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当年明月
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而除了等这帮嫡系外，他还要等几支杂牌军。
奉宋应昌命令，归李如松指挥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尽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辞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此云暗渡陈仓。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就如后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头次见黑人团，竟然被吓得往回跑，那都是一个道理。
但没过多久，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建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指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都没见过），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
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
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
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
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
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但这些人即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惟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
要说这日本人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疏，但据明史记载，是二十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办法，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一般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采信宋应昌的奏疏。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惟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正好呆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十五人，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干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演得十分卖力（哭告免死），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没有杀李宁，重责他十五军棍，让他戴罪立功。
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必枭首）。
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
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
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咱们再谈谈。
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是没指望的，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
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
误会？李如松目瞪口呆。
估计是沈惟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着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
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就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
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
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在路旁迎接（花衣夹道迎），据说事先还彩排过。
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我？
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
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了，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在路边又唱又跳，混似一群疯子，换了谁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不急，看看再说。
这一看，就耽误了。
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稀奇，无人赶上。
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悉登城拒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
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然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
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
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这三千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
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
正月初七晨，大雾。
小西行长十分紧张，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厉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
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
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三十里。
李如松说：好，明天就这么办。
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
正月初七夜。
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千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
小西行长毫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晚，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正月初八）。
当然，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作出了解释：
“倭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四十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
大家恍然大悟。
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
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立斩不赦！”
末了还有一句：
“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
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在明代，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据，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那里去核实？
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首级）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
所以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那就是钱啊），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
李如松很清楚，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
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我报多少你给多少？
事实证明，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还干不出来，歹话讲完，下面说实惠的：
“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且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
而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米左右（最低），即三百多斤。经查，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两元左右。
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五千两，也就是三百万元人民币。
谁说古人小气，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未能固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一万八千余人，以及朝鲜军（朝奸部队），共计五千余人，合计两万三千人。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一万两千人，驻守西北方三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
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
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
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朝鲜军）五千人，驻守南城含毯门。”
“余部主力防守北城！”
我相信，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
“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领！”
至此，小西行长部署完毕。
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此时，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
“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
攻城明军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具体部署如下：
“左军指挥杨元，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小西门。”
“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大西门。”
“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北七星门。”
“以上三万人，为我军攻击主力。”
第二个被部署的地区，是北城。
“南军（即戚家军）指挥吴惟忠，率军三千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时，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
打断他的人，叫做查大受。
查大受，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
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查大受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
“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
“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
要说还是查大受有面子，李如松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
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
“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
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
“东城不必攻击！”
“为什么？”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
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
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
“你没有读过兵法吗？围师必缺！”
所谓围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两万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
最后一个，是南城。
“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两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八千，攻击南城含毯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
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
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俗称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葛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帐，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他知道，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摘录其一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朗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到嘉靖二十六（1547）年，明代佛朗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懵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啊）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帐，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现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所以，他们也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于是，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士兵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也很少出场，撤回国内也好，朝鲜养伤也好，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
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
所以在历史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
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含毯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五千名朝鲜军。
说起来，X奸这个词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也实在不高，平壤才失陷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大一支朝奸部队，也算不容易了。
当然，这五千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做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
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
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
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
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
事实证明，带着X奸名头的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还特喜欢藐视同胞。
这帮朝奸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比慢动作还慢动作。
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
城下朝鲜同胞们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功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
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
很快，朝鲜军的惨叫就传遍了城头：“明军，明军攻上来了！”
坦白讲，要说他们算是攻上来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昨天夜里，当所有人都散去之后，李如松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不得有误。
祖承训自然不敢怠慢，就这样，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
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包括骆尚志统率的戚家军一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上去就抽刀砍人。朝奸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刚刚交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小西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彻底攻占了含毯门。
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不甚精彩，当然伤亡还是有的，只不过有点滑稽：由于进展过于顺利，又没有人射箭放枪，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于是一万多人拼了命的往前挤，比冲锋还卖力。
不过这倒也正常，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挤上去就有份，换了谁都得去拼一把。
南城并不是防御的重点，城防本来就不坚固，加上大家又很激动，这一挤，竟然把城墙挤塌一块，恰好骆尚志打这过，被砸个正着，负伤了。
当然，也有些史料说他是作战负伤，具体情况也搞不清，就这样吧。
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南城告破。
但这对于西城攻击部队而言，实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南城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而明军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的接着爬，爬上去的就举刀和日军死战。
虽然南城被破，但平壤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而且仗打到这个份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龟孙再说！
不过日本鬼子实在有两下子，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
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却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好在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锦厚未至重伤）。
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二百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
在李如松倒地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主将要是被打死了，这仗还怎么打。
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并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
虽然摔得灰头土脸，还负了伤——流鼻血（触冒毒火，鼻孔血流），形象十分狼狈，但李司令员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
“换马再战！”
领导都这么猛，小兵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地往城头冲，但日军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武士道的意思。
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把那玩意儿拉上来！”
这是李如松最后的杀手锏。
