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当年明月
除了年纪太大的，官太高的，体质太差，一打就死的，当天在左顺们闹事的大臣全部被脱光了裤子，猛打了一顿屁股，此次打屁股可谓盛况空前，人数总计达到一百四十余人，虽然事先已经经过甄别，但仍有十六个人被打成重伤，抢救无效一命呜呼，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二，怎一个惨字了得。
但最惨的还不是这十几位兄弟，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另外几位仁兄却还要活受罪。比如杨慎先生，他作为反面典型，和其他的六个带头者被打了一顿回笼棍。
棍子倒还在其次，问题在于行刑的时间，距离第一次打屁股仅仅十天之后，杨头目等人就挨了第二顿，这种杠上开花的打法，想来着实让人胆寒。
毕竟是年轻人，身体素质过硬，第二次廷杖后，杨慎竟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由于他在这次行动中表现过于突出，给朱厚熜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皇帝陛下还给他追加了一个补充待遇——流放。
杨慎的流放地是云南永昌，这里地广人稀，还尚未开化，实在不是适合居住之地，给他安排这么个地方，说明皇帝陛下对他是厌恶到了极点。
从高干子弟到闹事头目、流放重犯，几乎是一夜之间，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目前唯一要做的是收拾包袱，准备上路。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慎却没什么福气，两次廷杖没有打死他，皇帝没有杀掉他，但天下实在不缺想杀他的人，在他远行的路上，有一帮人早就设好了埋伏，准备让他彻底解脱。
但这帮人并非皇帝的锦衣卫，也不是张璁的手下，实际上，他们和杨慎并不认识，也没有仇怨，之所以磨刀霍霍设下圈套，只是为了报复另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杨慎他爹杨廷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当年他做过的一件事情，给自己的儿子惹来了杀身之祸。
杨廷和虽然有着种种缺点，却仍是一个为国操劳鞠躬尽瘁的人，他在主持朝政的时候，有一天和户部算帐，尚书告诉他今年亏了本（财政赤字），这样下去会有大麻烦，当年也没有什么扩大内需，增加出口，但杨廷和先生就是有水平，苦思冥想之下，他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办法。
增加赋税是不可行的，要把老百姓逼急了，无数个朱重八就会涌现出来，过一把造反的瘾，这个玩笑是不能开的。
既然开源不行，就只能节流了，杨廷和动用了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招数——裁员。
应该说，杨廷和先生精简机构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很快他就裁掉了很多多余机构和多余人员，并将这些人张榜公布，以示公正，国家就此节省了大量资源，但这也为他惹来了麻烦。
要知道，那年头要想在朝廷里面混个差事实在是不容易的，很快，他的这一举动就得到了一句著名的评语——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虽然他得罪了很多人，但毕竟他还是朝廷的首辅，很多人只敢私下骂骂，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现在机会来了。
由于杨廷和实在过于生猛，他退休之后人们也不敢找他麻烦，可杨慎不同，他刚得罪了皇帝，半路上黑了他估计也没人管，政治影响也不大，此所谓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
此时杨慎身负重伤，行动不利，连马都不能骑，但朝廷官员不管这些，要他立刻上路，没办法，这位仁兄只能坐在马车里让人拉着走。
看来杨先生是活到头了，他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方，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而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路趴着（没办法）去迎接阎王爷的召唤。
但这次似乎连阎王爷都觉得自己庙小，容不下这位天下第一才子，最终也没敢收他，因为杨先生实在是太聪明了。
自打他上路的那天起，他的车夫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因为这位雇主实在太过奇怪，总是发出奇怪的指令，走走停停，而且完全没有章法，有时走得好好的却非要停下休息，有时候却快马加鞭一刻不停。
直到顺利到达了云南，杨慎才向他们解开了这个谜团：要不是我，大家早就一起完蛋了！
要知道杨先生被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他的意识还是十分清醒的，早就料到有人要找他麻烦，路上虽然一直趴着，脑子里却一刻也没消停过，他派出自己的仆人探路，时刻通报消息，并凭借着良好的算术功底，根据对方的位置、与自己的距离、以及对方的行进方向变化来计算（确实相当复杂）自己的行进速度和日程安排。
就这样，杀手们严防死守，东西南北绕了个遍，却是望穿秋水君不来，让杨慎溜了过去。
虽说如此，顺利到达云南的杨慎毕竟也还是犯人，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孤独与折磨。
但这位仁兄实在太有本事了，人家流放痛苦不堪，他却是如鱼得水，杨先生一无权二无钱，刚去没多久，就和当地官员建立了深厚友谊（难以理解），开始称兄道弟，人家不但不管他，甚至还公然违反命令，允许他回四川老家探亲。其搞关系的能力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杨慎就这样在云南安下了家，开始吟诗作对，埋头著书，闲来无事还经常出去旅游，日子倒还过得不错，但在他心中的那个疑团，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当年父亲为什么要主动退让，致仕（退休）回家呢？
以当时的朝廷势力，如果坚持斗争下去，绝不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作为官场浮沉数十年，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他必定清楚这一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放弃。
杨慎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他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的原由。
直到五年后，他才最终找到了答案。
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在四川新都老家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这位历经三朝的风云人物终于得到了安息。
杨慎是幸运的，他及时得到了消息，并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在父亲的灵柩入土为安，就此终结的那一时刻，杨慎终于理解了父亲离去时那镇定从容的笑容。
从年轻的编修官到老练的内阁首辅，从刘瑾、江彬再到张璁，他的一生一世都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数十年的你争我夺，起起落落，这一切也该到头了。
战胜了无数的敌人，最终却也逃不过被人击败的命运，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利者，所有的荣华富贵，恩怨宠辱，最终不过化为尘土，归于笑柄而已。
想来你已经厌倦了吧！杨慎站在父亲的墓碑前，仰望着天空，他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
留下一声叹息，杨慎飘然离去，解开了这个疑团，他已然了无牵挂。
他回到了自己的流放地，此后三十余年，他游历于四川和云南之间，专心著书，研习学问，写就多本著作流传后世。纵观整个明代，以博学多才而论，有三人最强，而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其中以杨慎学问最为渊博，足以排名第一。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评价，因为另外两位仁兄的名声比他要大得多，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与他同一时代，但刚出生不久。
已经去世的人就是《永乐大典》的总编，永乐第一才子解缙，而尚未出场的那位叫做徐渭，通常人们叫他徐文长。
能够位居这两位仁兄之上，可见杨慎之厉害。其实读书读到这个份上，杨慎先生也有些迫不得已，毕竟他呆的那个地方，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除了每天用心学习，天天向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干。
杨慎就这样在云南优哉游哉地过了几十年，也算平安无事，但他想不到的是，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
因为在朝廷里，还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他。
朱厚熜平定了风波，为自己的父母争得了名分，但这位聪明过头的皇帝，似乎并不是一个懂得宽恕的人，他并不打算放过杨氏父子这对冤家。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原谅了杨廷和，因为一次谈话。
数年之后，频发天灾，粮食欠收，他十分担心，便问了内阁学士李时一个问题：
“以往的余粮可以支撑下去吗？”
李时胸有成竹地回答：
“可以，太仓还有很多储粮。这都是陛下英明所致啊。”
朱厚熜不明白，他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李时。
李时不敢怠慢，立刻笑着回禀：
“陛下忘了，当年登基之时，您曾经下过诏书裁减机构，分流人员，这些粮食才能省下来救急啊！”
朱厚熜愣住了，他知道这道诏书，但他更明白，当年拟定下达命令的人并不是他：
“你错了，”朱厚熜十分肃穆地回答道，“这是杨先生的功劳，不是我的。”
可皇帝终究是不能认错的，这是个面子问题，于是在他死后一年，杨廷和被正式恢复名誉，得到了应有的承认。
朱厚熜理解了杨廷和，却始终没有释怀和他捣乱的杨慎，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当他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问大臣们一个问题：
“杨慎现在哪里，在干什么，过得如何？”
朱厚熜问这个问题，自然不是要改善杨慎的待遇，如果他知道此刻杨先生的生活状态，只怕早就跳起来派人去斩草除根了。
幸好杨慎的人缘相当不错，没当皇帝问起，大臣们都会摆出一副苦瓜脸，倾诉杨慎的悲惨遭遇，说他十分后悔，每日以泪洗面。
听到这里，皇帝陛下才会高兴地点点头，满意而去，但过段时间他就会重新发问，屡试不爽，真可谓恨比海深。
但杨慎终究还是得到了善终，他活了七十二岁，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嘉靖三十八年才安然去世，著作等身，名扬天下。
但比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更为出名的，还是他那首让人耳熟能详的词牌，这才是他一生感悟与智慧之所得：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古千年，是非荣辱，你争我夺，不过如此！
他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做皇帝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就如同一头雄狮，只要大吼一声，所有动物都将对它俯首帖耳。但当他的指令被驳回，他的命令无人听从，他的制度无人执行时，他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能够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于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胜利者嘉靖得到了唯一的启示：只有权谋和暴力，才能征服所有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要充分地利用身边的人，但又不能让任何人独揽大权，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他的智慧哲学。
所以他需要的大臣不是助手、也不是秘书，而是木偶——可以供他操纵的木偶。
在驱逐了杨廷和之后，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合适的木偶——张璁。
张璁大概不能算是个坏人，当然了，也不是好人，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自卑的小人物，他前半生历经坎坷，学习成绩差，也不会拍上司马屁，好不容易借着“议礼”红了一把，还差点被人活活打死，算是倒霉到了家。
经过艰苦奋斗，九死一生，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杨廷和走了，杨慎也走了，本以为可以就此扬眉吐气的张璁却惊奇地发现，自己虽然是胜利者，却不是获益者。
考虑到张璁同志的重大贡献，他本来应该进入内阁，实现多年前的梦想，可此时张先生才发现，他这条咸鱼虽然翻了身，却很难跳进龙门。
这里介绍一下，要想进入内阁，一般有三个条件，首先这人应该进过翰林院，当过庶吉士，这是基本条件，相当于学历资本。其次，必须由朝中大臣会推，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推荐，当然了，自己推荐自己是不行的。最后，内阁列出名单，由皇帝拍板同意，这就算入阁了。
我们把张璁同志的简历对比一下以上条件，就会发现他实在是不够格。
学历就不用说了，他连翰林院的门卫都没干过，而要想让大臣们会推他，那就是痴人说梦，光是骂他的奏折就能把他活埋，对于这位仁兄，真可谓是全朝共讨之，群臣共诛之。
于是张璁先生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皇帝同意。
可光是老板同意是不够的，群众基础太差，没人推举，你总不好意思毛遂自荐吧。
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其实张璁先生还是有指望的，因为皇帝陛下的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可以让他顺利入阁，这就是中旨。
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皇帝愿意给，大臣不愿要。
明代的官员确实有几把硬骨头，对于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支持率的同志，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靠皇帝下旨升官的人，他们的统一评价是——不要脸。
考虑到面子问题，很多人宁可不升官，也不愿意走中旨这条路。
但你要以为张璁先生是碍于面子，才不靠中旨升官，那你就错了。张璁先生出身低微，且一直以来强烈要求进步，有没有脸都难说，至于要不要脸，那实在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
之所以不用中旨，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怪只能怪张璁先生的名声太差了，皇帝还没有任命，内阁大臣和各部言官就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中旨一下，就立刻使用封驳权，把旨意退回去！
事情搞成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会推不可能，中旨没指望，无奈之下，张璁开动脑筋，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虽说在朝中已经是人见人厌，处于彻底的狗不理状态，但张璁相信，他总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人，经过逐个排查，他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那个可以帮助他入阁的人就是杨一清。
杨一清可以算是张璁的忠实拥护者，当初他听说张璁议礼的时候，正躺在床上睡午觉，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只是让人把张璁的奏章读给他听，结果听到一半，他就打消了瞌睡，精神抖擞地跳下了床，说出了一句可怕的断言：
“即使圣人再生，也驳不倒张璁了！”
虽然这话有点夸张，但事实证明杨一清是对的，之后他成为了张璁的忠实支持者，为议礼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到了入阁的关键时刻，张璁又一次想起了这位大人物，希望他出山再拉兄弟一把。
杨一清答应了，对于这位久经考验的官场老手来说，重新入阁玩玩政治倒也不失为退休前的一件乐事。
怀着这种意愿，杨一清进入了内阁，再次投入了政治的漩涡。事情果然如张璁等人预料，嘉靖皇帝一下中旨，弹劾的奏章如排山倒海般地压了过来，朝中骂声一片。
但群众再激动，也抵不上领导的一句话，在杨一清的安排下，皇帝的旨意顺利得到了执行，张璁终于实现了当年萧半仙的预言，顺利入阁成为了大学士。
张璁终于心满意足了，他对杨一清先生自然是感恩戴德，而杨一清也十分欣慰，二十年前，张永帮了他，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二十年后，他给了张璁同样的待遇，使这个小人物达成了最终的梦想。
但是杨一清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却使他的半生荣誉功名毁于一旦。
让人认自己的父母，有错吗？
可是当他终于出人头地，成为朝中大官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的起因来源于张璁本人，这位老兄自打飞黄腾达之后，就患上了一种疾病。
更麻烦的是，他得的不是简单的发烧感冒，而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事实上，这种病到今天都没法医，它的名字叫心理变态。
而在张璁先生身上，具体临床表现为偏执、自私、多疑、看谁都不顺眼、见谁踩谁等等。
说来不幸，张先生之所以染上这个毛病，都是被人骂出来的。
自从他出道以来，就不断地被人骂，先被礼部的人欺负，连工作都不给安排，议礼之后他得到的骂声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没有骂过他的人可谓是稀有动物，奏章上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
张先生青年时代本来就有心理阴影，中年时又被无数人乱脚踩踏，在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之下，他的心理终于被彻底扭曲。
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饶恕。这就是张璁的座右铭。
于是张先生就此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但凡是不服他的，不听他的，不伺候他的，他统统给予了相同的待遇——恶整。不是让你穿小鞋，就是找机会罢你的官，不把你搞得半死不活绝不罢休。
今天斗，明天斗，终于斗成了万人仇，无数官员表面上啥也不说，背后提到张璁这个名字，却无不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甚至有人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回家就对着画骂一顿，且每日必骂，风雨无阻。
可笑的是，张学士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上班途中还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同事们打招呼，自我感觉实在是相当地好。
张璁先生的奋斗史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是怎么傻起来的。
欺负下级也就罢了，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又瞄准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目标——杨一清。
杨一清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平时也不怎么和张璁计较，但张璁是个说他胖就开始喘的人，越来越觉得杨一清碍事（杨一清是首辅），为了能够为所欲为，他决定铤而走险，弹劾自己的领导。
于是在嘉靖八年（1529），张璁突然发动了进攻，张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出手下的所有主力言官上奏弹劾杨一清。
而在奏章里，张璁还额外送给杨一清一个十分响亮的外号——奸人。
张璁之所以敢这么干，是经过周密计算的，皇帝和自己关系好，朝中又有自己的一帮死党，杨一清虽是老干部，初来乍到，根基不牢，要除掉他应该不成问题。
这个打算本来应该是没错的，如无意外，皇帝一定会偏向他的忠实支持者张璁先生，但人生似乎总是充满了惊喜。
很快，杨一清就得知自己被人告了，却毫不吃惊，这套把戏他见得多了，闭着眼睛也知道是谁干的，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大举反击，只是上了封奏折为自己辩护，顺便骂了几句张璁，然后郑重提出辞职。
张璁很意外，在他看来，杨一清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这是因为杨一清是他向皇上私下推荐，才得以顺利入阁的，而且据他所知，此人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一般，远远不如自己，提出主动辞职也威胁不了任何人。
莫非杨一清已经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事情就这么完了？
存在着如此天真的想法，充分说明张璁同志还没有开窍，要知道，杨一清先生成化八年（1472）中进士，一直在朝廷混，迄今为止已经干了57年，他的工龄和张璁的年龄差不多。如果翻开杨先生那份厚重的档案，数一数他曾经干掉过的敌人名单（如刘瑾、杨廷和等），然后再掂下自己的斤两，相信张璁会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
不久之后，结果出来了，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同意杨一清的辞呈，反而严厉斥责了张璁等人，要他们搞好自我批评。
这下子张璁纳闷了，杨一清和嘉靖确实没有什么渊源，为何会如此维护他呢？
这实在不能怪张璁，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确实太多。
十多年前，当朱厚熜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湖北安陆当土财主的时候，他的父亲兴献王曾反复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若朝中有三个人在，必定国家兴旺、万民无忧！”
朱厚熜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也记住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
在朱厚熜看来，杨一清就是他的偶像，张璁不过是个跟班，跟班想跟偶像斗，只能说是不自量力。
于是在朱厚熜的反复恳求下，杨老干部勉为其难地收回了辞职信，表示打死不退休，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
张璁彻底没辙了，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官员已经忍很久了，他们大都吃过张璁的亏，要不是因为此人正当红，估计早就去跟他玩命了，现在复仇的机会总算到了。
很快又是一顿乱拳相交，口水横飞，张璁顶不住了，朱厚熜也不想让他继续顶了，便作出了一个让张璁伤心欲绝的决定——辞退。
而张璁也着实让皇帝大吃了一惊，他听到消息后没有死磨硬泡，也没痛哭流涕，却采取了一个意外的举动——拔腿就跑。
张璁先生似乎失礼了，无论如何，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
跑得快？再不快跑就被人给打死了！
事实上，张璁兄对自己的处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虽说那帮人现在看上去服服帖帖，一旦自己翻了船，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再吐上口唾沫。
于是他和桂萼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就连夜逃了出去，速度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当张璁逃出京城的那一刻，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经历了如此多的风波挫折，才坐到了今天的位置，而在这个狼狈的深夜，他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似乎太快了点吧！
可能上天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并未抛弃张璁，这一次他不过是和张先生开了个小玩笑，不久之后张璁将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他的辉煌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他遇见那个宿命中真正的敌人。
事实证明，张璁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他八月份跑出去，可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跑了回来。当然，是皇帝陛下把他叫回来的。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竟然只是因为张璁的一个同党上书骂了杨一清。其实骂就骂了，没什么大不了，在那年头，上到皇帝，下到县官，没挨过骂的人扳着指头也能数出来，官员们的抗击打能力普遍很强，所以杨一清也并不在乎。
但问题在于，皇帝在乎。
他赶走张璁其实只是一时气愤，对于这位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仁兄，他还是很有感情的，并不想赶尽杀绝。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收回自己的决定，让张璁继续去当他的内阁大臣。
张璁就此官复原职，而与此同时，杨一清却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申请。
斗了几十年，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就此结束吧。
但这只是杨一清的个人愿望，与张璁无关。经历了这次打击，他的心理疾病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对于杨一清，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其实皇帝不想让他的这位偶像走，也不打算批准他的辞呈，但这一次，张璁却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赶走了杨一清。
当许多言官顺风倒攻击杨一清，要求把他削职为民的时候，张璁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为杨一清求情。
张先生求情的经典语句如下：
“陛下请看在杨一清曾立有大功的份上，对他宽大处理吧！”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杨一清被张璁理所当然地定了罪，而和削职为民比起来，光荣退休实在是天恩浩荡，坦白从宽了。
于是杨一清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回到了家中，准备安度晚年。
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在老家，杨一清先生还没来得及学会养鸟打太极，就得到了一道残酷的命令——削去官职，收回赏赐，等待处理。
杨先生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具体说来是收了不该收的钱，一个死人的钱——张永。
据说在张永死后，杨一清收了张永家二百两黄金——不是白收的，无功不受禄，他给张永写了一首墓志铭。
杨一清和张永是老朋友了，按说收点钱也算不了啥，但在张璁看来，这是一种变相行贿（反贪意识很强），就纠集手下狠狠地告了一状。
杨一清确实收了二百两，但不是黄金，而是白银，以他的身份和书法，这个数目并不过分，但在政治斗争中，方式手段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
杨一清终于崩溃了，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他发出了最后的哀叹，就此撒手而去：
“拼搏一生，却为小人所害！”
其实这样的感叹并没有什么意义，每一个参加这场残酷游戏的人，最终都将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是一种解脱。
张璁高兴了，他竟然斗倒了杨一清！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容易，再也没有人敢触碰他的权威！
张璁得意地大笑着，在他看来，前途已是一片光明。
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走到了终点，一个敌人已出现在他的面前。
“回家仔细看看，日后记得回禀。”
审阅奏折对于张璁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漫不经心地收下这份文件，打道回府。
一天之后，他打开了这份文件，目瞪口呆，恼羞成怒。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封骂人的奏折，但在张璁看来，它比骂折要可怕得多。
因为在这封奏折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威胁——对自己权力的威胁。
这封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天地分开祭祀，这是个比较复杂的礼仪问题，简单说来是这样：在以往，皇帝祭天地是一齐举行的，而在奏折中，这位上书官员建议皇帝改变以往规定，单独祭天，以示郑重。
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对于张璁而言，却无益于五雷轰顶。
大事不好，抢生意的来了！
张先生自己就是靠议礼起家的，这是他的老本行，其成功经历鼓舞了很多人，既然议礼能够升官，何乐不为？
很明显，现在这一套行情看涨，许多人都想往里钻，而张璁先生也着实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准备搞点垄断，一人独大。
他认真地看完了奏折，牢牢地记住了那个上书官员的名字——夏言。
敢冒头，就把你打下去！
〖没有竞争的市场只存在于理论想象之中。
——引自微观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夏言，男，江西贵溪人，时任兵科给事中，说来有点滑稽，和张学士比起来，这位仁兄虽然官小年纪小，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因为他中进士比张璁早几年。
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比张璁还要差，张璁多少还进了二甲，他才考到了三甲，说来确实有点丢人，考到这么个成绩，翰林是绝对当不上的了，早点找个单位就业才是正路。
一般三甲的进士官员，下到地方多少也能混个七品县官当当，但要留北京，那可就难了，翰林院自不必说，中央六部也不要差生。
但夏言确实留在了北京，当然，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进不去大机关的夏言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小衙门——行人司。
夏言在行人司当了一名行人，他也就此得到了新称呼——夏行人。这个职务实在不高，只有八品，连芝麻官都算不上。
行人司是个跑腿的衙门，在中央各大机关里实在不起眼，原先夏言对此也颇为失望，但等他正式上班才明白，自己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
因为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跑腿的对象十分特别——皇帝。
夏言的主要工作是领受旨意，传送各部各地，然后汇报出行情况。这是一份琐碎的工作，却很有前途。
要知道，越接近心脏的部位越能得到血液，同理，天天见皇帝也着实是个美差，甭管表现如何，混个脸熟才是正理。
当然，皇帝也不是好伺候的，所谓伴君如伴虎，危险与机遇并存，归根结底，混得好不好，还是要看自己，干得不好没准脑袋就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
但夏言却毫不畏惧，如鱼得水，很快就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
要知道，夏言虽然低分，却绝对不是低能，而且他还有三样独门武器，足以保证他出人头地。
请大家务必相信，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还容易升官，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就是长得帅（史载：眉目疏朗），还有一把好胡子（这在当时很重要）。
嘉靖大概也不想每天早起就看到一个长得让人倒胃口的人，夏言就此得宠似乎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而除了长得帅外，夏言先生还有第二样武器——普通话（官话）说得好。
请注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明代，普通话（官话）的推广工作还没有深入人心，皇帝也不是翻译机，所以每次召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员时都极其头疼。
夏言虽然是江西人，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所谓“吐音洪畅，不操乡音”，说起话来十分流畅，那是相当的标准。
有这样两项特长，想不升官都难。
但无论如何，夏言这次还是惹上了大麻烦，毕竟张璁是内阁首辅，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事实上，张璁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他指使手下认真研究了夏言的奏折，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
张璁的资源确实很丰富，他有权有势，有钱有人，杨一清都垮了，夏言又算个什么东西？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张先生忽略了一件事——他只注意到了奏折，却没有听懂皇帝说过的那句话。
很快，张璁的死党，内阁成员霍韬就写好了一封奏折，此折骂人水平之高，据说连老牌职业言官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
一切都布置妥当了，夏言，你就等着瞧吧！
张璁彻底安心了，准备回家睡个安稳觉，然而他绝不会想到，大祸已然就此种下。
第二天，奏折送上，皇帝陛下当庭就有了回复：
“这封奏折是谁写的？”
霍韬反应十分敏捷，立即站了出来，大声回奏：
“是臣所写！”
霍韬等待着皇帝的表扬，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
“抓起来！即刻下狱！”
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
张璁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他唯恐自己是在做梦，见鬼了，骂夏言的文章，皇帝为什么生气？
张璁先生实在是糊涂了，这个谜底他原本知道，看来这次是记性不好。
他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只是因为议礼，而议礼能够成功，全靠皇帝的支持。嘉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怎么会把奏折交给张璁呢？
霍韬先生极尽骂人之能事，把夏言说得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可如果夏言是乞丐，支持他的嘉靖岂不就成了乞丐中的霸主？
这笔帐都算不出来，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
霍先生进了监狱，可事情还没有完，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当众下达了命令：
“夏言的奏折很好，升为侍读学士，授四品衔！”
然后他瞥了张璁一眼，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张璁的冷汗流遍了全身，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在这次斗争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但此时言败还为时过早，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
张璁仍然胸有成竹，因为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很快，他将使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
“从今天起，时刻注意夏言，若发现有任何不妥举动，立即上书弹劾！”
张璁的方法，学名叫“囚笼战术”，说穿了就是骂战，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注意夏言的一举一动，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让他无处可藏，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最终让他知难而退。
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是赤裸裸的精神战。
当骂折如排山倒海般向夏言涌来时，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呢？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孤独的小官而已。
张璁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并不遥远。
应该说，张璁的判断是正确的，夏言确实是个孤独的人，他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强硬的后台，但在这场战斗中，他并不是毫无胜算。
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
后世的许多言官都十分仰慕夏言，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第一能战”，因为这位夏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非长得帅，普通话好，而是他的口才和笔法。
张璁所不知道的是，夏言其实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
所以当知情人跑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为他担心的时候，夏言却作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复：
“大可不必费劲，就让他们一起上吧！能奈我何！”
攻击如期开始了，张璁手下的十余名言官对夏言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不按规定着装等等等等，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概不放过。
可张璁万没料到，这正中夏言下怀，很明显，他在掐架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对手只要找上门来，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文辞锋锐无比，且反应极快，今天的敌人今天骂，从不过夜，效率极高。其战斗力之可怕只能用彪悍二字来形容。
由于夏言骂得实在太狠，连和他掐架的人白天上班见到他都要绕行，骂到这个份上，可谓是骂出了水平，骂出了风格。
十分凑巧的是，夏先生的字叫做公谨，这位仁兄虽是文官，却比当年的三国武将周瑜（公瑾）更为厉害，于是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每次见到夏言，都会笑着对他讲：
“公谨（公瑾）兄，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
子龙，一身都是胆！
张璁原本打算加大力度，把夏言骂成神经病，可事与愿违，这位兄台不但没疯，还越来越精神，斗志激昂。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想不干也不行了，张璁决心把这场危险的游戏进行到底。
他不会忘记杨一清那黯然离去的背影，事情很清楚，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更为悲惨，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绝招。
这一招的名字叫结党，虽然简单却绝对有效，不管对手多么厉害，只要拉拢更多的人，搞个黑社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朝廷的多数派，自然和谐无事，天下太平。
说干就干，张璁先生立刻着手发展组织，讨伐异类，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无意的举动竟然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党争时代。
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事实证明，一对一的政治单挑已经落伍了，为适应潮流的发展，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大规模的集体斗殴即将拉开序幕。
张璁的第一个目标是桂萼，说来惭愧，虽说这二位起家的时候是亲密战友，但发达之后，因为分赃不匀，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了。
但关键时刻面子是无所谓的，张璁拉下老脸亲自上门，酒席之间突然悲痛欲绝，痛陈以往的战斗友谊，双方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当然绕来绕去，最后只是要说明一个主题：我要是完蛋，你也跑不了。
桂萼收服了，张璁再接再厉，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投靠他的大臣越来越多，连内阁大学士翟銮都成为了他的同党。
看着满朝的爪牙狗腿子，张璁终于放心了。
夏言，你是赢不了的！
张璁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支持夏言的人也不敢露面了，但他们依然无畏地表示，自己会在精神上站在他一边。
虽然情况危急，但夏言仍不慌乱，他本就了无牵挂，既然如此，就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吧！
夏言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但朝廷大臣也并非都是孬种，就在张璁最为强大的时候，另一个无畏的人出现了。
嘉靖九年（1530）末，张璁的心理疾病达到了顶峰，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他突发奇想，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死人的身上。
偏偏这个死人还非常有名——孔圣人。张璁表示孔老二名不符实，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应该除掉封号，降低身份。
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包括张璁在内，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这种和尚拆庙的缺德事情只有张先生才想得出来。
可是事到临头，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谁也不出头拉孔老二一把，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死人可以不管，活人不能得罪。
对于这一场景，张璁十分满意，绝对的权势会带来绝对的服从，他深信不疑。
但没过多久，沉默就被打破了，一位年轻的翰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
张璁开始没有在意，但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时，才意识到这次麻烦大了，很明显，这位翰林是个理论性的人才，他引经据典，列出八条理由推证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理论充分证据确凿，矛头直指张璁。
无奈之下，张璁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开始还好言相劝，多方诱导，可这位翰林软硬不吃，张璁急了，问他到底想怎么样。
回答很简单：我只是要个说法。
说不通，就开始辨，张璁本来是辨论的好手，但这次也遇上了对手，无论他说什么，总是被对方驳倒，气得不行的张璁失去了理智，开始高声叫喊无理取闹，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回答：
“久闻张大人起于议礼，言辞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这句话十分厉害，所谓“起于议礼”，不但说他来路不正，还暗指张璁先生学历低，成绩差，没有干过翰林。
果然，张璁一听就跳了起来，也不顾形象了，破口大骂道：
“你算什么！竟敢背叛我！”
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你最好乖乖听话。
首辅大人如此暴跳如雷，周围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桂萼出于好心，不断向此人使眼色，可这位兄弟似乎是打算把理论进行到底，慢条斯理地作出了回答：
“依在下看来，所谓背叛均出自依附，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背叛又从何谈起？”
说完，行礼，走人。
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目送着英雄的离去，而站在中间的张璁却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大吼一声：
“不教训你，首辅我就不干了！”
这位勇敢的翰林名叫徐阶，时年二十七岁。这是他漫长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也是最为勇敢的一次。
