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当年明月
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
不管怎样，毕竟已经是皇上了，隆庆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
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似乎有点不对劲。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面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
沉默的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本没有他的份，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面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
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的，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只能是重在参与了。
而现在看着下面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点感叹：我怎么会呆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尚宝丞，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
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
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
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
要不说清楚，一个子都甭想动。
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触这个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了。
原先内库还有点钱，但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
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
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有事干了。
首先是给事中魏时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桂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詹仰庇，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这位詹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可谓是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
“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此处略去），现在您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您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
皇帝又愤怒了，户部又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拨一拨地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这一次，他忍了下来，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詹三本又行动了。
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这事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
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
“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啊，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您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
“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史料原文）。
于是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衔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二十多年人，又干了十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
那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
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
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
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作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程序问题。
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严厉色，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
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势打了个滚：
“那好吧，我也同意。”
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事实证明，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
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
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不愧为老牌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
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敬。
欧阳一敬，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江湖人送外号——骂神。
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晋应槐罢官。
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份，董份罢官。
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俞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
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陈其学、戴才罢官。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
英国公张溶，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隆等等等等。
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隆都督是特务头子。
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总而言之，在欧阳一敬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二十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两人。
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
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敬实在是骠悍得紧，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
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
“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
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
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
齐康也是御史，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敬，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
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敬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
这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1567），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朴也退了休。
徐阶，算你狠，我们走着瞧！
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
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
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
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
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
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想要出去转转。
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
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
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
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
隆庆二年（1568），徐阶六十六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
四十八年前，他十八岁，家住松江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
“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
四十五年前，他二十一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
“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
三十八年前，他二十八岁，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
“我从未曾依附于你！”
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
二十年前，他四十六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年前，他六十二岁，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到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
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奋发图强地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
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
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
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
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谕竟然当上了都察院佥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
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
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
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回家了，终于。
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
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
隆庆三年（1569），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
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
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
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在内阁混了十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
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于是被赶出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
十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的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
我最早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一向不缺，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认部长的，也不在少数。
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
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
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我发现，有许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
邵大侠，真名不详（一说名邵方）、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
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年轻人混到二十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
正是在京城，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
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
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
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那还要感谢嘉靖同志。
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言、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滑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勾外，屁都不敢放一个。
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
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
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
于是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
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尽在掌握。
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所谓人走茶凉，有时候也不靠谱，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说是这样说，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
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而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
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朝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兼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
但咱们谁跟谁啊，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敬。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
骂神不愧为骂神，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
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
说起这位赵兄，那也算是老熟人了，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二十年。
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
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
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首辅，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
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
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都察院。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
对于此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京察！”
要明白，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
于是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
因为陈以勤辞职了。
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
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去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
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
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
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
“海阎王就要来了！”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
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
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
告状不要钱！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
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
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地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
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霉头。
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滴。
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
不过看在徐阶的面子上，海瑞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
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
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
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六十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
于是他又写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
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
到此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
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
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
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对海瑞的举动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
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
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
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
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
“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
“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事实确实如此，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
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
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
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
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