所谓那玩意，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字，叫做“大将军炮”。
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重几百斤，前有照星，后有照门，装药一斤以上，铅子（炮弹）重三至五斤，射程可达一里之外。
由于这玩意体积大，又重，没人愿意扛也扛不动，但李如松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出征之时，是由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的。李如松不会想到，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
但李司令把这些大玩意拉到朝鲜，不破纪录，只为破城。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容易误伤自己人，且准头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好玩，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十分容易炸膛（该问题一直未解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
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明军炮兵支炮、装弹、瞄准，一切就绪。
随着李如松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命中目标。
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一般说来，剧情发展到这儿，接下来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
在城门失守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
这就有点无聊了，要说保卫自己的领土，激战一把倒还无所谓，赖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鬼子们也真干得出来。
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练光亭、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高，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明军若仰攻，不但难于攻下，还会损兵折将，只要等到自己援兵到来，翻盘也说不定。
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
李如松虽然不用算盘，但心算应该很厉害，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让士兵们不用打了，干一件事就行——找木头。
噼里啪啦找来一大堆，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烧！
这下子日军麻烦了，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肉搏，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叫苦不迭。
但李如松认为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五千人，携带大批火枪、火箭、佛郎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射出去。
于是一时间火箭火炮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没处打水，日军被烧得鬼哭狼嚎，本来是高地，结果变成了高炉。
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李如松司令员安排好围剿部队后，就去忙别的事了。
但值得称道的是，奉命围剿的部队很有责任心，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地放火、射箭、放枪放炮。
整整一夜，他们加班加点，没有休息。
第二天（正月初九），查大受的家丁查应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然而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
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寂静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毙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
查应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有四五百具日军尸首，很明显，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
当然，家丁查应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的觉悟，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查大受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幕场景的见证。
事实上，查应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平壤城内火光冲天，明军在外面放火，日军在里面叫苦不迭，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道传遍全城，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十里。
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
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
挺到了第二天，挺不住了。
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神仙道也不好使了。除小西行长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
但逃散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是明军的天下，往哪里逃呢？
要说日军逃起来也很有悟性，一看，西城、南城、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
于是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
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日军竟然成功地逃出了东城的城门。
但很快他们就将发现，其实战死在城内，倒未必是一件坏事。
当初李如松布阵之时，取兵法围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东面？
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谁要选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是脑袋进了水。
于是日军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是没个头，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不让，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一个选择——跳河。
我记得，那一天是正月初九，北风那个吹……
朝鲜的天气，大概和东北差不多，一般说来，这个时候是很冷的，估计起码是零下几度，然而日军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
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我可以肯定，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余。
先被烤得要死不活，然后又跳进冰水冷冻。古语有云：冰火两重天，想来不禁胆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死的，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
逃出去的基本上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呆在城内的小西行长更不好过，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
在生死的最后关头，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行长的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被打退，看那势头，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决不算完。
虽然明军占据优势，且人多势众，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总还是要的，何况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亏。
日军虽然人少，却敢于拚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全搞清楚。
关于这件事，在史料中，大致有如下四个历史版本。
按照明军监军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料贼计已穷，必遁），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
第二版本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说法也差不多，李如松料敌如神，在日军逃遁之后发动攻击，大败日军。
第三版本，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他算是明神宗属臣），这份东西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说到自己的看法，都是“臣窃念”，说到明朝，都是天兵、天朝，大明皇帝英明神武，大明总兵神兵天降，从头拍到尾。
而开战后，明军是“天地为之摆裂，山渊为之反覆”；自己（朝军）是“小邦袖手骇缩，莫敢助力”；日军则是“螳臂据辙，无敢抵敌”。照他的意思，日军是碍于明军的神威，一触即溃了。
而讲得最详细，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
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事情是这样的：
在战斗陷入僵局后，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
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并不理解，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平壤也已攻克，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修整，以防敌军反扑，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硬攻不但耗费精力，伤亡也会很大，时间一长还可能生变，所以还是谈判最划算。
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
“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然不忍杀人命，姑为退却，放你生路。”
这意思是，我可以灭了你，但无奈心太软（其实是太费力），就放你们走了吧。
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
“俺等情愿退军，请无拦截后面。”
他的意思是，我认输了，麻烦逃走的时候高抬贵手别黑我。
如此看来，也算是皆大欢喜，双方达成协议，明军撤去包围，日军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撤出了平壤城。
局势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但怪也就怪在这里，既然事情圆满解决，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这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结果，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
而第二个原因，应该算是人品问题。
如果小西行长了解李如松，或者听说过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相信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
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哱拜的最终结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几乎就在小西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李如松叫来了查大受，交给他一个任务：领兵三千，赶赴江东小路埋伏。
困兽是不好斗的，但只要把它放出来，就好斗了。
于是，当小西行长带队远离平壤，终于放松所有警惕，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查大受出现了。
据史料分析，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五千人左右，如果敢拼命，查大受手下这三千人应该还不够打，但经过李司令员这么一忽悠，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的祈望，斗志全无，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撒腿就跑。
查大受随即命令追击，大败日军，击毙日军三百余名，但毕竟部队作战时间过长，十分疲劳，日军又跑得贼快（奔命），明军追赶不及（不及穷追），只能到此为止了。
平壤战役就此结束，明军大胜，日军大败。
此战，明军阵亡七百九十六人，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就有点意思了，据记载，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一千六百四十七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多。
应该说，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而是日军的人头数。
由于战前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所以对于这一宝贵资源，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也没有妥善保存，加上后来火攻水淹，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要提取人头，实在有点困难。于是挑来拣去，只捞出一千来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数，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不靠谱的话，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
说到底，还是鬼子们最实在，既然没人帮着数，就自己数。在《日本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二十日，日军在汉城集结残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18700人，现存6520人。
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共计十余万，但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
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打起来毫不费力。
但在朝鲜之战时，该军几乎被全歼，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
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八千人，其中相当部分战死于平壤。
以上合计起来，朝鲜之战，日军的损失，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当然，那五千朝鲜军不在统计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不怎么杀俘虏。
由于明军总共不过四五万人，很多部将都担心兵力不足，然而之后的情景却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闻风丧胆。
小西行长被击溃之后，各地日军纷纷得到消息，并采取了整齐划一的行动——逃跑。
仅仅三天之内，黄州、平山、中和等地的日军就不战自溃，连明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跑得一干二净。军事重镇开城，就此暴露在了明军的面前。
驻扎在开城的，是日军第三军和第六军，指挥官是黑田长政。
而攻击开城的，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他统帅八千骑兵一路杀过来，声势震天，黑田长政还是很有点骨气的，开始表示一定要抵抗到底，但随着逃到开城的日军越来越多，明军越吹越神，这位仁兄也坐不住了，还没等真人现身，正月十八日，在城里放了把火，一溜烟就跑了。
李如柏本想好好打一仗，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便不依不饶，追着黑田长政不放，死赶活赶，还是赶上了，一通乱打，黑田长政毫无招架之力，带头逃跑。日军后卫被重创，死亡达五六百人，明军仅阵亡六人。
自正月初九至正月二十，仅用十二天，平壤至开城朝鲜二十二府全部收复，日军全线崩溃，退往南方。
但李如松没有满足，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后的目标——王京。
王京，就是今天的汉城。日军全线败退后，大部撤到了这里，至正月二十日，聚集于此地的日军已达五万，而且看起来也不大想走。在这里，李如松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最大考验。
虽然李如松一生打过无数恶仗硬仗，但这一次，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孙子先生告诉我们：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此外，他还告诉我们：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
综合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打仗的时候，最次的打算，是攻城，而攻击时，如果人数十倍于敌人，就围他，五倍，就攻他。
城里，有五万日军。
李如松的手上，也就五万人。
在守城战中，防守方是很占优势的，平壤战役中，李如松用四万打两万，耍了无数花招，费尽力气，才最终得以攻克。
五万人攻五万人，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突出的，胜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王京之时，一场意外却彻底搅乱了这个困局。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李如松发布了一道命令：
总兵查大受、副总兵祖承训、游击李宁，率三千精兵，前往王京探路。
仅仅半天之后，他接到了明军送回的战报：
我军于半路遇敌，大受（查大受）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
自平壤之后，日军毫无战力，这种打落水狗的报告，李如松已经习惯了。
如果一个人长期听到同一类型的消息，他就有可能根据这类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
所以一贯谨慎的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前往侦察。
其实就李如松而言，这个行动并不算大胆，平壤激战时，他就敢骑马四处逛，现在自然更不在话下。
但他绝不会想到，一切都将因这个决定而改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七日，李如松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统领两千骑兵向王京前进。
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没过多久，便到达了马山馆，这里距离王京，只有九十里。
李如松突然拉住了缰绳。
长期的战场感觉告诉他，前方可能不像自己想得那么简单。
于是他想了一会，下了一道命令：
“我带一千人先行，副将杨元率军一千，随后跟进。”
就是这道命令，挽救了他的性命。
分兵之后，李如松继续出发，很快他就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里据王京仅四十里，名叫碧蹄馆。
在这里，他终于看见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很明显，这里就是查大受所描述的战场，而震耳的厮杀声告诉他，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
冲进去后，才发现事情坏了。
一天前，查大受得意样样地发出了捷报，事实上，他也确实打了胜仗，杀了人家几百口子，还不肯罢休，非要全歼不可，结果追着追着，追出问题来了。
要知道，这是在王京附近，就算日军再怎么怕事，好歹也是大本营，有好几万人，你带三千多人过来闹事，还想赶尽杀绝，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于是缓过劲来的日军开始稳住阵脚，发动反击，据史料记载，此时聚集在碧蹄馆的日军来源复杂，除第一军外，还有第四军、第六军、第八军若干，基本上在附近的，能来的，全都跑来了（悉众而来）。
由于之前日军表现过于疲软，查大受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等到他砍过瘾，追够本，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杀退一批，又来一批，到二十七日晨，外围日军人数已达两万，查大受这才明白大事不好，左冲右冲无法突围，派人求援也没指望，于是心一横，抱定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精神，带领士兵与日军殊死血战。
就在这时，李如松冲进来了。
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查大受却没有丝毫喜悦，因为眼下这种环境，在兵法中基本属于“死地”，而他是李成梁的家丁，看着李如松长大，感情十分深厚，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把李如松的命也搭了进来，别说活着回去，就算到了阎王那里，也不好意思见李成梁。
日军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很快发现冲进来的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多，于是在短暂混乱后，便开始堵塞缺口，重组包围圈。