勇敢，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张璁又一次用行为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第二天，他就找到了都察院，希望严惩徐阶，其实徐阶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犯法。
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璁当即给徐阶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首倡邪议”，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正法以示天下！”
人无耻到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
万幸的是，张璁先生还不是皇帝，所以他说了不算，而徐阶多少还有一些朋友，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张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次就饶了他，让他去福建延平府任职吧。”
这是要把人往死里整。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只有翰林庶吉士才能入阁的时代，如果被剥夺京官的身份，分配到穷乡僻壤干扶贫，只会有一个结果——前途尽毁。
张璁没有杀掉徐阶，他要亲手毁掉这位年轻翰林的所有前途，让他生不如死，在痛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不但没有毁掉任何人，反而成就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翰林。
而对于这个恶毒的命令，徐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在张璁面前，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谢恩之后，便打好包裹离京而去。
徐阶第一次为他的鲁莽交出了巨额的学费，从翰林到地方杂官，他对自己的前程已经彻底绝望，但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中一次小小的插曲。
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在那个荒凉之地，他将磨砺自己的心智和信念，最终领悟一种独特的智慧与技能。而那时，张璁已然不配成为他的对手，未来的三十年中，他将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狡诈的敌人，经历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于是张璁的同党越来越多，对夏言的攻击也越来越猛，但让人纳闷的是，夏言对此竟毫无对策，他似乎失去了反抗能力，整日孤身一人，从不结党搞对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
在张璁看来，夏言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手足无措，只能虚张声势了。
可是在夏言看来，情况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已有了必胜的把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张璁正在自掘坟墓。
张先生的整人计划可谓准备充足，思虑周密。他拉拢了很多大臣，拥有无数爪牙，财雄势大，斗争中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想到了。
但他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夏言为什么不结党？
如果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没准他还能多撑两年，可惜他没能做到。
在激烈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虽然夏言孤身一人，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无论多少攻击诋毁，他从未低头放弃。
这人实在太有种了。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
既然他敢干，为什么我不敢？！
于是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借投机而起，打压，排挤，陷害，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一定要彻底打倒张璁这个无耻小人！
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夏言的身边，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齿的家伙，为含冤而去的杨一清报仇！
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夏言竟然拒绝了，他接受大家的热情，却婉拒了所有的帮助，表示自己一个人扛住就行，不愿意连累大家。
无数人被他的义举所感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夏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
夏言比张璁聪明得多，因为他很清楚，拉多少人入伙并不重要，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他虽然官小言微，却看透了这位嘉靖皇帝的底细——这是一个过分聪明自信的人。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饶恕任何敢于威胁他的人。
张璁是个不折不扣的蠢人，他已经是首辅了，竟然还要扩大势力，难道想做皇帝吗？
夏言很清楚这一点，他推辞所有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得到那个最关键的支持。
所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张璁那得意的笑容和无限的扩张，因为他明白：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加速的灭亡。
事实证明了夏言的推断，转机终于到了，皇帝对待张璁的态度突然大变，经常大骂他，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和奏折，让他大失脸面。
张璁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由于智商的限制，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
束手待毙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家的风格，张璁的偏执达到顶点——只要解决了夏言，皇帝的宠信，众人的尊崇，一切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需要一个完美的陷阱——让夏言身败名裂的陷阱。
这个陷阱由一封奏折开始。
嘉靖十年（1531）七月。
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来到太常寺卿彭泽的家，交给了他一份文稿。
这份文稿是准备交给皇帝的，基本内容如下所列：
“以往祖宗分封，必定会派一位皇室子孙留驻京城，以备不测，现在皇上您还没有儿子，希望能够按照先例，先挑选一位皇室宗亲加以培养，这是社稷大计，望您能认真考虑。”
薛侃略带兴奋地看着彭泽，等待着他的反应。
“很好，”彭泽笑着回答，“这是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啊！”
薛侃放心了，他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合理化建议。而他会跑来跟彭泽商量，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同科进士，还是十余年的老朋友。
“事不宜迟，我明日就写成奏折上禀。”
他兴冲冲地收起了文稿，准备告别离去。
彭泽却拦住了他：
“先不要急，容我再想想，你留一份底稿给我吧。”
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薛侃为国尽忠，提出建议，彭泽大力支持，完全赞同。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
问题在关键就是那封奏折，薛侃认为它可以造福社稷，彭泽却知道，这是一件致人死命的工具。出现这样的偏差，说到底是个分工不同的问题。
薛先生的工作单位是行人司，这是个跑腿的部门，见过的世面有限，而彭先生在太常寺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
所以当彭泽看到这份文稿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了。
作为掌管宫内礼仪的官员，彭泽十分清楚，嘉靖先生虽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大臣骂，却也有一个万不能碰的禁区——儿子问题。
不知为什么，这位皇帝继位十年，却一直没有儿子，原因不详，这种事向来都是绝对隐私，一般也是大娘大婶街头谈论的热门话题，换到今天也得偷偷摸摸地上医院，更何况在那万恶的旧社会。
竟然敢上这种奏折，真是活腻了！
但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却微笑地告诉薛侃：这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建议。
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彭泽的后台同党叫张璁。
其次，十五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同时考中的人除了薛侃和彭泽外，还有夏言。而众所周知，薛侃是夏言的死党。
最后，彭泽是一个不认朋友的无耻小人。
因为在彭泽的思维体系里，有着这样一条定理：
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只不过朋友的价格要高一点而已。
彭泽带着老朋友的文稿连夜找到了张璁，向他通报了自己的计划，求之不得的张璁当即同意，但为了达到最大的打击效果，他决定再玩一个花招：
“你去告诉薛侃，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只管上奏，我一定会支持他。”
彭泽接受了指示，离开了张璁的家。
但张璁却没有休息，他连夜抄录了薛侃的文书，准备交给另一个人。
第二天，他进宫觐见了嘉靖，出示了那一份文稿。
看着皇帝陛下那涨得通红的脸，张璁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最后的杀招：
“这是夏言指使薛侃写的，请陛下先不要发怒，等到他们正式上书再作处罚。”
嘉靖强忍着愤怒，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这封大逆不道的奏折是一个让他难堪的阴谋，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追究！
一天之后，得到张璁鼓励的薛侃十分兴奋地呈上了他的奏折，当然了，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光荣入狱。
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嘉靖仍然气得不轻，他看着这封嘲讽他生不出儿子的奏章，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
“查清幕后主使，无论何人，一并问罪！”
夏言麻烦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和薛侃的关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局势一片大好，张璁和彭泽开始庆祝胜利，虽然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意外仍然发生了。
很快，刑部的审案官员就纷纷前来诉苦——审不下去了。因为薛侃虽然看人不准，却非常讲义气。无论是谁问他，他都只有一个回答：
“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
没办法了，幕后黑手亲自出马，彭泽又一次站在薛侃面前，开始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你指认夏言，马上就放了你。”
看着眼前的这个卑鄙小人，薛侃沉默了，他看了看四周陪审的官员，一反以往的激愤，用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
“我承认，那封奏折确实是我写的。”
看来有希望，彭泽松了口气，正准备接着开问，却听见了一声大吼：
“但我之所以上奏，都是你指使的！当时你跟我说张少傅（张璁）会全力支持此提议，难道你都忘了吗？！”
傻眼了，这下彻底傻眼了。
虽然彭泽先生的脸皮相当厚实，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审讯就此草草收场。
闹到这个份上，已经结不了尾了，一定要审出来，业余的不行，那就换专业的上！
所谓专业人才，是指都察院都御史汪鋐，这位仁兄有长期审讯经验，当然，他也是张璁的同党。
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栽赃任务，他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见，直接把夏言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白痴的想法。
夏言这种骠悍之人，天王老子都不怕，而汪御史竟敢找上门来，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一场审讯就此变成了闹剧。
要说汪御史也算开门见山，刚开始审矛头就直指夏言，反复追问幕后主谋，甚至直接询问夏言是否曾参与此事。
汪御史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估计是想引蛇出洞，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引出来的竟然是一条巨蟒！
夏言压根就不跟他废话，一听到被人点了名，当即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姓汪的，你说谁呢！？”
汪鋐被镇住了，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言，却也不愿认输，还回了几句嘴。
夏言彻底爆发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准备冲上去打汪鋐，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及时把他拉住，这才没出事。
在此之前，张璁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不动声色，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既然脸已经撕破了，夏言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大声怒斥：
“张璁，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辅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
“请张首辅即刻回避此案！”
说这话的人是给事中孙应奎、曹卞。
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的，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
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辅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璁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
可张璁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两个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
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人，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
“你们等着瞧吧！”
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奇特的庭审就此结束。
但张璁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
嘉靖表扬了张璁，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
张璁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张璁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
“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
这下子玩不转了。
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应奎、曹卞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该怎么办？没有办法。
就这样，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们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
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指使，纯属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璁而言。
很快，嘉靖就作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应奎和曹卞，并给予亲切的慰问。
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
张璁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
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的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璁说道：
“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于是张璁先生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
最后我们陈述一下此事的最终结果：
张璁，因所设陷阱被揭穿，人格尽失，前途尽毁。
彭泽，因参与挖坑，获准光荣参军（充军），为国家边防事业继续奋斗。
薛侃，虽说并非受人指使，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犯罪证据确凿，免官贬为庶民（黜为民）。
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包食宿），出狱，最终的胜利者（独言勿问）。
皇帝不喜欢，大臣不拥护，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作了地下党，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热得发烫，但凡是个人，就知道这哥们了不得了，张首辅都不在话下，还有谁敢挡路？
于是一时之间，夏言的家门庭若市，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什么堂兄表弟、远房亲戚、同年同门、旧时邻居一股脑全都找上了门，弯来绕去只为了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苟富贵，莫相忘。
而在朝廷之中，深夜（白天实在不便）上门攀谈，指天赌咒、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一切都被张璁看在眼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致仕。
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等待时机，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
遗憾的是，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
因为面对大好形势，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早请示晚汇报，从不结党，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一高兴，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一个部长——礼部尚书。
于是张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嘉靖十年（1531）他退休回家，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几年之间来来去去，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的是，无论他怎么闹腾，却始终没人理他，正所谓：不怕骂，只怕无人骂。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也着实该滚蛋了。
嘉靖十四年（1535），张璁申请退休（真心实意，童叟无欺），经过反复挽留（一次），由于本人态度坚决（不想混了），皇帝陛下终于批准，并加以表彰，发给路费。
黯然离京的张璁踏上了回家的路，十一年前（嘉靖三年1524），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十余年的风雨飘摇，由小人物而起，却也因小人物而落，世道变化，反复无常，不过如此而已。
但张璁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对比后来几位继任者，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亲手燃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却没有被烧死，实在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当然了，张璁先生能够得到善终，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
张璁离开了，想起当年争爹的功劳，嘉靖也有几分伤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而为了国家大计，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的。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天下事就是本人的私事。
所以对于胸怀天下，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张璁不过是个木偶而已，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用废了，应该寻找下一个了。
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下谕：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从一品），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
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
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并且自觉自愿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人。
夏言的确比张璁聪明，所以他的下场也比张璁惨，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
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死人，化成了灰还要拿去肥田！
当然，在当时，夏言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
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言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他确实是个好官，干得相当不错，至少比张璁强，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靠本事吃饭的。
夏言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而且不畏权贵，干跑腿的时候就曾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那时他虽然官小，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痛骂张延龄。
说起这位张延龄同志，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横行天下二十多年，比螃蟹还横。当然，嚣张绝非偶然，他是有资本的——孝宗皇帝的小舅子。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很吃得开，无人敢惹。
然而夏言惹他了，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送上去后没人理，连皇帝都不管，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1522），皇帝大人自顾不暇，连爹都弄没了，哪有时间管这事。
张延龄是个十分凶狠的人，准备搞打击报复，可他没想到，夏言比他更为凶悍。
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来，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夏言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
张延龄气疯了，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他并不担心，毕竟此人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翻不起多大的浪。
如他所料，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夏言上了第三封奏折！
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
夏言并没有发疯，但张延龄却真的快被逼疯了，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只是上中下三集，而是长篇连载。
之后，夏言又陆续出版了奏章系列之痛骂张延龄第四、五、六、七部，这才就此打住。
之所以打住，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而是因为这事解决了，奏折一封接着一封，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延龄，退回了霸占的田地。他宁可得罪张国舅，也不敢再惹夏先生。
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现在成了夏尚书、夏大学士，估计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
除了刚正不阿外，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廉洁，对官员们而言，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领导不下水，问题就难办了。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
综合说来，夏言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这个人不贪财，干实事，心系黎民百姓，国家社稷，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
在他的管理下，大明王朝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但夏言毕竟不是雷锋叔叔，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
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少喝酒、不贪钱，不好女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郁闷得冒烟的生活。
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权力。
征服所有的人，掌控他们的命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大概就是夏言最原始的工作动力。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赞扬夏言的，他虽然追逐权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干活，事实上，他的权力之路十分顺利，嘉靖十五年（1536），他接替李时，成为了内阁首辅，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夏先生刚刚爬到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那里还站立着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个人并不打算做他的朋友。
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文官的第一号人物，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仁兄，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
可慢慢他才发现，这个新上台的夏言实在不简单，此人十分聪明，而且深得皇帝宠信，也无意与他合作，远不如张璁那么容易控制。为了将来打算，最好早点解决这个人。
而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也充分地说明了一点——他是个粗人。
这位骨灰级高干平时贪污受贿，名声很差，人缘不好，脑袋也不开窍，竟然直接上奏折骂夏言，掐架票友居然敢碰专业选手，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
夏言自不必说，马上写文章反骂，双方拳脚相加，十分热闹，按照常理，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嘉靖腻烦透了，手下这帮人骂来骂去也就罢了，可每次都要牵扯到自己，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老牌亲戚，双方都要皇帝表态，老子哪来那么多时间理你们的破事儿？！
不管了，先收拾一个再说！
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
嘉靖二十年（1541），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传他火速进见。
接到指令的夏言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比较安心，因为自己的这封奏折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了。
嘉靖不由分说，把夏言骂了一顿，搞得首辅大人不得要领，然后才说出骂人的原因——写了错别字。
夏言懵了，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换了别人，挨顿骂也就算了，皇帝故意找茬，你还敢抽他不成？
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他不肯干休，竟然还回了一句：
“臣有错，恰逢近日身体不适，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
你故意闹事，我还就不伺候你了！
当然了，嘉靖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
“你也不用养病了，致仕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惨了，这下麻烦了。
玩笑开大了，可是话说出了口，也没法收回来，只能硬着头皮走人。
夏言开始满怀忧伤地捆被子，准备离开北京，但就在他即将上路时，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先等一等，你可能不用走了。
夏言确实不用走了，因为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
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夏言因为错别字被赶出了京城，郭勋很是高兴了一阵，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
这事具体说来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嘉靖皇帝不久前曾交给郭勋和王廷相（时任左都御史）一个差事，并专门下达了谕令。
可是蹊跷的是，王廷相接到谕令后，四十余天都没有动静，不知到底搞什么把戏。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廷相先生是大文豪，“前七子”之一，还是著名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干活，没准是在思考哲学问题。
可是郭勋就有点离谱了，王廷相虽然懒，也只能算是怠工，他却胆大包天，明知有谕令，就是不去领！权当是不知道。
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既然拿钱就得给皇帝干活，而郭先生明显没有这个觉悟。
于是皇帝发怒了，自己交待下去的事情，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立刻下旨严查，王廷相也真算机灵，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补交了工作报告。
相对而言，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活还是不干，只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本来这事不大，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上，最多也就骂几句了事，可他的那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
必须说明的是，郭勋的那封奏折并没有错别字，这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他的问题比错别字要严重得多。
这位仁兄真不愧是个粗人，他不但在奏折中狡辩，还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何必更劳赐敕”。
结合上下文，此言通俗解释大致如下：
这种事情你（指皇帝）何必要专下命令，多余！
姓郭的，你有种，不废了你就不姓朱！
皇帝终于发怒了，他痛骂了郭勋一顿，并召回了夏言，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位郭勋先生平日里贪污受贿，欺压大臣百姓，做尽坏事，人缘极差，朝廷中的言官眼看他倒霉，纷纷上书大骂一番，痛打落水狗。
关键时刻，郭勋终于醒悟，立刻虚晃一枪，表示自己压力过大患病休养，希望皇帝恩准。
嘉靖同意了，对这位老亲戚，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官员们见势不妙，也就纷纷缩手倒戈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郭勋成功避过风头，大概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夏言回来了。
在夏言看来，张璁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而这位郭高干不学无术，是纯粹的社会垃圾。要想平安治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
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郭家从老朱开始，已经混了差不多两百年，根深叶茂，黑道白道都吃得开，一个普通的内阁首辅又能如何？
普通的内阁首辅自然没有办法，但是夏言并不普通。
他决心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搬走最后的绊脚石。为此他找来了自己的门生言官高时，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并问了他一个问题：
“此事风险甚大，你可愿意？”
回答如下：
“为国除此奸邪小人，在所不惜！”
嘉靖二十年（1531）九月乙未。
给事中高时上书弹劾：武定侯郭勋，世受皇恩，贪污不法，今查实罪行如下，应予法司严惩！
这是一道极有分量的奏折，全文共列出郭勋罪行十五条，全部查有实据，实在是一颗重量炸弹。
嘉靖发火了，他没想到郭勋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壮举”，气急之下将这位亲戚关进了监狱。
事发突然，郭勋十分吃惊，但入狱之后，他却镇定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凭着自己的身份，皇帝绝不会下杀手，无非是在牢里呆两天而已。
他的这个判断非常靠谱，嘉靖只是一时冲动，很快就消了气，还特别下令不准动刑，看样子过两天他就能无罪释放。
然而郭勋错了，他的人生将在这里走向终点。
不久之后，高时又上了第二封奏折，内容如出一辙，要求严厉惩办郭勋，嘉靖未予理会，退回了奏折。
这个行动隐藏着皇帝的真实意图——此事到此为止，不要继续纠缠。
然而夏言的攻势才刚刚开始。
与以往不同，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相当高，他们很快就汇报了对此案的预审结果——勋罪当斩。
这下子嘉靖头大了，他本来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怎么会搞得要杀头？
事到如今，必须开门见山了：
“此案情形未明，发回法司复查！”
首轮试探到此结束，第二轮攻击准备开始。
高时再次上书，内容还是要求严惩，但这一次，嘉靖没有再跟他客气，他下令给予高时降级处分。
得到了处分的高时非但不沮丧，反而十分高兴，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好戏即将上场。
表明立场之后，嘉靖放心地等待者重审的结果，然而就在此时，给事中刘天直突然上书！奏折中弹劾郭勋大罪十二条，这次就不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了，罪名种类也更为丰富，包括扰乱朝政，图谋不轨等等。
就如同预先编排一样，之前迟迟不动的法司立即做出了重审结论——除杀头外，还额外附送罚没个人财产。
这一招实在太狠了。
嘉靖原本以为自己发话，下面的人自然会听话，可事与愿违，更绝的是，他吃了闷亏，却还没法发脾气，人家有凭有据，按照证据办案，你能说他不对吗？
皇帝陛下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冤大头，让人糊弄得团团转，被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不过没关系，对手虽然狡猾，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我不发话，谁敢杀郭勋？！
嘉靖这次学聪明了，他收下了法司的奏折，却根本不予理会，同时他多次召见相关大臣，旁敲侧击，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
在他看来，只要他不点头，郭勋就不会死，而多坐两天牢对这位高干子弟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可惜他并不清楚，要杀掉郭勋，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一个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大臣们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症状，毫不理会上级的一片苦心，仍然不停地上奏要求杀掉郭勋。
这倒也罢了，但几个月之后，嘉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郭勋死在了牢里。
这位精力旺盛的仁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因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自然死亡。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嘉靖终于出离愤怒了，这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是政治暗杀！
但他仍旧没有办法。
人死了之后，侦办此案的刑部、大理寺官员十分自觉，纷纷上奏折写检讨，在文中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吸取这次的教训，搞好狱内安全检查，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以后一定多加注意云云。
总而言之，责任是有的，疏忽是有的，故意是没有的。
气歪了鼻子的皇帝陛下这次没有废话，他直接下令，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予以降职处分，多少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夏言又一次大获全胜，他虎口拔牙，把生米做成了稀饭，活人整成了死人，不但杀掉了郭勋，还调戏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破绽把柄都没留下。
这次行动的成功，充分表明夏言的斗争艺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本人也就此迈入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
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听命于我，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将在我的手中实现。
夏言终于开始得意了，毫无疑问他有足够的资本，但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
在那座山的顶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存在，永远如此。
十五岁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十七岁时，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和，十八岁时，他杖责百官，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事实证明，他在治国方面也绝对不是一个昏庸之辈。
登上皇位不久后，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
“江彬和钱宁在哪里？”
大臣回报，目前仍关押于狱中，听候陛下处置。
对于这个问题，属下们心知肚明，大凡新君登基，总要搞点特赦以示宽容，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还是不多见的。
不过接下来的那句话和他们的想象有点差距：
“奸佞小人，留着干什么，即刻斩首！”
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不仅仅是他的智商，还有他的生活经历。
与娇生惯养，混在大城市的朱厚照不同，朱厚熜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他这位所谓藩王之子，实际上是比较惨的，因为除了吃穿好点外，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
在明代，由于之前有朱老四（朱棣）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如藩王不领圣旨擅自入京，就是造反，可以立即派兵讨伐。
所以朱厚熜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四处闲逛，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而他所平日能接触的人，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厚熜，懂得猜忌和防备，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时，都不禁摇头叹气：
“若我在朝，必当荡涤奸邪，兴旺盛世！”
现在是时候了。
在明武宗的时代，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要说刘瑾、张永这些大腕，一般的管事太监也是财大气粗，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甚至还有兵权在手（镇守太监），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
可惜朱厚照不争气，三十岁就没了，上面换了领导，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
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奴才。在他看来，这帮子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安心干活，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
他公开表态：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情，如果敢于越界，决不轻饶！
刚开始时，太监们并不在意，也不相信。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世界确实到来了。
嘉靖召集了司礼监，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这道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
人拉回来了，干什么呢？按程序走，先是训话，训完了就查，查出问题就打，经不住打的就被打死，这还算讲人道的。有两个贪污的太监由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被打死后尸体还挂在外面示众，实在够狠。
