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1

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26

by 当年明月

  第六章 复起
  崇祯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很想有番作为,但当他真正站在权力的顶峰时,却没有看到风景,只有一片废墟。
  史书有云:明之亡,亡于天启。也有史书云:实亡于万历。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
  应该说,这几句话都是有道理的,经过他哥哥、他爷爷、他爷爷的爷爷几番折腾,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又蹦出来个九千岁人妖,里外一顿猛捶,大明公司就剩一口气了。
  朝廷纷争不断,朝政无人理会,边疆烽火连天,百姓民不聊生,干柴已备,只差一把火。
  救火员崇祯登场。
  他浇的第一盆水,叫做袁崇焕。
  崇祯是很喜欢袁崇焕的,因为他起用袁崇焕的时间,是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十九日。
  此时,魏忠贤刚死十三天,尸体都还没烂。
  几天后,在老家东莞数星星的袁崇焕接到了复起任职通知,大吃一惊。
  吃惊的不是复起,而是职务。
  袁崇焕当时的身份是平民,按惯例,复起也得有个级别,先干个主事(处级),过段时间再提,比较合理。
  然而他接受的第一个职务,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
  兵部右侍郎,是兵部副部长,都察院右都御史,是二品正部级,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布衣袁崇焕就变成了正部级副部长。
  袁部长明显没缓过劲来,在家呆了几个月,啥事都没干,却又等来了第二道任职令。
  这一次,他的职务变成了兵部尚书,督师蓟辽。
  明代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任职令诞生了。
  因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是一个很大的官,很大。
  所谓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部长,很牛,但最牛的官职,是后四个字——督师蓟辽。
  我之前曾经说过,明代的地方官,最大的是布政使、按察使和指挥使,为防互相扯皮,由中央下派特派员统一管理,即为巡抚。
  鉴于后期经营不善,巡抚只管一个地方,也摆不平,就派高级特派员管理巡抚,即为总督。
  到了天启崇祯,局势太乱,连总督都搞不定了,就派特级特派员,比总督还大,即为督师。
  换句话说,督师是明代除皇帝外,管辖地方权力最大的官员。
  而要当巡抚、总督、督师的条件,也是不同的。
  要当巡抚,至少混到都察院佥都御史(四品正厅级)或是六部侍郎(副部级),才有资格。
  而担任总督的,一般都是都察院都御史(二品部级),或是六部尚书(部长)。
  明代最高级别的干部,就是部级,所以能当上督师的,只剩下一种人——内阁大学士。
  比如之前的孙承宗,后来的杨嗣昌,都是大学士督师。
  袁崇焕例外。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袁百姓,几月后,他就成了袁尚书,还破格当上了督师,而袁督师的管辖范围包括蓟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换句话说,袁督师手下,有五六个巡抚。
  任职令同时告知,立刻启程,赶到京城,皇帝急着见你。
  崇祯确实急着见袁崇焕,因为此时的辽东,已经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自从被袁崇焕打跑后,皇太极始终很消停,他没有继续用兵,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皇太极和他老爹不同,从某种角度讲,努尔哈赤算半个野蛮人,打仗,占了地方就杀,不杀的拉回来做奴隶,给贵族当畜牲使,在后金当官的汉人,只能埋头干活,不能骑马,不能养牲口,活着还好,要是死了,老婆就得没收,送到贵族家当奴隶。
  相比而言,皇太极很文明,他尊重汉族习惯,不乱杀人,讲信用,特别是对汉族前来投奔的官员,那是相当的客气,还经常赏赐财物。
  总而言之,他很温和。
  温和文明的皇太极,是一个比野蛮挥刀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
  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
  无需暴力,无需杀戮,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
  在皇太极的政策指引下,后金领地逐渐安定,经济开始发展稳固,而某些在明朝混不下去的人,也开始跑去讨生活,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范文程。
  每次说到这个人,我都要呸一口,呸。
  呸完了,接着说。
  说起汉奸,全国人民就会马上想起吴三桂,但客观地讲,吴三桂当汉奸还算情况所迫,范文程就不同了,他是自动前去投奔,出卖自己同胞的,属于汉奸的最原始,最无耻形态。
  他原本是个举人(另说是秀才),因为在大明混得不好,就投了皇太极,在此后几十年的汉奸生涯中,他起了极坏的作用,更讽刺的是,据说他还有个光荣的嫡系祖先——范仲淹。
  想当年,范仲淹同志在宋朝艰苦奋斗,抗击西夏,如在天有灵,估计是要改家谱的。不过自古以来,爷爷是好汉,孙子哭着喊着偏要当汉奸的,实在太多,古代有古代的汉奸,现在有现代的汉奸,此所谓汉奸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在范文程的帮助下,皇太极建立了朝廷(完全仿照明朝),开始组建国家机器,进行奴隶制改造,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
  要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在紫禁城里的平台,怀着憧憬和希望,皇帝陛下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召见,史称平台召对。
  他们见面的那一天,是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
  顺便说一句,由于本人数学不好,在我以上叙述的所有史实中,日期都是依照原始史料,使用阴历。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阴历七月十四日,是鬼节。
  七月十四,鬼门大开,阴风四起。
  那天有没有鬼出来我不知道,但当天的这场谈话,确实比较鬼。
  谈话开始,崇祯先客套,狠狠地夸奖袁崇焕,把袁督师说得心潮澎湃,此起彼伏,于是,袁督师激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计五年,全辽可复。”
  这句话的意思是,五年时间,我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
  这下吹大发了。
  百年之后的清朝史官们,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洗礼后,选出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人,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但这个人不是袁崇焕,而是孙承宗。
  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明代史料后,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
  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实施者,一个坚定的战斗执行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制定者。
  而从他此后的表现看,他也不是一个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
  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言而起。
  崇祯很兴奋,兴奋得连声夸奖袁崇焕,说你只要给我好好干,我也不吝惜赏赐,旁边大臣也猛添柴火,欢呼雀跃,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皇帝陛下决定,休会。
  但脑袋清醒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兵科给事中许誉卿。
  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找到了袁崇焕,向他讨教如何五年平辽。
  照许先生的想法,袁督师的计划应该非常严密。
  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聊慰上意!
  翻译过来就是,随口说说,安慰皇上的。
  差点拿笔做笔记的许誉卿当时就傻了。
  他立刻小声(怕旁边人听见)地对袁崇焕说:
  “上英明,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
  这句话意思是,皇上固然不懂业务,但是比较较真,现在忽悠他,到时候他按日期验收工作,你怎么办?
  袁督师的反应,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怃然自失。
  没事,牛吹过了,就往回拉。
  于是,当崇祯第二次出场的时候,袁督师就开始提要求了。
  首先是钱粮,要求户部支持,武器装备,要求工部支持。
  然后是人事,用兵、选将,吏部、兵部不得干涉,全力支持。
  最后是言官,我在外打仗,言官唧唧喳喳难免,不要让他们烦我。
  以上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立即。
  崇祯是个很认真的人,他马上召集六部尚书,开了现场办公会,逐个落实,保证兑现。
  会议就此结束,双方各致问候,散伙。
  在这场召对中,崇祯是很真诚的,袁崇焕是很不真诚的,因为当时的辽东局势已成定论,后金连衙门都修起来了,能够守住就算不错,你看崇祯兄才刚二十,又不懂业务,就敢糊弄他,是很不厚道的。
  就这样,袁崇焕胸怀五年平辽的口号,在崇祯期望的目光中,走向了辽东。
  可他刚走到半路,就有人告诉他,你不用去了,去了也没兵。
  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十天后,宁远发生了兵变。
  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
  我曾翻阅过明代户部记录,惊奇地发现,明朝的财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也就是说,地方办公经费,除老少边穷地区外,朝廷是不管的,自己去挣,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挣不到就滚蛋。
  而明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
  什么军饷、粮草、衣物,打赢了有赏钱,打输了有补偿,打死了有安家费,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
  宁远的情况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
  要知道,明朝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就去衙门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就让你吃大刀。
  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兵变发生时,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绑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
  抓起来就一件事,要钱,可惜的是,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
  其实毕自肃同志,确实是个很自肃的人,为发饷的事情,几次找户部要钱,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严,是他的哥哥,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了。
  但苦大兵不管这个,干活就得发工钱,不发工钱就干你,毕大人最先遭殃,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你们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
  就这样,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两万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无奈之下,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五万两银子(要算利息),补了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
  毕自肃确实是个好人,出来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闹到这个局势,有很大的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实诚,为负责任,竟然自杀了。
  毕巡抚是个老实人,袁督师就不同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竟敢闹事,反了你们了!
  立刻马不停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
  此时的军营,已彻底失去控制,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
  所谓闹事,也是有欺软怕硬这一说的。
  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他找到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
  “谁带头闹的?”