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李如松明白，自己这次是冲错了地方，一般说来，在目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围拢，突围出去，然后逃走。
其二，与查大受合兵，寻找有利地形防守，等待援军。
包围圈的缺口越来越小，四千人的生死，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
在片刻犹豫之后，李如松做出了抉择——第三种抉择。
李如松手持长刀，面对全军，发出了怒吼：
“全军攻击！如敢畏缩不前者，斩！”
这种选择，叫做死战不退。
有一种人是无所畏惧的，纵使寡不敌众，纵使深陷重围。
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胆大外，也还是有资本的。
他的资本，就是身边所带的一千人。
列宁同志说过：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话用在这一千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
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除了敢拼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武器装备。
在日本战国时期，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被大力宣传，它的日文汉字名，叫做骑铁。
所谓骑铁，是骑马铁炮的简称，具体说来就是骑兵装备火枪，在马上发射火器，其主要使者者，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由于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被誉为日本战国时期最强的兵种。
当然，这支队伍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火枪不能连发，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技术含量也实在太高，所以在打完一枪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
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是骑铁兵种，只是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的火枪，还有个专业称呼——三眼神铳。
三眼神铳，全长约120厘米，共有三个枪管，枪头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齐射，基本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
但问题似乎也未完全解决，三枪打完后怎么办呢？
一般说来，换兵器是免不了的了，但中国人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后，吹吹枪口的烟，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使，那就是把十分标准的铁榔头。
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放完抡起来就打，这么几路下来，估计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
顺便说一句，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就在军事博物馆里。每次当我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都会不禁感叹：科学技术，那真是第一战斗力。
有这样的装备，加上这一千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听到李如松的命令后，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
虽然李如松十分自信，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这绝非遭遇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在平壤战败后，日军对明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各地纷纷不战而逃，且全无斗志，为防止全军彻底崩溃，挽回军心，日军大本营经过详细策划，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
具体说来，是先派出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并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待其到来发动总攻，一举歼灭。
据日本史料记载，参与该计划的日军为第四军和第六军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总兵力预计为一万五千人至两万人，其中诱敌部队一千余人，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人，反正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的，基本上都来了。
行动如期展开，在探听到查大受率军出发的消息后，诱敌的一千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大军分为两路，偃旗息鼓，悄悄的过去，打枪的不要。
日军的预期计划是，一千人遭遇明军后，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发起总攻。
但事情的发展告诉他们，理论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查大受一路都没捞到几个人，已经憋了一肚子劲，碰到这股日军后，顿时精神焕发，下了重手穷追猛打，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一千多人连个水漂都没打，眨眼就没有了。
这回日军指挥官们傻眼了，原本打算且战且退，现在成了有战无退，更为严重的是，查大受明显不过瘾，又跟着追了过来，越过了马山馆，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蹄馆，尚未到位。
无可奈何之下，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蹄馆设伏，攻击明军。
于是当查大受赶到之时，他遇到的，是两万余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
已经退无可退了，横下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查大受率军冲击多次，没能冲垮敌军，反而逐渐陷入包围，战斗进入僵持状态。
事已至此，所谓诱敌深入、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了，能把眼皮底下这三千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
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打得正热闹的时候，李如松来了。
这下日军喜出望外了，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结果竟然捞到这么条大鱼，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
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他立即下令，方圆四十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立即赶来会战，不得延误。
与此同时，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亲临前线指挥，包括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人在内，总而言之，是豁出去了。
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下，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
不巧的是，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
这位仁兄实在过于强悍，虽被日军重重包围，却完全不当回事，带着铁骑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这也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于是日军集中兵力，对李如松实行合围。
事后，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用一个词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围匝数重。
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但事实上，当时他倒很有几分闲庭信步的风度，据日本史料记载，李如松带领骑兵左右来回，几进几出，铁骑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所谓的包围，其实就是尾随。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太过嚣张，终究是要翻船的。
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
这位日军将领出场就很不一般，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先不说是真金还是镀金，穿不穿得动，敢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
而之所以说这是个神秘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
参加碧蹄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第四军，该军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凶残成性，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所以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有可能是隶属于第四军的将领。
虽说哪里来的讲不清，但敢拼命是肯定的，这人一上来，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带兵向李如松猛冲（博如松甚急），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李如松毫无准备，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日军逐渐围拢，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发现事情不妙，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但日军十分顽强，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紧急关头，还是兄弟靠得住，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
虽说在乱军之中，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所以说在战场上穿着不能太时髦），手起一箭，正中此人面目，当即落马。
主将落马后，士兵们也一哄而散，李如松终于转危为安，但事实上，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此刻，双方已鏖战多时，虽然明军勇猛，战局却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日军正陆续由四面八方赶来（接续愈添，沿山遍野），人数优势越来越大，而明军势单力薄，这么打下去，全军覆没，那是迟早的事。
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日军的情况却也差不多，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在日本国内是出了名的硬骨头，素以善战闻名，这回也打得撑不住了，竟然主动找到小早川隆景接替自己的位置，退出了战场。
仗打到这个份上，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
关键时刻，杨元到了。
杨总兵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延迟出发，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二话不说，带着一千人也冲了进去。
早不来，晚不来，来得刚刚好。日军正打得叫苦不迭，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阵型被完全冲垮，混乱之际也没细看对方的人数，以为是明军大部队到了，纷纷掉头逃窜。
小西行长见大势已去，也只能率军撤退。李如松惊魂未定，装模作样地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去了，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不知道，他还是清楚的。
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阵亡二百六十四人，斩获日军首级一百六十七人，伤亡大抵相当。
对于这场战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撒网捕鱼，鱼网破了。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却一直未断，其中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
在日本的许多战史书籍中（如《日本外史》、《日本战史》），碧蹄馆之战是日军的一场大胜，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两万余人，要这么算，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外，还得再找一万五千个垫背的，着实不易。
虽然事情不容易办，鬼子还是办了，而且一直在办，后来抗日战争里的台儿庄战役，日军矶谷师团（编制相当于一个军）被打成了残废，死伤一万多人，几乎丧失战斗力，日本战报却说就损失两千人，脸不红心不跳，由此可见，其不认账和乱记账，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说到底，碧蹄馆之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
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
通过此战，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两点：首先，敌人是很难打垮的。
虽然日军被击败，但战斗力尚存，以明军目前的兵力，如要硬攻，很难奏效。
其次，朋友是很难指望的。
在碧蹄馆之役发生前，李如松曾嘱托朝军随后跟进，人家确实也跟着来了，但仗一打起来，不是脚底抹油就是袖手旁观，仗打完才及时出现，真可谓是反应敏捷。
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某些混人。
此时正逢朝鲜阴雨连绵，火器难于使用，日军伏击失败后，全部龟缩于王京，打死不出来，还拼命修筑坚固堡垒，准备死守。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如果现在进攻，那就是寻死。
可柳成龙偏偏装糊涂，他多次上书，并公开表示李如松应尽早进攻王京，不得拖延。
出征之前泼凉水，不出头，现在却又跳出来指手划脚，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不死白不死，人混账到这个份上，真能把死人气活了。
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
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王京是必须攻克的。
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后，李如松做出了如下部署：
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控制大同江；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查大受镇守临津，互为声援；李宁、祖承训镇守开城。
这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安排，因为明军本就兵力不足，现在竟然分兵四路，要想打下王京，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
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
命令下达了，进攻停止了，战场恢复了平静，日军也借此机会加强防守，整肃军队，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因为在被忽悠多次后，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停的。
这个判断十分正确，很快，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但并非攻城的枪炮，而是一把大火。
李如松很清楚，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是绝对无法攻下王京的，于是他索性分兵各处防守，加固后方，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龙山。
龙山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积粮数十万石，王京、釜山的日军伙食，大都要靠此处供应。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如松密令查大受，率敢死队（死士）连夜跑到龙山，放了一把火，彻底解决了鬼子们的粮食问题。
这么一来，事情就算是结了，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在这一点上，鬼子们的意识是清楚的，认识是明确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十八日，日军全军撤出王京，退往釜山。十九日，李如松入城，王京光复。
自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明军入朝起，短短半年时间，日军全线溃败，死失合计三万五千余人，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的战斗力遭到致命打击，疲惫交加，斗志全无。
到了这份上，已经打不下去了。
四月下旬，日军继续撤退至蔚山、东莱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全军八万余人渡海回国，仅留四万人防守。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
日军退却了，但李如松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事实上，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由于朝军几乎是一盘散沙，许多地方都要依靠明军防守，李如松能够调动的，仅有一万余人，靠这点本钱，想把日军赶下海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缺人，而是缺钱。
要知道，刀枪马炮，天上掉不下来，那都是有价钱的，而所谓打仗，其实就是砸钱，敌人来了，有钱就对砸，没钱就打游击，朝鲜战争也一样。
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而在这一点上，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非但不给军费，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要收现款，拒收信用卡，赊账免谈。
李如松在朝鲜呆了半年，已经花掉了上百万两白银，再这样打个几年，估计裤子都得当出去。
所以谈判，是唯一的选择。
所谓谈判，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双方你来我往，吹吹牛吃吃饭，实在的东西实在不多。
客观地讲，明朝在谈判上，一向都没什么诚意。相对而言，日本方面还是比较实诚的，他们曾满怀期望的期盼着明朝的使者，等到的却是火枪大炮。
说到底，这是个认识问题，因为当时的明朝，管日本叫倭国，管日本人叫倭奴，而且这并非有意歧视，事实上，以上称呼是一路叫过来的，且从无愧疚、不当之类的情感。
一句话，打心眼里，就从没瞧得上日本人。
第一次谈判，是因为准备不足，未能出兵，等到能够出兵，自然就不谈了。
现在，是第二次谈判。而谈判的最理想人选，是沈惟敬。
半年前，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李如松的大营，结果差点被砍了头，关起来吃了半年的牢饭，到今天，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沈惟敬前往日军大营，开始了第二次谈判，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
虽然之前曾被无情地忽悠过一次，但毕竟出来抢一把不容易，死了这么多人，弄不到点实在东西也没法回去，日方决定继续谈判，平分朝鲜是不指望了，能捞多少是多少。
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抵如此，而在他们看来，事到如今，明军多少也会让一两步。
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互致问候完毕，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如下意见：
首先，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其次，明军撤出朝鲜，日军撤出王京（当时尚未撤出）。最后，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王子官员。
沈惟敬带着谈判意见回来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次，李如松和宋应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沈惟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他认为，一切都将在自己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但他并不知道，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
在第一次谈判时，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压根儿不打算要真谈判，而这一次……，似乎也没这个打算。
因为在战后，宋应昌曾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夫倭酋前后虽有乞贡之称，臣实假贡取事，原无真许之意。”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日本人是想谈和的，但我是忽悠他们的，您别当真。