这是小喽罗的遭遇，大腕级的也没有好下场。
当年的“八虎”中，刘瑾已经被剐了，剩下也无一幸免。谷大用被免职抄家，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朱厚照陵墓的门卫。另一个叫魏彬的，埋头苦干几十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司礼监的位置，嘉靖一声令下，就被下岗分流了，据说连套房子都没给留，直接撵出了宫，流落街头当了乞丐。
其余的人也很惨，个个被整得够呛，甚至连那个唯一不应该整的人也给收拾了。
无论如何，张永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人，他帮过杨一清，帮过王守仁，为人也比较正直，似乎不应该上黑名单。
可是嘉靖先生太过生猛，在他看来，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全都不是啥好东西。很快张永被降职处分，然后被勒令退休，眼看就要脑袋不保，杨一清站出来说话了。
总算是好人有好报，杨先生信誓旦旦，拿人头担保，这才保住了张永，使他官复原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掌权太监。
除了对本地太监严加管束外，嘉靖先生还以身作则，着力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太监，比如那位后来十分有名的黄锦，从小就跟着他，鞍前马后可谓尽心尽力，可一到北京嘉靖就翻了脸，严厉警告他放老实点，不许玩花样。
嘉靖是一个排斥太监的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抉择的秘密。
其实统治王朝就是经营企业，只不过治国这一摊生意更大而已，做一般生意要交税、还要应付工商检查、安全检查、消防检查，逢年过节还得上贡，流年不利还会亏本破产。
相对而言，建立王朝这笔生意就好做得多了，除了启动资金过高（要敢拚命），经营周期不定（没准明天就牺牲）外，只要一朝成功，就立马鸟枪换炮。从此不但不用交钱，还可以收别人的钱，想收多少自己说了算，除了你管别人，没人敢管你。
因为开政府比开公司的利润更大，前景更广，所以自古以来，无数人都跃跃欲试，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就那么几个朝代）。
而那些成功创业的首任董事长，一般来说都是极其生猛的，比如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先生，在他手下干活的人如果不听话，除了炒鱿鱼外，还要交违约金（抵命），所以大家都很服从管理。
可等到首任老总过世，继任董事长能力不足，无法解决企业问题，无奈之下，只能对外招聘人才（科举制度），并聘任其中的精英当总经理（内阁首辅）帮助管理。
然而问题在于，这位总经理并不一定听话，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代理问题，而能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爬到这个位置的，一般都极其狡猾，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娇生惯养的家族企业董事长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为了能够控制局面，董事长又引进了新型人才——秘书（太监）。这类人学历不高，品行不好，心理也有问题，还喜欢欺负员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听话，对董事长而言，这就够了。
所以对于嘉靖而言，秘书（太监）绝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朋友，综观整个明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如何欺压大臣，却都要听皇帝的话。自明宣宗时起，太监就已然成为了皇帝的助手，协助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
嘉靖十分清楚，在他的任期内，摆在眼前的有着两种选择——文化低，会拍马屁，十分听话的太监，或是学历高，喜欢掐架找茬，桀骜不驯的文臣。
连瞎子也知道，前者比后者容易对付得多，所以他的众多同行都选择了太监，但是嘉靖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很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够对付所有的人。
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选择，从此以后，他将失去秘书的帮助，独立对付狡诈博学的总经理，事实证明，他成功做到了。
姓张的也好，姓夏的也罢，无论下面闹得多么热闹，他都是冷静的旁观者和最终的裁决者。
二十年过去了，胜利一直牢牢地握在他的手中，各色人等，无论学历、民族、性别、星座、个人嗜好，只要是给他干活的，全都被治得服服帖帖。
绝顶高手的生活是比较痛苦的，既然没有对手，那就得另外找事干，很快，嘉靖先生就找到了精神寄托——修道。
要知道，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中国人自主开发研制的，而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宗教，那就是神秘。
所谓神秘，就是搞不清，摸不透，整日捧着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添柴火，然后看着那炼出的鬼都没胆吃的玩意手舞足蹈，谁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到底在干嘛。
总之一个字：玄。
但你千万不要就此认为，道教的追随者们都是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因为嘉靖先生就是该组织的老牌会员。
对于嘉靖先生的性格，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这人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对公益慈善事业也绝对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他却甘愿牺牲日常的宝贵办公时间，在宫中设置香炉，高薪请来一大堆道士天天烧炉子。
看上去很奇怪，实际上很简单。
与别的宗教不同，道教有着一个终极的目的——羽化成仙，道徒们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地球引力，突破空气动力学，超过机器人的寿命，想去那里就去那里，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嘉靖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修身学道，追求长生不老，他的这些行为被很多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一心修道，无心从政。
这是一个十分离谱的定义，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嘉靖先生的算盘是十分精明的：修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太上老君姓甚名谁他并不关心，对他而言，修道只是为了多活几年，为了他能够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因为他还没有活够，他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修道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
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他都能应付自如，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那看似高不可攀的性命却差点在一个深夜被一群小人物夺走，而未能如愿的原因，只是一个绳结。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丁寅。
深夜，嘉靖皇帝如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里，这天晚上，陪伴他的是端妃，这位端妃姓曹，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宠妃，皇帝长期在她这里安营扎寨，宠爱有加，皇后也恨得牙痒痒，却无计可施。
就在皇帝大人和端妃熟睡之时，一群（注意，是一群）黑影偷偷窜入了寝宫，来到床边，那个带头的人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了绳子，套到了嘉靖的脖子上（睡得比较死），打了一个结。
然后她慢慢地，用力向下收紧了绳结，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原来，那个君临天下的王者竟是如此的脆弱。
这个正在打结的人叫杨金英，职业是宫女，具体情况不详，但我仍可以肯定一点——她不会打结。
睡觉的人被勒住脖子是不太好受的，于是皇帝在半梦半醒之间，终于有了动静。
可是由于长年缺乏锻炼，反应神经比较迟钝，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又失去了知觉。
按说嘉靖先生是死定了，可他昏迷中那无力的举动却引起了凶手的恐慌。
杨金英毕竟只是个宫女，估计平日杀鸡的胆量都没有，可是现在她手握绳索，套住了全天下最可怕的人的脖子。
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于是在慌乱之中，她卷起了绳索，在原来的结上，又打了一个结。
相信但凡系过鞋带的人，都知道这种结上打结的后果——死结。
顺便说一句，我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由于缺乏系统训练，我的系鞋带技术很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经常会打出死结。直到高人指点，才最终系出了科学合理的绳结——蝴蝶结。
和系鞋带一样，勒死人最好不要打死结，因为死结是勒不紧的，当然了，如果想把杀人灭口和追求艺术结合起来，那么打个蝴蝶结也是不错的选择。
杨金英发现了这个问题，无论她怎么用力，绳结都没有变紧，手忙脚乱之下，却忘记了那个极为简单的解决方法——解开再系。
按照犯罪规律，一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不是力气活（搬运尸体），人都是越少越好，这次也不例外。
杨金英慌张的神态吓坏了另一个同伙，她准备放弃了。
这个胆小的帮凶名叫张金莲，看到这混乱不堪的一幕，她的意志彻底崩溃了。
为了摆脱眼前的一切，她趁其他人不备，偷偷地溜了出去，向皇后报信。
这是一个挽救了嘉靖生命的举动，却也是个愚蠢的决定。因为自打她潜入后宫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了阎王的笔记本上。
无论她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
被深夜叫醒的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说话都不利索了，情急之下亲自带着人赶到了案发地点，把犯罪分子杨金英等人堵了个正着，当时这位杨宫女仍然用力地拉着绳索，很明显，她觉得这个结还不够紧。
皇后亲手为皇帝大人解开了那个死结，拿走了那根特殊项链，太医们也连夜出了急诊，经过紧急抢救，嘉靖先生除脖子不太好使外，命算是保住了。
这案子算是通了天了，皇帝大人在自己老婆（之一）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的宫女。这要换在今天，绝对是特级八卦新闻，什么后宫黑幕，嫔妃秘闻必定纷纷出炉，大炒特炒。
但出入意料的是，在当时，这起案件的处理却是异常的低调，所有的正史纪录都讳莫如深，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当然，结论还是有的，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杨金英、张金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为争取宽大处理，她们还供出了此案的幕后黑手——王宁嫔。
这位王小姐也是嘉靖的老婆，后宫重量级人物之一，这里就不多讲了，主谋的这顶帽子最终扣在了她的头上。
至此，此案预审终结，也不用交检察院起诉了，以上一干人等全部被即刻斩首示众。
这案子到这里就算结了，但真相却似乎并未大白，因为还有一个时钟未能解释的问题——杀人动机。
要知道，杀皇帝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决不可能大事化小，根据惯例，敢于冒这个险的人，必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收益大于风险。
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那到底什么样的收益才能让她们干出这等惊天大事呢？在那年头，武则天已经不流行了。
而最大的疑点是王宁嫔，她并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根据成本核算，就算嘉靖死掉，她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这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案件，参与其中的人却并不是受益者，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不过话说回来，女人的心理是很难捉摸的，除了妒忌外，也不排除内分泌失调，情绪失控之类的原因。
所以说来说去，这个案子仍然是一团浆糊，搞不清动机，也搞不清真相。唯一明确的是案件中各个角色的结局：
嘉靖十分郁闷，他在自家的床上被人套住了脖子，差点送了命。此后他搬出了后宫，住进了西苑。
杨金英等人受人指使，最终赔掉了性命。王宁嫔被控买凶杀人，如果属实，那就算罪有应得，倘若纯属虚构，那只能算她倒霉了。
但这件事情还有受益者的——皇后，她不但救了皇帝，除掉了王宁嫔，还趁机干了一件坏事，在她的操控下，谋杀专案组查出，端妃事先也知道谋刺一事，于是皇后大人顺水推舟，把这个危险的敌人（对她而言）也送上了刑场。
从此以后，这起谋杀案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官员们每日上班必不可少的八卦，但这起案件绝不仅仅是花边新闻，事实上，它对后来那二十余年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可能是受惊过度了，嘉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从此不再上朝，刚开始的时候大臣们并没有在意，就当皇帝大人养病休息，不久后自然会恢复原状，只要等一等就好。
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多年。
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到来。
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做严嵩。
严嵩，字惟中，成化十六年（1480）出生，江西袁州府分宜人。
说起此人，实在是大大的有名，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写入书中、编入戏里）不停地骂，反复地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明代第一奸臣。
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而那时，他是夏言的朋友。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
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他出生时，家里虽不很富，却也算个中产阶级。他的父亲严淮多次参加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
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是要儿子完成的，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此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教科书的，据说他三岁就学会了写字，到六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
在这一年，八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们来列举另外两位仁兄进行类比，你就知道其中奥妙：
海瑞，身份：童生，时年二十八岁。
范进，身份：童生，时年五十余岁。
其实这二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六七十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严嵩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
就这样，严嵩一直神童了八年，到了弘治八年（1495），十六岁的严嵩准备参加乡试，包袱都打好了，刚要出发，爹死了。
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说些什么不要悲伤、要正常发挥水平、告慰先人之类的话，然后主人公擦干眼泪，抬头望天，握拳作苦大仇深状，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
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去考试。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而是不能考——根据明代规定，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三年。
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的，严嵩只好在家待业了三年，三年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往南昌，一举中第，金榜题名。
严嵩的乡试成绩很好，所以对于第二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可事实证明，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都是不灵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名落孙山的严嵩叹着气走了回头路。
不要紧，下次一定能够考上！
过了三年，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几天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
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考不上就考不上，说啥也没有用。
失望的严嵩没有放弃，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考上就好，只要考上就好。
但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善意的玩笑。
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非要消遣一下他，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严嵩意外地得知了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
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
这个成绩实在太好了，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
正德元年（1506），严嵩被选为翰林，成为了一名庶吉士，这一年他二十七岁，年少高才，前途远大而光明——光明时间合计三年。
正德四年（1509），严嵩迎来了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
严嵩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供他读书考试，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
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悲伤，但严嵩却似乎有点过了头，他日夜痛苦，伤心过度，差点送了命，经过紧急抢救才活过来。
这还没完，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辞官回家隐居。
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抉择，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放弃荣华富贵，避开俗世红尘，只为纪念自己未能报恩的母亲。二十七岁的严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严嵩回到了老家隐居，但国家并没有忘记他，朝廷曾多次下旨，希望他回朝中为国效力。
可严嵩拒绝了，他已经过了守制期，却仍拒不入朝，只因为另一个理由：
“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
他口中的奸人，就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钱宁和江彬，严嵩有他自己的骨气：宁可不当官，也决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那时的严嵩，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
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弘治十八年1505）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
杨先生真可算得上是个有眼力的人，因为十七年后（嘉靖二年1523）的殿试中，他还夸奖过另一位新科进士，断定此人必成大器，之后还大力提拔。
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因为这位幸运者的名字叫做徐阶。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再次出山。
论资排辈是官场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严嵩的境遇并不太好，所谓“任你通天大才，只有推倒重来”，他先进了翰林院，却只干了个编修（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一年多啥也没混出来。
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的，正德三年（1518），严嵩得到了一份差事——传旨。
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虽说是个体力活，不过能到地方上摆摆威风，混吃混喝，也算不错，于是严嵩乐颠颠地上路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趟所谓的钦差，实际上是个苦差。
严嵩十分尽责地完成了使命，然后一路往回赶，但上天似乎还没玩够，他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将严嵩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
具体说来，当时严嵩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
时间：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
具体方位：江西省临江府
如果感觉比较眼熟，那说明你的记性还不错，此时此地，除了严嵩外，还有一位仁兄正在闹腾一件大事，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
严嵩的运气实在不好，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偏偏赶上了宁王叛乱，要是他赶得巧，没准还能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巡抚打个照面。
不过他既没有王巡抚的胆略，也没有旗牌令箭，于是只好躲了起来。
但凡是躲避战乱，都有个时间限制，仗打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去了，但严嵩可能是在战乱中受了什么刺激，他躲得比较彻底，京城也不去了，托人请了个假，直接回了老家。
严嵩的行为放到今天，往小了说是怕事，往大了讲是玩忽职守，这事要放在朱元璋手里，估计严嵩的人皮都晾干了。
可当时的朱厚照先生是没有时间管的，他正忙着玩，严嵩何许人也？哪能劳他老人家大驾。
就这样，严嵩又开始了休养生活，但上天注定要让他出场，两年之后，又一个机会来临了，朱厚照先生驾崩，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在严嵩看来，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严嵩正式进京，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
可刚一进京，严嵩就发现情况不对，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杨廷和还认识他，也打了招呼，却不怎么理会，搞得他十分尴尬。
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严嵩纳闷了。
其实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他之所以不管严嵩，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和皇帝斗争。
严嵩算是倒霉到家了，复出混得不好，传旨遇到了宁王之乱，好不容易回到京城，又撞上了大礼仪事件。
这一年严嵩已四十一岁，前辈上级退休了，同辈的都升了官，晚辈又不买他的帐，他成了个没人理也没人管的累赘。
吏部的官员考虑了很久，觉得这人实在没啥用，又榨不出油水，就安排他去了南京翰林院。
在当年，南京翰林院有个外号叫“鬼都不理”，既无权又无钱，穷得叮当响，可是严嵩没有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了南京。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命，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途。
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两个人就急匆匆地以相反的方向从南京赶来，在京城掀起了一场无比凌厉的风暴。
这两个人就是张璁和桂萼，轰轰烈烈的大礼仪就此进入最高峰。
斗争的结果人尽皆知，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无数官员落马折腰，内阁被全部清洗，新一代的权贵登上舞台。
严嵩运气实在不错，出事的时候他在南京，无门无派，无牵无挂，每天喝喝茶，谈谈京城八卦新闻外，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话虽如此，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毕竟他的老师杨廷和是斗争的失败者，他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
但严嵩自己却很清楚，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因为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除了老师杨廷和外，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桂萼。
果然，不久之后，京城传来消息，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连升三级提任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
坎坷的人生，狡诈的官场改变了严嵩，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领悟了成功的秘诀——左右逢源。
〖无论何时何地，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绝不能押上所有的筹码。
——洛克菲勒〗
这之后，严嵩的事业进入了黄金期，嘉靖七年（1528）四月，他升任礼部右侍郎（副部），嘉靖十年（1531）九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后又改任吏部尚书。
严嵩向现实妥协了，他改变了自己，开始逢迎皇帝，阿谀奉承，但这似乎也很正常。
因为在朝廷中，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生存。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严嵩仍然是个比较正派的人，他虽然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光彩，却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在朝廷上仍然直言不讳，毫不顾忌。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嘉靖十七年（1538），这个原则被打破了。
此时距离大礼仪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该认的认了，该给的也给了，应该说嘉靖先生也该满意了。
可这位仁兄却是个得寸进尺的主，他突发奇想，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这个要求，是绝对不会得到大臣支持的。
嘉靖不但要追认他爹为皇帝，还打算把他爹搬进太庙，成为以后历代皇帝朝拜的对象，最后，他还打算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封号——明睿宗。
此要求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称宗袱庙。
这是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怎么能够进太庙，称睿宗呢？先前给自己争个爹，多少还算是人之常情，现在干这种出格的事，就是贪得无厌了。
所有的朝廷大臣都听说了这件事，却并不出声，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
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
很不幸，当时的部长就是严嵩，这下无论如何也躲不了了。如果赞成会被众人唾骂，如果反对会被皇帝处罚。
但老江湖就是老江湖，严嵩开动脑筋，费尽心思写了一封奏疏给皇帝。
这是一封质量很高的奏疏，全篇计洋洋千余字，好像什么都说了，仔细一看，什么都没说。
严嵩又耍了一次两面派，如果换了别人，这篇文章或许能蒙混过关，但这次他遇到了嘉靖先生。
刚看完奏疏，嘉靖就召见了严嵩，并用几个词概括了对他的印象——骑墙、滑头、两头讨好。
满头冷汗的严嵩狼狈地逃离了那个可怕的人，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人面前，天下人无非两种而已——支持他的，或反对他的。
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
于是两个选项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原则，还是利益？
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不想再折腾下去了，他已经五十八岁，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利益就是他所追求的全部。
原则？多少钱一斤？
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他挥笔写下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以纪念嘉靖先生的英明决策，三十年的文学功底最终化成了溜须拍马的遣词造句。
嘉靖终于满意了，他已经确定，这个叫严嵩的人将会对他言听计从，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
很快，严嵩的这一举动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指责声、骂声铺天盖地而来，余音绕梁，三十日也没绝。
但严嵩却并不在乎，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只要能够飞黄腾达、位及人臣，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背叛所有的人，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
“大彻大悟”的严嵩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达成自己的企图，就必须清除一个障碍——夏言。
相对而言，夏言是个不太听话的下属，他会经常反驳上级意见，甚至退回皇帝的圣旨，让皇帝难堪，因为他还是一个有良知、有原则的人。
不要脸的严嵩准备除掉要脸的夏言，这似乎并不困难，但在实际操作中，严嵩才发现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夏言还有一个他不具备的杀手锏。
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
必须说明的是，青词不是谁都能写，也不是谁都能用的，这玩意的版权完全归嘉靖所有，他人不得侵犯，该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
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而嘉靖先生似乎对神仙的理解能力也很有信心。
顺便说一句，这一招并非嘉靖的专利，时至今日，烧纸请愿仍然大行其道，只是内容换成了简体字而已。要知道神仙都是很牛的，懂个七八国外语也很正常，相信还是能够看明白的。
在当时的朝廷中，会写这种文章的人很多，但能让嘉靖满意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夏言，另一个不是严嵩。
夏言实在是个天才，他不但口才好，文笔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而另一位会写青词的顾鼎臣（严嵩同年科举，状元）虽然写得也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
于是转来转去，严嵩依然没有机会。
但天无绝人之路，经过苦苦思索，严嵩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制胜之道。
聪明人有聪明人的主意，蠢人也有蠢办法，严嵩不蠢，但要对付夏言，他却只能用那个最笨的方法——拼命干活。
写得不好不要紧，多写就行，从此严嵩起早贪黑，六十高龄每日仍笔耕不辍，就算文章质量不过关被退稿，也从不气馁，以极其热忱的服务态度打动了嘉靖先生。
干不干得好是能力问题，干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了，相对而言，夏言就是一个态度极不端正的人，而让嘉靖下定决心整治夏言的，是这样两件事情。
有一次，嘉靖起得晚了点，推迟了上朝，回头一清点人数，发现夏言不在，他便问下边的大臣：夏首辅去哪了？
出乎意料的是，下面竟无人回答。
后来还是一个太监私下里告诉他，夏言之前来过，听说还没上朝，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睡觉去了。
嘉靖发毛了，我迟到你就早退，还反了你了！
而让他们彻底决裂的，是著名的“香叶冠”事件。
嘉靖信奉道教，而夏言偏偏是个无神论者，每次嘉靖和他讨论道教问题，夏言都听得打瞌睡。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再和他谈。
可问题在于，这个人虽然不信道，却会写青词，在嘉靖看来，如果稿子质量不高，是会得罪神仙的，而神仙大人一生气，自己长生不老的报告就批不下来。
这实在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每次嘉靖总是耐着性子向夏言催稿，可是夏言总是爱理不理，要么不写，要么应付差事，搞得嘉靖十分不快。
拖皇帝的稿也算够胆了，可这并不足以证明夏言的勇气，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
嘉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每次上班时都不戴皇帝金冠，而是改戴道士的香叶冠，此外，他还特意亲手制作了五顶香叶冠，分别赐给自己最亲近的大臣。
夏言得到了其中一顶，却从来不戴。
嘉靖开始还不在意，可他左等右等，始终没看到夏言换帽子，才忍不住发问：
“我上次给你的帽子呢？”
“尚在家中。”
“为何不戴？”
“我是朝廷大臣，怎么能戴那种东西？！”
嘉靖的脸发白了，他尴尬地盯着夏言。
可夏先生似乎并不肯就此干休：
“以臣所见，希望陛下今后也不要戴这种东西，君临天下者，应有天子之威仪，以正视听。”
伤自尊了，真的伤自尊了。
要知道，这玩意儿虽然不中看，却是嘉靖先生自己亲手做的，是他的劳动成果和汗水结晶。夏言不但不要，还把他训了一顿，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他发火了：
“这里不需要你，马上滚出宫去！”
夏言这样回答：
“要我出宫离开，你必须亲自下旨（有旨方可行）！”
然后他冷笑着大步离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皇帝陛下。
闹到这个地步，不翻脸也不可能了，而在这君臣矛盾的关键时刻，严嵩出现了。
在五顶香叶冠中，还有一顶是给严嵩的，但他的表现却与夏言完全不同。由于严先生没有原则，所以自然也不要老脸，他不但戴上了香叶冠，还特意罩了一层青纱，表示自己时刻不忘领导的恩惠。
嘉靖十分高兴，他特别表扬了严嵩。
严嵩是夏言的同乡，两人关系一向不错，夏言发达之后，出于老乡情谊，他对严嵩十分关照。
然而慢慢他才发现，严嵩是一个偏好投机、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此人就会不择手段，任意胡来。
刚强正直的夏言十分反感这种行为，虽然严嵩对他十分尊敬，早敬礼晚鞠躬，他却越来越瞧不起这个人。
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无论如何逢迎下作、厚颜无耻，最终即使得到信任，也绝对无法获得尊重。
夏言看透了严嵩，对他的那一套深恶痛绝，只希望这个人滚得越远越好。
然而严嵩似乎并不在意，他很清楚，自己是夏言的下级，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翻脸，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他决定请夏言吃饭。
夏言接到了请柬，他想了一下，答应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菜也上了，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因为夏言还没有到。
眼看要吃隔夜饭了，严嵩说，我亲自去请。
他来到了夏言的府邸，门卫告诉他，夏言不在。
这摆明了是耍人，故意不给面子，严嵩的随从开始大声嚷嚷，发泄不满，然而严嵩十分平静，他挥了挥手，回到了自己的家。
面对着发冷的酒席，和满堂宾朋嘲弄的眼神，严嵩拿起了酒宴的请柬。
他跪了下来，口中念出夏言的名字，将请柬的原文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最后大呼一声：
“未能尽宾主之意，在下有愧于心！”
表演结束了，他站了起来，不顾众人惊异的目光，径自走到酒席前，开始吃饭。
今日我受到的羞辱，将来一定要你加倍偿还！
事实确实如此，那次晚宴之后，严嵩依然故我，一味的溜须拍马、左右逢迎，而夏言也是一如既往地看不起他。
但夏言的看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小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告状。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的一天，夏言退朝之后，严嵩觐见了嘉靖。
在皇帝面前，他一改往日慈眉善目的面孔，以六十三岁之高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整理着装——下跪——磕头等一系列规定项目，动作舒缓、紧凑，造诣甚高。
然后他泪流满面，大声哀号道：
“老臣受尽夏言欺辱，望陛下做主！”
虽然看似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但难能可贵的是，严嵩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楚，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他逐条逐点痛诉老油条夏言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声泪俱下。
可是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上面的皇帝陛下却并未同仇敌忾，只是微笑着看着他的表演，并不动怒。
嘉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对于大臣之间的矛盾，他一直都是当笑话看的，想要把他当枪使，那是不容易的。
但严嵩并不慌乱，他早已做好了准备。虽然坐在上面的这个人十分聪明，极难对付，但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只要说出那件事，他一定会乖乖就范！
“夏言藐视陛下，鄙弃御赐之物，罪大恶极！”
这是严嵩黑状的结尾部分，虽然短小，却极其精悍。因为所谓的御赐之物，就是那顶香叶冠。
于是嘉靖愤怒了，欺负严嵩无所谓，不听自己话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立即写下了斥责夏言的敕书。
当然了，痛斥的根据不是拒戴香叶冠，而是“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同戏玩！”
整的就是你，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
嘉靖被自己的木偶操纵了，这是自他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大臣们已经熟悉了他的出牌套路，不久之后，几位比他更聪明的重量级人物即将上场，事情的发展就此彻底失去控制。
受到皇帝斥责的夏言害怕了，他连忙上书请罪，但无济于事，半个月后，他被削职为民，严嵩进入内阁。
客观地讲，严嵩是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和夏言相比，他缺乏处理政事的能力，却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两项远远高于常人的技能——拍马屁、整人。
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入阁起，他天天泡在大臣值班室（西苑），据说曾创下一星期不洗澡不回家的纪录，但奇怪的是，属下们似乎从没看见他干过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那您老人家一天到晚呆在那里干嘛呢？
答案很简单，下级看不到不要紧，领导看到就行（嘉靖住西苑），磨洋工也好，喝茶打牌也罢，只要天天在办公室坐着，让皇帝看见混个脸熟，不愁没前途。
这一招十分奏效，皇帝被严嵩同志把茶水喝干、板凳坐穿的毅力感动，特意附送印章一枚，上书“忠勤敏达”四字，并授予太子太傅（从一品）以示表彰。
除了尊重领导外，严嵩同志在打压同事，开展整人工作上也不遗余力，当时的内阁中共有四人，除了严嵩外，还有比他早来的老同志翟銮（首辅）、和他同期入阁的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壁。严嵩一个人说了不算。
但严嵩同志是有办法的，他先指使言官骂走了翟銮、然后干净利落地独揽大权，许赞和张壁入阁一年多，连票拟的笔都没摸过，一气之下索性不管了。
对于严嵩而言，这无异于如鱼得水，但他偏偏还要立个牌坊，曾几次向皇帝上书，表示内阁现在人少，希望多找几个人入阁，臣绝对不能独断独行。
嘉靖十分感动，他立刻下诏表扬了严嵩，任命他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并且明确表示：你一个人就行了，信得过你！
情况大抵如此。
应该说，夏言把弄权术，掌握朝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治理国家，整顿朝政，而严嵩的目的就单纯得多了，他玩这么多花样，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贪污受贿。
严嵩从来不相信什么他好、我也好，别人过得如何他无所谓，只要自己舒坦就行，怀着这一崇高理想，他在贪污战线上干出了卓越的成绩。
当时的纪检官员们（都察院御史）每年有一个固定任务——评选年度贪污人物排行榜，凡上榜者都有具体数据支持，且公之于众。
而严嵩同志自从进入内阁以来，每年必上榜，上榜必头名，更为难得的是，连南京的都察院也把他评为贪污第一人，每年上报朝廷。
虽获此殊荣，但严嵩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十分清楚，嘉靖从不在意他贪了没有或是贪了多少，只关心他是否听话。
事实确实如此，虽然弹劾奏章接连不断，严嵩始终稳如泰山。
可是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
严嵩终于犯了他的前任曾经犯过的错误——专断。
当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时，无比的威势和尊崇便扑面而来，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无法适应了，每当他看见西苑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想起那个不理国政，一心修道的皇帝，一种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掌握这个帝国的人，就是我。
当这种感觉反映到行为上时，他开始变得专横，不可一世，遇事也不再向领导汇报，而在大臣们的眼中，这个老人已经取代了那个道士，成为了国家的真正领导者。
但是他过于低估了那个道士的实力，在满耳的诵经声里，炼丹炉的重重烟雾中，那双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严嵩的背影，无时无刻。
嘉靖二十四年（1535）十二月，嘉靖突然在西苑召见严嵩，当严首辅大摇大摆地来到殿中时，皇帝陛下却微笑着将另一个人引见给他，并且告诉严嵩，这个人将取代你的位置，成为首辅，希望你继续坚持干好工作，因为从此以后你的身份是内阁次辅，是他的助手，要注意搞好班子的团结。
嘉靖一如既往地笑了，笑得十分灿烂，但严嵩没有笑，而那位本该欢呼雀跃的幸运儿也没有笑，因为他就是夏言。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看来夏言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只用了三年零五个月。
如果说之前的夏言只是蔑视严嵩，那他现在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敌人。