  回答:
  “杨正朝,张思顺。”
  那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
  两个人抓来,袁崇焕又只问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
  不过是讨点钱,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想活。
  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
  很快,在两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也没有政策了,全部杀头。
  领头的没有了,自然就不闹了,接下来的,是追究领导责任。
  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琦,杀头,其余相关将领,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逃的左良玉。
  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不发工资,玉皇大帝也镇不住。
  袁崇焕直接找到崇祯,开口就要八十万。
  八十万两白银,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致是人民币六亿多。
  袁崇焕真敢要,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严,照办。
  毕自严回复,不办。
  崇祯大发雷霆,毕自严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
  毕尚书不怕事,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
  事实确实如此,我查了一下,当时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四百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五百万两!如此下去,必定破产。
  明朝,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就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抢掠带折腾,所谓明亡清兴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
  虽说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打了个折——三十万两。
  钱搞定了,接下来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坐,袁崇焕说,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
  崇祯同意了。
  然后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归他管)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
  崇祯又同意了。
  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率教、何可纲、祖大寿(他的铁杆),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桂、麻登云(非铁杆),另行任用。
  崇祯还是同意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此后的事情证明,这个誓言是比较准的,到期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
  至此,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蓟辽之内,已无人可与抗衡。
  不,不,还是有一个。
  近十年来,历任蓟辽总督,无论是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
  “孤处天涯,为国效命,曲直生死,惟君命是从。”
  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疏。
  决定
  袁崇焕想杀掉毛文龙。
  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杀人动机,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
  当然,也有些人说,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三百多年前袁崇焕快死那阵,京城里都这么说。
  但事实上,这是个相当无聊的讲法,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档》的记载,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说要投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要这么说,袁崇焕还算是为国除害了。
  鉴于清朝有乱改史料的习惯,再加上毛文龙一贯的表现,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
  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只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
  毛文龙所在的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方,要传命令过去,要么穿越敌军阵地,要么坐船,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剧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
  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不太听话。
  更重要的是,毛文龙在皮岛,还是很有点作用的,他位于后金后方,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比较恶心。被皇太极视为心腹大患。
  但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八年,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大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
  打仗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少点——六次,大多数时间,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打个闷棍之类。
  但总体而言,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就及格了。
  鉴于以上原因,历代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
  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连粒沙子都不容。
  几年前,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就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督师手握重权,小小的皮岛总兵算老几?
  更恶劣的是,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八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且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干掉!
  其实毛总兵是有苦衷的,说我捞钱,确是事实,那也是没办法,就这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说我虚报战功,也是事实,但这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程序走,混个屁啊?
  我曾查阅明代户部资料及相关史料,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在四万多人左右,按户部拨出的军饷,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
  可惜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
  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
  崇祯二年(1629)四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
  接到命令后,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
  “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
  因为毛总兵的船队是有猫腻的,不但里面夹杂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督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
  他立即向皇帝上疏,连声诉苦,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怎么从长,喝西北风?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十万两军饷,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
  拿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
  也好,先拿着,到时再慢慢谈。
  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
  说起来,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混了好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要论耍心眼,实在不如袁崇焕。
  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督师就打算干掉他。
  早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钱龙锡,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
  “入其军,斩其帅!”
  后来他给皇帝的奏疏上,也明明白白写着:
  “去年(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安排已定”,那还谈个屁。
  但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自己死磕,那就大大不妙了。
  所以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
  他先补发了十万两军饷,然后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写信致问候。
  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感激,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
  机会来了。
  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
  他拜会了袁崇焕,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
  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
  袁崇焕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不是在宁远。
  这个问题,有点脑子的人就能想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作鸟兽散,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是投敌,到时这烂摊子怎么收?
  所以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说,过一个月,我要去你的地盘阅兵,到时再叙。
  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
  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
  双岛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防区,五月三十日,毛文龙到达双岛,与袁崇焕会面。
  六月初一夜晚,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了谈话,双方都很客气,互相勉励,表示时局艰难,要共同努力,度过难关。
  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
  既然在自己的地盘,自然要威风点,毛文龙带来了三千多士兵,在岛上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的检阅。
  六月初三,列队完毕,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
  出乎意料的是,毛文龙显得很紧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天可能要出事,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
  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得毛文龙相当不好意思。
  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了护卫,就在当天深夜,来到了袁督师的营帐,和他谈话。
  这是他们三次谈话中的第二次。
  第二天,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夜晚,好戏终于开场。
  毛文龙来到袁崇焕的营帐,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谈话。
  一般说来,两人密谈,内容是不会外泄的,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谋,要想知道,只能靠猜。
  我不在场,也不猜,却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
  一个月后,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个杀戮前的夜晚,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句话。
  袁崇焕说:
  “你在边疆这么久,实在太劳累了,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
  毛文龙说:
  “我也这么想,只是奴(指后金)尚在。”
  袁崇焕说:
  “会有人来替你的。”
  毛文龙说:
  “此处谁能代得?”
  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说:
  “我此来劳军,你手下兵士每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
  毛文龙说:
  “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
  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后,谈话正式结束。
  毛文龙的命运就此结束。
  他不知道,这个夜晚的这次谈话,是他最后救命的机会,而所有的秘密,就藏在这份看似毫不起眼的记录里。
  现在,让我来翻译一下这份记录:
  在谈话的开始,袁崇焕说杭州西湖好,解释:毛文龙你回老家吧,只要你把权力乖乖让出来,可以不杀你。
  毛文龙说工作任务重,不能走,解释:我在这儿很舒坦,不想走。
  袁崇焕说,可以找人替你,解释:这里不是缺了你不行,大把人可以代替你。
  毛文龙说,此处谁代得,解释:都是我的人,谁能替我!
  这算是谈崩了,接下来的,是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尝试。
  袁崇焕说,按人头发放赏赐,解释:把你的家底亮出来,到底有多少人,老实交代。
  毛文龙说,这里的三千五百人,明天领赏,解释:知道你想查我家底,就是不告诉你!
  谈不拢,杀吧。
  六月五日。
  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准备在那里召见毛文龙。
  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毛文龙的到来。
  毛文龙列队完毕,准备上山。
  袁崇焕拦住了他,说,不用这么多人,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
  毛文龙表示同意,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
  在上山的路上,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每月的粮饷只有一斛,实在太辛苦了,请受我一拜!”
  袁督师如此客气,大家受宠若惊,纷纷回拜,所以,在一片忙乱之中,许多人都没有听懂他的下一句话:
  “你们只要为国家效力,今后不用怕无粮饷。”
  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你们的毛总兵死了,只要继续干,就有饭吃。
  一路走,一路聊,袁崇焕很和气,毛文龙很高兴,气氛很好,直到进入营帐的那一刻。
  “毛文龙!本部院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欺诳,目中无本部院,国法岂能容你!”
  面对袁崇焕严厉的训斥,毛文龙却依旧满脸堆笑——还没反应过来。
  太突然了,事情怎么能这样发展呢?
  袁崇焕到底有备而来,毛总兵脑袋还在运算之中,他就抛出了重量级的武器——十二大罪。
  这十二大罪包括钱粮不受管辖、冒功、撒泼无礼、走私、干海盗、好色、给魏忠贤立碑、未能收复辽东土地等等。
  这十二大罪的提出,证明袁崇焕同志的挖坑功夫,还差得太远。
  类似这种材料公文,骂的是人是鬼不要紧,有没有事实也不要紧,贵在找得准,打得狠,比如杨涟参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就是该类型公文的典范。
  但袁崇焕给毛文龙栽的这十二条,实在不太高明,所谓冒功、无礼、好色,只要是人就干过,实在摆不上台。而最有趣的,莫过于给魏忠贤立碑,要知道,当年袁巡抚也干过这出,他曾向朝廷上书,建议在宁远给魏忠贤修生祠,可惜由于提早下课,没能实现。
  这些都是扯淡,其实说来说去就两个字:办你。
  文龙兄尚在晕菜之际,袁督师已经派人脱了他的官服,绑起来了。
  绑成粽子的毛文龙终于清醒过来,大喊一声:
  “文龙无罪!”
  敢喊这句话,是有底的,毕竟是自己的地盘,几千人就等在外边,且身为一品武官,总镇总兵,除皇帝外,无人敢杀。
  但袁崇焕敢,他敢杀毛文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他是袁崇焕,四品文官就敢杀副总兵的袁崇焕。
  第二个原因是一件东西,他拿了出来给毛文龙看。
  当看到这件东西时,毛文龙终于服软了,这玩意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件——尚方宝剑。
  活到头了。
  虽说文龙兄手里也有一把尚方宝剑,可惜那是天启皇帝给的,所谓尚方宝剑,是皇帝的象征,不是死皇帝的象征,人都死了,把死人送给你的宝剑拿出来,吓唬鬼还行,跟现任皇帝的剑死磕,只能是找死了。
  手持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此刻终于说出了他的心声和名言:
  “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是朝廷的将首!”
  毛文龙明白,今天这关不低头是过不去了,马上开始装孙子:
  “文龙自知死罪,只求督师恩赦。”
  统帅认怂了,属下自然不凑热闹,毛文龙的部将毫无反抗,当即跪倒求饶,只求别把自己搭进去。
  其实事情到此为止,教训教训毛文龙,也就凑合了。
  然而袁崇焕很执着。
  局势尽在掌握,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切的一切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说出了下面的话:
  “今日杀了毛文龙,本督师若不能恢复全辽,愿试尚方宝剑偿命!”
  这话很准。
  然后他面向京城的方向请旨跪拜,将毛文龙拉出营帐,斩首。
  辽东的重量级风云人物毛文龙,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可惜毛总兵并不知道,他是可以不死的,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杀不了他,只要他向袁崇焕索要一样东西。
  这件东西,就是皇帝的旨意。
  在古往今来的戏台、电视剧里,尚方宝剑都是个很牛的东西,扛着到处走,想杀谁就杀谁。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京剧票友的水平。别的朝代且不说,在明朝,所谓尚方宝剑,说起来是代天子执法,但大多数时,也就做个样子,表示皇帝信任我,给我这么个东西,可以狐假虎威一下,算是特别赏赐。
  一般情况下,真凭这玩意去砍人的,是少之又少,最多就是砍点中低级别的阿猫阿狗,敢杀朝廷一品大员的,也只有袁崇焕这种二杆子。
  换句话说,袁崇焕要干掉毛文龙,必须有皇帝的旨意,问题在于,毛文龙同志当官多年,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他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对于这个疑问,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仔细分析材料,我才发现,原来毛文龙同志之所以认栽,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误会:
  因为当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威胁要杀掉毛文龙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断送了毛文龙的所有期望。
  他说:我五年平辽,全凭法度,今天不杀你,如何惩戒后人?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这是句相当忽悠人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为此——到底为什么?