这就是说，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
但协议毕竟还是签了，签了就得执行，而接下来，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除了会打仗，搞政治也是把好手。
根据协议，明军要撤出朝鲜，但李如松纹丝不动，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端掉了对方的饭碗。
日军是真没办法了，打不过又闹不起，明知李如松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偏偏还不敢得罪他，就当吃了个哑巴亏，硬着头皮派出使者。那意思是，你不撤我认了，但互派使者的事，麻烦你还是给办了吧。
在这一点上，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他随即派出谢用梓与徐一贯两人，随同沈惟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
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沈惟敬），就是大忽悠（李如松的使者），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现在对方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实在是可喜可贺。
但他不知道的是，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谢用梓是参将，徐一贯是游击，换句话说，这两人都是武将，别说搞外交，识不识字那都是不一定的事。
之所以找这么两个丘八去谈判，不是明朝没人了，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
这位仁兄接到日军要求后，想也没想，就在军中随意找了两人，大笔一挥，你们俩就是使者了，去日本出差吧。
现在忽悠你们，那是不得已，老子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还谈什么判？！
李如松没当真，但日本人当真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中旬，小西行长带领沈惟敬、谢用梓以及徐一贯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和谈。
对于明朝使臣的来临，丰臣秀吉非常高兴，不但热情接待，管吃管住，会谈时更是率领各地诸侯权贵到场，亲自参加，张灯结彩，搞得和过节一样，仪式十分隆重。
当沈惟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明白：这下算是忽悠大了。
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但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身边的这两位使者到底是什么货色。
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挺下去了。
沈惟敬就此开始了谈判，虽然从名义上讲，谢用梓和徐一贯才是正牌使者，但这两个大老粗连话都说不利索，每次开会口都不敢开，只能指望沈惟敬忽悠了。
于是每次开会之时，大致都是这么一副场景：丰臣秀吉满怀激情，口若悬河，谢用梓、徐一贯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沈惟敬随口附和，心不在焉。所谓的外交谈判，其实就是扯淡。
就这么个扯淡会，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
在谈判终结的那一天，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方的和平条件，该条件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
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不可救药的人渣。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后妃。
二、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
三、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永远通好。
四、割让朝鲜四道，让给日本。
五、朝鲜派出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由日方管理。
六、返还朝鲜被俘的两位王子。
七、朝鲜宣誓永不背叛日本。
在这份所谓的和平条款中，除交还朝鲜王子外，没有任何的友善、和睦，不但强占朝鲜土地，还把手伸到了明朝，总而言之，除了贪婪，还是贪婪。
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
沈惟敬接受了。
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十分高兴。
其实丰臣秀吉并不知道，他已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
因为沈惟敬同志压根就不算是明朝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惟敬划给你就是了。反正也不是我买单。
日本和谈就此结束，简单概括起来，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真可算是晚节不保。
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贪欲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
小西行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
和谈结束了，沈惟敬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应昌也只知道，这人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仅此而已。
按说到这个时候，沈惟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鬼子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人混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星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云云。
这话要换了宋应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星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他还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惟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
明神宗倒不糊涂，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石星一口咬定，加上打仗实在费钱，半信半疑之下，他同意与日方议和。
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中日双方终于停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后，明军也作出部署，仅留刘珽、骆尚志等人，率军一万五千余人帮助镇守军事要地，其余部队撤回国内。
无论有多么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是暂时的。
宋应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由顾养谦接替。
李如松也升官了，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禄米），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
三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李如松走马上任，一年后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伏，力战死。
在所有的战斗中，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这次也不例外。
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逊，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时，我发现了他的诗句：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我认为，写得很不错。
四百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作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捡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勘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小西行长对此二人恨之入骨。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呆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型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打仗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重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十分肯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没能挺过去。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力，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帐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修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刘綎，字子绅，江西洪都（今南昌）人。应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
刘珽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军官，而且经常领兵出战，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呆过。但值得夸奖的是，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珽的教育辅导工作却一点也没耽误——刘显打仗，是带着儿子去的。
自幼出入军营，吟诗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刘珽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镔铁大刀。
所谓镔铁，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无人知晓，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是有记载的：一百二十斤。
当然了，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綎同志不光举，而且用，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
每次我看到这四个字，都有不寒而栗之感。
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很快刘珽就出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刘大刀。
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万历初年，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蛮族，大刀兄虽然才二十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无畏，立下了战功。
从此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
万历十年，他又跑到了缅甸，把当地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他已升任参将。
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也没人想用他，于是大刀兄坐不住了，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去朝鲜打仗。朝廷一想，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
刘綎的运气不错，刚到朝鲜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资历太浅，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惟忠、查大受等人作战。
到万历二十三年，明军撤军时，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
现在，他的机会终于到了。
在当时的赴朝明军中，有三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吴惟忠的戚家军，以及刘綎的车军。
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刘綎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它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戚家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
车军，共计五千余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
具体战法是这样的，每逢出战，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时，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圆圈，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发动齐射，完成第一波攻击。
待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冲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
很明显，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时滴水不漏，攻时锐不可挡，凭借这支部队，刘綎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
所以他一直坚信，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西行长也不例外。
自从入朝以来，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顺天。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侵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就行。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
可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就来了送行的，而且看架势，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
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十九日，刘綎部逼近顺天。
小西行长和刘綎交过手，也知道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简单说来就两个字：不打。
反正打不赢，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
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綎也没招了，只得命令部队强攻，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西行长坚守营垒，凭借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明军。刘綎进攻受挫，只得暂停攻击。
既然攻不下来，刘綎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当然，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是真谈。
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小西行长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还举一反三，加上了忽人的行列。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
开始也确实如此，刘綎连续派出了三批使者，小西行长都不信。但刘大刀却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又派出了第四批使者。
这次，小西行长终于相信了。他准备出城与刘綎谈判。
然而关键时刻，明军出了叛徒，泄露了刘綎的计划，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
从沈惟敬开始，再到李如松、刘綎，谈了无数次，被骗了无数次，我相信，即便打死他，下辈子再投胎，他也不会搞谈判了。
刘綎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改变了策略，全力监督部下攻城，但日军防守严密，多次进攻毫无进展，刘綎毫不气馁，亲自上阵指挥战斗。
然而，十月三日，他却突然停止了攻击。
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
董一元到达泗川的时间，是九月二十日。而他的对手，是岛津义弘。
三年前，当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明白自己已经上当，怒火中烧之时，曾对沈惟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
“且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天朝处分！”
联系上下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我把石曼子和他的兵留在那里（朝鲜），看你们（明朝）怎么办！
石曼子，就是岛津义弘。
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岛津义弘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恰恰相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他还硬挺着。
然而，丰臣秀吉却对其十分欣赏，多次重用，原因很简单——好用。
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而九洲地区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绝不偷奸耍滑，作战时一定在前，撤退时必定垫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
更值得称道的是，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民风犹存。比如说黑社会，经过多年改良，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讲究秩序，遵纪守法，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从不随意捣乱。
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了，时代不同了，传统一点没丢，但凡遇上抢地盘、谈判之类的事，经常二话不说，拿着刀赤膊上阵，往死里砍，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中极具威望，向来无人敢惹。
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一类型，其作战特点是勇猛、凶残，不怕死，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是日军的战斗主力。
而岛津义弘除陆上作战勇猛外，还精通水军指挥，也算是两栖人才。虽然脑筋不太灵活，但贵在敢玩命，而且他还有一项独门绝技——突围。
所谓突围，其实就是逃跑。岛津义弘最绝的地方就是，他打仗不含糊，逃跑也很厉害，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专往敌军结合部跑，一眨眼就没影。在后来的日本关原之战中，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剩下他带着一千多人，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实在很有两把刷子。
总而言之，此人能攻善守，经验丰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名将。
相对而言，中路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得多了，此人名气一般，才能一般，连兵力都一般。日军有两万人，他也只有两万六千。
但这位一般的人，有个不一般的先锋——李宁。
这位仁兄的脾气可谓是尽人皆知，每天喊打喊杀，见到日本人就拔刀，连使者都砍，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
现在，他表现的机会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明军刚刚到达泗川，他就等不及了，二十八日夜便率军一千，连夜冲入了泗川城内。
日军准备不足，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毕竟人多势众，随即组织反击。李宁由于过于靠前，被日军围攻，战死。
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一顿猛砍猛杀，全歼守军，击毙日军大将相良丰赖，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一百余人逃进内城。
内城的守备者，正是岛津义弘，他倒不怎么慌张，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五军主力一万余人，且地势险要，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所以他打定算盘，在此坚守，等候援军到来。
话虽这么说，但当明军进攻之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
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却也不是善茬，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