从此以后，内阁次辅严嵩再也看不到任何文件，因为首辅夏言拿走了他所有的权力，任何票拟、签批无权过问，短短一个月之间，他就变成了机关闲置人员。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展开。
不久之后，中央各部的官员们接到通知，为合理搭配人事结构，要根据平时表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变动，一时间人心惶惶。
等到调整完毕，该撤的撤了，该升的升了，大家也就明白了——上面换人了。
夏言痛快了，解气了，他换掉了严嵩的爪牙，换上了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
在清除敌人首脑之前，必须先扫除一切外围和帮手，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所谓掺沙子、挖墙脚是也。
夏言相信他的做法是对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他在执行中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做得太绝了。
他整治所有与严嵩有关系的人，一个也不放过，这种滥施淫威的做法使他逐渐陷入孤立，而更要命的是，他还得罪了一群绝对不能得罪的人——太监。
嘉靖把太监当奴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夏言也把太监当了奴才，那就真是搞错了码头，每次有太监来府上办事，别说递烟递酒，连口水都不给人喝，有时还要训几句话，让他们端正言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
要知道，虽说太监在嘉靖朝不吃香，但毕竟人家还是皇帝身边的人，久而久之，夏言在太监们中的名声越来越差。
相对而言，严嵩就聪明得多了，他十分清楚，领导不能得罪，领导身边的秘书更不能得罪，所以每次太监到家里，这位六十多岁的高干竟然会主动让座，而且走之前必给红包，见者有份。
在七嘴八舌的太监舆论导向下，骂夏言和夸严嵩的人不断增长，嘉靖心中的倾向逐渐偏移。而对于这一切，处于权力顶峰的夏言并不知道。
综合来看，夏言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也有着致命的缺点——孤傲。
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来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要摆脱这一规则，唯一的方法是装孙子，很遗憾，夏言为人刚毅正直，实在装不了孙子，自从嘉靖十五年（1536）进入内阁之后，他的缺点越来越明显，脾气越来越大，犯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直到三年后那个致命的失误。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几年里，他还曾做过一件正确的小事。
说是小事，是因此这件事情实在很小，很难引人注意，但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不但使他最终反败为胜，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自立，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为将来接班做准备，而选定东宫人员的工作按例由内阁负责，具体说来是由夏言负责。
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无论高矮胖瘦，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有很多人争相向夏言说人情、行贿只求他笔下留情。
可是夏言兄是出了名的软硬不吃，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他只选择那些确有才能的人。
而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却在一个名字前停留了很久，这是一个他九年前已经熟悉的名字，就在几个月前，他在江西的家人还专程写信给他，信中大骂此人，说这人在任时，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却从不帮忙办事，实在是不识抬举。
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夏言也十分恼火，所以当不久前礼部缺员，有人向他推荐此人的时候，正在气头上的他当时就拒绝了。
要想公报私仇，这实在是天赐良机，但在这关键时刻，他犹豫了，经过长时间慎重的考虑，他做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
因为他始终相信，秉持正直、不偏不倚是正确的。
夏言郑重地提起笔，在正选名录上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
徐阶。
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徐阶诞生在浙江宣平，由于他的父亲是松江华亭人（今上海市），所以后代史书把他算作松江人。
徐阶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县丞（八品），虽说官小，但毕竟是经济发达地区，混口饭吃也不是太难。总体而言，他家还算比较富裕，比照成分大致相当于小型地主。
虽然家境宽裕，不用上街卖报纸，滚煤球，也不用怕饿死冻死，但徐阶却曾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死神。
他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是在周岁那一年，家人抱着徐阶在枯井边乘凉，不小心摔了一跤，自己倒没怎么着，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一琢磨感觉不对，手里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回头一看，徐阶已经掉进井里了。
这可算是缺了大德，自由落体的徐阶虽然没有跌进水里，却也和井底硬地来了次亲密接触。
我一直认为，投井自尽算是个比较痛苦的死法，比投江差远了，就如同而今的房地产市场，想死都找不到个宽敞的地方，还是投江好，想往哪跳就往哪跳，不用考虑落地面积，末了还能欣赏无敌江景，想看哪里就看哪，谁也挡不住。
枯井虽然摔不死人，但应该能摔残，小徐阶掉下井后，全家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半天才把他捞出来（没有工程机械），等重见天日时，徐阶兄却既不哭也不闹——晕过去了。
他这一晕可大了去了，无论如何抢救，掐人中灌汤灌药就是不醒，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到了第三天，大夫告诉他们：快准备棺材。
第四天，徐阶醒了。
徐阶，继续成长吧，下一次你会离死亡更近。
正德二年（1507），徐阶随父亲外出赶路，父亲在前面走，他在后面紧跟着，在经过一座高山的时候，徐阶一不小心，又出了点意外，当然，他并没有掉进枯井，相对而言，他这次掉的地点比较特别——悬崖。
等老爹听见响声回过头来时，徐阶已经跌落山崖。
这位父亲大人即刻放声大哭，枯井多少还有个盼头，悬崖底下就是阎王的地盘了，地府招人那叫一收一个准。
痛快哭完了，还得去下面收尸，父亲带了几个帮手绕到了悬崖下，可是左找右找却始终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总不能飞了吧，父亲抬起头，看见了挂在树上的儿子。
从此以后，徐阶的经历就成了街知巷闻的奇谈，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此大难竟然不死，此人必有后福。
这话似乎没错，从此徐阶的生命踏入了坦途，但人生的最大一次考验仍在前方等待着他，只有经受住这次比死亡更为痛苦的折磨，他才能成长为忍辱负重、独撑危局的中流砥柱。
这之后的日子是平淡无奇的，正德八年（1513），徐阶的父亲辞去了公职，回到了华亭县老家，在这里，徐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十分聪明，悟性很高，四年之后，他一举考中了秀才，进入县学成为生员。
正德十四年（1519），十七岁的徐阶前往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只得打道回府，继续备考。
但这对他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因为就在第二年，一个人来到了他的家乡，并彻底改变了徐阶的一生。
正德十五年（1520），一位新科进士成为了华亭的知县，他的名字叫聂豹。
应该说聂豹是一个称职的知县，而在公务之外，他还有一个爱好——聊天，每天下班之后，他都会跑到县学，和那班秀才一起探讨经史子集。
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徐阶。
当聂豹第一次和徐阶交谈时，这个年轻人高超的悟性和机智的言辞就让他大吃一惊，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可造之材。
于是，当谈话结束，众人纷纷散去的时候，聂豹私下找到了徐阶，问了他一个问题：是否愿意跟随自己学习。
徐阶不傻，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作了肯定的答复。
自此之后，徐阶拜聂豹为师，向他求学。
但徐阶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极为寻常的县官，却并非一个普通人，他即将展示给徐阶的，是一个神秘新奇的世界。
不久之后，徐阶便惊奇地发现，聂豹教给他的，并不是平日谈论的经史文章、更不是考试用的八股，而是一门他闻所未闻的学问。
在徐阶看来，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神秘的学识，世间万物无所不包，而更为奇怪的是，连经世致用、为人处世的原理也与他之前学过的那些圣人之言截然不同。
但他并没有犹豫，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刻苦认真地学习钻研着，日夜不辍。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正在教授给他一种特别的智慧，并将最终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
嘉靖元年（1522），应天府即将举行乡试，这一年徐阶二十岁。
他对聂豹的钦佩和崇拜已经达到了顶点，在这两年之中，他曾无数次发问，无数次得到解答，他掌握了聂豹所传的精髓，了解了这套独特的体系，但两年来，仍然有一个让他十分好奇的疑问，没有得到答案。
于是在他离家赴考的那天，他向为自己送行的聂豹提出了这个最后的问题：
“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呢？”
聂豹神秘地笑了：
“那是另一个人教我的。”
“几年前，我在江西求学之时（聂豹是江西吉安人）遇到一人，听其所讲极为怪异，甚是不以为然，当时我年少气盛，与他反复争辩几日，终于心服口服。”
聂豹抬起头，走出了他的回忆，看着这个即将踏上人生征程的年轻人，说出了最终的答案：
“当日我虽未曾拜师，却蒙他倾囊以授，我所教给你的一切，都是当年他传授于我的，你今此去前途未卜，望你用心领悟此学，必有大用。”
“此学即所谓‘致良知’之心学，传我此学者，名王守仁。”
南京的乡试十分顺利，徐阶如行云流水般答完考题，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他很有信心，认定自己必可一举中第。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信十足的时候，他的卷子却已经被丢在了落榜者的那一堆里。
他的运气实在不好，当时的应天府批卷考官看到他的卷子，却如同是地球人看到了外星人，顺手就往地上一扔：这写得是什么玩意儿！
就在徐阶先生即将成为复读生的时候，上天又一次朝他微笑了。
此时，主考官恰好走了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他捡起了卷子，仔细看了很久，然后走到那位批卷官的面前，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当为解元。”
所谓解元，就是第一名，目瞪口呆的批卷官半天才反应过来，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落榜。
解元和落榜实在反差太大，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终于达成妥协，录取徐阶，不点解元。
当时的徐阶对这一切丝毫不知，完全被蒙在鼓里，不过无所谓，他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资格，一年之后，他将见识真正的大场面，去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们。
嘉靖二年（1523），徐阶前往北京，参加了会试，看来京城的考官水平确实不错，他的文章没有再受到非难，虽然没有拿到会元，却也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殿试。
徐阶的心理素质还行，见了大老板也不怎么慌张，镇定自若地完成了自己的答题。殿试后，内阁大臣审读答卷，看到他的文章，都极为惊讶，赞叹不已，认为此科状元非他莫属。
就在此刻，另一个人走入审卷室，和乡试时如出一辙，他也找到了徐阶的试卷。
这个人叫林俊，时任刑部尚书，没事遛弯路过，就顺便进来看看，他拿起卷子认真地看了一会，评语脱口而出：
“好文章！当评第一名！”
这回麻烦了。
应该说这位尚书大人给了个不错的评价，可是问题在于，这话实在不该由他来说。
说来惭愧，这位仁兄虽说爱才，也是高级干部，却有一个缺点——人缘不好，当时的内阁大臣费宏等人和他有着很深的矛盾，平时就看他很不顺眼，现在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便就此作出了推论——此文作者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托林大人的这一声吆喝，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徐阶就变成了探花徐阶。
头等奖变成了三等奖，但也算凑合了，冤就冤点吧，不过领导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就在徐阶金榜题名，去朝廷见考官、拜码头的时候，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肯定。
在那里，徐阶见到了朝中第一号人物——杨廷和。
当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出现在这位官场绝顶高手面前的时候，杨廷和立即作出了判断：
“此少年将来功名必不在我等之下！”
公报私仇的费宏也挨了领导的批评：
“你是怎么做事的，为何没把他评为第一呢？！”
佩服、佩服，杨廷和先生这么多年还真没白混。
发达了，探花徐阶的前景一片光明，比强光灯还亮，领导赏识他，作为高考全国第三名，翰林院向他敞开大门，一条大道展开在他的脚下，庶吉士——升官——入阁，荣华富贵正等待着他。
怀着极度的喜悦，徐阶衣锦还乡，他的父亲激动万分，自己一生也只混了个正八品县办公室主任（县丞），儿子竟然这么有出息，这辈子算是赚大发了。母亲顾氏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连话都说不出来。
就在他们忙着兴奋流泪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却已悄然来到了门口。
这个人就是聂豹，不久之前他刚刚得知，自己很快就要离开此地，去福建担任巡案御史，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他找到了徐阶。
在过去的日子里，如同当年的那个人一样，他无私地将平生所学尽数传授给了这个叫徐阶的年轻人，但他十分清楚，这位学生虽然极为聪明，却仍未能领会那最为精要关键的一点。
当他进入大堂，看到那个因过度喜悦而忘乎所以的青年时，他立即意识到，揭示那个秘诀的时候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望你多加保重。”
徐阶脸上的笑颜变成了错愕，他张大了嘴，似乎想说点什么。
聂豹却笑着摇摇手：
“你日后之前程无可限量，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你，就为你上最后一课吧。”
“心学之要领你已尽知，但其中精要之处唯‘知行合一’四字而已。若融会贯通，自可修身齐家，安邦定国。”
聂豹顿了一下，看着屏气倾听的徐阶，继续说道：
“你天资聪敏，将来必成大器，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
“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万勿轻言放弃，切记！”
徐阶肃立一旁，庄重地向老师作揖行礼，沉声答道：
“学生明白了。”
然而聂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不，你并不明白，”聂豹神秘地笑了，“至少现在没有。”
嘉靖三年（1524），怀着满心的喜悦和一丝疑惑，徐阶拜别聂豹，前往京城赴任。
作为帝国的优秀人才，他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七品编修，这里虽然没有外放地方官的威风和油水，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因为一旦进入这里，半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内阁。
此时的徐阶少年得志，前途看涨，还刚刚办完了婚事，娶了个漂亮老婆，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都让他一人赶上了，可是到达人生顶点的徐阶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摸到幸福大门的把手，就即将滑入痛苦的深渊。
嘉靖三年（1524）八月，刚进翰林院的徐阶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
徐阶是个孝顺的儿子，他极为悲痛，报了父丧，二话不说就打起背包回了家，在家守孝一呆就是三年。
刚到单位上班，领导没混熟，同事关系也没搞好，就回家晾了三年，也真算是流年不利，但徐阶并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热身运动，一场致命的劫难即将向他袭来。
嘉靖六年（1527），徐阶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开始在翰林院当文员，整日抄抄写写，研究中央文件。
平淡的日子过了三年，麻烦来了，从他看到张璁的那封奏折开始。
之后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张璁要整孔老二，徐阶反对，于是张璁要整徐阶，最后徐阶滚蛋。
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
当徐阶鼓起勇气驳倒张璁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在意，大不了就是罢官嘛，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还能杀了我？
没错，就是杀了你。
由于徐阶骂得太痛快了，都察院的几个御史也凑了热闹，跟着骂了一把，又惹火了张璁，这下徐阶惨了，张先生缺少海一样的心胸，充其量也就阴沟那么宽，他当即表示要把带头的徐阶干掉。
天真的徐阶万没想到，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竟然要掉脑袋，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伸头缩头都是一刀，索性豁出去了，死也不当孬种！
他毫不畏惧，直接放话出来：要杀就杀，老子不怕！
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徐阶没有想到，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在前方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狠毒的惩罚。
就在他静坐等待处罚的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只留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
徐阶悲痛万分，他成婚仅仅六年，妻子就永别而去，但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不能四处走动，必须呆在原地等候处理。
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的眼里，徐阶已然是必死无疑，因为根据路边社报道，都察院已经放出风来，都御史汪鋐受张璁指使，给徐阶定了死罪。
徐阶终于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第三次玩弄，其实杀头也没什么，眼一闭，心一横，根据传统说法，就当是多个碗大的疤（虽然治不好）。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你关起来先不杀你，吊着你玩，让你感觉每一天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
徐阶所承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每日笼罩在死亡阴影下，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来宣布他的死期，但除了死亡的恐惧外，他还有更为深切的痛楚——妻死子幼，而家里的情形还真是应了那句老台词——上有七十岁的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
正所谓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用了二十年，现在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却只用了十几天。
有时候，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相信只要是人类，就会难以忍受。
可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明明已经无法忍受，却还要忍受下去。
当都察院内定的死罪传到徐阶耳朵里时，重压之下的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他抖擞精神，决定，从头再忍。
不忍又能怎样呢？
徐阶开始准备后事了，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沈恺，交给他一些银两，只委托他两件事情：
“请安葬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带回华亭老家，交给我的母亲。”
沈恺认真地点点头，接受了他的委托。
得到承诺的徐阶放心了，他大声地说道：
“死就死吧，如今我已了无牵挂！请你替我转告张学士（即张璁，时任谨身殿大学士），此事我一人所为，绝无悔意！”
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一心求死的徐阶偏偏还就死不了，都察院的处决意见送到刑部，恰好刑部的几个司局级干部是徐阶的老乡兼好友，就把这事给压了下去，还四处帮他活动，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当然了，张璁是不会罢休的，既然杀不掉你，就毁掉你的前途，此后再也不用回翰林院上班了，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老老实实地去福建吧。
更为可恶的是，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地告了一状，搞得嘉靖也是激动异常，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八个大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看样子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把这事给忘了（事后证明他记性确实不好）。
好了，有了这八字评语，徐阶的前程就算到此为止了。
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收拾行李便准备上路，而在赴任之前，他还要回一趟华亭，去拜别在家的母亲。
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
但当他见到母亲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母亲顾氏听他讲完所有的经过后，却欣慰地笑了：
“你因勇于直言而被贬官，这是我的荣耀啊！”
然后她站起身，去为一脸惊讶的儿子准备远行的行李。
毕竟我并非孤身一人啊！徐阶笑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出发，去福建！普天之下，岂有绝人之路！
徐阶是幸运的，因为综合前人经验，但凡上天要你吃苦，一定会有好处给你，这次也不例外，如往常一样，老天爷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珍贵的礼物，等待着徐阶去领取。
当然了，在此之前，他不把徐阶折腾个七荤八素是不会罢休的，因为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先收货、再付款。
答案是不，延平位于闽北位置，而且多是山区，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多坐，经常要骑马，而推官更是够呛，因为它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
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巧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此地大案要案频发，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大都由本地人担任，包庇徇私，也十分难搞。如此看来，当年张璁发配他的时候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于是，当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阶出现在当地属下面前的时候，当惯了地头蛇的人们几乎同时确定：这人很快就会滚蛋的。
总体上看，这句话的语法和真实性是没错的，但主语的指向并非徐阶，而是他们自己。
徐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积案，托手下的福，延平府这几年的司法成绩十分突出，案件推积如山，却总不处理，监狱已经成为了延平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老犯人没处理，新犯人又关进来。声势日益壮大。
当年也没有什么羁押期限，说关你就关你，说多久就多久，完全就没个谱。拖个三五年，判个一两年，审完后掐指头一算，当庭释放也算是常事。
于是徐阶对下属们说，从明天开始，加班加点审查案件。
下属们反应十分热烈，纷纷表示一定要协助领导搞好工作。徐阶非常之高兴。
第二天，所有官员都按时报到，然而徐阶惊奇地发现，这帮人虽然坐在了办公室里，却只是一心一意地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徐阶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群看似亲切的部下，整日笑脸相迎，呼前拥后，背地里却搞非暴力不合作，推三阻四，其实只为一个目的——把自己赶走。
徐阶愤怒了，他言辞训斥了几个怠工的官员，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脾气比他还大，当场就顶了他几句，之后索性不来了。
烂摊子丢给你，看你一个人怎么办！
徐阶握紧了拳头，他知道指望不上这些人了，但问题摆在眼前，一个人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事一个人也是可以办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
徐阶打开了尘封的卷宗，开始逐件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没有助手、没有朋友，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该判的判了，该放的放了，什么千古奇冤、罪大恶极的也都处理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彻底清静了。
地头蛇们跌破了眼镜，他们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地人竟然如此骠悍，可他们更想不到的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
在不久之后，徐阶突然下令逮捕了几个法司衙门的官员——那几位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领导人，罪名是贪污受贿，以他们的那些烂底，这类证据实在并不难找。于是分流的分流，下岗的下岗。
从此没有人再敢和徐阶作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体里，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
在很多记载中，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以说明徐阶的良好的工作态度，并体现了其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境界等等等等。
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这层光环的下面，隐藏着徐阶性格的另一面——先隐而后发，俗语又叫秋后算账，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而二十年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这位斯文读书人的心中，始终铭刻着这样一个人生信条——有仇必报。
不久之后，徐阶的名声就随着这件事情传遍了延平，喜欢他的人很多，恨他的人也不少。几位被他下岗分流的人还找来了当地的黑社会，扬言要给他放点血。
于是有人找到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已经不是京官了，在这小地方捞点外快，混日子就行，何必那么认真呢？
徐阶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虽官小，却有职责在身，一日不敢懈怠。此地虽偏，亦可励精图治！”
说得好，说得好，可是励精图治的徐阶先生，你很快就会遇到一个真正的麻烦，而这个麻烦，是你无法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延平一带虽然穷，却还有个天然优势——产矿。这矿出产的东西也比较特别——银。
当年那个时候，银矿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只要能挖出来，就能用出去，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
延平是个民风骠悍的地方，所谓民风骠悍，通俗点讲就是不读书、敢闹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吃白不吃。
于是各地未经生产安全部门批准的小银窑纷纷开张，四处刨坑挖洞，还勾结地方黑社会，称霸一方，鱼肉百姓。
刚刚断完冤案的徐阶意气风发，他准备再显身手，彻底解决这帮为害百姓的人渣。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虽然三令五申，反复清查，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官员们依然喝茶聊天，恶霸们依然盗挖银两。
徐阶并不是个天真的人，他十分清楚，官员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那些被盗掘的银子中，必定有属于他们的一份。
官匪勾结，蛇鼠一窝，没有人肯执行他的命令。这一次，徐阶真的无计可施了，文件可以自己看，案件也可以自己审，但是要他手提钢刀、深入虎穴剿匪，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
最初，在徐阶看来，这只是一件他必须解决的治安案件，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却毫无进展，在逐日的等待中，徐阶开始疑惑了。
即使在被张璁恶整，皇帝训斥的时候，徐阶也从未畏惧过，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现在他似乎有点心虚了。
二十多年以来，虽然饱经风雨，但徐阶始终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他相信自己学到的四书五经，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贤之言，那些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和他们的不朽功绩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徐阶曾经坚定地认为，只要信守圣人的教诲，遵循礼仪廉耻，必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是现在出问题了，徐阶惊奇地发现，雷厉风行、刚正不阿，在现实中失去了作用，至少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
而他的属下们并没有相同的道德觉悟，也不打算培养类似的品德，他们并不理会徐阶的苦心，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等待着徐阶的离去，然后继续获取他们的利益。
徐阶想不通，他忿忿不平了，他出离愤怒了，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书中所记载的那个太平盛世，更不是人心向善的桃花源，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所有的人最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失。
所谓舍身取义，所谓心怀天下，在他那些贪婪的下属心中，统统归结为两个字——放屁。
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徐阶的心中，他突然发现，自己二十多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处事原则原来竟然毫无用处，连福建延平府的几个奸吏恶霸都解决不了，治理天下、青史留名？真是笑话！
徐阶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信仰的危机，多年所学已然无用，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可以坚持！？
然而他最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还有第二个选择——良知之学，知行合一。
我的一位哲学系毕业的好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大学里不应该开设哲学本科专业，因为学生不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他们吃过许多亏，受过许多苦，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
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他们或许能够在考试中得到一百分，却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他们虽然手握真理，却无法使用，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却被撞得头破血流。
徐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不懂，虽然他了解心学的所有内容，却并不知道该怎样去做。至于六年前聂豹告诉他的那四个字，则更是不得要领。
什么是知行合一？答：就是知与行的合一。评：废话。
徐阶反复思考着这四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聂豹说话时那郑重肃穆的表情依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肯定这位先生不是在拿他开涮。
但问题是他怎么都看不出这四个字有什么作用，难道像念咒一样把它念出来，矿霸们就能落荒而逃，官员们就会老实办事？所谓良知之学，所谓光明之学，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又有何用处？
于茫茫黑暗之中，光明何处去寻？！
百思不得其解的徐阶沉默了，在官员们的冷眼旁观和冷嘲热讽中，他开始了漫长的思考。
在痛苦的思索中，他终于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他坚守二十余年的信念和原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套传统道德体系或许是对的，却并无用处。真正决定大多数人行为的，是另一样东西。
只要找到这样东西，就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于是徐阶决定，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往，把一切推倒重来，去找到那样东西。
说教没有用，礼仪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这玩意除了让人昏昏欲睡外，并没有任何作用。
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的所有伪装之后，徐阶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利益。
胸怀天下、舍生取义的绝对道德确实是存在的，可惜的是这玩意太高级，付出的代价太高，从古自今，除了个别先进分子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消费。
利益，只有充足的利益，才有驱动人们的魔力，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极其的残酷，却异常的真实。
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只有变通，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
于是在醒悟的那一天，徐阶丢弃了他曾信奉几十年的文字和理念，面对那些肆无忌惮的矿霸贪官，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不久之后，徐阶的随从们惊奇地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那些霸占银矿的地方黑社会突然退隐江湖，老老实实地回了家。
在纳闷和兴奋的情绪交织中，他们向徐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徐阶并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喜悦，似乎这早在他预料之中。
而事实确实如此。
几天前，徐阶带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银矿的所在地，他没有去那里的官衙，而是找到了另一群人——当地的里长。
当然，这些所谓的里长并不是什么善类，盗矿的好处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就在他们不知这位大人来意、惶恐不安的时候，徐阶亮出了底牌：铲除那些矿霸，我将给你们更大的利益。
于是一切都解决了，这些以往雷打不动的人突然焕发了生机，他们立刻动员起来，发动各村各户，连夜把参与盗矿的人抓了起来，刻不容缓。
在徐阶的政策影响下，各地各村纷纷效仿，兴起了打击矿盗的高潮，对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当地官员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矿盗干不下去，只好走人，危害当地十余年的祸患就此解除。
徐阶终于成功了，他没有死守所谓的绝对道德，用利益打倒了利益。但当他将所有内情坦诚相告的时候，一位随从却十分不以为然，愤然而起，指责徐阶的处理方式是耍滑头，搞妥协。
“是的，这是妥协，”徐阶平静地回答道，“但我赢了。”
经历了艰辛的历练，徐阶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也彻底领悟了心学的含义和聂豹留给他的那个秘诀。
“知行合一，我想我已经明白了。”徐阶注视着当年他来时的方向，作出了这个自信的回答。
嘉靖十三年（1534），徐阶终于熬出了头，他因政绩优秀，被提任为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同知，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又得到消息——他再次被提升，改任浙江学政。
在浙江干了三年教育工作后，徐阶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机，这一次他的职位是江西按察副使。
作为江西的高级官员，徐阶再也不用每天爬山沟、深夜翻档案了。
但是麻烦还是找到了他的门上。
一天，他家的门卫突然前来通报，说有一个人想见他，徐阶还以为有何冤情，便同意了。
可是这位仁兄进来之后，即不哭也不闹，却直截了当地向徐阶表示，自己积极肯干，要求进步，通俗点说，就是升官。
徐阶笑了，他从未见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人，你说升官就升官？凭什么？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找上门来的人说出了他如此自信的理由：
我是夏首辅的亲戚。
这实在是个很合理的理由，也十分正常，提拔夏言的亲戚，夏言自然也会提拔自己，公平交易，符合市场规律。而已经学会变通的徐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
然而他拒绝了，留下一句话后，他把这个人赶出了家门。
“我到此为官，是来管束你们（尔曹属我诲），不是滥用职权，谋求晋升的！”
这位仁兄灰头土脸地走了，自然不肯干休，马上给夏言写信痛骂徐阶，还四处扬言，要给徐阶好看。
徐阶听到了风声，却一点都不以为意，不理不睬，只当是没听见。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经历磨难，懂得变通的徐阶已然成为了一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他很清楚，讨好夏言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但他却坚定地回绝了。
在很早以前，徐阶曾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匡扶社稷，为国尽忠，许多年过去了，他受到过无数打击、经历了很多痛苦，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初衷。
事实证明，他始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嘉靖十八年（1539），坚持原则的徐阶遇上了坚持原则的夏言，于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外历练八年之后，他即将踏上回京的道路。
一般来说，大兴土木搞工程是当官拿回扣发财的不二法门，所以凡有修理河道、建筑粮仓之类的项目，各级官员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徐阶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但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却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要求——修建一个祠堂。
祠堂一般都是用来纪念某人的，可让经办官员惊讶的是，徐阶所要纪念的这个人，既不是他的朋友，更不是他的亲属，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
“此人是我的老师。”徐阶这样回答旁人的疑问。
于是在王守仁祠堂建成的那天，徐阶亲自到访，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他整肃衣冠，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跪拜行礼：
“我曾随文蔚（聂豹字文蔚）公习阁下之道，磨砺十年方有所悟，虽未能相见，实为再传弟子，师恩无以为报，唯牢记良知之学，报国济民，匡扶正道，誓死不忘！”
拜别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导师，徐阶踏上了返京之路。
近十年的磨砺与历练，那个不谙世事的青年翰林，已然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官场老手。
但这并不是徐阶的唯一收获，更重要的是，他终于领悟了所谓光明之学的真意。
领教了黑暗中的挣扎、沉浮，天真幼稚的徐阶终于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一个丑恶现实的社会，但耐人寻味的是，那门追求光明的奇特心学正是诞生于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而创立者王守仁先生一生饱经风雨坎坷，却怀着一颗光明之心死去。
因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着、纵使顽强，却依然是软弱的。他们并不明白，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却必须接受。
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不经历黑暗的人，是无法懂得光明的。
背负着黑暗活下去吧，徐阶，坚持下去，你会找到光明的。
第三章 解脱
第二天，朱厚熜开始了全面反击，明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廷杖之一就此拉开序幕。除了年纪太大的，官太高的，体质太差，一打就死的，当天在左顺们闹事的大臣全部被脱光了裤子，猛打了一顿屁股，此次打屁股可谓盛况空前，人数总计达到一百四十余人，虽然事先已经经过甄别，但仍有十六个人被打成重伤，抢救无效一命呜呼，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二，怎一个惨字了得。
但最惨的还不是这十几位兄弟，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另外几位仁兄却还要活受罪。比如杨慎先生，他作为反面典型，和其他的六个带头者被打了一顿回笼棍。
棍子倒还在其次，问题在于行刑的时间，距离第一次打屁股仅仅十天之后，杨头目等人就挨了第二顿，这种杠上开花的打法，想来着实让人胆寒。
毕竟是年轻人，身体素质过硬，第二次廷杖后，杨慎竟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由于他在这次行动中表现过于突出，给朱厚熜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皇帝陛下还给他追加了一个补充待遇——流放。
杨慎的流放地是云南永昌，这里地广人稀，还尚未开化，实在不是适合居住之地，给他安排这么个地方，说明皇帝陛下对他是厌恶到了极点。