  所谓为此,就是为了维护纪律,也就是客气客气的话,没有特指,因为皇帝并未下令,用此剑杀死毛文龙。
  但在毛文龙听来,为此,就是皇帝发话,让袁同志拿着家伙,今天上岛来砍自己,所以他没有反抗。
  换句话说,毛文龙同志之所以束手待毙,是因为他的语法没学好,没搞清主谓宾的指代关系,弄错了行情。
  从小混社会,有丰富江湖经验的毛总兵就这么被稀里糊涂地干掉了。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恶果。
  人干掉了,接下来的是擦屁股程序。
  首先是安慰大家,我只杀毛文龙,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然后是发钱,袁崇焕随身带着十万两(约六千多万人民币),全都发了,只是这种先杀人,再分钱的方式,实在太像强盗打劫。
  而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步,是安抚。
  毛文龙手下这几万人,基本都是他的亲信,要保证这些人不跑,也不散伙,袁崇焕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先是换了一批将领,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又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当部将,这意思是,我虽然杀了你爹,但那是公事,跟你没有关系,照用你,别再闹事。
  几大棒加胡萝卜下去,效果很好,没人闹,也没人反,该干啥还干啥,袁崇焕很高兴。
  毛文龙就这么死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后果是有的,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最高兴的是皇太极,他可以放心了,因为毛文龙所控制的区域,除皮岛外,还有金州、旅顺等地区,而毛总兵人品虽不咋样,但才能出众,此人一死,这些地盘就算没人管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京城。
  而自信的袁督师认定,他的善后工作非常出色。但他不知道的是,在那群被他安抚的毛文龙部下里,有这样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
  这三位仁兄就不用多介绍了,都是各类“辫子戏”里的老熟人了,前两位先是造反,折腾明朝,后来又跟着吴三桂造反,折腾清朝,史称“三藩”。
  而最后这位孔有德更是个极品,他是清朝仅有的两名汉人封王者之一(另一个是吴三桂)。现在北京有个地名叫公主坟,据说里面埋的就是孔有德的女儿。
  当汉奸能当出这么大成就,实在是因为他的汉奸当得非常彻底。后来镇守桂林时,遇到了明末第一名将李定国,被打得满地找牙,气不过,竟然自焚了。清朝认为这兄弟很够意思,就追认了个王。
  这三位仁兄原先都是山东的矿工,觉得挣钱没够,就改行当了海盗,后来转正成了毛文龙的部将。事实证明,这三个人只有毛文龙能镇住,因为两年后,他们就都反了。
  事实还证明,他们是很有点水平的,后来当汉奸时很能打仗,为大清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再提一句,那位被袁督师提拔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后来也反了,不过运气差点,没当上汉奸,就被剁了。
  所谓文龙该死,结果大致如此。
  但跟上述结果相比,下面这个才是最为致命的。
  到底是朝廷里混过的,杀死毛文龙后,袁崇焕立刻意识到,这事办大了。
  所以他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罪,说这事我办错了,以我的权力,不应该杀死毛文龙,请追究我的责任,等待皇帝处分。
  袁崇焕认识错误的态度很诚恳,方法却不对。如果要追究责任,处分、撤职、充军都是不够的,唯一能够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偿命。
  
第七章 杀人的必备程序
  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
  答案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根烟功夫。
  但要合法地杀掉一个人,很难。
  因为大明是法制社会,彻头彻尾的法制社会。
  这绝不是开玩笑,只要熟读以下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
  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杀了人),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
  但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都是秋后处决。
  有人会问,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
  确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就不只是多活两天,事实上,据记载,最高记录是二十多年。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
  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是砸人家窗户,且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特殊情况外,都得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
  自古以来,人命关天。
  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刑部的官员,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
  但问题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活二十多年不死呢?
  不死攻略一:
  死缓二十多年的奇迹,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要知道,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
  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没关系。
  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那天他心情欠佳,全勾了,你也没辙。
  所以要保证活下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不死攻略二:
  相对而言,攻略二的生存机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
  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
  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是没戏的。你必须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地方官员(能买通早就买了),也不是刑部(人太多,你买不起),更加不是皇帝(你试试看)。
  而是太监。
  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也不整理公文的,每次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勾不完,放在桌上等着明天批。
  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
  玄机就在这里,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等过段时间,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杀,就在牢里住着,反正管吃管住,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
  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这事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也没话说。
  但这件事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且收费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该杀还是得杀。
  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比如崇祯,工作干劲极大,喜欢打勾,一勾全勾完,且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遇到这种皇帝,就别再指望了。
  综上所述,在明代,要合法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
  之所以说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要告诉你,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
  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复核,握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连个报告都没有。
  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
  更重要的是,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这种说法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
  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
  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
  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
  崇祯二年(1629)六月十八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
  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
  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
  按照史料的说法,听说此事后,崇祯“惊惶不已”。
  惊惶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
  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没问题。
  袁崇焕非常高兴,杀人还杀出好了,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
  要当督师,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五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就办你。
  袁崇焕很清楚这点,但毕竟还有五年,鬼知道五年后什么样,慢慢来。
  但两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这人不是故意的。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准备进攻。
  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
  可问题是,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
  皇太极进攻的消息,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不慌。
  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袁崇焕很安心。
  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
  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不通过关宁防线。
  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飞不了,却可以绕路。
  辽东没法走,那就绕吧,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没辙了吧。
  就这样,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包括蒙古部落),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
  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
  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
  遵化位于北京西北面,距离仅两百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
  袁崇焕终于清醒了,但大错已经酿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
  估计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率教。
  皇太极同志带了十万人,全部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竟然只派个手下,率这么点人(估计不到一万)来挡,太瞧不起人了。
  赵率教不愧名将之名,得令后率军连赶三天三夜,于十一月三日到达遵化,很不容易。
  十一月四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
  对于赵率教的死,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
  但我认为赵率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十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率教,估计也挡不住。
  赵率教阵亡,十一月五日,遵化失陷。
  占领遵化后,后金军按照惯例,搞了次屠城,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这里。
  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
  最后说几句,到了民国时期,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据说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着实是死不瞑目。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个别人(冯玉祥)说他是革命行为外,大家都骂,又当然,骂归骂,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慈禧的玉枕头(据说是宋美龄拿了),还是收归收。
  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
  但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十一月五日,得知消息的袁督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
  十一月十日,当他到达京城近郊,刚松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的他的人,是孙承宗。
  王洽刚上任不久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
  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
  在这场史称“己巳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
  此时的袁崇焕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蓟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这里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皇太极绕开蓟州,继续朝京城挺进。
  情况万分紧急,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
  但袁崇焕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
  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十万人的抢劫团伙,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
  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
  袁崇焕知道了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督师,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
  他召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
  十一月十一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
  说错了,是只追不击。
  皇太极绕过蓟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十万人,共十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十一日到十五日,五天一仗没打。
  袁崇焕在这五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今天都没消停。
  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
  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为什么?
  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袁崇焕是叛徒。
  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没闲着,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
  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他们也被抢了(北京城土地紧张,园林别墅都在郊区)。
  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了。
  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动机。
  叛徒是不对的,要叛变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关一交,事情就算结了。
  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也还干不出来。
  所以我很费解,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直到我想起了在这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
  “主守,后战。”
  致命漏洞
  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
  而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
  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
  鉴于袁崇焕同志已经死了,也没时间告诉我他的想法,但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
  十一月十六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时,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
  袁崇焕坚信,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
  但事实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
  因为在计划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漏洞。
  一直以来,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从宁远到锦州,屡试不爽。
  所以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
  很完美,很高明,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先生竟然没想到。
  孙承宗想到了。
  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
  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
  无论理论还是实战,这个计划都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它是行得通的。
  但是这一次,它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
  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都是小城市,里面当兵的比老百姓还多,且位居前线,都是袁督师说了算,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
  但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且绝不会是袁崇焕。
  袁督师这辈子什么都懂,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连招呼也没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到底想干什么?!
  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
  所以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也是唯一可行的计划。
  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
  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孙承宗派出了使者。
  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皇上十分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在史料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
  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
  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很巧,他刚到不久,另一个人就到了——皇太极。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曾查过当时的布阵方位,皇太极的军队在北城,而袁崇焕在南城的广渠门,虽说比较远,但你刚来,人家就到,实在太像带路的,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
  更重要的是,明朝有规定,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但袁崇焕同志实在很有想法,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
  到这份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就不算正常了。
  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
  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
  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
  召见的地点是平台,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在这里,失去一切。
  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皇帝召见,大事不妙。
  如果是叛徒,是不会去的,然而他不是叛徒,所以他去了。
  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总兵满桂、黑云龙、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桂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
  此前我曾一度纳闷,见袁崇焕,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后来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
  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预感今天要挨整,所以进去时脱掉了官服,穿着布衣,戴黑帽子以示低调。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崇祯没有发火,没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动作:
  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
  袁督师目瞪口呆。
  一年多啥也没干,敌人都打到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实在太够意思了。
  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对崇祯同志都有个统一的评价:急躁。
  然而这件事情充分证明,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
  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比如祖大寿),看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桂),无所谓,只要把活干好。
  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也不玩命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规定,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个人,就要解决袁崇焕了。
  崇祯不是人,他是皇帝,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
  以他的脾气,换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孙子。
  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如何辛苦,如何忠心,我如何高兴等。
  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
  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实在难得,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应该是十分。
  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应该是负分。
  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做的事情不应该做,又让皇帝大人吃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
  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
  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后,袁崇焕开始了一场让无数人匪夷所思许多年的演说:
  他首先描述了敌情,按照他的说法,敌军异常强大,且倾尽全力,准备拿下北京,把皇帝陛下赶出去,连继位的日子都定好了,很难抵挡。
  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且是故意的胡说,皇帝大人不懂业务,或许还会乱想,袁崇焕是专业人士,明知皇太极是穷的没办法,才来抢一把的,抢完了人家即回去了,竟然还要蒙领导,实在太不像话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
  袁崇焕的这一表现,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认定,他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所谓勾结,总得有个理由,换句话说,有个价钱,但问题是,当年皇太极同志,可是很穷的。
  要知道,皇太极之所以来抢,是因为家里没钱,没钱,怎么跟人勾结呢?