十月初一，总攻击正式开始。
明军在离城百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佛郎机炮，对准城内猛烈轰击。城内日军死伤甚多，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定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
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扫清了外围，城门也被攻破，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即将完全崩溃。
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七分到手，接下来的是三分。
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
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三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
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古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
事后调查证实，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而是安全工作疏漏——失火。
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
混乱之中，明军不知所措，皆以为是被人抄了后路，纷纷逃窜，眼看到手的泗州城就此落空，原本打算溜号的岛津义弘立即来了精神，出城发动攻击，明军大败。
泗川之战以失败告终，明军损失惨重退守晋州，日军侥幸取胜不敢追击，依旧固守原地。
因为此战，岛津义弘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被捧上了天，称为“鬼石曼子”，其实说穿了，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运气好。
但无论如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除西路军刘綎外，此时的麻贵，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
他的东路军于九月底到达蔚山，却无事可干。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后，加藤清正每天都呆在蔚山，一动都不动，打死也不出头。麻贵攻，他就守，麻贵不攻，他还是守。总而言之，不打，只拖。
就这么拖到十月份，泗川战败的消息传来，无论是麻贵，还是加藤清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解脱了。
在麻贵的统一调配下，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返回出发地，九月攻势宣告结束。
在这次进攻中，明军立功心切，日军保命要紧，拼了半个多月，战局却无丝毫改变，大家都白忙活了。
最郁闷的人是麻贵，他尽心竭力策划的进攻方案，却无任何效果，实在是比较窝囊。但更让他绝望的是，经过此役，他已经确定，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
麻贵并不知道，此时距离日军撤退，仅剩一个月时间。如无意外，十一月五日，日军将带着抢掠的无数战利品从容退回国内。而那时，明军只能望洋兴叹，目送日军安然撤退。
但一个人的到来，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
说起来，这位兄弟也算是老油条了，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此后又东征西讨，几十年下来，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总兵。
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破格提拔从来无分，领导赏识一直无缘。游击、参将、副将、副总兵一级级地升，做官做得那真叫艰苦。据说是因为他是广东人，且只会讲粤语，官话（即当时的普通话）讲不好，也听不懂，总不招人待见，所以进步很慢。
而且这人还有个缺点——贪，且不是一般的贪。方式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派他去管兵，就放纵手下抢掠民财；派他去镇守地方，就大兴土木，贪污工程款；派去打仗，竟然又克扣军饷。在贪污这行当里，可谓相当之牛。
可就是这么个人物，偏偏极会打仗，而且什么仗都打过。开头在山区打土匪地痞，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抓过强盗小偷，还曾跟着一代名将（兼贪污犯）殷正茂混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剿灭了许多叛乱军。
算起来，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只要在陆地上，他都灭过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海贼、海盗、乃至于倭寇，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
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谁沾上谁倒霉，所以一直以来，既没人用，也没人举荐（朝士惜其才，不敢荐）。
和平年代，大家不想惹事，这种人就不能用，但战争一来，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
万历二十年（1592），陈璘出山，前往朝鲜。
按照朝廷的原意，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来，自然是要他卖命打仗，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兄弟去了一年，竟然什么也没干，官却升得极快，刚去的时候只是个参将，很快就升为副将，万历二十一年，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
一仗没打就混到这个地步，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
当然，陈璘除外，战争结束后，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并就任总兵，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
但纸包不住火，三年后，中日和谈失败，沈惟敬的忽悠被识破，石星被判下狱，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
原来陈璘兄并非只进不出，他除了能贪外，还很能送，石星收了他的钱，自然要帮他办事，陈璘同志这才得以一路春风，扶摇直上。
可是现在石星倒了，官自然是没法当了，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亏了本的陈璘只好再次回了老家。
但人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活干，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日再次开战，朝鲜水军全军覆没，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要夺回制海权，只能靠明朝水军了。
于是陈璘再次找到了工作，虽然兵部尚书邢玠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陈璘率五千广东水军到达朝鲜，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邓子龙。
邓子龙，丰城人，时任钦差备倭副总兵，都督佥事。
要论年头，他的资格比陈璘还要老，嘉靖中期，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多年来，奔波于广东、云南、缅甸、福建，东征西讨，战斗经验丰富，而论人品，那就更不用说了，几十年兢兢业业，从小兵干起，不走后门，不搞关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
正因为他过于老实，没有后台，到六十多岁，才混到副总兵，且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受了委屈，也不与人争辩。万历二十年（1592），他奉命出征，本来打了胜仗，却背了黑锅，被言官参劾免职，他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回了家。
但当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接到朝廷调令时，依然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尽管此时他已年逾七十，尽管他的职务只是副总兵，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年纪比他小，品行比他差的人（陈璘是总兵）的指挥。
就这样，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无数日军的命运。
安置邓子龙后，故地重游的陈璘见到了他的另一个下属——李舜臣。
此时的李舜臣刚刚得到解脱，元均战死后，他奉命重新组建朝鲜水军，虽然朝中还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但眼下局势危急，这个烂摊子也只能指望他了。
李舜臣之所以不招人待见，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此人虽才具甚高，为人处世却不行，不善与人相处，碰谁得罪谁，作为下属，是十分难搞的。
但陈璘干净利落地搞定了他，虽然他在国内一口粤语，官话讲得鬼都听不懂，但到了国外，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无论官话、粤语，人家都分不出来，一概不懂。而陈璘也充分发挥了他搞关系的特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李舜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这种方式就是写诗。
一到朝鲜，陈璘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给李舜臣：
〖不有将军在，谁扶国势危？
逆胡驱襄日，妖氛倦今时。
大节千人仰，高名万国知，
圣皇求如切，超去岂容辞！〗
就文学水平而言，这首诗大致可以划入打油体或是薛蟠体，还不是一般的差劲，但如果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政治水平十分高超。
前四句是捧人，作为李舜臣的上级，对下属如此称赞，也真算是下了血本。
第五六句继承风范，大肆夸奖李舜臣同志众望所归，威名远扬，但这只是铺垫，核心部分在最后两句，所谓圣皇求如切，隐含的意思就是劝人跳槽，建议李舜臣别在朝鲜干了，到明朝去另谋高就。
纵观全诗，捧人是为了挖墙角，挖墙角也就是捧人，浑然天成，前后呼应，足可作为关系学的指定教材，写入教科书。
李舜臣被感动了，于是他连夜写了几首和诗回复陈璘，表达自己的感慨。并同时表示，愿意听从陈璘的指挥，齐心协力，驱逐倭奴。
我一直认为，像陈璘这样的人，无论明朝兴衰与否，他都是饿不死的。
在成功实现团结后，经过麻贵鼓动，陈璘率军参加了顺天战役，然而由于战局不利，麻贵率陆军先行撤退，水军失去支援，只得铩羽而归。
对麻贵的行径，陈璘十分愤怒，然而没过多久，麻贵再次找到了他，并交给他另一个任务。
麻贵告诉陈璘：我军作战计划已定，自即日起，你所属之明军，应全部开赴海上。
陈璘问：所往何事？
麻贵答：无定事，来回巡视即可。
陈璘再问：那你准备干什么？
麻贵回答：我哪里也不去，驻守原地。
看着一头雾水，满腔怒火的陈璘，麻贵终于说出了迷题的答案。
三路攻击失败之后，麻贵已经确定，强攻是不可行的。即使攻下，明军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谈判也是不可信的。进退两难之际，他想到了陈璘，想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
麻贵下令，所有明军立即停火，中路军董一元、西路军刘綎派出使者，与对峙日军协商停战。总而言之，大家都不要动了。
唯一活动的人，是陈璘。而他的任务，是率舰队沿朝鲜海岸巡航，并击沉所有敢于靠近海岸的日本船队。
这一军事部署，在今天的军事教科书里，叫做囚笼战术；在街头大婶的口中，叫关门打狗。
经过无数次试探与挫折，麻贵终于找到了日军的最大弱点——粮食。
无论日军多敢玩命，毕竟都是人，是人就要吃饭，而这些后勤补给必须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打击日本船队，敌军必定不战而溃。
事实证明，麻贵的判断是正确的。自十月中旬起，陈璘开始改行，干起了海盗。率军多次扫荡，见船就抢，抢完就烧，把朝鲜沿海搞成了无人区。他干得相当彻底，以至于某些朝鲜船队由此经过，也被抢了。
无奈之下，日军只得派藤堂高虎率水军迎战。但陈璘同志实在是多才多艺，不但能抢，也能打，几次交锋下来，藤堂高虎落荒而逃，再也不敢出来逞能（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
躲不过也抢不过，日军叫苦不迭，特别是小西行长，因为三路日军中，他的处境最惨，加藤清正占据蔚山，岛津义弘驻扎泗川，这两个地方离海很近，只要躲过陈璘，靠岸把粮食卸下来就能跑。
可是小西行长所处的顺天，不但离海远，而且水路复杂，千回百转，进去了就出不来，陈璘最喜欢在这里劫道，许多日本船打死都不愿去。
半个月下来，日军饿得半死不活，小西行长没辙了，竟然主动派人找到陈璘，希望他能让条道出来，而作为代价，他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一千两百个人头。
这意思是，如果你放条生路给我走，我就留一千两百人给你，请功也好，杀头也罢，你自己看着办。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是真没办法了。当然，陈璘并没有答应，因为他要的，绝不仅仅是一千两百人。
日军就此陷入绝境，但小西行长并不慌张，因为那个约定的日期，已经近在眼前。
十一月五日，只要等到那天，一切都将结束。
在期盼和忐忑之中，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
依照之前的约定，日军加藤清正、岛津义弘、小西行长三部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战利品，准备撤退。而对峙的明军，却依然毫无动静，仍旧被蒙在鼓里。
如无意外，日军将携带其掠成果，背负着杀戮的血债，安然撤回日本。
然而意外发生了。
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五大老（丰臣秀吉五位托孤大臣）向明军派出使者，表示如果朝鲜派出王子作为人质，并每年交纳贡米、虎皮、人参，日方出于怜悯，将会考虑撤军。
今时今日，还敢如此狂妄，似乎有点不近情理，但事实上，这是日军的一个策略。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撤退，必须麻痹敌军。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所谓的计策，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因为麻贵同志虽然姓麻，却很难被麻痹。毕竟在明朝政府混了几十年，什么阴谋诡计都见过了，日本人在这方面，还处于小学生水平。
所以麻贵立即判定了日军的真实意图——逃跑。
此时是十一月七日，麻贵命令，全军动员，密切注意日军动向，随时准备出击。
十一月八日，驻扎在古今岛的陈璘接到密报，确认丰臣秀吉已经死亡，日军即将撤退。他随即下令，水军戒备，准备作战。
明军知道，日军不知道明军知道。在千钧一发的局势中，战场迎来了最后的宁静。
无论如何，双方都已确定，生死成败，只在顷刻之间。
十天之后，最后摊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突然自蔚山撤退。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明军并未阻拦。
随后，驻扎泗川的岛津义弘也率第五军撤退，明军仍然未动。
五大老一片欢腾，在他们看来，撤军行动十分成功，明军毫不知情。
然而接下来，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小西行长被拦住了。
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的反应极快，获准撤退后，他立即带兵，日夜兼程赶赴海边，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明军水师。
但小西行长并不惊慌，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顺天离海较远，不利逃跑，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易于封锁，如果明军不来，那才是怪事。
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他已想出了对策，并付诸实施，而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脱身指日可待。
但事实上，五大老错了，小西行长也错了。
明军放任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逃走，并非疏忽，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
在之前的十天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有意撤退，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是很难全歼敌军的，恰恰相反，对方已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如果逼狗跳墙，后果将很难预料。
唯一的方法，就是逐个击破。
但日军是同时撤退的，明军兵力有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十一月四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方法。
就在这一天，陈璘出海巡视，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行踪隐蔽，速度极快。
要换在以往，陈璘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
但这一次，他犹豫了，因为几十年战场经验告诉他，不能攻击这条船。
考虑片刻后，他派出了舰只跟踪此船，几个时辰之后，消息传回，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这条船的目的地，是泗川。
他立即将此时通报麻贵，双方的判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几天之内，日军将全军撤退，而那条小船，是小西行长派出的，其唯一目的，是向岛津义弘求援。
这正是小西行长的对策，他知道，一旦撤退开始，靠海的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必定能顺利溜号，而他地形不利，很可能被堵住，到时只能找人帮忙。
加藤清正是老对头，不帮着明军打自己，就算不错了，是绝靠不住的。
只能指望岛津义弘了，他相信，关键时刻，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兄弟一把的。
于是他派出小船通报此事，而结果也让他很满意，小船安全返回，并带来了岛津义弘的承诺。
后顾之忧解除，他终于放心了。
然而就在此时，麻贵和陈璘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
中路董一元、西路刘綎密切监视日军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发现其撤军，立即上报，但不得擅自追击。
水军方面，陈璘部停止巡航，并撤去蔚山、泗川一带海域之水师，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海道。
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因为他们并不重要，只有小西行长，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
这是一个最佳的诱饵，在其诱惑之下，日军将逐个赶来，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
撤退、放行、堵截，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双方都很满意，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十一月十八日，夜。
小西行长没有看错人，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虽然他已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但听说小西行长被围后，却依然信守承诺，率第五军一万余人赶来救援。
但除了小西行长外，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陈璘。
四天前，他召集全军，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从泗川到顺天，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而这片海域的名字，叫做露梁海。
在露梁海的前方，只有两条水路，一条通往观音浦，另一条经猫岛，通往顺天。
他随即做出了如下部署：
副总兵邓子龙，率三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北侧。
水军统制使李舜臣，率五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南侧的观音浦。
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隐蔽于附近海域。
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全军不得擅自行动，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露梁海后，方可发动攻击。
攻击发起时，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截断敌军后退之路，李舜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袭击敌军之侧面，打乱敌军之阵型。
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须坚守阵地，不惜任何代价，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露梁海中，等待陈璘主力到来。
而那时，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将侵略者彻底埋葬。
一切就绪，李舜臣却发问了：邓子龙堵截后路，我守观音浦，猫岛何人驻守？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岛津义弘熬过伏击，坚持向猫岛挺进，就能到达顺天，与小西行长成功会师，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陈璘告诉他，猫岛根本无须派兵驻守。
“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肯定。”
第十五章 兵不厌诈
【无需谈判，干掉就好】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1592）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而除了等这帮嫡系外，他还要等几支杂牌军。