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
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也算是老朋友了，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恋爱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把汉那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
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把汉那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
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
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
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
于是事情就闹到了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
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
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作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三天之后，俺答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
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大同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不断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
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绑票。
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王崇古是狡猾狡猾地，不吃这一套。
俺答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该怎么处理这位把汉那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俺答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
大多数人建议：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
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得他爷爷来闹事。
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
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
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
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
“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
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
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
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答，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
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俺答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耿直，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过夜。
但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赵全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
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连根毛都没逮到。
现在机会终于到了。
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但实际上非常复杂。
使者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
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因为这位俺答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
万幸的是，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
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出众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
“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嚣张是可以升级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敢来？！”
然而嚣张的俺答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
“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
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肯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
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
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那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
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
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俺答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答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
“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俺答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个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可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俺答还得叫他一声爷爷。
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答开门见山：
“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
“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
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随时都可以。”鲍崇德笑着回答道。
“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俺答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
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
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答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
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历史又一次证明，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
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他身体还不错，割了上千刀才死，把汉那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
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封贡互市。
所谓封贡互市，具体讲来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俺答等人新衣服（官服）、公章（官印）等官僚主义用品，承认他们的土财主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
当然了，俺答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你就得给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俺答向明朝进贡土特产（马匹牛羊不限，有什么送什么），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
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一摆，你买我卖，这就叫互市。
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
可是没办法，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
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掉，实在也是太不划算。
体育就是和平——顾拜旦说的。
贸易也是和平——这是我说的。
有一点必须说明，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崇古、谭纶、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收拾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还是抢劫划算。
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屁股。
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做生意？做梦！
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是：东西我大明多的是，但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
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
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
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可还没等他说话，张溶就叫嚣起来：
“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绝不同意！”
“没问题，”高拱笑着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们来表决。”
张溶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高拱并没有开玩笑。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不闹腾了，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在会议上，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
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反对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
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
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
当然，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
根据我的估计，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
于是一圈绕回来，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
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
隆庆五年（1571），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自朱元璋起，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这是高拱立下的不朽功勋。
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
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却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
论资历，高拱比他早来三年，论职务，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而他却是从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论能力，高拱可谓是不世出之奇才，能够善断，相对而言，他还只是个愣头青。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样做的，凡事唯高拱是从，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十分尊重领导。
可问题在于，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他还要当爹，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指挥，谁要不听话，是要被打屁股的。
刚开始的时候，张居正也没啥意见，毕竟高拱是老同志，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
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士儋，关于此人，那真是说来话长。
嘉靖二十六年（1547），殷士儋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
既有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也不错，隆庆二年（1568）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
在明代，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现在想来，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什么呢？
因为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
要知道，各科科代表虽说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交作业的人），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
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日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
那是相当的牛。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
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就是这个道理。
殷士儋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还得怪他的那张嘴。
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胖子，体重一百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
殷士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裕王当讲官时经常严辞厉色，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裕王登基，对这位前老师也没什么好感。
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
这很正常，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士儋明显不符合此条件。
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到了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
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太监。
殷士儋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
但老奸巨滑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都给事中韩楫。
几天之后，在韩楫的指示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殷士儋同志的老底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都拿来骂，搞得他十分狼狈。
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殷士儋只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殷士儋的脾气。
于是一场意外就此发生。
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内阁开会只有大学士参加，但有时也邀请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来的正是韩楫。
殷士儋不喜欢高拱，本打算打声招呼就走人，一看韩楫来了，顿时精神焕发，快步走上前去，说了这样一句话：
“听说韩科长（韩楫是六科都给事中，明代称为科长）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
高拱就在现场。
殷学士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
“成何体统！”
好！你肯蹦出来就好！
孙子当够了，殷士儋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高拱！陈大人（指陈以勤）是你赶走的，赵大人（指赵贞吉）是你赶走的，李大人（指李春芳）也是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高拱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飚，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殷士儋真是个实诚人，实诚得有点过了头，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
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他一顿，就算要走，也够本了！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撒腿就跑，殷士儋也穷追不舍：脸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
关键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殷士儋，开始和稀泥：
“万事好商量，你这又何必呢？”
然而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不给面子，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
“张太岳（张居正号太岳），你少多管闲事，走远点！”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谁敢挡我就灭了谁！
所幸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来，一拥而上，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好歹没出事。
我算了一下，闹事的时候，殷士儋五十六岁，高拱六十岁，张居正最年轻，也四十七岁，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让人钦佩。
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作敢当，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
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不错，虽说差点被人打，但自己还是赢了，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是啊，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
况且，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
而那个人，只能是我。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先出招的人，竟然是高拱。
其实一直以来，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
对高拱而言，赵贞吉是可恶的，殷士儋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除外——徐阶。
对徐大人，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儿子免罪，当然了，张居正也没白干，他收了三万两白银。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之后的一天，他找到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
“老天爷真不公平啊！”
张居正没有说话，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而我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高拱确实运气不好，六十多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
为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
“儿子多，但也不好养活啊！”
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张居正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得赌神罚咒，说些如果收钱，出门让车撞死，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最后搞得声泪俱下，高拱才作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我绝对不信，然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给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这是高拱的想法。