  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驸)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
  范文程更不用说,大明混不下去,到后金混饭吃的,只是一个举人而已,皇太极都给个大学士,让他当主力参谋。
  李永芳投降的时候,是地区副总兵,四品武官,努尔哈赤就搭进去一个孙女,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最大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
  至于分地盘,就更不用说了,皇太极手里的地方,也就那么大,要分都拿不出手,谁跟你干?
  当然,如果你非要较真,说他们俩一见如故,不要钱和地盘,老子也豁出去跟你干,我也没办法。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
  他糊弄皇帝的唯一原因,是两个字——心虚。
  没法不心虚,跟皇帝吹了牛,说五年平辽,不到一年,人家就带兵来平你了。之前干掉了毛总兵,在北京城下又跟人兜圈,不经许可冲到城下,这事干得实在太糙。
  不把敌人说得狠点,不把任务描述得艰巨点,怎么混过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糊弄,就糊弄过了。
  皇帝当场傻眼不说,大臣们都吓得不行,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舌头伸了出来,半天都没收回去。
  客观地讲,袁督师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但精彩的表演还没完,等大家惊讶完后,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始终认为,这句话让他最终送了命。
  “我的士兵连日征战,希望能够进城修整。”
  这孩子没救了。
  在明朝,边防军队未经许可进驻城下,基本就算造反,竟然还要兵马入城休息,实在太嚣张了。
  当然,这个要求是有前科的。之前不久,满桂在城外与后金军大战,中途曾经进入德胜门瓮城休息,按袁崇焕的想法,他的地位比满桂高,满桂能进瓮城,他也能进。
  举动如此可疑,大家本来就猜忌你,还要带兵入城,辽东人参吃多了。
  所以崇祯立即做出了答复:不行。
  袁督师倒也不依不饶:那我自己进城。
  答复:不行。
  会议就此结束。
  这一天是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三日,根据种种迹象显示,崇祯判定,袁崇焕不可再用。
  但除掉此人,还需要时间,至少七天。
  幕后人物
  袁崇焕的宿命已经注定。
  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最后被杀,而是他直到被杀,也不知道为什么。
  事实上,致他于死地的那几条罪状里,有一条是很滑稽的。
  这条滑稽的罪状,来源于三天前的一次偶然事件。
  三天前,是十一月二十日。
  在这一天,皇太极率军发动了进攻。
  这是自于谦保卫战后,京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斗,皇太极以南北对进战术,分别进攻北城的德胜门和南城的广渠门。
  为保证不白来,皇太极下了血本,北路军五万余人,由他亲率,随同攻击的包括大贝勒代善,济尔哈朗等,而守卫北城的,是满桂。
  南路军也不白给,共四万人,三贝勒莽古尔泰带队,还包括后来辫子戏里的主要角色多尔衮、多铎,守在这里的,就是袁崇焕。
  战斗同时开始。
  袁崇焕率所部九千余人,在城外列阵迎敌。
  莽古尔泰虽然比较蠢,但算术还是会的,四万对九千,往前冲就是了。
  但战术还是要讲的,他先率军先冲袁崇焕的左翼,冲不动,退了。
  过了一会,又率军冲击明军右翼,还是冲不动,又退了。
  估计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三次,他率领全部主力,直接扑袁崇焕。
  后果很严重。
  袁崇焕带来的,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
  而且据某些史料讲,包括祖大寿、吴襄在内的一干猛人,都在这支部队里。
  几乎就在莽古尔泰冲锋的同时,袁崇焕发动了反冲锋。
  此战无需介绍战术,因为基本没有战术,双方骑兵对冲,谁更能砍,谁就能赢。
  战斗过程极其惨烈,四小贝勒之一的阿济格的坐骑被射死,他身中数箭,差点当场完蛋,莽古尔泰本人被击伤。
  袁崇焕也很悬,为鼓励士兵,他亲自上阵参加冲锋。据史书记载,他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身中数箭,竟然毫发无伤,有如神助。
  同样身中数箭,阿济格被射得奄奄一息,袁督师还能继续奋斗,秘诀在于四个字——“重甲难透”。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袁督师身上的盔甲厚,箭射到他身上,一点事都没有。
  在关宁铁骑的攻击下,后金军开始败退。
  但八旗军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加上莽古尔泰脑子不好用,还有几把力气,再次集结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冲锋。
  死磕的力量是很大的,袁督师的中军被冲散,他在乱军之中被人围攻,差点被剁。好在部下反应快,帮他格了几刀(格之获免),才从鬼门关爬出来。
  稳住阵脚后,关宁军开始反击,然后又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直折腾了八个钟头,直到晚上六点,莽古尔泰终于支持不住,败退,没来得及跑的,都被赶进了护城河。
  广渠门之战结束,后金累计伤亡一千余人,明军大胜。
  南城胜利之际,北城的满桂正在苦苦支撑。
  进攻德胜门的军队,包括皇太极的亲军主力,战斗力非常强,满桂先派部将迎战,没一会就被打回来。关键时刻,满桂同志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亲自上阵,并指挥城头炮兵开炮支援。
  在他的光辉榜样映照下,城下明军勇猛作战,城上明军勇猛开炮,后金军死伤惨重。但不知城头上的哪位仁兄,点炮的时候太过勇猛,一哆嗦偏了准头,一炮直奔满桂同志,当场就把他撂倒,遍体负伤,好在捡了条命,被人护着回去养伤了。
  主帅虽然撤走,但在大炮的掩护下,明军依然奋战不已,付出重大伤亡后,皇太极被迫撤退,德胜门之战就此结束。
  这一天对袁崇焕而言,是很光荣的,他凭借自己的精兵良将,在京城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八旗军。
  更重要的是,同一天出战的满桂,是他的死敌,当着皇帝的面,一个打出去,一个抬回来,实在很有面子。
  可是他想不到,满桂同志的这笔帐,最终会算到他的身上,因为在那天战役结束时,一个流言开始在京城流传:
  开炮打伤满桂的,就是袁崇焕。
  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满桂在德胜门作战,而袁崇焕在广渠门,今天在北京,要跑个来回,估计都要一个钟头,无论如何,袁崇焕都是过不去的。
  但袁督师背这个黑锅,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跟满桂从宁远就开始干仗,后来硬把满总兵挤回关内,从来就不待见这人,现在满桂受伤了,算在他头上也不奇怪。
  从毛文龙开始,到满桂,再到崇祯,袁崇焕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晓。
  袁崇焕,广西藤县人,自“蛮夷之地”而起,奋发读书,然资质平平,四次落第,以三甲侥幸登科,后赴辽东,得孙承宗赏识,于辽东溃败之时,以独军守孤城,屹然不倒,先后击溃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护卫辽东。
  后受阉党所迫离职,蒙崇祯器重再起,然性格跋扈,调离满桂,安插亲信,以尚方宝剑杀毛文龙,奉调守京,不顾大局,擅自驻防于城下,致京郊怨声四起,后不惜性命,与皇太极苦战,大破敌军,不顾生死,身先士卒。
  我想,差不多了。
  最终命运揭晓之前,袁崇焕的表现大致如此。
  他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经过努力和奋斗,还有难得的机遇(比如孙承宗),才最终站上历史的舞台。
  他并不完美,不守规章,不讲原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私心很重,听话的就提,不听话的就整(或杀)。
  而某些所谓“专家”的所谓“力挽狂澜”,基本就是扯淡。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社科院明史学会的例会上,跟明史专家讨论过多次。客观地讲,以他的战略眼光(跟着皇太极绕京城跑圈)和实际表现(擅杀毛文龙),守城出战确属上乘,让他继续镇守辽东,还能闹出什么事来也难说,所谓挽救危局,随便讲几句吧。
  袁崇焕绝不是叛徒,也绝不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明朝的兴衰成败。换句话说,以他的才能,无论怎么折腾,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对于这个悲剧性的结论,我不知道袁崇焕是否知道,他的一生丰富多彩,困守孤城,决死拼杀、遭人排挤、纵横驰骋、身处绝境,人家遇不上的事,他大都遇上了。
  但无论何时、何地,得意、失意,他一直在努力,他坚信,自己的努力终将改变一切。
  他始终没有放弃过。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七日,京城九门换防,一切准备就绪。
  最终的结局已经注定,无需改变,也无法改变。
  就在这天,坚定的袁崇焕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左安门之战。
  袁崇焕列队于城外。
  因为不能入城,只能背城布阵。背对着冰冷的墙砖,在京城凛冽的寒风中,他面对皇太极,展开了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一幕。
  后金军用潮水般的进攻,证明了自己还想进北京抢一把的美好愿景,但关宁铁骑用倒在他们面前的无数尸体证明,你们不行。
  双方在左安门外持续激战,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拉锯,皇太极终于支持不住,再次败退。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获胜告终。
  结束了,都结束了。
  〖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
  ——巴顿〗
  我原先认为,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对的。

第八章 坚持到底的人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得到指示,皇帝召见立即进城。
  召见的理由是议饷,换句话说就是发工资。
  命令还说,部将祖大寿一同觐见。
  从古到今,领工资这种事都是跑着去的。袁崇焕二话不说,马上往城里跑,所以他忽略了如下问题:既然是议饷,为什么要拉上祖大寿?