从高干子弟到闹事头目、流放重犯，几乎是一夜之间，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目前唯一要做的是收拾包袱，准备上路。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慎却没什么福气，两次廷杖没有打死他，皇帝没有杀掉他，但天下实在不缺想杀他的人，在他远行的路上，有一帮人早就设好了埋伏，准备让他彻底解脱。
但这帮人并非皇帝的锦衣卫，也不是张璁的手下，实际上，他们和杨慎并不认识，也没有仇怨，之所以磨刀霍霍设下圈套，只是为了报复另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杨慎他爹杨廷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当年他做过的一件事情，给自己的儿子惹来了杀身之祸。
杨廷和虽然有着种种缺点，却仍是一个为国操劳鞠躬尽瘁的人，他在主持朝政的时候，有一天和户部算帐，尚书告诉他今年亏了本（财政赤字），这样下去会有大麻烦，当年也没有什么扩大内需，增加出口，但杨廷和先生就是有水平，苦思冥想之下，他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办法。
增加赋税是不可行的，要把老百姓逼急了，无数个朱重八就会涌现出来，过一把造反的瘾，这个玩笑是不能开的。
既然开源不行，就只能节流了，杨廷和动用了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招数——裁员。
应该说，杨廷和先生精简机构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很快他就裁掉了很多多余机构和多余人员，并将这些人张榜公布，以示公正，国家就此节省了大量资源，但这也为他惹来了麻烦。
要知道，那年头要想在朝廷里面混个差事实在是不容易的，很快，他的这一举动就得到了一句著名的评语——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虽然他得罪了很多人，但毕竟他还是朝廷的首辅，很多人只敢私下骂骂，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现在机会来了。
由于杨廷和实在过于生猛，他退休之后人们也不敢找他麻烦，可杨慎不同，他刚得罪了皇帝，半路上黑了他估计也没人管，政治影响也不大，此所谓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
此时杨慎身负重伤，行动不利，连马都不能骑，但朝廷官员不管这些，要他立刻上路，没办法，这位仁兄只能坐在马车里让人拉着走。
看来杨先生是活到头了，他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方，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而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路趴着（没办法）去迎接阎王爷的召唤。
但这次似乎连阎王爷都觉得自己庙小，容不下这位天下第一才子，最终也没敢收他，因为杨先生实在是太聪明了。
自打他上路的那天起，他的车夫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因为这位雇主实在太过奇怪，总是发出奇怪的指令，走走停停，而且完全没有章法，有时走得好好的却非要停下休息，有时候却快马加鞭一刻不停。
直到顺利到达了云南，杨慎才向他们解开了这个谜团：要不是我，大家早就一起完蛋了！
要知道杨先生被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他的意识还是十分清醒的，早就料到有人要找他麻烦，路上虽然一直趴着，脑子里却一刻也没消停过，他派出自己的仆人探路，时刻通报消息，并凭借着良好的算术功底，根据对方的位置、与自己的距离、以及对方的行进方向变化来计算（确实相当复杂）自己的行进速度和日程安排。
就这样，杀手们严防死守，东西南北绕了个遍，却是望穿秋水君不来，让杨慎溜了过去。
虽说如此，顺利到达云南的杨慎毕竟也还是犯人，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孤独与折磨。
但这位仁兄实在太有本事了，人家流放痛苦不堪，他却是如鱼得水，杨先生一无权二无钱，刚去没多久，就和当地官员建立了深厚友谊（难以理解），开始称兄道弟，人家不但不管他，甚至还公然违反命令，允许他回四川老家探亲。其搞关系的能力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杨慎就这样在云南安下了家，开始吟诗作对，埋头著书，闲来无事还经常出去旅游，日子倒还过得不错，但在他心中的那个疑团，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当年父亲为什么要主动退让，致仕（退休）回家呢？
以当时的朝廷势力，如果坚持斗争下去，绝不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作为官场浮沉数十年，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他必定清楚这一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放弃。
杨慎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他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的原由。
直到五年后，他才最终找到了答案。
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在四川新都老家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这位历经三朝的风云人物终于得到了安息。
杨慎是幸运的，他及时得到了消息，并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在父亲的灵柩入土为安，就此终结的那一时刻，杨慎终于理解了父亲离去时那镇定从容的笑容。
从年轻的编修官到老练的内阁首辅，从刘瑾、江彬再到张璁，他的一生一世都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数十年的你争我夺，起起落落，这一切也该到头了。
战胜了无数的敌人，最终却也逃不过被人击败的命运，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利者，所有的荣华富贵，恩怨宠辱，最终不过化为尘土，归于笑柄而已。
想来你已经厌倦了吧！杨慎站在父亲的墓碑前，仰望着天空，他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
留下一声叹息，杨慎飘然离去，解开了这个疑团，他已然了无牵挂。
他回到了自己的流放地，此后三十余年，他游历于四川和云南之间，专心著书，研习学问，写就多本著作流传后世。纵观整个明代，以博学多才而论，有三人最强，而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其中以杨慎学问最为渊博，足以排名第一。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评价，因为另外两位仁兄的名声比他要大得多，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与他同一时代，但刚出生不久。
已经去世的人就是《永乐大典》的总编，永乐第一才子解缙，而尚未出场的那位叫做徐渭，通常人们叫他徐文长。
能够位居这两位仁兄之上，可见杨慎之厉害。其实读书读到这个份上，杨慎先生也有些迫不得已，毕竟他呆的那个地方，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除了每天用心学习，天天向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干。
杨慎就这样在云南优哉游哉地过了几十年，也算平安无事，但他想不到的是，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
因为在朝廷里，还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他。
朱厚熜平定了风波，为自己的父母争得了名分，但这位聪明过头的皇帝，似乎并不是一个懂得宽恕的人，他并不打算放过杨氏父子这对冤家。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原谅了杨廷和，因为一次谈话。
数年之后，频发天灾，粮食欠收，他十分担心，便问了内阁学士李时一个问题：
“以往的余粮可以支撑下去吗？”
李时胸有成竹地回答：
“可以，太仓还有很多储粮。这都是陛下英明所致啊。”
朱厚熜不明白，他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李时。
李时不敢怠慢，立刻笑着回禀：
“陛下忘了，当年登基之时，您曾经下过诏书裁减机构，分流人员，这些粮食才能省下来救急啊！”
朱厚熜愣住了，他知道这道诏书，但他更明白，当年拟定下达命令的人并不是他：
“你错了，”朱厚熜十分肃穆地回答道，“这是杨先生的功劳，不是我的。”
可皇帝终究是不能认错的，这是个面子问题，于是在他死后一年，杨廷和被正式恢复名誉，得到了应有的承认。
朱厚熜理解了杨廷和，却始终没有释怀和他捣乱的杨慎，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当他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问大臣们一个问题：
“杨慎现在哪里，在干什么，过得如何？”
朱厚熜问这个问题，自然不是要改善杨慎的待遇，如果他知道此刻杨先生的生活状态，只怕早就跳起来派人去斩草除根了。
幸好杨慎的人缘相当不错，没当皇帝问起，大臣们都会摆出一副苦瓜脸，倾诉杨慎的悲惨遭遇，说他十分后悔，每日以泪洗面。
听到这里，皇帝陛下才会高兴地点点头，满意而去，但过段时间他就会重新发问，屡试不爽，真可谓恨比海深。
但杨慎终究还是得到了善终，他活了七十二岁，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嘉靖三十八年才安然去世，著作等身，名扬天下。
但比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更为出名的，还是他那首让人耳熟能详的词牌，这才是他一生感悟与智慧之所得：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历古千年，是非荣辱，你争我夺，不过如此！
【嘉靖的心得】
我相信，杨慎先生已经大彻大悟了，但嘉靖先生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个层次，很明显，他的思想尚不够先进。他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做皇帝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就如同一头雄狮，只要大吼一声，所有动物都将对它俯首帖耳。但当他的指令被驳回，他的命令无人听从，他的制度无人执行时，他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能够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于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胜利者嘉靖得到了唯一的启示：只有权谋和暴力，才能征服所有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要充分地利用身边的人，但又不能让任何人独揽大权，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他的智慧哲学。
所以他需要的大臣不是助手、也不是秘书，而是木偶——可以供他操纵的木偶。
在驱逐了杨廷和之后，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合适的木偶——张璁。
张璁大概不能算是个坏人，当然了，也不是好人，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自卑的小人物，他前半生历经坎坷，学习成绩差，也不会拍上司马屁，好不容易借着“议礼”红了一把，还差点被人活活打死，算是倒霉到了家。
经过艰苦奋斗，九死一生，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杨廷和走了，杨慎也走了，本以为可以就此扬眉吐气的张璁却惊奇地发现，自己虽然是胜利者，却不是获益者。
考虑到张璁同志的重大贡献，他本来应该进入内阁，实现多年前的梦想，可此时张先生才发现，他这条咸鱼虽然翻了身，却很难跳进龙门。
这里介绍一下，要想进入内阁，一般有三个条件，首先这人应该进过翰林院，当过庶吉士，这是基本条件，相当于学历资本。其次，必须由朝中大臣会推，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推荐，当然了，自己推荐自己是不行的。最后，内阁列出名单，由皇帝拍板同意，这就算入阁了。
我们把张璁同志的简历对比一下以上条件，就会发现他实在是不够格。
学历就不用说了，他连翰林院的门卫都没干过，而要想让大臣们会推他，那就是痴人说梦，光是骂他的奏折就能把他活埋，对于这位仁兄，真可谓是全朝共讨之，群臣共诛之。
于是张璁先生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皇帝同意。
可光是老板同意是不够的，群众基础太差，没人推举，你总不好意思毛遂自荐吧。
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其实张璁先生还是有指望的，因为皇帝陛下的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可以让他顺利入阁，这就是中旨。
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皇帝愿意给，大臣不愿要。
明代的官员确实有几把硬骨头，对于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支持率的同志，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靠皇帝下旨升官的人，他们的统一评价是——不要脸。
考虑到面子问题，很多人宁可不升官，也不愿意走中旨这条路。
但你要以为张璁先生是碍于面子，才不靠中旨升官，那你就错了。张璁先生出身低微，且一直以来强烈要求进步，有没有脸都难说，至于要不要脸，那实在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
之所以不用中旨，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怪只能怪张璁先生的名声太差了，皇帝还没有任命，内阁大臣和各部言官就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中旨一下，就立刻使用封驳权，把旨意退回去！
事情搞成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会推不可能，中旨没指望，无奈之下，张璁开动脑筋，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虽说在朝中已经是人见人厌，处于彻底的狗不理状态，但张璁相信，他总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人，经过逐个排查，他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那个可以帮助他入阁的人就是杨一清。
杨一清可以算是张璁的忠实拥护者，当初他听说张璁议礼的时候，正躺在床上睡午觉，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只是让人把张璁的奏章读给他听，结果听到一半，他就打消了瞌睡，精神抖擞地跳下了床，说出了一句可怕的断言：
“即使圣人再生，也驳不倒张璁了！”
虽然这话有点夸张，但事实证明杨一清是对的，之后他成为了张璁的忠实支持者，为议礼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到了入阁的关键时刻，张璁又一次想起了这位大人物，希望他出山再拉兄弟一把。
杨一清答应了，对于这位久经考验的官场老手来说，重新入阁玩玩政治倒也不失为退休前的一件乐事。
怀着这种意愿，杨一清进入了内阁，再次投入了政治的漩涡。事情果然如张璁等人预料，嘉靖皇帝一下中旨，弹劾的奏章如排山倒海般地压了过来，朝中骂声一片。
但群众再激动，也抵不上领导的一句话，在杨一清的安排下，皇帝的旨意顺利得到了执行，张璁终于实现了当年萧半仙的预言，顺利入阁成为了大学士。
张璁终于心满意足了，他对杨一清先生自然是感恩戴德，而杨一清也十分欣慰，二十年前，张永帮了他，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二十年后，他给了张璁同样的待遇，使这个小人物达成了最终的梦想。
但是杨一清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却使他的半生荣誉功名毁于一旦。
【张璁的诡计】
公正地讲，在议礼纷争的那些日子里，张璁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他挺身而出，为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说话，对抗权倾天下的杨廷和。应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虽说他是出于投机的目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让人认自己的父母，有错吗？
可是当他终于出人头地，成为朝中大官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的起因来源于张璁本人，这位老兄自打飞黄腾达之后，就患上了一种疾病。
更麻烦的是，他得的不是简单的发烧感冒，而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事实上，这种病到今天都没法医，它的名字叫心理变态。
而在张璁先生身上，具体临床表现为偏执、自私、多疑、看谁都不顺眼、见谁踩谁等等。
说来不幸，张先生之所以染上这个毛病，都是被人骂出来的。
自从他出道以来，就不断地被人骂，先被礼部的人欺负，连工作都不给安排，议礼之后他得到的骂声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没有骂过他的人可谓是稀有动物，奏章上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
张先生青年时代本来就有心理阴影，中年时又被无数人乱脚踩踏，在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之下，他的心理终于被彻底扭曲。
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饶恕。这就是张璁的座右铭。
于是张先生就此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但凡是不服他的，不听他的，不伺候他的，他统统给予了相同的待遇——恶整。不是让你穿小鞋，就是找机会罢你的官，不把你搞得半死不活绝不罢休。
今天斗，明天斗，终于斗成了万人仇，无数官员表面上啥也不说，背后提到张璁这个名字，却无不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甚至有人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回家就对着画骂一顿，且每日必骂，风雨无阻。
可笑的是，张学士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上班途中还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同事们打招呼，自我感觉实在是相当地好。
张璁先生的奋斗史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是怎么傻起来的。
欺负下级也就罢了，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又瞄准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目标——杨一清。
杨一清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平时也不怎么和张璁计较，但张璁是个说他胖就开始喘的人，越来越觉得杨一清碍事（杨一清是首辅），为了能够为所欲为，他决定铤而走险，弹劾自己的领导。
于是在嘉靖八年（1529），张璁突然发动了进攻，张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出手下的所有主力言官上奏弹劾杨一清。
而在奏章里，张璁还额外送给杨一清一个十分响亮的外号——奸人。
张璁之所以敢这么干，是经过周密计算的，皇帝和自己关系好，朝中又有自己的一帮死党，杨一清虽是老干部，初来乍到，根基不牢，要除掉他应该不成问题。
这个打算本来应该是没错的，如无意外，皇帝一定会偏向他的忠实支持者张璁先生，但人生似乎总是充满了惊喜。
很快，杨一清就得知自己被人告了，却毫不吃惊，这套把戏他见得多了，闭着眼睛也知道是谁干的，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大举反击，只是上了封奏折为自己辩护，顺便骂了几句张璁，然后郑重提出辞职。
张璁很意外，在他看来，杨一清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这是因为杨一清是他向皇上私下推荐，才得以顺利入阁的，而且据他所知，此人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一般，远远不如自己，提出主动辞职也威胁不了任何人。
莫非杨一清已经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事情就这么完了？
存在着如此天真的想法，充分说明张璁同志还没有开窍，要知道，杨一清先生成化八年（1472）中进士，一直在朝廷混，迄今为止已经干了57年，他的工龄和张璁的年龄差不多。如果翻开杨先生那份厚重的档案，数一数他曾经干掉过的敌人名单（如刘瑾、杨廷和等），然后再掂下自己的斤两，相信张璁会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
不久之后，结果出来了，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同意杨一清的辞呈，反而严厉斥责了张璁等人，要他们搞好自我批评。
这下子张璁纳闷了，杨一清和嘉靖确实没有什么渊源，为何会如此维护他呢？
这实在不能怪张璁，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确实太多。
十多年前，当朱厚熜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湖北安陆当土财主的时候，他的父亲兴献王曾反复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若朝中有三个人在，必定国家兴旺、万民无忧！”
朱厚熜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也记住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
在朱厚熜看来，杨一清就是他的偶像，张璁不过是个跟班，跟班想跟偶像斗，只能说是不自量力。
于是在朱厚熜的反复恳求下，杨老干部勉为其难地收回了辞职信，表示打死不退休，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
张璁彻底没辙了，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官员已经忍很久了，他们大都吃过张璁的亏，要不是因为此人正当红，估计早就去跟他玩命了，现在复仇的机会总算到了。
很快又是一顿乱拳相交，口水横飞，张璁顶不住了，朱厚熜也不想让他继续顶了，便作出了一个让张璁伤心欲绝的决定——辞退。
而张璁也着实让皇帝大吃了一惊，他听到消息后没有死磨硬泡，也没痛哭流涕，却采取了一个意外的举动——拔腿就跑。
张璁先生似乎失礼了，无论如何，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
跑得快？再不快跑就被人给打死了！
事实上，张璁兄对自己的处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虽说那帮人现在看上去服服帖帖，一旦自己翻了船，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再吐上口唾沫。
于是他和桂萼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就连夜逃了出去，速度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当张璁逃出京城的那一刻，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经历了如此多的风波挫折，才坐到了今天的位置，而在这个狼狈的深夜，他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似乎太快了点吧！
可能上天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并未抛弃张璁，这一次他不过是和张先生开了个小玩笑，不久之后张璁将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他的辉煌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他遇见那个宿命中真正的敌人。
事实证明，张璁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他八月份跑出去，可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跑了回来。当然，是皇帝陛下把他叫回来的。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竟然只是因为张璁的一个同党上书骂了杨一清。其实骂就骂了，没什么大不了，在那年头，上到皇帝，下到县官，没挨过骂的人扳着指头也能数出来，官员们的抗击打能力普遍很强，所以杨一清也并不在乎。
但问题在于，皇帝在乎。
他赶走张璁其实只是一时气愤，对于这位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仁兄，他还是很有感情的，并不想赶尽杀绝。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收回自己的决定，让张璁继续去当他的内阁大臣。
张璁就此官复原职，而与此同时，杨一清却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申请。
斗了几十年，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就此结束吧。
但这只是杨一清的个人愿望，与张璁无关。经历了这次打击，他的心理疾病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对于杨一清，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其实皇帝不想让他的这位偶像走，也不打算批准他的辞呈，但这一次，张璁却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赶走了杨一清。
当许多言官顺风倒攻击杨一清，要求把他削职为民的时候，张璁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为杨一清求情。
张先生求情的经典语句如下：
“陛下请看在杨一清曾立有大功的份上，对他宽大处理吧！”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杨一清被张璁理所当然地定了罪，而和削职为民比起来，光荣退休实在是天恩浩荡，坦白从宽了。
于是杨一清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回到了家中，准备安度晚年。
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在老家，杨一清先生还没来得及学会养鸟打太极，就得到了一道残酷的命令——削去官职，收回赏赐，等待处理。
杨先生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具体说来是收了不该收的钱，一个死人的钱——张永。
据说在张永死后，杨一清收了张永家二百两黄金——不是白收的，无功不受禄，他给张永写了一首墓志铭。
杨一清和张永是老朋友了，按说收点钱也算不了啥，但在张璁看来，这是一种变相行贿（反贪意识很强），就纠集手下狠狠地告了一状。
杨一清确实收了二百两，但不是黄金，而是白银，以他的身份和书法，这个数目并不过分，但在政治斗争中，方式手段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
杨一清终于崩溃了，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他发出了最后的哀叹，就此撒手而去：
“拼搏一生，却为小人所害！”
其实这样的感叹并没有什么意义，每一个参加这场残酷游戏的人，最终都将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是一种解脱。
张璁高兴了，他竟然斗倒了杨一清！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容易，再也没有人敢触碰他的权威！
张璁得意地大笑着，在他看来，前途已是一片光明。
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走到了终点，一个敌人已出现在他的面前。
第四章 龙争虎斗
【丧钟的奏鸣】
嘉靖九年（1530）二月，皇帝陛下突然召见了张璁，交给了他一封奏折，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回家仔细看看，日后记得回禀。”
审阅奏折对于张璁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漫不经心地收下这份文件，打道回府。
一天之后，他打开了这份文件，目瞪口呆，恼羞成怒。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封骂人的奏折，但在张璁看来，它比骂折要可怕得多。
因为在这封奏折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威胁——对自己权力的威胁。
这封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天地分开祭祀，这是个比较复杂的礼仪问题，简单说来是这样：在以往，皇帝祭天地是一齐举行的，而在奏折中，这位上书官员建议皇帝改变以往规定，单独祭天，以示郑重。
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对于张璁而言，却无益于五雷轰顶。
大事不好，抢生意的来了！
张先生自己就是靠议礼起家的，这是他的老本行，其成功经历鼓舞了很多人，既然议礼能够升官，何乐不为？
很明显，现在这一套行情看涨，许多人都想往里钻，而张璁先生也着实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准备搞点垄断，一人独大。
他认真地看完了奏折，牢牢地记住了那个上书官员的名字——夏言。
敢冒头，就把你打下去！
〖没有竞争的市场只存在于理论想象之中。
——引自微观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夏言，男，江西贵溪人，时任兵科给事中，说来有点滑稽，和张学士比起来，这位仁兄虽然官小年纪小，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因为他中进士比张璁早几年。
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比张璁还要差，张璁多少还进了二甲，他才考到了三甲，说来确实有点丢人，考到这么个成绩，翰林是绝对当不上的了，早点找个单位就业才是正路。
一般三甲的进士官员，下到地方多少也能混个七品县官当当，但要留北京，那可就难了，翰林院自不必说，中央六部也不要差生。
但夏言确实留在了北京，当然，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进不去大机关的夏言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小衙门——行人司。
夏言在行人司当了一名行人，他也就此得到了新称呼——夏行人。这个职务实在不高，只有八品，连芝麻官都算不上。
行人司是个跑腿的衙门，在中央各大机关里实在不起眼，原先夏言对此也颇为失望，但等他正式上班才明白，自己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
因为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跑腿的对象十分特别——皇帝。
夏言的主要工作是领受旨意，传送各部各地，然后汇报出行情况。这是一份琐碎的工作，却很有前途。
要知道，越接近心脏的部位越能得到血液，同理，天天见皇帝也着实是个美差，甭管表现如何，混个脸熟才是正理。
当然，皇帝也不是好伺候的，所谓伴君如伴虎，危险与机遇并存，归根结底，混得好不好，还是要看自己，干得不好没准脑袋就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
但夏言却毫不畏惧，如鱼得水，很快就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
要知道，夏言虽然低分，却绝对不是低能，而且他还有三样独门武器，足以保证他出人头地。
请大家务必相信，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还容易升官，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就是长得帅（史载：眉目疏朗），还有一把好胡子（这在当时很重要）。
嘉靖大概也不想每天早起就看到一个长得让人倒胃口的人，夏言就此得宠似乎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而除了长得帅外，夏言先生还有第二样武器——普通话（官话）说得好。
请注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明代，普通话（官话）的推广工作还没有深入人心，皇帝也不是翻译机，所以每次召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员时都极其头疼。
夏言虽然是江西人，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所谓“吐音洪畅，不操乡音”，说起话来十分流畅，那是相当的标准。
有这样两项特长，想不升官都难。
但无论如何，夏言这次还是惹上了大麻烦，毕竟张璁是内阁首辅，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事实上，张璁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他指使手下认真研究了夏言的奏折，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
张璁的资源确实很丰富，他有权有势，有钱有人，杨一清都垮了，夏言又算个什么东西？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张先生忽略了一件事——他只注意到了奏折，却没有听懂皇帝说过的那句话。
很快，张璁的死党，内阁成员霍韬就写好了一封奏折，此折骂人水平之高，据说连老牌职业言官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
一切都布置妥当了，夏言，你就等着瞧吧！
张璁彻底安心了，准备回家睡个安稳觉，然而他绝不会想到，大祸已然就此种下。
第二天，奏折送上，皇帝陛下当庭就有了回复：
“这封奏折是谁写的？”
霍韬反应十分敏捷，立即站了出来，大声回奏：
“是臣所写！”
霍韬等待着皇帝的表扬，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
“抓起来！即刻下狱！”
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
张璁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他唯恐自己是在做梦，见鬼了，骂夏言的文章，皇帝为什么生气？
张璁先生实在是糊涂了，这个谜底他原本知道，看来这次是记性不好。
他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只是因为议礼，而议礼能够成功，全靠皇帝的支持。嘉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怎么会把奏折交给张璁呢？
霍韬先生极尽骂人之能事，把夏言说得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可如果夏言是乞丐，支持他的嘉靖岂不就成了乞丐中的霸主？
这笔帐都算不出来，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
霍先生进了监狱，可事情还没有完，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当众下达了命令：
“夏言的奏折很好，升为侍读学士，授四品衔！”
然后他瞥了张璁一眼，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张璁的冷汗流遍了全身，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在这次斗争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但此时言败还为时过早，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
张璁仍然胸有成竹，因为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很快，他将使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
【第三种武器】
满脸阴云的张璁回到了府邸，立即召集了他的所有手下，只下达了一个命令：“从今天起，时刻注意夏言，若发现有任何不妥举动，立即上书弹劾！”
张璁的方法，学名叫“囚笼战术”，说穿了就是骂战，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注意夏言的一举一动，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让他无处可藏，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最终让他知难而退。
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是赤裸裸的精神战。
当骂折如排山倒海般向夏言涌来时，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呢？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孤独的小官而已。
张璁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并不遥远。
应该说，张璁的判断是正确的，夏言确实是个孤独的人，他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强硬的后台，但在这场战斗中，他并不是毫无胜算。
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
后世的许多言官都十分仰慕夏言，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第一能战”，因为这位夏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非长得帅，普通话好，而是他的口才和笔法。
张璁所不知道的是，夏言其实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
所以当知情人跑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为他担心的时候，夏言却作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复：
“大可不必费劲，就让他们一起上吧！能奈我何！”
攻击如期开始了，张璁手下的十余名言官对夏言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不按规定着装等等等等，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概不放过。
可张璁万没料到，这正中夏言下怀，很明显，他在掐架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对手只要找上门来，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文辞锋锐无比，且反应极快，今天的敌人今天骂，从不过夜，效率极高。其战斗力之可怕只能用彪悍二字来形容。
由于夏言骂得实在太狠，连和他掐架的人白天上班见到他都要绕行，骂到这个份上，可谓是骂出了水平，骂出了风格。
十分凑巧的是，夏先生的字叫做公谨，这位仁兄虽是文官，却比当年的三国武将周瑜（公瑾）更为厉害，于是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每次见到夏言，都会笑着对他讲：
“公谨（公瑾）兄，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
子龙，一身都是胆！
张璁原本打算加大力度，把夏言骂成神经病，可事与愿违，这位兄台不但没疯，还越来越精神，斗志激昂。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想不干也不行了，张璁决心把这场危险的游戏进行到底。
他不会忘记杨一清那黯然离去的背影，事情很清楚，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更为悲惨，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绝招。
这一招的名字叫结党，虽然简单却绝对有效，不管对手多么厉害，只要拉拢更多的人，搞个黑社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朝廷的多数派，自然和谐无事，天下太平。
说干就干，张璁先生立刻着手发展组织，讨伐异类，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无意的举动竟然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党争时代。
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事实证明，一对一的政治单挑已经落伍了，为适应潮流的发展，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大规模的集体斗殴即将拉开序幕。
张璁的第一个目标是桂萼，说来惭愧，虽说这二位起家的时候是亲密战友，但发达之后，因为分赃不匀，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了。
但关键时刻面子是无所谓的，张璁拉下老脸亲自上门，酒席之间突然悲痛欲绝，痛陈以往的战斗友谊，双方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当然绕来绕去，最后只是要说明一个主题：我要是完蛋，你也跑不了。
桂萼收服了，张璁再接再厉，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投靠他的大臣越来越多，连内阁大学士翟銮都成为了他的同党。
看着满朝的爪牙狗腿子，张璁终于放心了。
夏言，你是赢不了的！
张璁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支持夏言的人也不敢露面了，但他们依然无畏地表示，自己会在精神上站在他一边。
虽然情况危急，但夏言仍不慌乱，他本就了无牵挂，既然如此，就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吧！
夏言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但朝廷大臣也并非都是孬种，就在张璁最为强大的时候，另一个无畏的人出现了。
嘉靖九年（1530）末，张璁的心理疾病达到了顶峰，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他突发奇想，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死人的身上。
偏偏这个死人还非常有名——孔圣人。张璁表示孔老二名不符实，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应该除掉封号，降低身份。
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包括张璁在内，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这种和尚拆庙的缺德事情只有张先生才想得出来。
可是事到临头，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谁也不出头拉孔老二一把，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死人可以不管，活人不能得罪。
对于这一场景，张璁十分满意，绝对的权势会带来绝对的服从，他深信不疑。
但没过多久，沉默就被打破了，一位年轻的翰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
张璁开始没有在意，但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时，才意识到这次麻烦大了，很明显，这位翰林是个理论性的人才，他引经据典，列出八条理由推证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理论充分证据确凿，矛头直指张璁。
无奈之下，张璁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开始还好言相劝，多方诱导，可这位翰林软硬不吃，张璁急了，问他到底想怎么样。
回答很简单：我只是要个说法。
说不通，就开始辨，张璁本来是辨论的好手，但这次也遇上了对手，无论他说什么，总是被对方驳倒，气得不行的张璁失去了理智，开始高声叫喊无理取闹，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回答：
“久闻张大人起于议礼，言辞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这句话十分厉害，所谓“起于议礼”，不但说他来路不正，还暗指张璁先生学历低，成绩差，没有干过翰林。
果然，张璁一听就跳了起来，也不顾形象了，破口大骂道：
“你算什么！竟敢背叛我！”
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你最好乖乖听话。
首辅大人如此暴跳如雷，周围的人都捏了一把汗，桂萼出于好心，不断向此人使眼色，可这位兄弟似乎是打算把理论进行到底，慢条斯理地作出了回答：
“依在下看来，所谓背叛均出自依附，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背叛又从何谈起？”
说完，行礼，走人。
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目送着英雄的离去，而站在中间的张璁却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大吼一声：
“不教训你，首辅我就不干了！”
这位勇敢的翰林名叫徐阶，时年二十七岁。这是他漫长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也是最为勇敢的一次。
勇敢，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张璁又一次用行为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第二天，他就找到了都察院，希望严惩徐阶，其实徐阶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犯法。