必须尽快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这是张居正的决心。
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而且这位六十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保。
和明代的同行们比起来，冯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得不像个太监。
一般说来，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冯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他还喜欢绘画，时常也搞点收藏。
比如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最后便“无意”地“顺”（学名叫偷）走了这幅画。
事实证明，冯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
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类似某某到此一游）。
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使劲敲，这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
而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皮蒜毛，都得过他们这关。
从嘉靖年间开始，冯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职务，要知道，东厂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手握兵权，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部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个份上，就算成功人士了。
但冯保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
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有且仅有一位。
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
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太监也要论资排辈，按照职务资历，应该是冯保接任，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
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是还人情时间。
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然而可怜的冯保只能干瞪眼，高拱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
那就等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似乎是冯保的痴心感动了上天，陈洪兄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
然而高拱又出手了，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
冯保出离愤怒了，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家里连骂了三天，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如此激动，倒不全是有人抢了他的职位，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
按照规定，要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必须在基层单位或重要岗位锻炼过，这样才能当好领导太监，可是孟冲先生原先的职务却是尚膳监，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因为尚膳监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
也就是说，尚膳监的头头孟冲先生，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
太欺负人了！上次你找来一个管仓库的，我也就忍了，这回你又找个做饭的，下次莫不是要找倒马桶的？
冯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未经过试探、牵手、见家长之类的复杂程序，冯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
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高拱兄实在很难拱，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徐阶，却比徐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
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等高拱死。
但这种事情哪有个准，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总是私下交流感情。
但意外仍然发生了，一天，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但此时天色已晚，为了给冯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保。
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
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步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
这回高拱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人，既然是破事，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张居正没有准备，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上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
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一段时间后，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
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保就炸了锅：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一齐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张居正明白，冯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
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
“再等等。”
无以伦比的天赋，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
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机会来临。
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
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一句话，他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
这里说一下这位高仪，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干部，重新盖一座就是了。
可是高仪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
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凑数的，在他看来，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却绝不迟钝。
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六十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顺便说一句，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乾清宫（记得带钱买票），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冯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
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
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
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
“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
讲完，走人。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同理，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力方面的问题。
此时，最自信的人是高拱，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
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
“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这回算是反了天了。
在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
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
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激动归激动，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帐慢慢算，咱们走着瞧。
只过了一天，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
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原来如此！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
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定，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雒遒、程文，整夜商议之后，他们订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八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
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太监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
冯保懵了，却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虽说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越来越懒，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
冯保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但这个事总得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疏，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
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
然而高拱却并不生气，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冯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并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谁管？不就是高拱嘛。
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疏，这次就不劳烦你了，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保就头大，要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
一念之差，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
高拱就是高拱，比冯保有文化得多，轮到他当皇上，大笔一挥唰唰唰，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其大体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疏，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
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
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
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保，你还太嫩。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二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三日，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
一大早，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
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隆庆皇帝）进送邪燥之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
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遒上书，弹劾冯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
这还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陆树德、雒遒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
冯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
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仪。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
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当听从差遣！”
为表示决心，他还加上了一句：
“除掉冯保，易如反掌！”
高拱满意地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
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保。
至此，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
冯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谁？”
“皇帝。”
冯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
面对着冯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五日。
冯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
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听的，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
当然了，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从“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
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
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即李贵妃）和张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
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
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这位李寡妇。
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
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
就这么定了！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成败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
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
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前几天中暑，就不去了。”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瘫痪，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
“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你来当首辅！”
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说道：
“哪里，哪里，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首辅嘛，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须你让。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不愿看人倒霉。
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
“先帝宾天（即挂）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
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
“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
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
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占着也不是个事，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地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
刚看到张居正时，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
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屹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
啥也别说了，这就是命。
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
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驿站），毕竟为朝廷干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
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真是有够狠。
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
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张大学士派我来的。
张居正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
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荆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
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只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到的政治家，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藩，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拱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句话，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而现在，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罗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县太爷。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当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树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飚，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敌人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这段时间，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
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朱载垕篇
第五章 最终的乱战
【明穆宗朱载垕】
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
不管怎样，毕竟已经是皇上了，隆庆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
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似乎有点不对劲。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面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
沉默的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本没有他的份，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面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