  跑到城下,却没人迎接,也不给开城门,等了半天,丢下来个筐子,让袁督师蹲进去,拉上来。
  这种入城法虽说比较寒掺,但好歹是进去了,在城内守军的指引下,他来到了平台。
  满桂和黑云龙也来了,正等待着他。
  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他第三次见到了崇祯。
  第一次来,崇祯很客气,对他言听计从,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第二次来,还是很客气,十一月份了,城头风大(我曾试过),二话不说就脱衣服,很够意思。
  第三次来,崇祯很直接,他看着袁崇焕,以低沉的声音,问了他三个问题:
  一、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二、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
  三、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
  袁崇焕没有回答。
  对于他的这一反应,许多史书上说,是没能反应过来,所以没说话。
  事实上,他就算反应过来,也很难回答。
  比如毛文龙同志,实在是不听话外加不顺眼,才剁了的,要跟崇祯明说,估计是不行的。再比如敌军为何长驱直入,这就说来话长了,最好拿张地图来,画几笔,解释一下战术构思,最后再顺便介绍自己的作战特点。
  至于最后满桂问题,对袁督师而言,是很有点无厘头的,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这事。
  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下来,袁督师就傻了。
  对于袁督师的沉默,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命令满桂脱下衣服,展示伤疤。
  其实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得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嘛?又不是我打的,关我屁事。
  但崇祯就不这么想了,袁崇焕不出声,他就当是默认了,随即下令,脱去袁崇焕的官服,投入大牢。
  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举动,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崇祯今天要整袁崇焕,但万万没想到,这哥们竟然玩大了,当场就把人给拿下。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手握兵权,是城外明军总指挥,敌人还在城外呢,你把他办了,谁来指挥?
  所以内阁大学士成基命、户部尚书毕自严马上提出反对,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是,敌人还在,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但崇祯实在是个四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物,老子抓了就不放,袁崇焕军由祖大寿率领,明军总指挥由满桂担任,就这么定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除袁崇焕外,还要叫上满桂、黑云龙和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只要他在场,就不怕袁军哗变,而满桂是袁崇焕的死敌,抓了袁崇焕,可以马上接班,如此心计,令人胆寒。
  综观崇祯的表现,断言如下:但凡说他蠢的,真蠢。
  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
  袁崇焕被抓的时候,祖大寿看上去并不吃惊。
  他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高调抗议,甚至连句话都没说。毕竟抓了袁崇焕后,崇祯就马上发了话,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
  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
  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
  这个人叫余大成,时任兵部职方司郎中。
  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他说:
  “敌军兵临城下,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
  梁廷栋毫不在意:
  “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
  余大成答:
  “作乱者必是此人!”
  梁廷栋没搭理余大成,回头进了内阁。
  在梁部长看来,余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
  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也就是笑一笑,但周大学士不是一般人。
  周延儒,字玉绳,常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周延儒同志的名气,是很大的。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没有翻到。后几经查找才发现,这位仁兄被归入了特别列传——奸臣传。
  奸臣还不好说,奸是肯定的。此人天资聪明,所谓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是那一年的状元,不但考试第一,连面试(殿试)也第一。
  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问:
  “余大成在哪里?”
  余大成找来了,接着问:
  “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
  余大成回答:
  “必反。”
  “几天?”
  “三天之内。”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即报告。
  第一天,十二月二日,无事。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无事。
  第三天,十二月四日,出事。
  祖大寿未经批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
  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分震惊,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都跑了,摊子怎么收拾?
  周延儒很镇定,他立即叫来了余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
  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么办?
  余大成答:袁崇焕被抓,祖大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
  皇帝再问:怎么让他回来?
  余大成答:只有一件东西,能把他拉回来。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
  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督师写信。
  袁督师不写。
  可以理解,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袁督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写。
  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督师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
  “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督师,现我已入狱,他必定不肯就范。”
  这话糊弄崇祯还行,余大成是懂业务的:什么你是督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
  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余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最后,袁督师欣然拍板,马上就写。
  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日没夜地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快,追上的时候,人都到锦州了。
  事实证明,袁督师就算改行去卖油条,说话也是算数的。祖大寿看见书信(还没见人),就当即大哭失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
  局势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逆转。
  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
  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
  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玩意,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兵力,猛攻永定门。
  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挥,总兵力约四万,迎战后金。
  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是有优越性的。
  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
  四年前,籍籍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桂、当过逃兵的赵率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
  之后,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
  赵率教死了,袁崇焕坐牢了,满桂指认袁崇焕后,也死了,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
  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如此吧。
  密谋
  永定门之战后,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终于退兵了——不是真退。
  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滦城、永平、迁安,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
  战局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虽然外地勤王的军队已达二十多万,鉴于满桂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人心惶惶,形势极度危险。
  然后,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
  半个月前,草民孙承宗受召进入京城,皇帝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学士,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
  然后皇帝又说,“既然你是孙大学士了,现在出发去通州,敌人马上到。”
  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临时拉来背锅的欠揍行为,孙承宗没多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义务。
  但要说上级一点不支持,也不对,孙草民进京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朝廷还是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
  一些人的数量是,二十七个。
  孙大学士就带着二十七个人,从京城冲了出来,前往通州。
  当时的通州已经是前线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五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二十二个。
  通州是有兵的,但不到一万人,且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把他拉住,硬拽上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才把大家稳住。
  通州稳定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
  以级别而言,孙大学士是总指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
  且不说其他地区的勤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协调到北京城下。
  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袁督师进牢房,皇太极也没真走,占着四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京城附近的二十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没人出头,关宁铁骑也不可靠,祖大寿都逃过一次了,难保他不逃第二次。
  据说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当救火队员实在再适合不过了。
  他先找祖大寿。
  祖大寿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且向来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
  但孙承宗是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当年袁督师都是给他提包的,老领导的老领导,就是领导的平方。
  孙大学士说:袁督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
  祖大寿说,袁督师都进去了,我不知哪天也得进去,还效力个屁。
  孙承宗说:就是因为袁督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你要立功,为袁督师赎罪。
  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
  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有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
  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皇帝大人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本人完全支持。
  虽然之前他也曾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次他做到了,两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
  孙承宗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
  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即是此人。这人的性格跟祖大寿很类似,极其强横,唯一的不同是,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有个兵部侍郎刘之纶,带兵出去跟皇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
  但是孙大学士仍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
  但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在西边被后金军隔开,没消息。
  但孙承宗是有办法的,他出了点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了马世龙。
  老领导就是老领导,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
  至此,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两支军队,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击溃入侵者。
  皇太极退出关外,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四城,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也好有个照应。
  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自然是要禁止的,崇祯三年(1630)二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
  得知孙承宗进攻的消息时,皇太极并不在意,按年份算,这一年,孙承宗都六十八了,又精瘦,风吹都要摆几摆,看着且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
  结果如下:
  第一天,孙承宗进攻栾城,一天,打下来了。
  第二天,进攻迁安,一天,打下来了。
  第三天,皇太极坐不住了,他派出了援兵。
  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
  阿敏是皇太极的大哥,在四大贝勒里,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我始终怀疑,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矛盾的。
  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
  阿敏带了五千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攻,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
  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他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
  战斗过程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已经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城墙就轰塌了,阿敏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
  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阿敏在永平城下摆出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
  决战的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因为从开战起,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
  阿敏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军事技术还是小学生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了,死伤四千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没能回去。
  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五天。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自崇祯二年十一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地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己巳之变”。
  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桂在内的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元气大伤。
  但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明天比昨天更重要。
  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前,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
  对话
  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
  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解职听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
  看着办,也就是说可以不办。
  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没准就放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
  但九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
  为什么?
  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来源于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城外无计可施的皇太极,决定玩个阴招。
  他派人找来了前几天抓住的两个太监,并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特定的营帐里,派专人看守。
  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太监的隔壁营帐,住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用人类能够听见的声音(至少太监能听见),说了一个秘密。
  秘密的内容是袁崇焕已经和皇太极达成了密约,过几天,皇太极攻击北京,就能直接进城。
  这两个太监不负众望,听见了这个秘密,第二天,皇太极又派人把他们给送了回去。
  他们回去之后,就找到了相关部门,把这件事给说了,崇祯大怒,认定袁崇焕是个叛徒,最终把他给办了。
  故事讲完了。
  这是个相当智慧且相当胡扯的故事。
  二十年前,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相信过这个故事,后来我长大了,就不信了。
  但把话说绝了,似乎不太好,所以我更正一下:如果当事人全都是小学二年级水平,故事里的诡计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过幼稚。
  首先,你要明白,崇祯不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也是大明的最高领导。
  三年前,满朝都是阉党,他啥都没说,只凭自己,就摆平了无法无天的魏忠贤;两年前,袁崇焕不经许可,干掉了毛文龙,他还是啥都没说。
  明朝的言官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得有鼻子有眼,某些问题可能还是真的,他仍然没说。
  敌军兵临城下,大家都骂袁崇焕是叛徒,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给袁崇焕披上,打死他都没说。
  所以最后,他听到了两个从敌营里跑出来的太监的话,终于说了:杀掉袁崇焕。
  无语,彻底的无语。
  我曾十分好奇,这个让人无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
  经过比对记载此事的几十种史料,我确定,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清军入关后,由清朝史官编撰的《清太宗实录》。
  明白了。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这些由几百年前的人记录的资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基本都是满文,我虽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的。
  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懂了,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的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
  所谓绣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详细,打仗、谈事都画出来,是个人就能看明白。
  后来我又翻过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的,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二十五史,统统地没有。顺便说句,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或是班固版插图汉书,记得通知我,多少钱我都收。
  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
  后金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也有范文程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
  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都能明白。
  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
  打仗这个行当,和打架有点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朝哪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
  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
  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
  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
  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买,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
  因为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面对困难,皇太极们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
  此后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
  其实没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有插图。
  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
  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
  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
  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等会再讲。
  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已。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钱龙锡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钱龙锡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
  袁崇焕答: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
  按说这是两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钱龙锡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
  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七日,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钱龙锡被迫辞职。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御史史范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
  太阴险了。
  在明代,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
  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
  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惟独不能是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有谋反嫌疑)。
  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
  事情就是这样吗?