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璁当即给徐阶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首倡邪议”，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正法以示天下！”
人无耻到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
万幸的是，张璁先生还不是皇帝，所以他说了不算，而徐阶多少还有一些朋友，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张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次就饶了他，让他去福建延平府任职吧。”
这是要把人往死里整。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只有翰林庶吉士才能入阁的时代，如果被剥夺京官的身份，分配到穷乡僻壤干扶贫，只会有一个结果——前途尽毁。
张璁没有杀掉徐阶，他要亲手毁掉这位年轻翰林的所有前途，让他生不如死，在痛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不但没有毁掉任何人，反而成就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翰林。
而对于这个恶毒的命令，徐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在张璁面前，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谢恩之后，便打好包裹离京而去。
徐阶第一次为他的鲁莽交出了巨额的学费，从翰林到地方杂官，他对自己的前程已经彻底绝望，但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中一次小小的插曲。
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在那个荒凉之地，他将磨砺自己的心智和信念，最终领悟一种独特的智慧与技能。而那时，张璁已然不配成为他的对手，未来的三十年中，他将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狡诈的敌人，经历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阴谋的陷阱】
赶走了徐阶，张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他越发相信失败是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只要再加一把劲，就一定能解决夏言！于是张璁的同党越来越多，对夏言的攻击也越来越猛，但让人纳闷的是，夏言对此竟毫无对策，他似乎失去了反抗能力，整日孤身一人，从不结党搞对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
在张璁看来，夏言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手足无措，只能虚张声势了。
可是在夏言看来，情况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已有了必胜的把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张璁正在自掘坟墓。
张先生的整人计划可谓准备充足，思虑周密。他拉拢了很多大臣，拥有无数爪牙，财雄势大，斗争中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想到了。
但他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夏言为什么不结党？
如果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没准他还能多撑两年，可惜他没能做到。
在激烈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虽然夏言孤身一人，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无论多少攻击诋毁，他从未低头放弃。
这人实在太有种了。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
既然他敢干，为什么我不敢？！
于是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借投机而起，打压，排挤，陷害，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一定要彻底打倒张璁这个无耻小人！
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夏言的身边，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齿的家伙，为含冤而去的杨一清报仇！
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夏言竟然拒绝了，他接受大家的热情，却婉拒了所有的帮助，表示自己一个人扛住就行，不愿意连累大家。
无数人被他的义举所感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夏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
夏言比张璁聪明得多，因为他很清楚，拉多少人入伙并不重要，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他虽然官小言微，却看透了这位嘉靖皇帝的底细——这是一个过分聪明自信的人。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饶恕任何敢于威胁他的人。
张璁是个不折不扣的蠢人，他已经是首辅了，竟然还要扩大势力，难道想做皇帝吗？
夏言很清楚这一点，他推辞所有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得到那个最关键的支持。
所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张璁那得意的笑容和无限的扩张，因为他明白：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加速的灭亡。
事实证明了夏言的推断，转机终于到了，皇帝对待张璁的态度突然大变，经常大骂他，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和奏折，让他大失脸面。
张璁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由于智商的限制，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
束手待毙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家的风格，张璁的偏执达到顶点——只要解决了夏言，皇帝的宠信，众人的尊崇，一切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需要一个完美的陷阱——让夏言身败名裂的陷阱。
这个陷阱由一封奏折开始。
嘉靖十年（1531）七月。
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来到太常寺卿彭泽的家，交给了他一份文稿。
这份文稿是准备交给皇帝的，基本内容如下所列：
“以往祖宗分封，必定会派一位皇室子孙留驻京城，以备不测，现在皇上您还没有儿子，希望能够按照先例，先挑选一位皇室宗亲加以培养，这是社稷大计，望您能认真考虑。”
薛侃略带兴奋地看着彭泽，等待着他的反应。
“很好，”彭泽笑着回答，“这是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啊！”
薛侃放心了，他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合理化建议。而他会跑来跟彭泽商量，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同科进士，还是十余年的老朋友。
“事不宜迟，我明日就写成奏折上禀。”
他兴冲冲地收起了文稿，准备告别离去。
彭泽却拦住了他：
“先不要急，容我再想想，你留一份底稿给我吧。”
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薛侃为国尽忠，提出建议，彭泽大力支持，完全赞同。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
问题在关键就是那封奏折，薛侃认为它可以造福社稷，彭泽却知道，这是一件致人死命的工具。出现这样的偏差，说到底是个分工不同的问题。
薛先生的工作单位是行人司，这是个跑腿的部门，见过的世面有限，而彭先生在太常寺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
所以当彭泽看到这份文稿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了。
作为掌管宫内礼仪的官员，彭泽十分清楚，嘉靖先生虽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大臣骂，却也有一个万不能碰的禁区——儿子问题。
不知为什么，这位皇帝继位十年，却一直没有儿子，原因不详，这种事向来都是绝对隐私，一般也是大娘大婶街头谈论的热门话题，换到今天也得偷偷摸摸地上医院，更何况在那万恶的旧社会。
竟然敢上这种奏折，真是活腻了！
但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却微笑地告诉薛侃：这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建议。
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彭泽的后台同党叫张璁。
其次，十五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同时考中的人除了薛侃和彭泽外，还有夏言。而众所周知，薛侃是夏言的死党。
最后，彭泽是一个不认朋友的无耻小人。
因为在彭泽的思维体系里，有着这样一条定理：
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只不过朋友的价格要高一点而已。
彭泽带着老朋友的文稿连夜找到了张璁，向他通报了自己的计划，求之不得的张璁当即同意，但为了达到最大的打击效果，他决定再玩一个花招：
“你去告诉薛侃，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只管上奏，我一定会支持他。”
彭泽接受了指示，离开了张璁的家。
但张璁却没有休息，他连夜抄录了薛侃的文书，准备交给另一个人。
第二天，他进宫觐见了嘉靖，出示了那一份文稿。
看着皇帝陛下那涨得通红的脸，张璁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最后的杀招：
“这是夏言指使薛侃写的，请陛下先不要发怒，等到他们正式上书再作处罚。”
嘉靖强忍着愤怒，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这封大逆不道的奏折是一个让他难堪的阴谋，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追究！
一天之后，得到张璁鼓励的薛侃十分兴奋地呈上了他的奏折，当然了，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光荣入狱。
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嘉靖仍然气得不轻，他看着这封嘲讽他生不出儿子的奏章，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
“查清幕后主使，无论何人，一并问罪！”
夏言麻烦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和薛侃的关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局势一片大好，张璁和彭泽开始庆祝胜利，虽然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意外仍然发生了。
很快，刑部的审案官员就纷纷前来诉苦——审不下去了。因为薛侃虽然看人不准，却非常讲义气。无论是谁问他，他都只有一个回答：
“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
没办法了，幕后黑手亲自出马，彭泽又一次站在薛侃面前，开始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你指认夏言，马上就放了你。”
看着眼前的这个卑鄙小人，薛侃沉默了，他看了看四周陪审的官员，一反以往的激愤，用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
“我承认，那封奏折确实是我写的。”
看来有希望，彭泽松了口气，正准备接着开问，却听见了一声大吼：
“但我之所以上奏，都是你指使的！当时你跟我说张少傅（张璁）会全力支持此提议，难道你都忘了吗？！”
傻眼了，这下彻底傻眼了。
虽然彭泽先生的脸皮相当厚实，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审讯就此草草收场。
闹到这个份上，已经结不了尾了，一定要审出来，业余的不行，那就换专业的上！
所谓专业人才，是指都察院都御史汪鋐，这位仁兄有长期审讯经验，当然，他也是张璁的同党。
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栽赃任务，他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见，直接把夏言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白痴的想法。
夏言这种骠悍之人，天王老子都不怕，而汪御史竟敢找上门来，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一场审讯就此变成了闹剧。
要说汪御史也算开门见山，刚开始审矛头就直指夏言，反复追问幕后主谋，甚至直接询问夏言是否曾参与此事。
汪御史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估计是想引蛇出洞，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引出来的竟然是一条巨蟒！
夏言压根就不跟他废话，一听到被人点了名，当即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姓汪的，你说谁呢！？”
汪鋐被镇住了，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言，却也不愿认输，还回了几句嘴。
夏言彻底爆发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准备冲上去打汪鋐，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及时把他拉住，这才没出事。
在此之前，张璁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不动声色，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既然脸已经撕破了，夏言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大声怒斥：
“张璁，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辅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
“请张首辅即刻回避此案！”
说这话的人是给事中孙应奎、曹卞。
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的，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
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辅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璁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
可张璁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两个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
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人，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
“你们等着瞧吧！”
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奇特的庭审就此结束。
但张璁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
嘉靖表扬了张璁，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
张璁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张璁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
“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
这下子玩不转了。
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应奎、曹卞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该怎么办？没有办法。
就这样，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们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
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指使，纯属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璁而言。
很快，嘉靖就作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应奎和曹卞，并给予亲切的慰问。
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
张璁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
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的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璁说道：
“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于是张璁先生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
最后我们陈述一下此事的最终结果：
张璁，因所设陷阱被揭穿，人格尽失，前途尽毁。
彭泽，因参与挖坑，获准光荣参军（充军），为国家边防事业继续奋斗。
薛侃，虽说并非受人指使，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犯罪证据确凿，免官贬为庶民（黜为民）。
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包食宿），出狱，最终的胜利者（独言勿问）。
【第二个木偶】
张璁算是废了，虽说他四肢俱全，没啥明显缺陷，但从政治角度上看，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皇帝不喜欢，大臣不拥护，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作了地下党，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热得发烫，但凡是个人，就知道这哥们了不得了，张首辅都不在话下，还有谁敢挡路？
于是一时之间，夏言的家门庭若市，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什么堂兄表弟、远房亲戚、同年同门、旧时邻居一股脑全都找上了门，弯来绕去只为了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苟富贵，莫相忘。
而在朝廷之中，深夜（白天实在不便）上门攀谈，指天赌咒、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一切都被张璁看在眼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致仕。
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等待时机，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
遗憾的是，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
因为面对大好形势，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早请示晚汇报，从不结党，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一高兴，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一个部长——礼部尚书。
于是张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嘉靖十年（1531）他退休回家，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几年之间来来去去，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的是，无论他怎么闹腾，却始终没人理他，正所谓：不怕骂，只怕无人骂。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也着实该滚蛋了。
嘉靖十四年（1535），张璁申请退休（真心实意，童叟无欺），经过反复挽留（一次），由于本人态度坚决（不想混了），皇帝陛下终于批准，并加以表彰，发给路费。
黯然离京的张璁踏上了回家的路，十一年前（嘉靖三年1524），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十余年的风雨飘摇，由小人物而起，却也因小人物而落，世道变化，反复无常，不过如此而已。
但张璁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对比后来几位继任者，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亲手燃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却没有被烧死，实在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
当然了，张璁先生能够得到善终，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
张璁离开了，想起当年争爹的功劳，嘉靖也有几分伤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而为了国家大计，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的。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天下事就是本人的私事。
所以对于胸怀天下，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张璁不过是个木偶而已，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用废了，应该寻找下一个了。
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下谕：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从一品），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
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
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并且自觉自愿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人。
夏言的确比张璁聪明，所以他的下场也比张璁惨，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
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死人，化成了灰还要拿去肥田！
当然，在当时，夏言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
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言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他确实是个好官，干得相当不错，至少比张璁强，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靠本事吃饭的。
夏言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而且不畏权贵，干跑腿的时候就曾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那时他虽然官小，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痛骂张延龄。
说起这位张延龄同志，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横行天下二十多年，比螃蟹还横。当然，嚣张绝非偶然，他是有资本的——孝宗皇帝的小舅子。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很吃得开，无人敢惹。
然而夏言惹他了，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送上去后没人理，连皇帝都不管，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1522），皇帝大人自顾不暇，连爹都弄没了，哪有时间管这事。
张延龄是个十分凶狠的人，准备搞打击报复，可他没想到，夏言比他更为凶悍。
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来，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夏言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
张延龄气疯了，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他并不担心，毕竟此人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翻不起多大的浪。
如他所料，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夏言上了第三封奏折！
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
夏言并没有发疯，但张延龄却真的快被逼疯了，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只是上中下三集，而是长篇连载。
之后，夏言又陆续出版了奏章系列之痛骂张延龄第四、五、六、七部，这才就此打住。
之所以打住，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而是因为这事解决了，奏折一封接着一封，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延龄，退回了霸占的田地。他宁可得罪张国舅，也不敢再惹夏先生。
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现在成了夏尚书、夏大学士，估计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
除了刚正不阿外，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廉洁，对官员们而言，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领导不下水，问题就难办了。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
综合说来，夏言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这个人不贪财，干实事，心系黎民百姓，国家社稷，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
在他的管理下，大明王朝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但夏言毕竟不是雷锋叔叔，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
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少喝酒、不贪钱，不好女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郁闷得冒烟的生活。
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权力。
征服所有的人，掌控他们的命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大概就是夏言最原始的工作动力。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赞扬夏言的，他虽然追逐权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干活，事实上，他的权力之路十分顺利，嘉靖十五年（1536），他接替李时，成为了内阁首辅，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夏先生刚刚爬到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那里还站立着另外一个人，很明显，这个人并不打算做他的朋友。
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文官的第一号人物，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仁兄，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
第五章 锋芒
作为张璁的盟友，在朋友倒霉的时候，他十分忠诚地遵循了自己的一贯原则——落井下石。朝廷谁当政并不要紧，只要能保住本人的地位就行。可慢慢他才发现，这个新上台的夏言实在不简单，此人十分聪明，而且深得皇帝宠信，也无意与他合作，远不如张璁那么容易控制。为了将来打算，最好早点解决这个人。
而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也充分地说明了一点——他是个粗人。
这位骨灰级高干平时贪污受贿，名声很差，人缘不好，脑袋也不开窍，竟然直接上奏折骂夏言，掐架票友居然敢碰专业选手，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
夏言自不必说，马上写文章反骂，双方拳脚相加，十分热闹，按照常理，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嘉靖腻烦透了，手下这帮人骂来骂去也就罢了，可每次都要牵扯到自己，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老牌亲戚，双方都要皇帝表态，老子哪来那么多时间理你们的破事儿？！
不管了，先收拾一个再说！
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
嘉靖二十年（1541），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传他火速进见。
接到指令的夏言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比较安心，因为自己的这封奏折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了。
嘉靖不由分说，把夏言骂了一顿，搞得首辅大人不得要领，然后才说出骂人的原因——写了错别字。
夏言懵了，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换了别人，挨顿骂也就算了，皇帝故意找茬，你还敢抽他不成？
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他不肯干休，竟然还回了一句：
“臣有错，恰逢近日身体不适，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
你故意闹事，我还就不伺候你了！
当然了，嘉靖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
“你也不用养病了，致仕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惨了，这下麻烦了。
玩笑开大了，可是话说出了口，也没法收回来，只能硬着头皮走人。
夏言开始满怀忧伤地捆被子，准备离开北京，但就在他即将上路时，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先等一等，你可能不用走了。
夏言确实不用走了，因为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
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夏言因为错别字被赶出了京城，郭勋很是高兴了一阵，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
这事具体说来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嘉靖皇帝不久前曾交给郭勋和王廷相（时任左都御史）一个差事，并专门下达了谕令。
可是蹊跷的是，王廷相接到谕令后，四十余天都没有动静，不知到底搞什么把戏。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廷相先生是大文豪，“前七子”之一，还是著名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干活，没准是在思考哲学问题。
可是郭勋就有点离谱了，王廷相虽然懒，也只能算是怠工，他却胆大包天，明知有谕令，就是不去领！权当是不知道。
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既然拿钱就得给皇帝干活，而郭先生明显没有这个觉悟。
于是皇帝发怒了，自己交待下去的事情，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立刻下旨严查，王廷相也真算机灵，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补交了工作报告。
相对而言，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活还是不干，只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本来这事不大，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上，最多也就骂几句了事，可他的那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
必须说明的是，郭勋的那封奏折并没有错别字，这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他的问题比错别字要严重得多。
这位仁兄真不愧是个粗人，他不但在奏折中狡辩，还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何必更劳赐敕”。
结合上下文，此言通俗解释大致如下：
这种事情你（指皇帝）何必要专下命令，多余！
姓郭的，你有种，不废了你就不姓朱！
皇帝终于发怒了，他痛骂了郭勋一顿，并召回了夏言，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位郭勋先生平日里贪污受贿，欺压大臣百姓，做尽坏事，人缘极差，朝廷中的言官眼看他倒霉，纷纷上书大骂一番，痛打落水狗。
关键时刻，郭勋终于醒悟，立刻虚晃一枪，表示自己压力过大患病休养，希望皇帝恩准。
嘉靖同意了，对这位老亲戚，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官员们见势不妙，也就纷纷缩手倒戈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郭勋成功避过风头，大概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夏言回来了。
在夏言看来，张璁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而这位郭高干不学无术，是纯粹的社会垃圾。要想平安治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
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郭家从老朱开始，已经混了差不多两百年，根深叶茂，黑道白道都吃得开，一个普通的内阁首辅又能如何？
普通的内阁首辅自然没有办法，但是夏言并不普通。
他决心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搬走最后的绊脚石。为此他找来了自己的门生言官高时，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并问了他一个问题：
“此事风险甚大，你可愿意？”
回答如下：
“为国除此奸邪小人，在所不惜！”
嘉靖二十年（1531）九月乙未。
给事中高时上书弹劾：武定侯郭勋，世受皇恩，贪污不法，今查实罪行如下，应予法司严惩！
这是一道极有分量的奏折，全文共列出郭勋罪行十五条，全部查有实据，实在是一颗重量炸弹。
嘉靖发火了，他没想到郭勋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壮举”，气急之下将这位亲戚关进了监狱。
事发突然，郭勋十分吃惊，但入狱之后，他却镇定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凭着自己的身份，皇帝绝不会下杀手，无非是在牢里呆两天而已。
他的这个判断非常靠谱，嘉靖只是一时冲动，很快就消了气，还特别下令不准动刑，看样子过两天他就能无罪释放。
然而郭勋错了，他的人生将在这里走向终点。
不久之后，高时又上了第二封奏折，内容如出一辙，要求严厉惩办郭勋，嘉靖未予理会，退回了奏折。
这个行动隐藏着皇帝的真实意图——此事到此为止，不要继续纠缠。
然而夏言的攻势才刚刚开始。
与以往不同，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相当高，他们很快就汇报了对此案的预审结果——勋罪当斩。
这下子嘉靖头大了，他本来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怎么会搞得要杀头？
事到如今，必须开门见山了：
“此案情形未明，发回法司复查！”
首轮试探到此结束，第二轮攻击准备开始。
高时再次上书，内容还是要求严惩，但这一次，嘉靖没有再跟他客气，他下令给予高时降级处分。
得到了处分的高时非但不沮丧，反而十分高兴，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好戏即将上场。
表明立场之后，嘉靖放心地等待者重审的结果，然而就在此时，给事中刘天直突然上书！奏折中弹劾郭勋大罪十二条，这次就不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了，罪名种类也更为丰富，包括扰乱朝政，图谋不轨等等。
就如同预先编排一样，之前迟迟不动的法司立即做出了重审结论——除杀头外，还额外附送罚没个人财产。
这一招实在太狠了。
嘉靖原本以为自己发话，下面的人自然会听话，可事与愿违，更绝的是，他吃了闷亏，却还没法发脾气，人家有凭有据，按照证据办案，你能说他不对吗？
皇帝陛下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冤大头，让人糊弄得团团转，被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不过没关系，对手虽然狡猾，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我不发话，谁敢杀郭勋？！
嘉靖这次学聪明了，他收下了法司的奏折，却根本不予理会，同时他多次召见相关大臣，旁敲侧击，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
在他看来，只要他不点头，郭勋就不会死，而多坐两天牢对这位高干子弟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可惜他并不清楚，要杀掉郭勋，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一个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大臣们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症状，毫不理会上级的一片苦心，仍然不停地上奏要求杀掉郭勋。
这倒也罢了，但几个月之后，嘉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郭勋死在了牢里。
这位精力旺盛的仁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因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自然死亡。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嘉靖终于出离愤怒了，这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是政治暗杀！
但他仍旧没有办法。
人死了之后，侦办此案的刑部、大理寺官员十分自觉，纷纷上奏折写检讨，在文中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吸取这次的教训，搞好狱内安全检查，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以后一定多加注意云云。
总而言之，责任是有的，疏忽是有的，故意是没有的。
气歪了鼻子的皇帝陛下这次没有废话，他直接下令，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予以降职处分，多少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夏言又一次大获全胜，他虎口拔牙，把生米做成了稀饭，活人整成了死人，不但杀掉了郭勋，还调戏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破绽把柄都没留下。
这次行动的成功，充分表明夏言的斗争艺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本人也就此迈入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
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听命于我，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将在我的手中实现。
夏言终于开始得意了，毫无疑问他有足够的资本，但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
在那座山的顶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存在，永远如此。
【自信的抉择】
其实对皇帝而言，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所谓，因为夏言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但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十五岁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十七岁时，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和，十八岁时，他杖责百官，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事实证明，他在治国方面也绝对不是一个昏庸之辈。
登上皇位不久后，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
“江彬和钱宁在哪里？”
大臣回报，目前仍关押于狱中，听候陛下处置。
对于这个问题，属下们心知肚明，大凡新君登基，总要搞点特赦以示宽容，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还是不多见的。
不过接下来的那句话和他们的想象有点差距：
“奸佞小人，留着干什么，即刻斩首！”
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不仅仅是他的智商，还有他的生活经历。
与娇生惯养，混在大城市的朱厚照不同，朱厚熜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他这位所谓藩王之子，实际上是比较惨的，因为除了吃穿好点外，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
在明代，由于之前有朱老四（朱棣）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如藩王不领圣旨擅自入京，就是造反，可以立即派兵讨伐。
所以朱厚熜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四处闲逛，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而他所平日能接触的人，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厚熜，懂得猜忌和防备，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时，都不禁摇头叹气：
“若我在朝，必当荡涤奸邪，兴旺盛世！”
现在是时候了。
在明武宗的时代，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要说刘瑾、张永这些大腕，一般的管事太监也是财大气粗，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甚至还有兵权在手（镇守太监），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
可惜朱厚照不争气，三十岁就没了，上面换了领导，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
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奴才。在他看来，这帮子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安心干活，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
他公开表态：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情，如果敢于越界，决不轻饶！
刚开始时，太监们并不在意，也不相信。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世界确实到来了。