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的，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只能是重在参与了。
而现在看着下面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点感叹：我怎么会呆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尚宝丞，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
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
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
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
要不说清楚，一个子都甭想动。
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触这个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了。
原先内库还有点钱，但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
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
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有事干了。
首先是给事中魏时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桂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詹仰庇，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这位詹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可谓是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
“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此处略去），现在您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您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
皇帝又愤怒了，户部又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拨一拨地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这一次，他忍了下来，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詹三本又行动了。
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这事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
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
“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啊，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您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
“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史料原文）。
于是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衔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弹劾，归隐】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二十多年人，又干了十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
那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
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
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
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作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程序问题。
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严厉色，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
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势打了个滚：
“那好吧，我也同意。”
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事实证明，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
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
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不愧为老牌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
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敬。
欧阳一敬，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江湖人送外号——骂神。
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晋应槐罢官。
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份，董份罢官。
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俞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
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陈其学、戴才罢官。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
英国公张溶，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隆等等等等。
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隆都督是特务头子。
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总而言之，在欧阳一敬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二十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两人。
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
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敬实在是骠悍得紧，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
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
“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
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
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
齐康也是御史，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敬，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
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敬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
这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1567），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朴也退了休。
徐阶，算你狠，我们走着瞧！
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
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
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
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
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
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想要出去转转。
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
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
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
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
隆庆二年（1568），徐阶六十六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
四十八年前，他十八岁，家住松江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
“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
四十五年前，他二十一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
“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
三十八年前，他二十八岁，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
“我从未曾依附于你！”
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
二十年前，他四十六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年前，他六十二岁，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到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
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奋发图强地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
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
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
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
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谕竟然当上了都察院佥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
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
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
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回家了，终于。
【你的命运，在我的手中】
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准的，短短两年，高拱和郭朴走了，徐阶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
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
隆庆三年（1569），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
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
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
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在内阁混了十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
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于是被赶出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
十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的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
我最早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一向不缺，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认部长的，也不在少数。
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
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
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我发现，有许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
邵大侠，真名不详（一说名邵方）、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
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年轻人混到二十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
正是在京城，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
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
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
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那还要感谢嘉靖同志。
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言、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滑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勾外，屁都不敢放一个。
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
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
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
于是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
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尽在掌握。
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所谓人走茶凉，有时候也不靠谱，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说是这样说，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
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而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
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朝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兼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
但咱们谁跟谁啊，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敬。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
骂神不愧为骂神，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
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
说起这位赵兄，那也算是老熟人了，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二十年。
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
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
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首辅，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
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
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都察院。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
对于此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京察！”
要明白，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
于是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
因为陈以勤辞职了。
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
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去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
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
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
第六章 高拱的成就
【海青天的实力】
隆庆三年（1569），海瑞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请注意，不是最大，是最肥。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
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
“海阎王就要来了！”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
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
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
告状不要钱！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
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
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地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
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霉头。
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滴。
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
不过看在徐阶的面子上，海瑞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
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
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
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六十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
于是他又写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
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
到此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
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
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
【最好的工具】
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对海瑞的举动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
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
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
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
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
“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
“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事实确实如此，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
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
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
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
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
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
【飞来横财】
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鞑靼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了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也算是老朋友了，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恋爱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把汉那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