  不是。
  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更正一下,是两双。
  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
  周延儒同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男,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这两人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对这二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明史。顺提一下,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延儒同志就在严嵩的后面,接下来就是温体仁。
  应该说,袁崇焕从“听堪”,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情,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里。
  因为温体仁和周延儒,其实跟袁崇焕没仇,且压根儿就没想干掉袁崇焕。
  他们真正想要除掉的人,是钱龙锡。
  有点糊涂了吧,慢慢来。
  一直以来,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想解决钱龙锡,可是钱龙锡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非常困难。十分凑巧,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又出了事,所以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钱龙锡拉下水,就能达到目的。
  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钱龙锡,钱龙锡之所以出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
  幕后操纵,言官上疏,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
  接下来要解开的迷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除掉钱龙锡。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复仇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
  周延儒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们二位担保的。事实上,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估计也倒不了。
  崇祯元年(1628),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猛捶阉党的时候,温体仁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延儒荣升礼部侍郎。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
  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俩字——权力。
  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太大,钱龙锡当即提出辞职,而跟钱龙锡关系很好的大学士成基命几个月后也下课,温体仁入阁,成为了大学士。
  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开会议——第四次会议。
  第一次,他提拔袁崇焕,袁崇焕很高兴;第二次,他脱衣服给袁崇焕,袁崇焕很感动;第三次,他抓了袁崇焕,袁崇焕很意外;第四次,他要杀掉袁崇焕,袁崇焕不在。
  袁崇焕虽没办法与会(坐牢中),却毫无妨碍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各单位有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府、六科、锦衣卫等等,连翰林院都来凑了人数。
  人到齐了,崇祯开始发言,发言的内容,是列举袁崇焕的罪状。主要包括给钱给人给官,啥都没干,且杀掉毛文龙,放纵敌人长驱而入,消极出战等等。
  讲完了,问:
  “三法司如何定罪?”
  没人吱声。
  弄这么多人来,说这么多,还问什么意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崇祯说出了他的裁决:
  依律,凌迟。
  现场鸦雀无声。
  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
  他是冤枉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凶手。
  温体仁、周延儒未必想干掉袁崇焕,崇祯未必不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袁崇焕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
  但他就是死了。
  很滑稽,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
  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
  或许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必须适应,必须放弃原则,背离良知,和光同尘,否则,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多么光辉的理想,都终将被湮灭。
  袁崇焕是不知道和光同尘的,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不上道的人。他有才能,有抱负,有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而已。
  那天,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
  他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
  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
  我经常在想,那时候的袁崇焕,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才能被洗刷,他的抱负才能被了解,或许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名。
  然而就在行刑台上,他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这是一个被误解、被冤枉、且即将被千刀万剐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诗句。
  所以我知道了,在那一刻,他没有绝望,没有失落,没有委屈,在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坚持。
  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袁崇焕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一件很多人无法做到的事——坚持。
  蛮荒之地的苦读书生,福建的县令,京城的小小主事,坚守孤城的宁远道,威震天下的蓟辽督师,逮捕入狱的将领,背负冤屈死去的囚犯。
  无论得意,失意,起或是落,始终坚持。
  或许不能改变什么,或许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或许所作所为并无意义,但他依然坚定地,毫无退缩地坚持下来。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

第九章 阴谋
  袁崇焕是一个折腾了我很久的人。
  围绕这位仁兄的是是非非,叛徒也罢,英雄也好,几百年吵下来,毫无消停迹象。
  但一直以来,对袁崇焕这个人,我都感到很纳闷。因为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物的分类大致分为三级:
  第一级:关键人物,对历史发展产生过转折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张居正。如果没这人,就没有张居正改革,万历同志幼小的心灵没准能茁壮成长,明朝也没准会早日完蛋,总而言之,都没准。再比如秦桧,也是关键人物,他要不干掉岳飞,不跟金朝和谈,后来怎么样,也很难说。总而言之,是能给历史改道的人。
  第二级:重要人物,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戚继光。没有戚继光,东南沿海的倭寇很难平息。但此级人物与一级人物的区别在于,就算没有戚继光,倭寇也会平息,无非是个时间问题。换句话说,这类人没法改道,只能在道上一路狂奔。
  第三级:鸡肋人物,但凡史书留名,又不属于上述两类人物的,皆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太多,就不扯了,这类人基本都有点用,但不用似乎也没问题,属路人甲乙丙丁型。
  袁崇焕,是第二级。
  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
  关宁防线的构建者,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的提拔者,收拾烂摊子,收复关内四城,赶走皇太极的护卫者。
  从头到尾,由始至终,都是他在忙活。
  其实二级人物袁崇焕和一级人物孙承宗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战斗能力,只差一样东西——战略眼光。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杀总兵,为什么不能把皇太极放进来打,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所以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二级人物。
  好了,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为什么一个二级人物,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不是民族英雄,就是卖国贼。
  卖国贼肯定不是。所谓指认袁崇焕是卖国贼的资料,大都出自当时言官们的奏疏,要么是家在郊区,被皇太极烧了;要么是跟着温体仁、周延儒混,至少也是看袁崇焕不顺眼。这帮人搞材料,那是很有一套的,什么黑写什么,偶尔几份流传在外,留到今天,还被当成宝贝。
  其实这种黑材料,如果想看,可以找我。外面找不到的,我这里基本都有,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应有尽有,编本袁崇焕黑材料全集,绰绰有余。
  至于民族英雄,似乎也有点悬,毕竟他老人家太有个性,干过些不地道的事,就水平而言,也不如孙老师,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未间断,因为我隐约感到,在所谓民族英雄与卖国贼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这个秘密的答案:阴谋。
  那一天,我跟几位史学家聊天,偶尔有人说起,据某些史料及考证,其实弘光皇帝(朱由崧,南明南京政权皇帝)跟崇祯比较类似,也是相当勤政,卖命干没结果。
  这位弘光同志,在史书上,从来就是皇帝的反面教材,吃喝嫖赌无一不精,所以我很奇怪,问:
  “若果真如此,为何这么多年,他都是反面形象?”
  答:
  “因为他是清朝灭掉的。”
  都解开了。
  崇祯很勤政,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弘光很昏庸,弘光活该倒霉,几百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
  但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之所以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
  在那一刻,我脑海中的谜团终于解开,所有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全都连成了一线。
  崇祯不该死,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灭掉的,所以李自成在清朝所修明史里面的分类,是流寇。
  而我依稀记得,清军入关时,他们的口号并非建立大清,而是为崇祯报仇,所以崇祯应该是正义的。
  弘光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被清军灭掉的,大清王朝所剿灭的对象,必须邪恶,所以,弘光应该是邪恶的。
  在百花缭乱的历史评论背后,还是只有两字——利益。
  但凡能争取大明百姓支持的,都要利用,但凡是大清除掉的,都是敌人。只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大清利益,稳固大清统治。
  掌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焕事件的所有疑团。
  其实袁崇焕之所以成为几百年都在风口浪尖上转悠,只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由于清军入关时,打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所以清朝对这位皇帝的被害,曾表示极度的同情,对邪恶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则表示极度的唾弃(具体表现,可参阅明史流寇传)。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清朝的评价相当之高,后来顺治还跑到崇祯坟上哭了一场,据说还叫了几声大哥,且每次都以兄弟相称,很够哥们,但到康乾时期,日子过安稳了,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崇祯说到底,也是大明公司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说崇祯如何好,如何死得憋屈,说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悖论:
  既然崇祯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接受大清的统治呢?
  所以要搞点绯闻丑闻之类的玩意,把人搞臭才行。
  但要直接泼污水,是不行的,毕竟夸也夸了,哭也哭了,连兄弟都认了,转头再来这么一出,太没水准。
  要解决这件事,绝不能挥大锤猛敲,只能用软刀子背后捅人。
  最好的软刀子,就是袁崇焕。
  阴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上,如果你不明白,答案如下:
  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宋高宗(杀岳飞)之流归为同类。
  当然了,安抚大明百姓的工作还是要做,所以该夸崇祯的,还是得夸,只是夸的内容要改一改,要着力宣传他很勤政,很认真,很执着,至于精明能干之类的,可以忽略忽略。总而言之,一定要表现人物的急躁、冲动,想干却没干成的形象。
  而要树立这个形象,就必须借用袁崇焕。
  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把袁崇焕树立为英雄,没有缺点,战无不胜,只要有他在,就有大明江山,再适当渲染气氛,编实录,顺便弄个反间计故事,然后,在戏剧的最高潮,伟大的英雄袁崇焕——
  被崇祯杀掉了。
  多么愚蠢,多么自寻死路,多么无可救药。
  就这样,在袁崇焕的叹息声中,崇祯的形象出现了:
  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却没有脑子,没有运气,没有耐心,活活被憋死的皇帝。
  最后,打出主题语:
  如此皇帝,大明怎能不亡?