嘉靖召集了司礼监，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这道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
人拉回来了，干什么呢？按程序走，先是训话，训完了就查，查出问题就打，经不住打的就被打死，这还算讲人道的。有两个贪污的太监由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被打死后尸体还挂在外面示众，实在够狠。
这是小喽罗的遭遇，大腕级的也没有好下场。
当年的“八虎”中，刘瑾已经被剐了，剩下也无一幸免。谷大用被免职抄家，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朱厚照陵墓的门卫。另一个叫魏彬的，埋头苦干几十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司礼监的位置，嘉靖一声令下，就被下岗分流了，据说连套房子都没给留，直接撵出了宫，流落街头当了乞丐。
其余的人也很惨，个个被整得够呛，甚至连那个唯一不应该整的人也给收拾了。
无论如何，张永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人，他帮过杨一清，帮过王守仁，为人也比较正直，似乎不应该上黑名单。
可是嘉靖先生太过生猛，在他看来，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全都不是啥好东西。很快张永被降职处分，然后被勒令退休，眼看就要脑袋不保，杨一清站出来说话了。
总算是好人有好报，杨先生信誓旦旦，拿人头担保，这才保住了张永，使他官复原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掌权太监。
除了对本地太监严加管束外，嘉靖先生还以身作则，着力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太监，比如那位后来十分有名的黄锦，从小就跟着他，鞍前马后可谓尽心尽力，可一到北京嘉靖就翻了脸，严厉警告他放老实点，不许玩花样。
嘉靖是一个排斥太监的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抉择的秘密。
其实统治王朝就是经营企业，只不过治国这一摊生意更大而已，做一般生意要交税、还要应付工商检查、安全检查、消防检查，逢年过节还得上贡，流年不利还会亏本破产。
相对而言，建立王朝这笔生意就好做得多了，除了启动资金过高（要敢拚命），经营周期不定（没准明天就牺牲）外，只要一朝成功，就立马鸟枪换炮。从此不但不用交钱，还可以收别人的钱，想收多少自己说了算，除了你管别人，没人敢管你。
因为开政府比开公司的利润更大，前景更广，所以自古以来，无数人都跃跃欲试，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就那么几个朝代）。
而那些成功创业的首任董事长，一般来说都是极其生猛的，比如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先生，在他手下干活的人如果不听话，除了炒鱿鱼外，还要交违约金（抵命），所以大家都很服从管理。
可等到首任老总过世，继任董事长能力不足，无法解决企业问题，无奈之下，只能对外招聘人才（科举制度），并聘任其中的精英当总经理（内阁首辅）帮助管理。
然而问题在于，这位总经理并不一定听话，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代理问题，而能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爬到这个位置的，一般都极其狡猾，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娇生惯养的家族企业董事长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为了能够控制局面，董事长又引进了新型人才——秘书（太监）。这类人学历不高，品行不好，心理也有问题，还喜欢欺负员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听话，对董事长而言，这就够了。
所以对于嘉靖而言，秘书（太监）绝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朋友，综观整个明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如何欺压大臣，却都要听皇帝的话。自明宣宗时起，太监就已然成为了皇帝的助手，协助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
嘉靖十分清楚，在他的任期内，摆在眼前的有着两种选择——文化低，会拍马屁，十分听话的太监，或是学历高，喜欢掐架找茬，桀骜不驯的文臣。
连瞎子也知道，前者比后者容易对付得多，所以他的众多同行都选择了太监，但是嘉靖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很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够对付所有的人。
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选择，从此以后，他将失去秘书的帮助，独立对付狡诈博学的总经理，事实证明，他成功做到了。
姓张的也好，姓夏的也罢，无论下面闹得多么热闹，他都是冷静的旁观者和最终的裁决者。
二十年过去了，胜利一直牢牢地握在他的手中，各色人等，无论学历、民族、性别、星座、个人嗜好，只要是给他干活的，全都被治得服服帖帖。
绝顶高手的生活是比较痛苦的，既然没有对手，那就得另外找事干，很快，嘉靖先生就找到了精神寄托——修道。
要知道，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中国人自主开发研制的，而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宗教，那就是神秘。
所谓神秘，就是搞不清，摸不透，整日捧着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添柴火，然后看着那炼出的鬼都没胆吃的玩意手舞足蹈，谁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到底在干嘛。
总之一个字：玄。
但你千万不要就此认为，道教的追随者们都是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因为嘉靖先生就是该组织的老牌会员。
对于嘉靖先生的性格，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这人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对公益慈善事业也绝对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他却甘愿牺牲日常的宝贵办公时间，在宫中设置香炉，高薪请来一大堆道士天天烧炉子。
看上去很奇怪，实际上很简单。
与别的宗教不同，道教有着一个终极的目的——羽化成仙，道徒们始终相信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地球引力，突破空气动力学，超过机器人的寿命，想去那里就去那里，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嘉靖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修身学道，追求长生不老，他的这些行为被很多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一心修道，无心从政。
这是一个十分离谱的定义，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嘉靖先生的算盘是十分精明的：修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太上老君姓甚名谁他并不关心，对他而言，修道只是为了多活几年，为了他能够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因为他还没有活够，他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修道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
【打结是个技术活】
自打嘉靖先生登基，无数人曾使用各种手段，试图控制或是影响他，却都未能如愿。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他都能应付自如，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那看似高不可攀的性命却差点在一个深夜被一群小人物夺走，而未能如愿的原因，只是一个绳结。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丁寅。
深夜，嘉靖皇帝如往常一样，住在他的后宫里，这天晚上，陪伴他的是端妃，这位端妃姓曹，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宠妃，皇帝长期在她这里安营扎寨，宠爱有加，皇后也恨得牙痒痒，却无计可施。
就在皇帝大人和端妃熟睡之时，一群（注意，是一群）黑影偷偷窜入了寝宫，来到床边，那个带头的人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了绳子，套到了嘉靖的脖子上（睡得比较死），打了一个结。
然后她慢慢地，用力向下收紧了绳结，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原来，那个君临天下的王者竟是如此的脆弱。
这个正在打结的人叫杨金英，职业是宫女，具体情况不详，但我仍可以肯定一点——她不会打结。
睡觉的人被勒住脖子是不太好受的，于是皇帝在半梦半醒之间，终于有了动静。
可是由于长年缺乏锻炼，反应神经比较迟钝，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又失去了知觉。
按说嘉靖先生是死定了，可他昏迷中那无力的举动却引起了凶手的恐慌。
杨金英毕竟只是个宫女，估计平日杀鸡的胆量都没有，可是现在她手握绳索，套住了全天下最可怕的人的脖子。
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于是在慌乱之中，她卷起了绳索，在原来的结上，又打了一个结。
相信但凡系过鞋带的人，都知道这种结上打结的后果——死结。
顺便说一句，我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由于缺乏系统训练，我的系鞋带技术很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经常会打出死结。直到高人指点，才最终系出了科学合理的绳结——蝴蝶结。
和系鞋带一样，勒死人最好不要打死结，因为死结是勒不紧的，当然了，如果想把杀人灭口和追求艺术结合起来，那么打个蝴蝶结也是不错的选择。
杨金英发现了这个问题，无论她怎么用力，绳结都没有变紧，手忙脚乱之下，却忘记了那个极为简单的解决方法——解开再系。
按照犯罪规律，一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不是力气活（搬运尸体），人都是越少越好，这次也不例外。
杨金英慌张的神态吓坏了另一个同伙，她准备放弃了。
这个胆小的帮凶名叫张金莲，看到这混乱不堪的一幕，她的意志彻底崩溃了。
为了摆脱眼前的一切，她趁其他人不备，偷偷地溜了出去，向皇后报信。
这是一个挽救了嘉靖生命的举动，却也是个愚蠢的决定。因为自打她潜入后宫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了阎王的笔记本上。
无论她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
被深夜叫醒的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说话都不利索了，情急之下亲自带着人赶到了案发地点，把犯罪分子杨金英等人堵了个正着，当时这位杨宫女仍然用力地拉着绳索，很明显，她觉得这个结还不够紧。
皇后亲手为皇帝大人解开了那个死结，拿走了那根特殊项链，太医们也连夜出了急诊，经过紧急抢救，嘉靖先生除脖子不太好使外，命算是保住了。
这案子算是通了天了，皇帝大人在自己老婆（之一）的床上被人差点活活勒死，而行凶者竟然是手无寸铁的宫女。这要换在今天，绝对是特级八卦新闻，什么后宫黑幕，嫔妃秘闻必定纷纷出炉，大炒特炒。
但出入意料的是，在当时，这起案件的处理却是异常的低调，所有的正史纪录都讳莫如深，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当然，结论还是有的，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杨金英、张金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为争取宽大处理，她们还供出了此案的幕后黑手——王宁嫔。
这位王小姐也是嘉靖的老婆，后宫重量级人物之一，这里就不多讲了，主谋的这顶帽子最终扣在了她的头上。
至此，此案预审终结，也不用交检察院起诉了，以上一干人等全部被即刻斩首示众。
这案子到这里就算结了，但真相却似乎并未大白，因为还有一个时钟未能解释的问题——杀人动机。
要知道，杀皇帝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决不可能大事化小，根据惯例，敢于冒这个险的人，必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收益大于风险。
亏本的买卖从来没人肯做，那到底什么样的收益才能让她们干出这等惊天大事呢？在那年头，武则天已经不流行了。
而最大的疑点是王宁嫔，她并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根据成本核算，就算嘉靖死掉，她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这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案件，参与其中的人却并不是受益者，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不过话说回来，女人的心理是很难捉摸的，除了妒忌外，也不排除内分泌失调，情绪失控之类的原因。
所以说来说去，这个案子仍然是一团浆糊，搞不清动机，也搞不清真相。唯一明确的是案件中各个角色的结局：
嘉靖十分郁闷，他在自家的床上被人套住了脖子，差点送了命。此后他搬出了后宫，住进了西苑。
杨金英等人受人指使，最终赔掉了性命。王宁嫔被控买凶杀人，如果属实，那就算罪有应得，倘若纯属虚构，那只能算她倒霉了。
但这件事情还有受益者的——皇后，她不但救了皇帝，除掉了王宁嫔，还趁机干了一件坏事，在她的操控下，谋杀专案组查出，端妃事先也知道谋刺一事，于是皇后大人顺水推舟，把这个危险的敌人（对她而言）也送上了刑场。
从此以后，这起谋杀案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官员们每日上班必不可少的八卦，但这起案件绝不仅仅是花边新闻，事实上，它对后来那二十余年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可能是受惊过度了，嘉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从此不再上朝，刚开始的时候大臣们并没有在意，就当皇帝大人养病休息，不久后自然会恢复原状，只要等一等就好。
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多年。
第六章 最阴险的敌人
【严嵩的原则】
嘉靖算是消停了，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却刚刚进入高潮，夏言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夺取了全部的权力，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到来。
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做严嵩。
严嵩，字惟中，成化十六年（1480）出生，江西袁州府分宜人。
说起此人，实在是大大的有名，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写入书中、编入戏里）不停地骂，反复地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明代第一奸臣。
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而那时，他是夏言的朋友。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
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他出生时，家里虽不很富，却也算个中产阶级。他的父亲严淮多次参加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
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是要儿子完成的，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此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教科书的，据说他三岁就学会了写字，到六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
在这一年，八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们来列举另外两位仁兄进行类比，你就知道其中奥妙：
海瑞，身份：童生，时年二十八岁。
范进，身份：童生，时年五十余岁。
其实这二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六七十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严嵩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
就这样，严嵩一直神童了八年，到了弘治八年（1495），十六岁的严嵩准备参加乡试，包袱都打好了，刚要出发，爹死了。
这实在是让人悲痛的事情，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说些什么不要悲伤、要正常发挥水平、告慰先人之类的话，然后主人公擦干眼泪，抬头望天，握拳作苦大仇深状，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
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去考试。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而是不能考——根据明代规定，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三年。
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的，严嵩只好在家待业了三年，三年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往南昌，一举中第，金榜题名。
严嵩的乡试成绩很好，所以对于第二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可事实证明，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都是不灵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名落孙山的严嵩叹着气走了回头路。
不要紧，下次一定能够考上！
过了三年，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几天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
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考不上就考不上，说啥也没有用。
失望的严嵩没有放弃，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考上就好，只要考上就好。
但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善意的玩笑。
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非要消遣一下他，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严嵩意外地得知了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
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
这个成绩实在太好了，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
正德元年（1506），严嵩被选为翰林，成为了一名庶吉士，这一年他二十七岁，年少高才，前途远大而光明——光明时间合计三年。
正德四年（1509），严嵩迎来了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
严嵩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供他读书考试，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
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悲伤，但严嵩却似乎有点过了头，他日夜痛苦，伤心过度，差点送了命，经过紧急抢救才活过来。
这还没完，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辞官回家隐居。
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抉择，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放弃荣华富贵，避开俗世红尘，只为纪念自己未能报恩的母亲。二十七岁的严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严嵩回到了老家隐居，但国家并没有忘记他，朝廷曾多次下旨，希望他回朝中为国效力。
可严嵩拒绝了，他已经过了守制期，却仍拒不入朝，只因为另一个理由：
“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
他口中的奸人，就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钱宁和江彬，严嵩有他自己的骨气：宁可不当官，也决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那时的严嵩，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
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弘治十八年1505）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
杨先生真可算得上是个有眼力的人，因为十七年后（嘉靖二年1523）的殿试中，他还夸奖过另一位新科进士，断定此人必成大器，之后还大力提拔。
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因为这位幸运者的名字叫做徐阶。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再次出山。
论资排辈是官场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严嵩的境遇并不太好，所谓“任你通天大才，只有推倒重来”，他先进了翰林院，却只干了个编修（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一年多啥也没混出来。
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的，正德三年（1518），严嵩得到了一份差事——传旨。
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虽说是个体力活，不过能到地方上摆摆威风，混吃混喝，也算不错，于是严嵩乐颠颠地上路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趟所谓的钦差，实际上是个苦差。
严嵩十分尽责地完成了使命，然后一路往回赶，但上天似乎还没玩够，他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将严嵩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
具体说来，当时严嵩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
时间：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
具体方位：江西省临江府
如果感觉比较眼熟，那说明你的记性还不错，此时此地，除了严嵩外，还有一位仁兄正在闹腾一件大事，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
严嵩的运气实在不好，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偏偏赶上了宁王叛乱，要是他赶得巧，没准还能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巡抚打个照面。
不过他既没有王巡抚的胆略，也没有旗牌令箭，于是只好躲了起来。
但凡是躲避战乱，都有个时间限制，仗打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去了，但严嵩可能是在战乱中受了什么刺激，他躲得比较彻底，京城也不去了，托人请了个假，直接回了老家。
严嵩的行为放到今天，往小了说是怕事，往大了讲是玩忽职守，这事要放在朱元璋手里，估计严嵩的人皮都晾干了。
可当时的朱厚照先生是没有时间管的，他正忙着玩，严嵩何许人也？哪能劳他老人家大驾。
就这样，严嵩又开始了休养生活，但上天注定要让他出场，两年之后，又一个机会来临了，朱厚照先生驾崩，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在严嵩看来，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严嵩正式进京，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
可刚一进京，严嵩就发现情况不对，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杨廷和还认识他，也打了招呼，却不怎么理会，搞得他十分尴尬。
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严嵩纳闷了。
其实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他之所以不管严嵩，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和皇帝斗争。
严嵩算是倒霉到家了，复出混得不好，传旨遇到了宁王之乱，好不容易回到京城，又撞上了大礼仪事件。
这一年严嵩已四十一岁，前辈上级退休了，同辈的都升了官，晚辈又不买他的帐，他成了个没人理也没人管的累赘。
吏部的官员考虑了很久，觉得这人实在没啥用，又榨不出油水，就安排他去了南京翰林院。
在当年，南京翰林院有个外号叫“鬼都不理”，既无权又无钱，穷得叮当响，可是严嵩没有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了南京。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命，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途。
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两个人就急匆匆地以相反的方向从南京赶来，在京城掀起了一场无比凌厉的风暴。
这两个人就是张璁和桂萼，轰轰烈烈的大礼仪就此进入最高峰。
斗争的结果人尽皆知，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无数官员落马折腰，内阁被全部清洗，新一代的权贵登上舞台。
严嵩运气实在不错，出事的时候他在南京，无门无派，无牵无挂，每天喝喝茶，谈谈京城八卦新闻外，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话虽如此，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毕竟他的老师杨廷和是斗争的失败者，他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
但严嵩自己却很清楚，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因为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除了老师杨廷和外，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桂萼。
果然，不久之后，京城传来消息，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连升三级提任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
坎坷的人生，狡诈的官场改变了严嵩，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领悟了成功的秘诀——左右逢源。
〖无论何时何地，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绝不能押上所有的筹码。
——洛克菲勒〗
这之后，严嵩的事业进入了黄金期，嘉靖七年（1528）四月，他升任礼部右侍郎（副部），嘉靖十年（1531）九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后又改任吏部尚书。
严嵩向现实妥协了，他改变了自己，开始逢迎皇帝，阿谀奉承，但这似乎也很正常。
因为在朝廷中，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生存。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严嵩仍然是个比较正派的人，他虽然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光彩，却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在朝廷上仍然直言不讳，毫不顾忌。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嘉靖十七年（1538），这个原则被打破了。
【最难的文章】
这一年的七月，最麻烦的事情来了。此时距离大礼仪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该认的认了，该给的也给了，应该说嘉靖先生也该满意了。
可这位仁兄却是个得寸进尺的主，他突发奇想，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这个要求，是绝对不会得到大臣支持的。
嘉靖不但要追认他爹为皇帝，还打算把他爹搬进太庙，成为以后历代皇帝朝拜的对象，最后，他还打算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封号——明睿宗。
此要求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称宗袱庙。
这是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怎么能够进太庙，称睿宗呢？先前给自己争个爹，多少还算是人之常情，现在干这种出格的事，就是贪得无厌了。
所有的朝廷大臣都听说了这件事，却并不出声，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
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
很不幸，当时的部长就是严嵩，这下无论如何也躲不了了。如果赞成会被众人唾骂，如果反对会被皇帝处罚。
但老江湖就是老江湖，严嵩开动脑筋，费尽心思写了一封奏疏给皇帝。
这是一封质量很高的奏疏，全篇计洋洋千余字，好像什么都说了，仔细一看，什么都没说。
严嵩又耍了一次两面派，如果换了别人，这篇文章或许能蒙混过关，但这次他遇到了嘉靖先生。
刚看完奏疏，嘉靖就召见了严嵩，并用几个词概括了对他的印象——骑墙、滑头、两头讨好。
满头冷汗的严嵩狼狈地逃离了那个可怕的人，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人面前，天下人无非两种而已——支持他的，或反对他的。
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
于是两个选项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原则，还是利益？
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不想再折腾下去了，他已经五十八岁，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利益就是他所追求的全部。
原则？多少钱一斤？
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他挥笔写下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以纪念嘉靖先生的英明决策，三十年的文学功底最终化成了溜须拍马的遣词造句。
嘉靖终于满意了，他已经确定，这个叫严嵩的人将会对他言听计从，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
很快，严嵩的这一举动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指责声、骂声铺天盖地而来，余音绕梁，三十日也没绝。
但严嵩却并不在乎，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只要能够飞黄腾达、位及人臣，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背叛所有的人，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
“大彻大悟”的严嵩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达成自己的企图，就必须清除一个障碍——夏言。
相对而言，夏言是个不太听话的下属，他会经常反驳上级意见，甚至退回皇帝的圣旨，让皇帝难堪，因为他还是一个有良知、有原则的人。
不要脸的严嵩准备除掉要脸的夏言，这似乎并不困难，但在实际操作中，严嵩才发现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夏言还有一个他不具备的杀手锏。
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
必须说明的是，青词不是谁都能写，也不是谁都能用的，这玩意的版权完全归嘉靖所有，他人不得侵犯，该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
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而嘉靖先生似乎对神仙的理解能力也很有信心。
顺便说一句，这一招并非嘉靖的专利，时至今日，烧纸请愿仍然大行其道，只是内容换成了简体字而已。要知道神仙都是很牛的，懂个七八国外语也很正常，相信还是能够看明白的。
在当时的朝廷中，会写这种文章的人很多，但能让嘉靖满意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夏言，另一个不是严嵩。
夏言实在是个天才，他不但口才好，文笔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而另一位会写青词的顾鼎臣（严嵩同年科举，状元）虽然写得也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
于是转来转去，严嵩依然没有机会。
但天无绝人之路，经过苦苦思索，严嵩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制胜之道。
聪明人有聪明人的主意，蠢人也有蠢办法，严嵩不蠢，但要对付夏言，他却只能用那个最笨的方法——拼命干活。
写得不好不要紧，多写就行，从此严嵩起早贪黑，六十高龄每日仍笔耕不辍，就算文章质量不过关被退稿，也从不气馁，以极其热忱的服务态度打动了嘉靖先生。
干不干得好是能力问题，干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了，相对而言，夏言就是一个态度极不端正的人，而让嘉靖下定决心整治夏言的，是这样两件事情。
有一次，嘉靖起得晚了点，推迟了上朝，回头一清点人数，发现夏言不在，他便问下边的大臣：夏首辅去哪了？
出乎意料的是，下面竟无人回答。
后来还是一个太监私下里告诉他，夏言之前来过，听说还没上朝，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睡觉去了。
嘉靖发毛了，我迟到你就早退，还反了你了！
而让他们彻底决裂的，是著名的“香叶冠”事件。
嘉靖信奉道教，而夏言偏偏是个无神论者，每次嘉靖和他讨论道教问题，夏言都听得打瞌睡。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再和他谈。
可问题在于，这个人虽然不信道，却会写青词，在嘉靖看来，如果稿子质量不高，是会得罪神仙的，而神仙大人一生气，自己长生不老的报告就批不下来。
这实在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每次嘉靖总是耐着性子向夏言催稿，可是夏言总是爱理不理，要么不写，要么应付差事，搞得嘉靖十分不快。
拖皇帝的稿也算够胆了，可这并不足以证明夏言的勇气，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
嘉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每次上班时都不戴皇帝金冠，而是改戴道士的香叶冠，此外，他还特意亲手制作了五顶香叶冠，分别赐给自己最亲近的大臣。
夏言得到了其中一顶，却从来不戴。
嘉靖开始还不在意，可他左等右等，始终没看到夏言换帽子，才忍不住发问：
“我上次给你的帽子呢？”
“尚在家中。”
“为何不戴？”
“我是朝廷大臣，怎么能戴那种东西？！”
嘉靖的脸发白了，他尴尬地盯着夏言。
可夏先生似乎并不肯就此干休：
“以臣所见，希望陛下今后也不要戴这种东西，君临天下者，应有天子之威仪，以正视听。”
伤自尊了，真的伤自尊了。
要知道，这玩意儿虽然不中看，却是嘉靖先生自己亲手做的，是他的劳动成果和汗水结晶。夏言不但不要，还把他训了一顿，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他发火了：
“这里不需要你，马上滚出宫去！”
夏言这样回答：
“要我出宫离开，你必须亲自下旨（有旨方可行）！”
然后他冷笑着大步离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皇帝陛下。
闹到这个地步，不翻脸也不可能了，而在这君臣矛盾的关键时刻，严嵩出现了。
在五顶香叶冠中，还有一顶是给严嵩的，但他的表现却与夏言完全不同。由于严先生没有原则，所以自然也不要老脸，他不但戴上了香叶冠，还特意罩了一层青纱，表示自己时刻不忘领导的恩惠。
嘉靖十分高兴，他特别表扬了严嵩。
严嵩是夏言的同乡，两人关系一向不错，夏言发达之后，出于老乡情谊，他对严嵩十分关照。
然而慢慢他才发现，严嵩是一个偏好投机、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此人就会不择手段，任意胡来。
刚强正直的夏言十分反感这种行为，虽然严嵩对他十分尊敬，早敬礼晚鞠躬，他却越来越瞧不起这个人。
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无论如何逢迎下作、厚颜无耻，最终即使得到信任，也绝对无法获得尊重。
夏言看透了严嵩，对他的那一套深恶痛绝，只希望这个人滚得越远越好。
然而严嵩似乎并不在意，他很清楚，自己是夏言的下级，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翻脸，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他决定请夏言吃饭。
夏言接到了请柬，他想了一下，答应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菜也上了，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因为夏言还没有到。
眼看要吃隔夜饭了，严嵩说，我亲自去请。
他来到了夏言的府邸，门卫告诉他，夏言不在。
这摆明了是耍人，故意不给面子，严嵩的随从开始大声嚷嚷，发泄不满，然而严嵩十分平静，他挥了挥手，回到了自己的家。
面对着发冷的酒席，和满堂宾朋嘲弄的眼神，严嵩拿起了酒宴的请柬。
他跪了下来，口中念出夏言的名字，将请柬的原文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最后大呼一声：
“未能尽宾主之意，在下有愧于心！”
表演结束了，他站了起来，不顾众人惊异的目光，径自走到酒席前，开始吃饭。
今日我受到的羞辱，将来一定要你加倍偿还！
【黑状】
在夏言看来，严嵩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小丑，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事实确实如此，那次晚宴之后，严嵩依然故我，一味的溜须拍马、左右逢迎，而夏言也是一如既往地看不起他。
但夏言的看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小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告状。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的一天，夏言退朝之后，严嵩觐见了嘉靖。
在皇帝面前，他一改往日慈眉善目的面孔，以六十三岁之高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整理着装——下跪——磕头等一系列规定项目，动作舒缓、紧凑，造诣甚高。
然后他泪流满面，大声哀号道：
“老臣受尽夏言欺辱，望陛下做主！”
虽然看似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但难能可贵的是，严嵩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楚，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他逐条逐点痛诉老油条夏言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声泪俱下。
可是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上面的皇帝陛下却并未同仇敌忾，只是微笑着看着他的表演，并不动怒。
嘉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对于大臣之间的矛盾，他一直都是当笑话看的，想要把他当枪使，那是不容易的。
但严嵩并不慌乱，他早已做好了准备。虽然坐在上面的这个人十分聪明，极难对付，但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只要说出那件事，他一定会乖乖就范！
“夏言藐视陛下，鄙弃御赐之物，罪大恶极！”
这是严嵩黑状的结尾部分，虽然短小，却极其精悍。因为所谓的御赐之物，就是那顶香叶冠。
于是嘉靖愤怒了，欺负严嵩无所谓，不听自己话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立即写下了斥责夏言的敕书。
当然了，痛斥的根据不是拒戴香叶冠，而是“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同戏玩！”
整的就是你，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
嘉靖被自己的木偶操纵了，这是自他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大臣们已经熟悉了他的出牌套路，不久之后，几位比他更聪明的重量级人物即将上场，事情的发展就此彻底失去控制。
受到皇帝斥责的夏言害怕了，他连忙上书请罪，但无济于事，半个月后，他被削职为民，严嵩进入内阁。
客观地讲，严嵩是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和夏言相比，他缺乏处理政事的能力，却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两项远远高于常人的技能——拍马屁、整人。
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入阁起，他天天泡在大臣值班室（西苑），据说曾创下一星期不洗澡不回家的纪录，但奇怪的是，属下们似乎从没看见他干过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那您老人家一天到晚呆在那里干嘛呢？
答案很简单，下级看不到不要紧，领导看到就行（嘉靖住西苑），磨洋工也好，喝茶打牌也罢，只要天天在办公室坐着，让皇帝看见混个脸熟，不愁没前途。
这一招十分奏效，皇帝被严嵩同志把茶水喝干、板凳坐穿的毅力感动，特意附送印章一枚，上书“忠勤敏达”四字，并授予太子太傅（从一品）以示表彰。
除了尊重领导外，严嵩同志在打压同事，开展整人工作上也不遗余力，当时的内阁中共有四人，除了严嵩外，还有比他早来的老同志翟銮（首辅）、和他同期入阁的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壁。严嵩一个人说了不算。
但严嵩同志是有办法的，他先指使言官骂走了翟銮、然后干净利落地独揽大权，许赞和张壁入阁一年多，连票拟的笔都没摸过，一气之下索性不管了。
对于严嵩而言，这无异于如鱼得水，但他偏偏还要立个牌坊，曾几次向皇帝上书，表示内阁现在人少，希望多找几个人入阁，臣绝对不能独断独行。
嘉靖十分感动，他立刻下诏表扬了严嵩，任命他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并且明确表示：你一个人就行了，信得过你！
情况大抵如此。
应该说，夏言把弄权术，掌握朝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治理国家，整顿朝政，而严嵩的目的就单纯得多了，他玩这么多花样，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贪污受贿。
严嵩从来不相信什么他好、我也好，别人过得如何他无所谓，只要自己舒坦就行，怀着这一崇高理想，他在贪污战线上干出了卓越的成绩。
当时的纪检官员们（都察院御史）每年有一个固定任务——评选年度贪污人物排行榜，凡上榜者都有具体数据支持，且公之于众。
而严嵩同志自从进入内阁以来，每年必上榜，上榜必头名，更为难得的是，连南京的都察院也把他评为贪污第一人，每年上报朝廷。
虽获此殊荣，但严嵩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十分清楚，嘉靖从不在意他贪了没有或是贪了多少，只关心他是否听话。
事实确实如此，虽然弹劾奏章接连不断，严嵩始终稳如泰山。
可是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
严嵩终于犯了他的前任曾经犯过的错误——专断。
当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时，无比的威势和尊崇便扑面而来，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无法适应了，每当他看见西苑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想起那个不理国政，一心修道的皇帝，一种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掌握这个帝国的人，就是我。
当这种感觉反映到行为上时，他开始变得专横，不可一世，遇事也不再向领导汇报，而在大臣们的眼中，这个老人已经取代了那个道士，成为了国家的真正领导者。