奉宋应昌命令，归李如松指挥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尽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辞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此云暗渡陈仓。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就如后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头次见黑人团，竟然被吓得往回跑，那都是一个道理。
但没过多久，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建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指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都没见过），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
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
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
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
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
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误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2）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明史为肃宁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但这些人即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惟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
要说这日本人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疏，但据明史记载，是二十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办法，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一般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采信宋应昌的奏疏。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惟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正好呆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十五人，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干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且表演得十分卖力（哭告免死），碍于众人的面子，李如松没有杀李宁，重责他十五军棍，让他戴罪立功。
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你替人求情，我饶了他，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我就杀了你（必枭首）。
李如柏发抖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
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
教训了李宁，又吓唬了弟弟，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咱们再谈谈。
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估计这事是没指望的，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
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仅过了一天，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也不是复仇，却是澄清误会。
误会？李如松目瞪口呆。
估计是沈惟敬的忽悠功底太强，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就等着明朝册封了，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琢磨，想来想去，一拍脑袋，明白了：一定是误会。
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礼数不到，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摸清情况。
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在短暂的惊讶之后，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还请他吃了顿饭，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没错，就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误会总是难免的，死了就死了吧，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他将热情迎接。
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李如松到达平壤。
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在路旁迎接（花衣夹道迎），据说事先还彩排过。
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彩旗飘飘，夹道欢迎，这算是怎么回事？侮辱我？
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唾手可得！
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部队似乎中了邪，有的往前冲了，大部分却只是观望，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说到底还是老问题——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在路边又唱又跳，混似一群疯子，换了谁都心里没底。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不急，看看再说。
这一看，就耽误了。
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稀奇，无人赶上。
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悉登城拒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
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然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
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
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这三千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
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
正月初七晨，大雾。
小西行长十分紧张，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厉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
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
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三十里。
李如松说：好，明天就这么办。
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
正月初七夜。
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千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
小西行长毫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晚，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正月初八）。
当然，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作出了解释：
“倭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四十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
大家恍然大悟。
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
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立斩不赦！”
末了还有一句：
“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
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在明代，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据，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那里去核实？
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首级）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
所以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那就是钱啊），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
李如松很清楚，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
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我报多少你给多少？
事实证明，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还干不出来，歹话讲完，下面说实惠的：
“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且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
而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米左右（最低），即三百多斤。经查，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两元左右。
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五千两，也就是三百万元人民币。
谁说古人小气，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未能固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一万八千余人，以及朝鲜军（朝奸部队），共计五千余人，合计两万三千人。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一万两千人，驻守西北方三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
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
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
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朝鲜军）五千人，驻守南城含毯门。”
“余部主力防守北城！”
我相信，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
“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领！”
至此，小西行长部署完毕。
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此时，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
“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
攻城明军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具体部署如下：
“左军指挥杨元，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小西门。”
“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大西门。”
“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北七星门。”
“以上三万人，为我军攻击主力。”
第二个被部署的地区，是北城。
“南军（即戚家军）指挥吴惟忠，率军三千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时，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
打断他的人，叫做查大受。
查大受，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
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查大受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
“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
“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
要说还是查大受有面子，李如松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
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
“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
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
“东城不必攻击！”
“为什么？”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
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
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
“你没有读过兵法吗？围师必缺！”
所谓围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两万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
最后一个，是南城。
“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两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八千，攻击南城含毯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
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
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俗称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葛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帐，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第十六章 平壤，血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他知道，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摘录其一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朗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到嘉靖二十六（1547）年，明代佛朗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懵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啊）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帐，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现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所以，他们也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于是，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士兵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也很少出场，撤回国内也好，朝鲜养伤也好，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
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
所以在历史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
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含毯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五千名朝鲜军。
说起来，X奸这个词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也实在不高，平壤才失陷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大一支朝奸部队，也算不容易了。
当然，这五千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做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
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
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
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
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
事实证明，带着X奸名头的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还特喜欢藐视同胞。
这帮朝奸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比慢动作还慢动作。
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
城下朝鲜同胞们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功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
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
很快，朝鲜军的惨叫就传遍了城头：“明军，明军攻上来了！”
坦白讲，要说他们算是攻上来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昨天夜里，当所有人都散去之后，李如松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不得有误。
祖承训自然不敢怠慢，就这样，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
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包括骆尚志统率的戚家军一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上去就抽刀砍人。朝奸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刚刚交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小西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彻底攻占了含毯门。
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不甚精彩，当然伤亡还是有的，只不过有点滑稽：由于进展过于顺利，又没有人射箭放枪，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于是一万多人拼了命的往前挤，比冲锋还卖力。
不过这倒也正常，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挤上去就有份，换了谁都得去拼一把。
南城并不是防御的重点，城防本来就不坚固，加上大家又很激动，这一挤，竟然把城墙挤塌一块，恰好骆尚志打这过，被砸个正着，负伤了。
当然，也有些史料说他是作战负伤，具体情况也搞不清，就这样吧。
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南城告破。
但这对于西城攻击部队而言，实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南城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而明军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的接着爬，爬上去的就举刀和日军死战。
虽然南城被破，但平壤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而且仗打到这个份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龟孙再说！
不过日本鬼子实在有两下子，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