  收工。
  袁崇焕就这样变成了明朝的对立面,由于他被捧得太高,所以但凡跟他作对的(特别是崇祯),都成了反面人物。
  肯定了袁崇焕,就是否定了崇祯,否定了明朝,清朝弄到这么好的挡箭牌,自然豁出去用,所以几百年下来,跟袁督师过不去的人也很多,争来争去,一直争到今天。
  说到底,这就是个套。
  几百年来,崇祯和袁崇焕,还有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套子里,被翻来覆去,纷争、吵闹,自己却浑然不知。
  所以,应该戳破它。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看法,不能保证皆为真理,却可确定绝非谬误。
  其实无论是前世的纷争,还是后代的阴谋,对袁崇焕本人而言,都毫无意义。他竭尽全力,立下战功,成为了英雄,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
  很多人曾问我,对袁崇焕,是喜欢,还是憎恶。
  对我而言,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坚信历史的判断和评价,一切的缺陷和荣耀,都将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展现自己的面目,没有伪装,没有掩饰。
  所以我竭尽所能,去描述一个真实的袁崇焕:并非天才,并非优等生,却运气极好,受人栽培,意志坚定,却又性格急躁,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容人,一个极其单纯,却又极其复杂的人。
  在这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复杂的,都不是人。
  袁崇焕很复杂,他极英明,也极愚蠢,曾经正确,也曾经错误。其实他被争议,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就如此,他很简单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复杂,他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简单。
  事实上,无论叛徒,或是英雄,他都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越过几百年的烟云,我看到的袁崇焕,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抱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
  即使这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即使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尾,即使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永不放弃。
  有时候,我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传奇的一生,他的光荣,他的遗憾。
  有时候,我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
  我这一生,从没有放弃。
  抽签
  对袁崇焕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但对崇祯而言,生活还要继续,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当然,未必会更好。
  他亲手除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邪恶的阉党,却惊奇地发现,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崇祯上台不久,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皇帝,大家也认这个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却总是干不成,工作效率极其低下。
  因为自登基以来,所有的大臣都在干同一件事——吵架。
  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腾,开始崇祯还以为这是某些阉党的反扑,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吵架。
  一夜之间,朝廷就变了,正事没人干,尽吵,且极其复杂。当年朝廷斗争,虽说残酷,好歹还分个东林党,阉党,带头的也是魏忠贤、杨涟之类的大腕,而今不同了,党争标准极低,只要是个人,哪怕是六部里的一个主事处长,都敢拉帮结伙,逮谁骂谁,搞得崇祯摸不着头脑:是谁弄出来这帮龟孙?
  就是他自己。
  这一切乱象的源头,来源自一年前崇祯同志的一个错误决定。
  解决魏忠贤后,崇祯认为,除恶必须务尽,矫枉必须过正,干人必须彻底,所以开始拉清单,整阉党,但凡跟魏忠贤有关系的,拍马屁的,站过队的,统统滚他娘的。
  这是一个极其不地道的举动。大家到朝廷来,无非是混,谁当朝就跟谁混,说几句好话,服软低头,也就是混碗饭吃。像杨涟那样的英雄人物,我们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起码在精神上支持他,现在反攻倒算,打工一族,何苦呢?
  但崇祯同志偏要把事做绝,砸掉打工仔的饭碗,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
  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
  比如天启七年(1627),除掉魏忠贤后,崇祯打算重建内阁,挑了十几个人候选,官员就开始骂,这个有问题,那个是特务,搞得崇祯很头疼,选谁都有人骂,都得罪人,抓狂不已。
  在难题面前,崇祯体现出了天才政治家的本色,闭门几天,想出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绝招。只要用这招,无论选谁,大家都服气,且毫无怨言——枚卜。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在崇祯的亲自主持下,枚卜大典召开。
  就读音而言,枚卜和没谱是很像的,实际上,效果也差不多,因为所谓枚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阄。
  具体方法是,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字条上,放进金瓶,然后摇一摇,再拿夹子夹,夹到的上岗,没夹到下课,完事。
  内阁大学士,大致相当于内阁成员,首辅大学士就是总理,其他大学士就是副总理,是大明帝国除皇帝外的最高领导——抓阄抓出来的。
  有人曾告诉我,论资排辈是个好政策,我不信,现在我认为,抓阄也是个好政策,你最好相信。
  抓阄抓出来的,谁也没话说,且防止走后台,告黑状、搞关系等等,好歹就是一抓,都能服气,实为中华传统厚黑学、稀泥学之瑰宝。
  崇祯同志的首任内阁就此抓齐,总共九人,除之前已经在位的三个,后面六个全是抓的,包括后来被袁崇焕拖下水的钱龙锡同志,也是这次抓出来的。
  这是明朝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内阁之一,具体都是谁就不说了,因为没过一年,除钱龙锡外,基本都下课了。
  下课的原因不外务以下几种:被骂走,被挤走,被赶走,自己走。
  不是不想干,实在是环境太恶劣,明朝这帮大臣都不省油,个个开足马力,谁当政,就把谁往死里骂。特别是言官,人送外号“抹布”:干净送别人,肮脏留自己,贴切。
  但归根结底,还是这帮孙子欠教育,内阁大臣又比较软,好好说话,就是不听,首任内阁刚成立,就一拥而上,弹来骂去,当即干挺五个。
  这下皇帝也不干了,你们把人赶走,是痛快了,老子找谁干活?
  所以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崇祯决定,再抓几个。
  吏部随即列出候选名单,准备抓阄。
  在这份名单上,有十一个人,按说抓阄这事没谱,能不能入阁全看运气,但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有一个人,必定能够入阁。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钱谦益。
  《三国演义》到了八十回后,猛人基本都死绝了,稍微有点名的,也就是姜维、刘禅之类的杂鱼。明末倒也凑合,还算名人辈出,特别是干仗的武将,什么袁崇焕、皇太极、张献忠、李自成,知名度都高。
  文臣方面就差多了,到了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十几年里,文臣无数,光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个,都是肉包子打狗。就算研究历史的,估计也不认识,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名人,超级名人。
  钱谦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于,他有个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
  关于这个人的是是非非,以后再说,至少在当时,他就很有名了。
  因为他不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且是东林党的领导。阉党倒台,东林上台,理所应当,朝廷里从上到下,基本都是东林党,现在领导要入阁,就是探囊取物。
  所以连钱谦益自己都认为,抓阄只是程序问题,入阁只是时间问题,洗个澡,换件衣服,就准备换单位上班了。
  可这世上,越是看上去没事的事,就越容易出事。
  作弊
  钱谦益入内阁,一般说来是没有对手的,而他最终没有入阁,是因为遇上了非一般的对手。
  在崇祯十余年的统治中,总共用过五十个内阁大臣,鉴于皇帝难伺候,下属不好管,大部分都只干了几个月,就光荣下岗。
  只有两个人,能够延续始终,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两个人,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
  虽然二位兄弟在历史上的名声差点(奸臣传),但要论业务能力和智商,实在无与伦比。
  不幸的是,钱谦益的对手,就是这两位。
  之所以要整钱谦益,不是因为他们也在吏部候选名单上,实际上,他们连海选都没入,第一轮干部考察就被刷下来了。
  海选都没进,为什么要坑决赛选手呢?
  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
  海选的时候,钱谦益的职务是礼部右侍郎,而周延儒是礼部左侍郎,温体仁是礼部尚书。
  同一个部门,副部长入阁,部长连决赛都没进,岂有此理。
  所以两个岂有此理的人,希望讨一个公道。
  在后世的史书里,出于某种目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归类都是奸臣,也就是坏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至少在当时,这两位坏人,都是弱势群体。
  在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极大,内阁和六部,大都是东林派,所以钱谦益基本上算是个没人敢惹的狠角色。
  但温部长和周副部长认为,让钱副部长就这么上去,实在太不公平,必须闹一闹。
  于是,他们决定整理钱谦益的黑材料,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找到了一个破绽,七年前的破绽。
  七年前(天启元年)。
  作为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钱谦益来到浙江监考,考试、选拔、出榜,考试顺利完成。
  几天后,他回到了北京,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顾其中上疏弹劾钱谦益,罪名,作弊。
  批判应试教育的人曾说,今日之高考,即是古代之进士科举,罪大恶极。
  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恰当的,因为客观地讲,高考上榜的人,换到明代,最多就是秀才,举人可以想想,进士可以做梦。
  明代考完,如果没有意外,基本能有官做,且至少是处级(举人除外),高考考完,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且运气好点,基本能有工作。
  明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大概是一百五十多人,现在高考,每年两次,每次录取名额……
  所以总体说来,明代的进士考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
  只要考中,学历有了,工作有了,连级别都有了,如此好事,自然挤破头,怕挤破头,就要读书,读不过,就要作弊。
  鉴于科举关系重大,明代规定,但凡作弊查实,是要掉脑袋的。但由于作弊前景太过美妙,所以作弊者层出不穷,作弊招数也推陈出新。由低到高,大致分为四种。
  最初级的作弊方式,是夹带,所以明朝规定,进入考场时,每人只能携带笔墨,进考场就把门一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考完才给开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学们开动脑筋,比如把毛笔凿空,里面塞上小抄,或是在砚台里面夹藏,更牛一点的,就找人在考场外看准地方,把答案绑在石头上扔进去,据说射箭进去的也有。面对新局面,朝廷规定,毛笔只能用空心笔杆,砚台不能太厚,考场内要派人巡逻等等。
  这是基本技术,更高级一点的,是第二种方法:枪手代考,明朝的同学们趁着照相技术尚未发明,四处找人代考。当然朝廷不是吃素的,在准考证上,还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等。
  以上两项技术,都是常用技术,且好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流传至今,且发扬光大。今日之大学,继承前辈遗志者,大有人在。
  但真正有钱,有办法的,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买考题。
  考试最重要的,就是考题,只要知道考题,不愁考不上,所以出题的考官,都是重点对象。
  但问题是,明代规定,知情人员如果卖题,基本是先下岗再处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风险太大,而且明朝为了防止作弊,还额外规定,所有获知考题人员,必须住进考场,无论如何,不许外出。
  所以在明朝,卖考题的生意是不好做的。
  虽然买不到考题,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权有势的同学们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此招一出,必定上榜——买考官。
  不过,这些考官并不是出题的考官,而是改题的考官。
  是的,知不知道题目并不重要,就算你交白卷,只要能搞定改题的人,就能金榜题名。
  但问题是,给钱固然容易,那么多卷子,怎么对上号呢?