但是他过于低估了那个道士的实力，在满耳的诵经声里，炼丹炉的重重烟雾中，那双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严嵩的背影，无时无刻。
嘉靖二十四年（1535）十二月，嘉靖突然在西苑召见严嵩，当严首辅大摇大摆地来到殿中时，皇帝陛下却微笑着将另一个人引见给他，并且告诉严嵩，这个人将取代你的位置，成为首辅，希望你继续坚持干好工作，因为从此以后你的身份是内阁次辅，是他的助手，要注意搞好班子的团结。
嘉靖一如既往地笑了，笑得十分灿烂，但严嵩没有笑，而那位本该欢呼雀跃的幸运儿也没有笑，因为他就是夏言。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看来夏言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只用了三年零五个月。
如果说之前的夏言只是蔑视严嵩，那他现在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敌人。
从此以后，内阁次辅严嵩再也看不到任何文件，因为首辅夏言拿走了他所有的权力，任何票拟、签批无权过问，短短一个月之间，他就变成了机关闲置人员。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展开。
不久之后，中央各部的官员们接到通知，为合理搭配人事结构，要根据平时表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变动，一时间人心惶惶。
等到调整完毕，该撤的撤了，该升的升了，大家也就明白了——上面换人了。
夏言痛快了，解气了，他换掉了严嵩的爪牙，换上了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
在清除敌人首脑之前，必须先扫除一切外围和帮手，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所谓掺沙子、挖墙脚是也。
夏言相信他的做法是对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他在执行中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做得太绝了。
他整治所有与严嵩有关系的人，一个也不放过，这种滥施淫威的做法使他逐渐陷入孤立，而更要命的是，他还得罪了一群绝对不能得罪的人——太监。
嘉靖把太监当奴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夏言也把太监当了奴才，那就真是搞错了码头，每次有太监来府上办事，别说递烟递酒，连口水都不给人喝，有时还要训几句话，让他们端正言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
要知道，虽说太监在嘉靖朝不吃香，但毕竟人家还是皇帝身边的人，久而久之，夏言在太监们中的名声越来越差。
相对而言，严嵩就聪明得多了，他十分清楚，领导不能得罪，领导身边的秘书更不能得罪，所以每次太监到家里，这位六十多岁的高干竟然会主动让座，而且走之前必给红包，见者有份。
在七嘴八舌的太监舆论导向下，骂夏言和夸严嵩的人不断增长，嘉靖心中的倾向逐渐偏移。而对于这一切，处于权力顶峰的夏言并不知道。
综合来看，夏言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也有着致命的缺点——孤傲。
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来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要摆脱这一规则，唯一的方法是装孙子，很遗憾，夏言为人刚毅正直，实在装不了孙子，自从嘉靖十五年（1536）进入内阁之后，他的缺点越来越明显，脾气越来越大，犯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直到三年后那个致命的失误。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几年里，他还曾做过一件正确的小事。
说是小事，是因此这件事情实在很小，很难引人注意，但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不但使他最终反败为胜，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自立，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为将来接班做准备，而选定东宫人员的工作按例由内阁负责，具体说来是由夏言负责。
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无论高矮胖瘦，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有很多人争相向夏言说人情、行贿只求他笔下留情。
可是夏言兄是出了名的软硬不吃，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他只选择那些确有才能的人。
而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却在一个名字前停留了很久，这是一个他九年前已经熟悉的名字，就在几个月前，他在江西的家人还专程写信给他，信中大骂此人，说这人在任时，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却从不帮忙办事，实在是不识抬举。
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夏言也十分恼火，所以当不久前礼部缺员，有人向他推荐此人的时候，正在气头上的他当时就拒绝了。
要想公报私仇，这实在是天赐良机，但在这关键时刻，他犹豫了，经过长时间慎重的考虑，他做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
因为他始终相信，秉持正直、不偏不倚是正确的。
夏言郑重地提起笔，在正选名录上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
徐阶。
第七章 徐阶的觉醒
【徐阶】
粗略计算下，徐阶应该算是一个死过三次的人。当然，没死成。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徐阶诞生在浙江宣平，由于他的父亲是松江华亭人（今上海市），所以后代史书把他算作松江人。
徐阶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县丞（八品），虽说官小，但毕竟是经济发达地区，混口饭吃也不是太难。总体而言，他家还算比较富裕，比照成分大致相当于小型地主。
虽然家境宽裕，不用上街卖报纸，滚煤球，也不用怕饿死冻死，但徐阶却曾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死神。
他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是在周岁那一年，家人抱着徐阶在枯井边乘凉，不小心摔了一跤，自己倒没怎么着，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一琢磨感觉不对，手里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回头一看，徐阶已经掉进井里了。
这可算是缺了大德，自由落体的徐阶虽然没有跌进水里，却也和井底硬地来了次亲密接触。
我一直认为，投井自尽算是个比较痛苦的死法，比投江差远了，就如同而今的房地产市场，想死都找不到个宽敞的地方，还是投江好，想往哪跳就往哪跳，不用考虑落地面积，末了还能欣赏无敌江景，想看哪里就看哪，谁也挡不住。
枯井虽然摔不死人，但应该能摔残，小徐阶掉下井后，全家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半天才把他捞出来（没有工程机械），等重见天日时，徐阶兄却既不哭也不闹——晕过去了。
他这一晕可大了去了，无论如何抢救，掐人中灌汤灌药就是不醒，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到了第三天，大夫告诉他们：快准备棺材。
第四天，徐阶醒了。
徐阶，继续成长吧，下一次你会离死亡更近。
正德二年（1507），徐阶随父亲外出赶路，父亲在前面走，他在后面紧跟着，在经过一座高山的时候，徐阶一不小心，又出了点意外，当然，他并没有掉进枯井，相对而言，他这次掉的地点比较特别——悬崖。
等老爹听见响声回过头来时，徐阶已经跌落山崖。
这位父亲大人即刻放声大哭，枯井多少还有个盼头，悬崖底下就是阎王的地盘了，地府招人那叫一收一个准。
痛快哭完了，还得去下面收尸，父亲带了几个帮手绕到了悬崖下，可是左找右找却始终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总不能飞了吧，父亲抬起头，看见了挂在树上的儿子。
从此以后，徐阶的经历就成了街知巷闻的奇谈，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此大难竟然不死，此人必有后福。
这话似乎没错，从此徐阶的生命踏入了坦途，但人生的最大一次考验仍在前方等待着他，只有经受住这次比死亡更为痛苦的折磨，他才能成长为忍辱负重、独撑危局的中流砥柱。
这之后的日子是平淡无奇的，正德八年（1513），徐阶的父亲辞去了公职，回到了华亭县老家，在这里，徐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十分聪明，悟性很高，四年之后，他一举考中了秀才，进入县学成为生员。
正德十四年（1519），十七岁的徐阶前往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只得打道回府，继续备考。
但这对他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因为就在第二年，一个人来到了他的家乡，并彻底改变了徐阶的一生。
正德十五年（1520），一位新科进士成为了华亭的知县，他的名字叫聂豹。
应该说聂豹是一个称职的知县，而在公务之外，他还有一个爱好——聊天，每天下班之后，他都会跑到县学，和那班秀才一起探讨经史子集。
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徐阶。
当聂豹第一次和徐阶交谈时，这个年轻人高超的悟性和机智的言辞就让他大吃一惊，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可造之材。
于是，当谈话结束，众人纷纷散去的时候，聂豹私下找到了徐阶，问了他一个问题：是否愿意跟随自己学习。
徐阶不傻，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作了肯定的答复。
自此之后，徐阶拜聂豹为师，向他求学。
但徐阶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极为寻常的县官，却并非一个普通人，他即将展示给徐阶的，是一个神秘新奇的世界。
不久之后，徐阶便惊奇地发现，聂豹教给他的，并不是平日谈论的经史文章、更不是考试用的八股，而是一门他闻所未闻的学问。
在徐阶看来，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神秘的学识，世间万物无所不包，而更为奇怪的是，连经世致用、为人处世的原理也与他之前学过的那些圣人之言截然不同。
但他并没有犹豫，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刻苦认真地学习钻研着，日夜不辍。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正在教授给他一种特别的智慧，并将最终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
嘉靖元年（1522），应天府即将举行乡试，这一年徐阶二十岁。
他对聂豹的钦佩和崇拜已经达到了顶点，在这两年之中，他曾无数次发问，无数次得到解答，他掌握了聂豹所传的精髓，了解了这套独特的体系，但两年来，仍然有一个让他十分好奇的疑问，没有得到答案。
于是在他离家赴考的那天，他向为自己送行的聂豹提出了这个最后的问题：
“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呢？”
聂豹神秘地笑了：
“那是另一个人教我的。”
“几年前，我在江西求学之时（聂豹是江西吉安人）遇到一人，听其所讲极为怪异，甚是不以为然，当时我年少气盛，与他反复争辩几日，终于心服口服。”
聂豹抬起头，走出了他的回忆，看着这个即将踏上人生征程的年轻人，说出了最终的答案：
“当日我虽未曾拜师，却蒙他倾囊以授，我所教给你的一切，都是当年他传授于我的，你今此去前途未卜，望你用心领悟此学，必有大用。”
“此学即所谓‘致良知’之心学，传我此学者，名王守仁。”
【致命的考验】
徐阶牢牢地记住了王守仁这个名字，他拜别聂豹，就此翻开了自己传奇人生的第一页。南京的乡试十分顺利，徐阶如行云流水般答完考题，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他很有信心，认定自己必可一举中第。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信十足的时候，他的卷子却已经被丢在了落榜者的那一堆里。
他的运气实在不好，当时的应天府批卷考官看到他的卷子，却如同是地球人看到了外星人，顺手就往地上一扔：这写得是什么玩意儿！
就在徐阶先生即将成为复读生的时候，上天又一次朝他微笑了。
此时，主考官恰好走了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他捡起了卷子，仔细看了很久，然后走到那位批卷官的面前，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当为解元。”
所谓解元，就是第一名，目瞪口呆的批卷官半天才反应过来，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落榜。
解元和落榜实在反差太大，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终于达成妥协，录取徐阶，不点解元。
当时的徐阶对这一切丝毫不知，完全被蒙在鼓里，不过无所谓，他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资格，一年之后，他将见识真正的大场面，去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们。
嘉靖二年（1523），徐阶前往北京，参加了会试，看来京城的考官水平确实不错，他的文章没有再受到非难，虽然没有拿到会元，却也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殿试。
徐阶的心理素质还行，见了大老板也不怎么慌张，镇定自若地完成了自己的答题。殿试后，内阁大臣审读答卷，看到他的文章，都极为惊讶，赞叹不已，认为此科状元非他莫属。
就在此刻，另一个人走入审卷室，和乡试时如出一辙，他也找到了徐阶的试卷。
这个人叫林俊，时任刑部尚书，没事遛弯路过，就顺便进来看看，他拿起卷子认真地看了一会，评语脱口而出：
“好文章！当评第一名！”
这回麻烦了。
应该说这位尚书大人给了个不错的评价，可是问题在于，这话实在不该由他来说。
说来惭愧，这位仁兄虽说爱才，也是高级干部，却有一个缺点——人缘不好，当时的内阁大臣费宏等人和他有着很深的矛盾，平时就看他很不顺眼，现在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便就此作出了推论——此文作者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托林大人的这一声吆喝，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徐阶就变成了探花徐阶。
头等奖变成了三等奖，但也算凑合了，冤就冤点吧，不过领导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就在徐阶金榜题名，去朝廷见考官、拜码头的时候，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肯定。
在那里，徐阶见到了朝中第一号人物——杨廷和。
当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出现在这位官场绝顶高手面前的时候，杨廷和立即作出了判断：
“此少年将来功名必不在我等之下！”
公报私仇的费宏也挨了领导的批评：
“你是怎么做事的，为何没把他评为第一呢？！”
佩服、佩服，杨廷和先生这么多年还真没白混。
发达了，探花徐阶的前景一片光明，比强光灯还亮，领导赏识他，作为高考全国第三名，翰林院向他敞开大门，一条大道展开在他的脚下，庶吉士——升官——入阁，荣华富贵正等待着他。
怀着极度的喜悦，徐阶衣锦还乡，他的父亲激动万分，自己一生也只混了个正八品县办公室主任（县丞），儿子竟然这么有出息，这辈子算是赚大发了。母亲顾氏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连话都说不出来。
就在他们忙着兴奋流泪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却已悄然来到了门口。
这个人就是聂豹，不久之前他刚刚得知，自己很快就要离开此地，去福建担任巡案御史，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他找到了徐阶。
在过去的日子里，如同当年的那个人一样，他无私地将平生所学尽数传授给了这个叫徐阶的年轻人，但他十分清楚，这位学生虽然极为聪明，却仍未能领会那最为精要关键的一点。
当他进入大堂，看到那个因过度喜悦而忘乎所以的青年时，他立即意识到，揭示那个秘诀的时候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望你多加保重。”
徐阶脸上的笑颜变成了错愕，他张大了嘴，似乎想说点什么。
聂豹却笑着摇摇手：
“你日后之前程无可限量，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你，就为你上最后一课吧。”
“心学之要领你已尽知，但其中精要之处唯‘知行合一’四字而已。若融会贯通，自可修身齐家，安邦定国。”
聂豹顿了一下，看着屏气倾听的徐阶，继续说道：
“你天资聪敏，将来必成大器，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
“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万勿轻言放弃，切记！”
徐阶肃立一旁，庄重地向老师作揖行礼，沉声答道：
“学生明白了。”
然而聂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不，你并不明白，”聂豹神秘地笑了，“至少现在没有。”
嘉靖三年（1524），怀着满心的喜悦和一丝疑惑，徐阶拜别聂豹，前往京城赴任。
作为帝国的优秀人才，他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七品编修，这里虽然没有外放地方官的威风和油水，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因为一旦进入这里，半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内阁。
此时的徐阶少年得志，前途看涨，还刚刚办完了婚事，娶了个漂亮老婆，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都让他一人赶上了，可是到达人生顶点的徐阶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摸到幸福大门的把手，就即将滑入痛苦的深渊。
嘉靖三年（1524）八月，刚进翰林院的徐阶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
徐阶是个孝顺的儿子，他极为悲痛，报了父丧，二话不说就打起背包回了家，在家守孝一呆就是三年。
刚到单位上班，领导没混熟，同事关系也没搞好，就回家晾了三年，也真算是流年不利，但徐阶并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热身运动，一场致命的劫难即将向他袭来。
嘉靖六年（1527），徐阶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开始在翰林院当文员，整日抄抄写写，研究中央文件。
平淡的日子过了三年，麻烦来了，从他看到张璁的那封奏折开始。
之后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张璁要整孔老二，徐阶反对，于是张璁要整徐阶，最后徐阶滚蛋。
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
当徐阶鼓起勇气驳倒张璁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在意，大不了就是罢官嘛，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还能杀了我？
没错，就是杀了你。
由于徐阶骂得太痛快了，都察院的几个御史也凑了热闹，跟着骂了一把，又惹火了张璁，这下徐阶惨了，张先生缺少海一样的心胸，充其量也就阴沟那么宽，他当即表示要把带头的徐阶干掉。
天真的徐阶万没想到，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竟然要掉脑袋，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伸头缩头都是一刀，索性豁出去了，死也不当孬种！
他毫不畏惧，直接放话出来：要杀就杀，老子不怕！
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徐阶没有想到，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在前方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狠毒的惩罚。
就在他静坐等待处罚的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只留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
徐阶悲痛万分，他成婚仅仅六年，妻子就永别而去，但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不能四处走动，必须呆在原地等候处理。
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的眼里，徐阶已然是必死无疑，因为根据路边社报道，都察院已经放出风来，都御史汪鋐受张璁指使，给徐阶定了死罪。
徐阶终于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第三次玩弄，其实杀头也没什么，眼一闭，心一横，根据传统说法，就当是多个碗大的疤（虽然治不好）。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你关起来先不杀你，吊着你玩，让你感觉每一天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
徐阶所承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每日笼罩在死亡阴影下，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来宣布他的死期，但除了死亡的恐惧外，他还有更为深切的痛楚——妻死子幼，而家里的情形还真是应了那句老台词——上有七十岁的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
正所谓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用了二十年，现在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却只用了十几天。
有时候，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相信只要是人类，就会难以忍受。
可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明明已经无法忍受，却还要忍受下去。
当都察院内定的死罪传到徐阶耳朵里时，重压之下的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他抖擞精神，决定，从头再忍。
不忍又能怎样呢？
徐阶开始准备后事了，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沈恺，交给他一些银两，只委托他两件事情：
“请安葬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带回华亭老家，交给我的母亲。”
沈恺认真地点点头，接受了他的委托。
得到承诺的徐阶放心了，他大声地说道：
“死就死吧，如今我已了无牵挂！请你替我转告张学士（即张璁，时任谨身殿大学士），此事我一人所为，绝无悔意！”
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一心求死的徐阶偏偏还就死不了，都察院的处决意见送到刑部，恰好刑部的几个司局级干部是徐阶的老乡兼好友，就把这事给压了下去，还四处帮他活动，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当然了，张璁是不会罢休的，既然杀不掉你，就毁掉你的前途，此后再也不用回翰林院上班了，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老老实实地去福建吧。
更为可恶的是，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地告了一状，搞得嘉靖也是激动异常，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八个大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看样子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把这事给忘了（事后证明他记性确实不好）。
好了，有了这八字评语，徐阶的前程就算到此为止了。
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收拾行李便准备上路，而在赴任之前，他还要回一趟华亭，去拜别在家的母亲。
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
但当他见到母亲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母亲顾氏听他讲完所有的经过后，却欣慰地笑了：
“你因勇于直言而被贬官，这是我的荣耀啊！”
然后她站起身，去为一脸惊讶的儿子准备远行的行李。
毕竟我并非孤身一人啊！徐阶笑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出发，去福建！普天之下，岂有绝人之路！
徐阶是幸运的，因为综合前人经验，但凡上天要你吃苦，一定会有好处给你，这次也不例外，如往常一样，老天爷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珍贵的礼物，等待着徐阶去领取。
当然了，在此之前，他不把徐阶折腾个七荤八素是不会罢休的，因为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先收货、再付款。
【秘诀、醒悟】
福建延平府的推官是个好位置吗？答案是不，延平位于闽北位置，而且多是山区，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多坐，经常要骑马，而推官更是够呛，因为它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
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巧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此地大案要案频发，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大都由本地人担任，包庇徇私，也十分难搞。如此看来，当年张璁发配他的时候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于是，当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阶出现在当地属下面前的时候，当惯了地头蛇的人们几乎同时确定：这人很快就会滚蛋的。
总体上看，这句话的语法和真实性是没错的，但主语的指向并非徐阶，而是他们自己。
徐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积案，托手下的福，延平府这几年的司法成绩十分突出，案件推积如山，却总不处理，监狱已经成为了延平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老犯人没处理，新犯人又关进来。声势日益壮大。
当年也没有什么羁押期限，说关你就关你，说多久就多久，完全就没个谱。拖个三五年，判个一两年，审完后掐指头一算，当庭释放也算是常事。
于是徐阶对下属们说，从明天开始，加班加点审查案件。
下属们反应十分热烈，纷纷表示一定要协助领导搞好工作。徐阶非常之高兴。
第二天，所有官员都按时报到，然而徐阶惊奇地发现，这帮人虽然坐在了办公室里，却只是一心一意地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徐阶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群看似亲切的部下，整日笑脸相迎，呼前拥后，背地里却搞非暴力不合作，推三阻四，其实只为一个目的——把自己赶走。
徐阶愤怒了，他言辞训斥了几个怠工的官员，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脾气比他还大，当场就顶了他几句，之后索性不来了。
烂摊子丢给你，看你一个人怎么办！
徐阶握紧了拳头，他知道指望不上这些人了，但问题摆在眼前，一个人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事一个人也是可以办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
徐阶打开了尘封的卷宗，开始逐件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没有助手、没有朋友，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该判的判了，该放的放了，什么千古奇冤、罪大恶极的也都处理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彻底清静了。
地头蛇们跌破了眼镜，他们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地人竟然如此骠悍，可他们更想不到的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
在不久之后，徐阶突然下令逮捕了几个法司衙门的官员——那几位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领导人，罪名是贪污受贿，以他们的那些烂底，这类证据实在并不难找。于是分流的分流，下岗的下岗。
从此没有人再敢和徐阶作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体里，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
在很多记载中，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以说明徐阶的良好的工作态度，并体现了其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境界等等等等。
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这层光环的下面，隐藏着徐阶性格的另一面——先隐而后发，俗语又叫秋后算账，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而二十年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这位斯文读书人的心中，始终铭刻着这样一个人生信条——有仇必报。
不久之后，徐阶的名声就随着这件事情传遍了延平，喜欢他的人很多，恨他的人也不少。几位被他下岗分流的人还找来了当地的黑社会，扬言要给他放点血。
于是有人找到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已经不是京官了，在这小地方捞点外快，混日子就行，何必那么认真呢？
徐阶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虽官小，却有职责在身，一日不敢懈怠。此地虽偏，亦可励精图治！”
说得好，说得好，可是励精图治的徐阶先生，你很快就会遇到一个真正的麻烦，而这个麻烦，是你无法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延平一带虽然穷，却还有个天然优势——产矿。这矿出产的东西也比较特别——银。
当年那个时候，银矿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只要能挖出来，就能用出去，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
延平是个民风骠悍的地方，所谓民风骠悍，通俗点讲就是不读书、敢闹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吃白不吃。
于是各地未经生产安全部门批准的小银窑纷纷开张，四处刨坑挖洞，还勾结地方黑社会，称霸一方，鱼肉百姓。
刚刚断完冤案的徐阶意气风发，他准备再显身手，彻底解决这帮为害百姓的人渣。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虽然三令五申，反复清查，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官员们依然喝茶聊天，恶霸们依然盗挖银两。
徐阶并不是个天真的人，他十分清楚，官员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那些被盗掘的银子中，必定有属于他们的一份。
官匪勾结，蛇鼠一窝，没有人肯执行他的命令。这一次，徐阶真的无计可施了，文件可以自己看，案件也可以自己审，但是要他手提钢刀、深入虎穴剿匪，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
最初，在徐阶看来，这只是一件他必须解决的治安案件，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却毫无进展，在逐日的等待中，徐阶开始疑惑了。
即使在被张璁恶整，皇帝训斥的时候，徐阶也从未畏惧过，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现在他似乎有点心虚了。
二十多年以来，虽然饱经风雨，但徐阶始终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他相信自己学到的四书五经，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贤之言，那些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和他们的不朽功绩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徐阶曾经坚定地认为，只要信守圣人的教诲，遵循礼仪廉耻，必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是现在出问题了，徐阶惊奇地发现，雷厉风行、刚正不阿，在现实中失去了作用，至少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
而他的属下们并没有相同的道德觉悟，也不打算培养类似的品德，他们并不理会徐阶的苦心，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等待着徐阶的离去，然后继续获取他们的利益。
徐阶想不通，他忿忿不平了，他出离愤怒了，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书中所记载的那个太平盛世，更不是人心向善的桃花源，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所有的人最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失。
所谓舍身取义，所谓心怀天下，在他那些贪婪的下属心中，统统归结为两个字——放屁。
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徐阶的心中，他突然发现，自己二十多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处事原则原来竟然毫无用处，连福建延平府的几个奸吏恶霸都解决不了，治理天下、青史留名？真是笑话！
徐阶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信仰的危机，多年所学已然无用，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可以坚持！？
然而他最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还有第二个选择——良知之学，知行合一。
我的一位哲学系毕业的好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大学里不应该开设哲学本科专业，因为学生不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他们吃过许多亏，受过许多苦，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
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他们或许能够在考试中得到一百分，却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他们虽然手握真理，却无法使用，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却被撞得头破血流。
徐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不懂，虽然他了解心学的所有内容，却并不知道该怎样去做。至于六年前聂豹告诉他的那四个字，则更是不得要领。
什么是知行合一？答：就是知与行的合一。评：废话。
徐阶反复思考着这四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聂豹说话时那郑重肃穆的表情依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肯定这位先生不是在拿他开涮。
但问题是他怎么都看不出这四个字有什么作用，难道像念咒一样把它念出来，矿霸们就能落荒而逃，官员们就会老实办事？所谓良知之学，所谓光明之学，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又有何用处？
于茫茫黑暗之中，光明何处去寻？！
百思不得其解的徐阶沉默了，在官员们的冷眼旁观和冷嘲热讽中，他开始了漫长的思考。
在痛苦的思索中，他终于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他坚守二十余年的信念和原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套传统道德体系或许是对的，却并无用处。真正决定大多数人行为的，是另一样东西。
只要找到这样东西，就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于是徐阶决定，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往，把一切推倒重来，去找到那样东西。
说教没有用，礼仪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这玩意除了让人昏昏欲睡外，并没有任何作用。
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的所有伪装之后，徐阶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利益。
胸怀天下、舍生取义的绝对道德确实是存在的，可惜的是这玩意太高级，付出的代价太高，从古自今，除了个别先进分子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消费。
利益，只有充足的利益，才有驱动人们的魔力，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极其的残酷，却异常的真实。
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只有变通，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
于是在醒悟的那一天，徐阶丢弃了他曾信奉几十年的文字和理念，面对那些肆无忌惮的矿霸贪官，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不久之后，徐阶的随从们惊奇地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那些霸占银矿的地方黑社会突然退隐江湖，老老实实地回了家。
在纳闷和兴奋的情绪交织中，他们向徐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徐阶并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喜悦，似乎这早在他预料之中。
而事实确实如此。
几天前，徐阶带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银矿的所在地，他没有去那里的官衙，而是找到了另一群人——当地的里长。
当然，这些所谓的里长并不是什么善类，盗矿的好处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就在他们不知这位大人来意、惶恐不安的时候，徐阶亮出了底牌：铲除那些矿霸，我将给你们更大的利益。
于是一切都解决了，这些以往雷打不动的人突然焕发了生机，他们立刻动员起来，发动各村各户，连夜把参与盗矿的人抓了起来，刻不容缓。
在徐阶的政策影响下，各地各村纷纷效仿，兴起了打击矿盗的高潮，对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当地官员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矿盗干不下去，只好走人，危害当地十余年的祸患就此解除。
徐阶终于成功了，他没有死守所谓的绝对道德，用利益打倒了利益。但当他将所有内情坦诚相告的时候，一位随从却十分不以为然，愤然而起，指责徐阶的处理方式是耍滑头，搞妥协。
“是的，这是妥协，”徐阶平静地回答道，“但我赢了。”
经历了艰辛的历练，徐阶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也彻底领悟了心学的含义和聂豹留给他的那个秘诀。
“知行合一，我想我已经明白了。”徐阶注视着当年他来时的方向，作出了这个自信的回答。
嘉靖十三年（1534），徐阶终于熬出了头，他因政绩优秀，被提任为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同知，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又得到消息——他再次被提升，改任浙江学政。
在浙江干了三年教育工作后，徐阶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机，这一次他的职位是江西按察副使。
作为江西的高级官员，徐阶再也不用每天爬山沟、深夜翻档案了。
但是麻烦还是找到了他的门上。
一天，他家的门卫突然前来通报，说有一个人想见他，徐阶还以为有何冤情，便同意了。
可是这位仁兄进来之后，即不哭也不闹，却直截了当地向徐阶表示，自己积极肯干，要求进步，通俗点说，就是升官。
徐阶笑了，他从未见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人，你说升官就升官？凭什么？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找上门来的人说出了他如此自信的理由：
我是夏首辅的亲戚。
这实在是个很合理的理由，也十分正常，提拔夏言的亲戚，夏言自然也会提拔自己，公平交易，符合市场规律。而已经学会变通的徐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
然而他拒绝了，留下一句话后，他把这个人赶出了家门。
“我到此为官，是来管束你们（尔曹属我诲），不是滥用职权，谋求晋升的！”
这位仁兄灰头土脸地走了，自然不肯干休，马上给夏言写信痛骂徐阶，还四处扬言，要给徐阶好看。
徐阶听到了风声，却一点都不以为意，不理不睬，只当是没听见。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经历磨难，懂得变通的徐阶已然成为了一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他很清楚，讨好夏言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但他却坚定地回绝了。
在很早以前，徐阶曾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匡扶社稷，为国尽忠，许多年过去了，他受到过无数打击、经历了很多痛苦，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初衷。
事实证明，他始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嘉靖十八年（1539），坚持原则的徐阶遇上了坚持原则的夏言，于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外历练八年之后，他即将踏上回京的道路。
一般来说，大兴土木搞工程是当官拿回扣发财的不二法门，所以凡有修理河道、建筑粮仓之类的项目，各级官员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徐阶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但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却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要求——修建一个祠堂。
祠堂一般都是用来纪念某人的，可让经办官员惊讶的是，徐阶所要纪念的这个人，既不是他的朋友，更不是他的亲属，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
“此人是我的老师。”徐阶这样回答旁人的疑问。
于是在王守仁祠堂建成的那天，徐阶亲自到访，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他整肃衣冠，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跪拜行礼：
“我曾随文蔚（聂豹字文蔚）公习阁下之道，磨砺十年方有所悟，虽未能相见，实为再传弟子，师恩无以为报，唯牢记良知之学，报国济民，匡扶正道，誓死不忘！”
拜别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导师，徐阶踏上了返京之路。
近十年的磨砺与历练，那个不谙世事的青年翰林，已然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官场老手。
但这并不是徐阶的唯一收获，更重要的是，他终于领悟了所谓光明之学的真意。
领教了黑暗中的挣扎、沉浮，天真幼稚的徐阶终于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一个丑恶现实的社会，但耐人寻味的是，那门追求光明的奇特心学正是诞生于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而创立者王守仁先生一生饱经风雨坎坷，却怀着一颗光明之心死去。
因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着、纵使顽强，却依然是软弱的。他们并不明白，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却必须接受。
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不经历黑暗的人，是无法懂得光明的。
背负着黑暗活下去吧，徐阶，坚持下去，你会找到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