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把汉那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
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
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
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
于是事情就闹到了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
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
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作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三天之后，俺答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
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大同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不断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
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绑票。
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王崇古是狡猾狡猾地，不吃这一套。
俺答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该怎么处理这位把汉那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俺答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
大多数人建议：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
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得他爷爷来闹事。
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
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
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
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
“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
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
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
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答，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
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俺答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耿直，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过夜。
但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赵全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
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连根毛都没逮到。
现在机会终于到了。
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但实际上非常复杂。
使者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
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因为这位俺答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
万幸的是，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
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出众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
“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嚣张是可以升级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敢来？！”
然而嚣张的俺答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
“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
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肯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
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
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那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
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
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俺答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答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
“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俺答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个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可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俺答还得叫他一声爷爷。
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答开门见山：
“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
“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
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随时都可以。”鲍崇德笑着回答道。
“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俺答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
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
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答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
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历史又一次证明，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
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他身体还不错，割了上千刀才死，把汉那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
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封贡互市。
所谓封贡互市，具体讲来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俺答等人新衣服（官服）、公章（官印）等官僚主义用品，承认他们的土财主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
当然了，俺答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你就得给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俺答向明朝进贡土特产（马匹牛羊不限，有什么送什么），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
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一摆，你买我卖，这就叫互市。
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
可是没办法，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
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掉，实在也是太不划算。
体育就是和平——顾拜旦说的。
贸易也是和平——这是我说的。
有一点必须说明，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崇古、谭纶、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收拾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还是抢劫划算。
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屁股。
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做生意？做梦！
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是：东西我大明多的是，但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
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
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
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可还没等他说话，张溶就叫嚣起来：
“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绝不同意！”
“没问题，”高拱笑着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们来表决。”
张溶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高拱并没有开玩笑。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不闹腾了，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在会议上，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
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反对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
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
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
当然，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
根据我的估计，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
于是一圈绕回来，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
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
隆庆五年（1571），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自朱元璋起，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这是高拱立下的不朽功勋。
第七章 死斗
【决裂】
潘季驯、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而他的声名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
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却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
论资历，高拱比他早来三年，论职务，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而他却是从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论能力，高拱可谓是不世出之奇才，能够善断，相对而言，他还只是个愣头青。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样做的，凡事唯高拱是从，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十分尊重领导。
可问题在于，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他还要当爹，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指挥，谁要不听话，是要被打屁股的。
刚开始的时候，张居正也没啥意见，毕竟高拱是老同志，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
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士儋，关于此人，那真是说来话长。
嘉靖二十六年（1547），殷士儋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
既有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也不错，隆庆二年（1568）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
在明代，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现在想来，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什么呢？
因为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
要知道，各科科代表虽说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交作业的人），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
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日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
那是相当的牛。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
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就是这个道理。
殷士儋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还得怪他的那张嘴。
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胖子，体重一百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
殷士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裕王当讲官时经常严辞厉色，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裕王登基，对这位前老师也没什么好感。
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
这很正常，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士儋明显不符合此条件。
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到了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
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太监。
殷士儋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
但老奸巨滑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都给事中韩楫。
几天之后，在韩楫的指示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殷士儋同志的老底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都拿来骂，搞得他十分狼狈。
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殷士儋只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殷士儋的脾气。
于是一场意外就此发生。
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内阁开会只有大学士参加，但有时也邀请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来的正是韩楫。
殷士儋不喜欢高拱，本打算打声招呼就走人，一看韩楫来了，顿时精神焕发，快步走上前去，说了这样一句话：
“听说韩科长（韩楫是六科都给事中，明代称为科长）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
高拱就在现场。
殷学士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
“成何体统！”
好！你肯蹦出来就好！
孙子当够了，殷士儋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高拱！陈大人（指陈以勤）是你赶走的，赵大人（指赵贞吉）是你赶走的，李大人（指李春芳）也是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高拱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飚，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殷士儋真是个实诚人，实诚得有点过了头，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
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他一顿，就算要走，也够本了！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撒腿就跑，殷士儋也穷追不舍：脸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
关键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殷士儋，开始和稀泥：
“万事好商量，你这又何必呢？”
然而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不给面子，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
“张太岳（张居正号太岳），你少多管闲事，走远点！”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谁敢挡我就灭了谁！
所幸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来，一拥而上，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好歹没出事。
我算了一下，闹事的时候，殷士儋五十六岁，高拱六十岁，张居正最年轻，也四十七岁，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让人钦佩。
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作敢当，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
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不错，虽说差点被人打，但自己还是赢了，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是啊，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
况且，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
而那个人，只能是我。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先出招的人，竟然是高拱。
其实一直以来，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
对高拱而言，赵贞吉是可恶的，殷士儋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除外——徐阶。
对徐大人，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儿子免罪，当然了，张居正也没白干，他收了三万两白银。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之后的一天，他找到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
“老天爷真不公平啊！”
张居正没有说话，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而我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高拱确实运气不好，六十多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
为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
“儿子多，但也不好养活啊！”
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张居正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得赌神罚咒，说些如果收钱，出门让车撞死，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最后搞得声泪俱下，高拱才作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我绝对不信，然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给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这是高拱的想法。