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却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好在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锦厚未至重伤）。
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二百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
在李如松倒地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主将要是被打死了，这仗还怎么打。
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并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
虽然摔得灰头土脸，还负了伤——流鼻血（触冒毒火，鼻孔血流），形象十分狼狈，但李司令员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
“换马再战！”
领导都这么猛，小兵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地往城头冲，但日军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武士道的意思。
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把那玩意儿拉上来！”
这是李如松最后的杀手锏。
所谓那玩意，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字，叫做“大将军炮”。
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重几百斤，前有照星，后有照门，装药一斤以上，铅子（炮弹）重三至五斤，射程可达一里之外。
由于这玩意体积大，又重，没人愿意扛也扛不动，但李如松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出征之时，是由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的。李如松不会想到，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
但李司令把这些大玩意拉到朝鲜，不破纪录，只为破城。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容易误伤自己人，且准头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好玩，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十分容易炸膛（该问题一直未解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
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明军炮兵支炮、装弹、瞄准，一切就绪。
随着李如松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命中目标。
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信用】
七星门的失陷彻底打消了日军的士气，纷纷弃城逃窜，杨元和李如柏随即分别攻破了小西门和大西门，三万明军亮出了屠刀，睁着发红的眼睛，杀进了城内。一般说来，剧情发展到这儿，接下来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
在城门失守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
这就有点无聊了，要说保卫自己的领土，激战一把倒还无所谓，赖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鬼子们也真干得出来。
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练光亭、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高，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明军若仰攻，不但难于攻下，还会损兵折将，只要等到自己援兵到来，翻盘也说不定。
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
李如松虽然不用算盘，但心算应该很厉害，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让士兵们不用打了，干一件事就行——找木头。
噼里啪啦找来一大堆，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烧！
这下子日军麻烦了，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肉搏，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叫苦不迭。
但李如松认为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五千人，携带大批火枪、火箭、佛郎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射出去。
于是一时间火箭火炮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没处打水，日军被烧得鬼哭狼嚎，本来是高地，结果变成了高炉。
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李如松司令员安排好围剿部队后，就去忙别的事了。
但值得称道的是，奉命围剿的部队很有责任心，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地放火、射箭、放枪放炮。
整整一夜，他们加班加点，没有休息。
第二天（正月初九），查大受的家丁查应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然而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
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寂静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毙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
查应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有四五百具日军尸首，很明显，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
当然，家丁查应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的觉悟，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查大受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幕场景的见证。
事实上，查应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平壤城内火光冲天，明军在外面放火，日军在里面叫苦不迭，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道传遍全城，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十里。
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
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
挺到了第二天，挺不住了。
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神仙道也不好使了。除小西行长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
但逃散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是明军的天下，往哪里逃呢？
要说日军逃起来也很有悟性，一看，西城、南城、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
于是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
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日军竟然成功地逃出了东城的城门。
但很快他们就将发现，其实战死在城内，倒未必是一件坏事。
当初李如松布阵之时，取兵法围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东面？
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谁要选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是脑袋进了水。
于是日军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是没个头，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不让，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一个选择——跳河。
我记得，那一天是正月初九，北风那个吹……
朝鲜的天气，大概和东北差不多，一般说来，这个时候是很冷的，估计起码是零下几度，然而日军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
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我可以肯定，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余。
先被烤得要死不活，然后又跳进冰水冷冻。古语有云：冰火两重天，想来不禁胆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死的，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
逃出去的基本上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呆在城内的小西行长更不好过，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
在生死的最后关头，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行长的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被打退，看那势头，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决不算完。
虽然明军占据优势，且人多势众，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总还是要的，何况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亏。
日军虽然人少，却敢于拚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全搞清楚。
关于这件事，在史料中，大致有如下四个历史版本。
按照明军监军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料贼计已穷，必遁），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
第二版本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说法也差不多，李如松料敌如神，在日军逃遁之后发动攻击，大败日军。
第三版本，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他算是明神宗属臣），这份东西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说到自己的看法，都是“臣窃念”，说到明朝，都是天兵、天朝，大明皇帝英明神武，大明总兵神兵天降，从头拍到尾。
而开战后，明军是“天地为之摆裂，山渊为之反覆”；自己（朝军）是“小邦袖手骇缩，莫敢助力”；日军则是“螳臂据辙，无敢抵敌”。照他的意思，日军是碍于明军的神威，一触即溃了。
而讲得最详细，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
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事情是这样的：
在战斗陷入僵局后，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
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并不理解，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平壤也已攻克，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修整，以防敌军反扑，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硬攻不但耗费精力，伤亡也会很大，时间一长还可能生变，所以还是谈判最划算。
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
“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然不忍杀人命，姑为退却，放你生路。”
这意思是，我可以灭了你，但无奈心太软（其实是太费力），就放你们走了吧。
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
“俺等情愿退军，请无拦截后面。”
他的意思是，我认输了，麻烦逃走的时候高抬贵手别黑我。
如此看来，也算是皆大欢喜，双方达成协议，明军撤去包围，日军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撤出了平壤城。
局势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但怪也就怪在这里，既然事情圆满解决，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这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结果，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
而第二个原因，应该算是人品问题。
如果小西行长了解李如松，或者听说过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相信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
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哱拜的最终结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几乎就在小西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李如松叫来了查大受，交给他一个任务：领兵三千，赶赴江东小路埋伏。
困兽是不好斗的，但只要把它放出来，就好斗了。
于是，当小西行长带队远离平壤，终于放松所有警惕，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查大受出现了。
据史料分析，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五千人左右，如果敢拼命，查大受手下这三千人应该还不够打，但经过李司令员这么一忽悠，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的祈望，斗志全无，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撒腿就跑。
查大受随即命令追击，大败日军，击毙日军三百余名，但毕竟部队作战时间过长，十分疲劳，日军又跑得贼快（奔命），明军追赶不及（不及穷追），只能到此为止了。
平壤战役就此结束，明军大胜，日军大败。
此战，明军阵亡七百九十六人，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就有点意思了，据记载，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一千六百四十七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多。
应该说，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而是日军的人头数。
由于战前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所以对于这一宝贵资源，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也没有妥善保存，加上后来火攻水淹，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要提取人头，实在有点困难。于是挑来拣去，只捞出一千来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数，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不靠谱的话，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
说到底，还是鬼子们最实在，既然没人帮着数，就自己数。在《日本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二十日，日军在汉城集结残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18700人，现存6520人。
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共计十余万，但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
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打起来毫不费力。
但在朝鲜之战时，该军几乎被全歼，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
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八千人，其中相当部分战死于平壤。
以上合计起来，朝鲜之战，日军的损失，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当然，那五千朝鲜军不在统计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不怎么杀俘虏。
第十七章 不世出之名将
【孤军之迷】
攻陷平壤后，李如松没有丝毫迟疑，立即派遣军队，继续出击。由于明军总共不过四五万人，很多部将都担心兵力不足，然而之后的情景却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闻风丧胆。
小西行长被击溃之后，各地日军纷纷得到消息，并采取了整齐划一的行动——逃跑。
仅仅三天之内，黄州、平山、中和等地的日军就不战自溃，连明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跑得一干二净。军事重镇开城，就此暴露在了明军的面前。
驻扎在开城的，是日军第三军和第六军，指挥官是黑田长政。
而攻击开城的，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他统帅八千骑兵一路杀过来，声势震天，黑田长政还是很有点骨气的，开始表示一定要抵抗到底，但随着逃到开城的日军越来越多，明军越吹越神，这位仁兄也坐不住了，还没等真人现身，正月十八日，在城里放了把火，一溜烟就跑了。
李如柏本想好好打一仗，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便不依不饶，追着黑田长政不放，死赶活赶，还是赶上了，一通乱打，黑田长政毫无招架之力，带头逃跑。日军后卫被重创，死亡达五六百人，明军仅阵亡六人。
自正月初九至正月二十，仅用十二天，平壤至开城朝鲜二十二府全部收复，日军全线崩溃，退往南方。
但李如松没有满足，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后的目标——王京。
王京，就是今天的汉城。日军全线败退后，大部撤到了这里，至正月二十日，聚集于此地的日军已达五万，而且看起来也不大想走。在这里，李如松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最大考验。
虽然李如松一生打过无数恶仗硬仗，但这一次，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孙子先生告诉我们：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此外，他还告诉我们：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
综合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打仗的时候，最次的打算，是攻城，而攻击时，如果人数十倍于敌人，就围他，五倍，就攻他。
城里，有五万日军。
李如松的手上，也就五万人。
在守城战中，防守方是很占优势的，平壤战役中，李如松用四万打两万，耍了无数花招，费尽力气，才最终得以攻克。
五万人攻五万人，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突出的，胜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王京之时，一场意外却彻底搅乱了这个困局。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李如松发布了一道命令：
总兵查大受、副总兵祖承训、游击李宁，率三千精兵，前往王京探路。
仅仅半天之后，他接到了明军送回的战报：
我军于半路遇敌，大受（查大受）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
自平壤之后，日军毫无战力，这种打落水狗的报告，李如松已经习惯了。
如果一个人长期听到同一类型的消息，他就有可能根据这类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
所以一贯谨慎的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前往侦察。
其实就李如松而言，这个行动并不算大胆，平壤激战时，他就敢骑马四处逛，现在自然更不在话下。
但他绝不会想到，一切都将因这个决定而改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七日，李如松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统领两千骑兵向王京前进。
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没过多久，便到达了马山馆，这里距离王京，只有九十里。
李如松突然拉住了缰绳。
长期的战场感觉告诉他，前方可能不像自己想得那么简单。
于是他想了一会，下了一道命令：
“我带一千人先行，副将杨元率军一千，随后跟进。”
就是这道命令，挽救了他的性命。
分兵之后，李如松继续出发，很快他就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里据王京仅四十里，名叫碧蹄馆。
在这里，他终于看见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很明显，这里就是查大受所描述的战场，而震耳的厮杀声告诉他，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
冲进去后，才发现事情坏了。
一天前，查大受得意样样地发出了捷报，事实上，他也确实打了胜仗，杀了人家几百口子，还不肯罢休，非要全歼不可，结果追着追着，追出问题来了。