  最原始的方法,是认名字,毕竟跟高考不同,考试的人就那么多,看到名字就录取。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以后,试卷开始封名,实行匿名批改。
  但作弊的同学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有的做记号,有的故意在考卷里增大字体,只为对改卷的考官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钱的那个!
  这几招相当地有效,且难以禁止,送进去不少人,面对新形势朝廷不等不靠,经过仔细钻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考卷收齐后,密封姓名,不直接交给考官,而是转给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并非官员,他收到考卷后,只干一件事——抄。
  所有的考卷,都由他重新抄写,然后送给考官批改,全程由人监督。
  这招实在是狠,因为所有的考卷,是统一笔迹,统一形式,考官根本无从判断,且毫不影响考试成绩,可谓万无一失。
  综上所述,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尽头的,同学们为了前途,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到明代,斗争达到了高潮。
  高潮,就发生在天启元年的浙江。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监考程序非常严密,并实行了统一抄写制度,按说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偏偏就出了问题。
  因为有人破解了统一抄写制度。
  虽然笔迹相同,试卷相同,但这个方法,依然有漏洞,依然可以作弊。
  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前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是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
  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叫钱千秋的人,买到了密码。
  密码是七个字——一朝平步上青云。按照约定,他只要将这七个字,写在每段话的末尾,就能平步青云,金榜题名。
  事情非常顺利,考试结束,钱千秋录取。
  这位钱同志也相当守规矩,录取之后,乖乖地给了钱,按说事情就该结了。
  可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能不匀,既然不匀,就可能闹事,既然闹事,就必定出事。
  钱千秋同志的情况如上,由于卖密码给他的那帮人分赃不匀,某些心态不好的同志就把大家都给告了,于是事情败露,捅到了北京。
  但这件事情说起来,跟钱谦益的关系似乎并不大,虽然他是考官,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他就是卖密码的人,最多也就背个领导责任。
  不巧的是,当时,他有一个仇人。
  这个仇人的名字,叫做韩敬,而滑稽的是,他所以跟钱谦益结仇,也是因为作弊。
  十年前,举人钱谦益从家乡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而韩敬,是他同科的同学。
  在考场上,他们并未相识,但考试结束时,就认识了,以一种极为有趣的方式。
  跟其他人不同,在考试成绩出来前,钱谦益就准备好当状元了,因为他作弊了。
  但他作弊的方式,既不是夹带,也不是买考官,甚至不是买密码,而是作弊中的最高技巧——买朝廷。
  买考题、买考官都太小儿科了,既然横竖要买,还不如直接买通朝廷,让组织考试的人,给自己定个状元,直接到位,省得麻烦。
  所以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熟人,买通了宫里能说得上话的几个太监,找好了主考官,考完后专门找出他的卷子,给个状元了事。
  当然,办这种事,成本非常巨大。据说钱同志花了两万两白银,按今天的人民币算,大致是一千二百万。
  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还要作弊,可见作弊之诚意。
  两万白银,买个官也行了,钱谦益出这个价,就是奔着状元名头去的,但他万没想到,还有个比他更有诚意的。
  在考试前,韩敬也很自信,因为他也出了钱,且打了包票,必中状元。
  可是卷子交上去后,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卷子被淘汰了。
  淘汰是正常的,要真有水平,就不用出钱了。
  可问题是,人找了钱出了,怎么能收钱不办事呢?
  韩敬在朝廷里是有关系的,于是连夜找人去查,才知道他的运气不好。偏偏改他卷子的人,是没收过钱的,看完卷子就怒了,觉得如此胡说八道的人,怎么还能考试,就判了落榜。
  落榜不要紧,找回来再改成上榜就行。
  韩敬同学毕竟手眼通天,找到了其他考官,帮他找卷子重新改。
  可是找来找去,竟然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位考官太讨厌他的卷子,直接就给扔废纸堆里了,翻了半天垃圾,才算把卷子给淘回来。
  按常理,事已至此,重新改个上榜进士,也就差不多了,但韩敬同学对名次的感情实在太深,非要把自己的卷子改成第一名。
  但名次已经排定,且排名都是出了钱的(比如钱谦益),你要排第一,别人怎么办?
  关键时刻,韩敬使出了绝招——加钱。
  钱谦益找太监,出两万两,他找大太监,加价四万两,跟我斗,加死你!
  四万两,大致是两千四百万人民币,出这个价钱,买个状元,无语。
  更无语的,是钱谦益,出了这么多钱,都打了水飘,好在太监办事还比较地道,虽然没有状元,也给了个探花(第三名)。
  花这么多钱,买个状元,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状元不光能当官,还能名垂青史。自古以来,状元都是最高荣誉,且按规定,每次科举的录取者,都刻在石碑上,放在国子监里供后代瞻仰(现在还有),状元的名字就在首位,几万两买个名垂青史,值了。
  但钱谦益同志是不值的,虽说也是探花,但花了这么多钱,只买了个次品,心理极不平衡,跟韩敬同学就此结下梁子。
  韩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虽然加了钱,买到了状元,却并不知道得罪钱谦益的后果。
  因为钱同学虽然钱不够多,关系不够硬,却很能混。进朝廷后没多久就交了几个朋友,分别叫做孙承宗、叶向高、杨涟、左光斗。
  概括成一句话,他投了东林党。
  万历末年,东林党是很有点能量的,而钱谦益也并不是个很大方的人,所以没过几年搞京察的时候,韩敬同志就因为业绩不好,被整走了。
  背负血海深仇的韩敬同志,终于等到了现在的机会,他大肆宣扬,应该追究钱谦益的责任。
  但是说来说去,毕竟只是领导责任,经过朝廷审查,钱千秋免去举人头衔,充军,主考官(包括钱谦益)罚三个月工资。
  七年之后。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眼前的,并不是一起无足轻重的陈年旧案,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很多史书里,这都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段落,强大且无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组成了恶毒的同盟,坑害了无辜弱小的钱谦益。
  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倒转过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首先,温体仁和周延儒无不无耻,还不好讲;钱谦益无辜,肯定不是。
  温体仁之所以要整钱谦益,是个心态问题。
  他是当年内阁首辅沈一贯的门生,钱谦益刚入伙的时候,他就是老江湖了,在朝廷里混迹多年,威信很高,而且他还是礼部部长,专管钱谦益,居然还被抢了先,实在郁闷。
  周延儒则不同,他是真吃亏了,且吃的就是钱谦益的亏。
  其实原本推选入阁名单时,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周延儒,因为他状元出身,且受皇帝信任,但钱谦益感觉此人威胁太大,怕干不过他,就下了黑手,派人找到吏部尚书王永光,做了工作,把周延儒挤了。
  其次,在当时朝廷里,强大的那个,应该是钱谦益。他是东林党领袖,一呼百应,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温体仁周延儒基本算是孤军奋战。
  当时的真实情况大致如此。
  形势很严峻,但同志们很勇敢,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温体仁、周延儒擦干眼泪,决定跟钱谦益玩命。
  周延儒问温体仁,打算怎么干。
  温体仁说,直接上疏弹劾钱谦益。
  周延儒问,然后呢?
  温体仁说,没有然后。
  周延儒很生气,因为他认为,温体仁在拿他开涮,一封奏疏怎么可能干倒钱谦益呢?
  温体仁没有回答。
  周延儒告诉温体仁,先找几个人通通气,做些工作,搞好战前准备,别急着上疏。
  第二天,温体仁上疏了。
  就文笔而言,这封奏疏非常一般,主要内容是弹劾钱谦益主使作弊。也没玩什么写血书,沐浴更衣之类的花样,也没做工作,没找人,递上去就完了。
  然后他告诉周延儒,必胜无疑。
  周延儒认为,温体仁是疯了。

  第十章 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
  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双方:
  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
  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
  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
  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
  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
  “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
  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
  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
  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做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
  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
  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
  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
  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
  二次休会。
  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
  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
  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
  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咬定,没有结案。
  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
  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
  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
  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
  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
  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
  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
  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
  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
  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
  三招用完,大功告成。
  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
  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
  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
  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
  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
  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实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
  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
  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已,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
  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
  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
  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
  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
  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
  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地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太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
  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
  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
  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
  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