必须尽快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这是张居正的决心。
【一个过于优秀的太监】
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呢？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而且这位六十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保。
和明代的同行们比起来，冯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得不像个太监。
一般说来，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冯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他还喜欢绘画，时常也搞点收藏。
比如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最后便“无意”地“顺”（学名叫偷）走了这幅画。
事实证明，冯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
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类似某某到此一游）。
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使劲敲，这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
而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皮蒜毛，都得过他们这关。
从嘉靖年间开始，冯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职务，要知道，东厂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手握兵权，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部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个份上，就算成功人士了。
但冯保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
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有且仅有一位。
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
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太监也要论资排辈，按照职务资历，应该是冯保接任，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
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是还人情时间。
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然而可怜的冯保只能干瞪眼，高拱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
那就等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似乎是冯保的痴心感动了上天，陈洪兄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
然而高拱又出手了，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
冯保出离愤怒了，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家里连骂了三天，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如此激动，倒不全是有人抢了他的职位，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
按照规定，要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必须在基层单位或重要岗位锻炼过，这样才能当好领导太监，可是孟冲先生原先的职务却是尚膳监，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因为尚膳监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
也就是说，尚膳监的头头孟冲先生，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
太欺负人了！上次你找来一个管仓库的，我也就忍了，这回你又找个做饭的，下次莫不是要找倒马桶的？
冯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未经过试探、牵手、见家长之类的复杂程序，冯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
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高拱兄实在很难拱，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徐阶，却比徐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
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等高拱死。
但这种事情哪有个准，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总是私下交流感情。
但意外仍然发生了，一天，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但此时天色已晚，为了给冯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保。
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
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步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
这回高拱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人，既然是破事，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张居正没有准备，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上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
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一段时间后，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
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保就炸了锅：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一齐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张居正明白，冯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
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
“再等等。”
无以伦比的天赋，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
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机会来临。
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
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一句话，他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
这里说一下这位高仪，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干部，重新盖一座就是了。
可是高仪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
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凑数的，在他看来，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却绝不迟钝。
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六十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顺便说一句，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乾清宫（记得带钱买票），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冯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
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
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
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
“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
讲完，走人。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同理，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力方面的问题。
此时，最自信的人是高拱，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
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
“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这回算是反了天了。
在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
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
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激动归激动，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帐慢慢算，咱们走着瞧。
只过了一天，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
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原来如此！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
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定，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雒遒、程文，整夜商议之后，他们订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八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
朱翊钧篇
第八章 阴谋
【唯一的漏洞】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日，第一波攻击开始。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太监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
冯保懵了，却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虽说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越来越懒，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
冯保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但这个事总得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疏，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
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
然而高拱却并不生气，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冯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并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谁管？不就是高拱嘛。
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疏，这次就不劳烦你了，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保就头大，要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
一念之差，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
高拱就是高拱，比冯保有文化得多，轮到他当皇上，大笔一挥唰唰唰，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其大体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疏，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
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
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
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保，你还太嫩。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二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三日，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
一大早，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
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隆庆皇帝）进送邪燥之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
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遒上书，弹劾冯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
这还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陆树德、雒遒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
冯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
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仪。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
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当听从差遣！”
为表示决心，他还加上了一句：
“除掉冯保，易如反掌！”
高拱满意地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
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保。
至此，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
冯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谁？”
“皇帝。”
冯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
面对着冯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五日。
冯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
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听的，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
当然了，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从“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
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
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即李贵妃）和张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
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
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这位李寡妇。
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
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
就这么定了！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成败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
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
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前几天中暑，就不去了。”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瘫痪，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
“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你来当首辅！”
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说道：
“哪里，哪里，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首辅嘛，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须你让。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不愿看人倒霉。
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
“先帝宾天（即挂）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
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
“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
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
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占着也不是个事，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地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
刚看到张居正时，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
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屹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
啥也别说了，这就是命。
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
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驿站），毕竟为朝廷干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
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真是有够狠。
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
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张大学士派我来的。
张居正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第一个独裁者】
高拱愤怒了，他不是白痴，略加思考，就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然而为时已晚。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
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荆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
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只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到的政治家，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藩，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拱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句话，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而现在，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罗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县太爷。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第九章 张居正的缺陷
【栽赃】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报仇雪恨】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版。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当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树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飚，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敌人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这段时间，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
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待遇问题】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