果他们不让你加入俱乐部，你就不能在水上玩。具有排他性，不只表示昂贵而已。我在艾德瓦利就像洋葱摆在香蕉船甜点上，格格不入。
那天下午霍华德·斯潘塞打电话给我。他气头过去了，想要说声抱歉，说他没处理好那个场面，说我也许肯再考虑。
“如果他请我，我会去看看他。否则不干。”
“我明白了。会有丰厚的大红包——”
“听好，斯潘塞先生，”我不耐烦地说，“你不能花钱雇命运。如果韦德太太怕那家伙，她可以搬出去，那是她的问题。没有人能每天二十四小时保护她，防范她的丈夫。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保护。可是你要的还不只这些，你想知道那家伙何时何地，以及为什么出轨，然后想办法让他不再犯——至少在他写完那本书之前不再犯。一切要看他自己。如果他想写那本混蛋书，他会暂时不喝酒，写完再说。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事情都凑一起了，”他说，“它们是同一个问题。但我大致了解了。对你这一行来说太微妙了一些。好吧，再见。我今晚飞回纽约。”
“祝你一路顺风。”
他谢谢我，就挂了电话。我忘了说我把他的二十块钱送给服务员了。我想打电话回去告诉他，又觉得他已经够可怜了。
我关上办公室，往维克托酒吧的方向走，想照着特里信里的吩咐，去喝一杯螺丝起子。中途我改变主意。我的心情不够感伤。我到罗瑞酒吧喝了一杯马提尼，吃了一客牛肋眼肉排和约克夏布丁。
回到家，我打开电视看拳赛。不精彩，只是一群拳师跳来跳去的，他们真该为阿瑟·默里【注】工作才对。他们只会出刺拳、蹦上蹦下、佯攻让彼此失去平衡。没有一位出拳重得能吵醒瞌睡中的老祖母。观众嘘声四起，裁判不断拍手叫他们进攻，他们却继续晃来晃去，慌慌张张，戳出左长拳。我转到另一个台，看一出犯罪剧。罪行发生在一个衣橱里，剧中的面孔疲惫又太熟悉，一点儿也不美。对话是填字游戏都不会用的怪字句。侦探用了一个黑人仆役来引进一点喜剧效果。根本用不着，他自己就够滑稽了。广告片很烂，连养在铁丝网和破酒瓶堆的山羊看了都会作呕。
【注】阿瑟·默里：1895年出生于纽约，他17岁开始在夜间教授舞蹈课程。现在世界各地都有阿瑟·默里舞蹈学校。
我关了电视，抽一根卷得很紧的长杆凉烟。对喉咙不错，是好烟草做的，我忘了注意是什么牌子。我正准备睡觉，凶杀组的警探格林打电话给我。
“你大概有兴趣知道，你的朋友伦诺克斯两天前在他去世的墨西哥小镇下葬了。一位律师代表家属到那边参加了葬礼。这回你很幸运，马洛。下回你千万不要想帮朋友逃出国了。”
“他身上有几个弹孔？”
他吼道：“这算什么？”然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这才过度小心地说：“一个啊，我猜。打脑袋通常一个就够了。律师带回一套指纹和他口袋里杂七杂八的东西。你还想知道什么？”
“有啊，可是你不会告诉我。我想知道是谁杀了伦诺克斯的老婆。”
“咦，格伦茨不是跟你说过他留下一份完整的自白吗？反正报上是这么说的。你不再看报了吗？”
“多谢你打电话给我，警官。你真客气。”
“听着，马洛，”他粗声粗气地说，“如果你对这个案子瞎起什么怪念头，乱开腔会给你惹来很多大麻烦的。案子已经了结，封尘了。对你来说真是幸运。事后从犯在本州要判五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深知人坐牢不见得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法庭上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晚安。”
他对着我的耳朵挂了电话。我放下听筒，心想一个良心不安的正直警察随时会装狠。不正直的警察也一样，其实几乎人人如此。包括我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