要知道，这是在王京附近，就算日军再怎么怕事，好歹也是大本营，有好几万人，你带三千多人过来闹事，还想赶尽杀绝，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于是缓过劲来的日军开始稳住阵脚，发动反击，据史料记载，此时聚集在碧蹄馆的日军来源复杂，除第一军外，还有第四军、第六军、第八军若干，基本上在附近的，能来的，全都跑来了（悉众而来）。
由于之前日军表现过于疲软，查大受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等到他砍过瘾，追够本，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杀退一批，又来一批，到二十七日晨，外围日军人数已达两万，查大受这才明白大事不好，左冲右冲无法突围，派人求援也没指望，于是心一横，抱定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精神，带领士兵与日军殊死血战。
就在这时，李如松冲进来了。
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查大受却没有丝毫喜悦，因为眼下这种环境，在兵法中基本属于“死地”，而他是李成梁的家丁，看着李如松长大，感情十分深厚，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把李如松的命也搭了进来，别说活着回去，就算到了阎王那里，也不好意思见李成梁。
日军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很快发现冲进来的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多，于是在短暂混乱后，便开始堵塞缺口，重组包围圈。
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李如松明白，自己这次是冲错了地方，一般说来，在目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围拢，突围出去，然后逃走。
其二，与查大受合兵，寻找有利地形防守，等待援军。
包围圈的缺口越来越小，四千人的生死，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
在片刻犹豫之后，李如松做出了抉择——第三种抉择。
李如松手持长刀，面对全军，发出了怒吼：
“全军攻击！如敢畏缩不前者，斩！”
这种选择，叫做死战不退。
有一种人是无所畏惧的，纵使寡不敌众，纵使深陷重围。
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胆大外，也还是有资本的。
他的资本，就是身边所带的一千人。
列宁同志说过：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话用在这一千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
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除了敢拼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武器装备。
在日本战国时期，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被大力宣传，它的日文汉字名，叫做骑铁。
所谓骑铁，是骑马铁炮的简称，具体说来就是骑兵装备火枪，在马上发射火器，其主要使者者，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由于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被誉为日本战国时期最强的兵种。
当然，这支队伍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火枪不能连发，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技术含量也实在太高，所以在打完一枪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
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是骑铁兵种，只是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的火枪，还有个专业称呼——三眼神铳。
三眼神铳，全长约120厘米，共有三个枪管，枪头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齐射，基本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
但问题似乎也未完全解决，三枪打完后怎么办呢？
一般说来，换兵器是免不了的了，但中国人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后，吹吹枪口的烟，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使，那就是把十分标准的铁榔头。
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放完抡起来就打，这么几路下来，估计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
顺便说一句，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就在军事博物馆里。每次当我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都会不禁感叹：科学技术，那真是第一战斗力。
有这样的装备，加上这一千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听到李如松的命令后，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
虽然李如松十分自信，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这绝非遭遇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在平壤战败后，日军对明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各地纷纷不战而逃，且全无斗志，为防止全军彻底崩溃，挽回军心，日军大本营经过详细策划，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
具体说来，是先派出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并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待其到来发动总攻，一举歼灭。
据日本史料记载，参与该计划的日军为第四军和第六军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总兵力预计为一万五千人至两万人，其中诱敌部队一千余人，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人，反正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的，基本上都来了。
行动如期展开，在探听到查大受率军出发的消息后，诱敌的一千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大军分为两路，偃旗息鼓，悄悄的过去，打枪的不要。
日军的预期计划是，一千人遭遇明军后，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发起总攻。
但事情的发展告诉他们，理论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
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查大受一路都没捞到几个人，已经憋了一肚子劲，碰到这股日军后，顿时精神焕发，下了重手穷追猛打，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一千多人连个水漂都没打，眨眼就没有了。
这回日军指挥官们傻眼了，原本打算且战且退，现在成了有战无退，更为严重的是，查大受明显不过瘾，又跟着追了过来，越过了马山馆，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蹄馆，尚未到位。
无可奈何之下，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蹄馆设伏，攻击明军。
于是当查大受赶到之时，他遇到的，是两万余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
已经退无可退了，横下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查大受率军冲击多次，没能冲垮敌军，反而逐渐陷入包围，战斗进入僵持状态。
事已至此，所谓诱敌深入、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了，能把眼皮底下这三千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
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打得正热闹的时候，李如松来了。
这下日军喜出望外了，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结果竟然捞到这么条大鱼，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
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他立即下令，方圆四十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立即赶来会战，不得延误。
与此同时，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亲临前线指挥，包括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人在内，总而言之，是豁出去了。
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下，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
不巧的是，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
这位仁兄实在过于强悍，虽被日军重重包围，却完全不当回事，带着铁骑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这也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于是日军集中兵力，对李如松实行合围。
事后，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用一个词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围匝数重。
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但事实上，当时他倒很有几分闲庭信步的风度，据日本史料记载，李如松带领骑兵左右来回，几进几出，铁骑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所谓的包围，其实就是尾随。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太过嚣张，终究是要翻船的。
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
这位日军将领出场就很不一般，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先不说是真金还是镀金，穿不穿得动，敢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
而之所以说这是个神秘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
参加碧蹄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第四军，该军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凶残成性，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所以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有可能是隶属于第四军的将领。
虽说哪里来的讲不清，但敢拼命是肯定的，这人一上来，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带兵向李如松猛冲（博如松甚急），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李如松毫无准备，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日军逐渐围拢，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发现事情不妙，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但日军十分顽强，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紧急关头，还是兄弟靠得住，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
虽说在乱军之中，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所以说在战场上穿着不能太时髦），手起一箭，正中此人面目，当即落马。
主将落马后，士兵们也一哄而散，李如松终于转危为安，但事实上，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此刻，双方已鏖战多时，虽然明军勇猛，战局却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日军正陆续由四面八方赶来（接续愈添，沿山遍野），人数优势越来越大，而明军势单力薄，这么打下去，全军覆没，那是迟早的事。
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日军的情况却也差不多，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在日本国内是出了名的硬骨头，素以善战闻名，这回也打得撑不住了，竟然主动找到小早川隆景接替自己的位置，退出了战场。
仗打到这个份上，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
关键时刻，杨元到了。
杨总兵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延迟出发，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二话不说，带着一千人也冲了进去。
早不来，晚不来，来得刚刚好。日军正打得叫苦不迭，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阵型被完全冲垮，混乱之际也没细看对方的人数，以为是明军大部队到了，纷纷掉头逃窜。
小西行长见大势已去，也只能率军撤退。李如松惊魂未定，装模作样地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去了，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不知道，他还是清楚的。
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阵亡二百六十四人，斩获日军首级一百六十七人，伤亡大抵相当。
对于这场战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撒网捕鱼，鱼网破了。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却一直未断，其中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
在日本的许多战史书籍中（如《日本外史》、《日本战史》），碧蹄馆之战是日军的一场大胜，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两万余人，要这么算，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外，还得再找一万五千个垫背的，着实不易。
虽然事情不容易办，鬼子还是办了，而且一直在办，后来抗日战争里的台儿庄战役，日军矶谷师团（编制相当于一个军）被打成了残废，死伤一万多人，几乎丧失战斗力，日本战报却说就损失两千人，脸不红心不跳，由此可见，其不认账和乱记账，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说到底，碧蹄馆之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
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
通过此战，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两点：首先，敌人是很难打垮的。
虽然日军被击败，但战斗力尚存，以明军目前的兵力，如要硬攻，很难奏效。
其次，朋友是很难指望的。
在碧蹄馆之役发生前，李如松曾嘱托朝军随后跟进，人家确实也跟着来了，但仗一打起来，不是脚底抹油就是袖手旁观，仗打完才及时出现，真可谓是反应敏捷。
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某些混人。
此时正逢朝鲜阴雨连绵，火器难于使用，日军伏击失败后，全部龟缩于王京，打死不出来，还拼命修筑坚固堡垒，准备死守。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如果现在进攻，那就是寻死。
可柳成龙偏偏装糊涂，他多次上书，并公开表示李如松应尽早进攻王京，不得拖延。
出征之前泼凉水，不出头，现在却又跳出来指手划脚，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不死白不死，人混账到这个份上，真能把死人气活了。
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
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王京是必须攻克的。
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后，李如松做出了如下部署：
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控制大同江；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查大受镇守临津，互为声援；李宁、祖承训镇守开城。
这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安排，因为明军本就兵力不足，现在竟然分兵四路，要想打下王京，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
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
命令下达了，进攻停止了，战场恢复了平静，日军也借此机会加强防守，整肃军队，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因为在被忽悠多次后，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停的。
这个判断十分正确，很快，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但并非攻城的枪炮，而是一把大火。
李如松很清楚，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是绝对无法攻下王京的，于是他索性分兵各处防守，加固后方，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龙山。
龙山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积粮数十万石，王京、釜山的日军伙食，大都要靠此处供应。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如松密令查大受，率敢死队（死士）连夜跑到龙山，放了一把火，彻底解决了鬼子们的粮食问题。
这么一来，事情就算是结了，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在这一点上，鬼子们的意识是清楚的，认识是明确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十八日，日军全军撤出王京，退往釜山。十九日，李如松入城，王京光复。
自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明军入朝起，短短半年时间，日军全线溃败，死失合计三万五千余人，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的战斗力遭到致命打击，疲惫交加，斗志全无。
到了这份上，已经打不下去了。
四月下旬，日军继续撤退至蔚山、东莱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全军八万余人渡海回国，仅留四万人防守。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
日军退却了，但李如松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事实上，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由于朝军几乎是一盘散沙，许多地方都要依靠明军防守，李如松能够调动的，仅有一万余人，靠这点本钱，想把日军赶下海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缺人，而是缺钱。
要知道，刀枪马炮，天上掉不下来，那都是有价钱的，而所谓打仗，其实就是砸钱，敌人来了，有钱就对砸，没钱就打游击，朝鲜战争也一样。
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而在这一点上，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非但不给军费，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要收现款，拒收信用卡，赊账免谈。
李如松在朝鲜呆了半年，已经花掉了上百万两白银，再这样打个几年，估计裤子都得当出去。
所以谈判，是唯一的选择。
【高档次的忽悠】
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所谓谈判，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双方你来我往，吹吹牛吃吃饭，实在的东西实在不多。
客观地讲，明朝在谈判上，一向都没什么诚意。相对而言，日本方面还是比较实诚的，他们曾满怀期望的期盼着明朝的使者，等到的却是火枪大炮。
说到底，这是个认识问题，因为当时的明朝，管日本叫倭国，管日本人叫倭奴，而且这并非有意歧视，事实上，以上称呼是一路叫过来的，且从无愧疚、不当之类的情感。
一句话，打心眼里，就从没瞧得上日本人。
第一次谈判，是因为准备不足，未能出兵，等到能够出兵，自然就不谈了。
现在，是第二次谈判。而谈判的最理想人选，是沈惟敬。
半年前，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李如松的大营，结果差点被砍了头，关起来吃了半年的牢饭，到今天，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沈惟敬前往日军大营，开始了第二次谈判，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
虽然之前曾被无情地忽悠过一次，但毕竟出来抢一把不容易，死了这么多人，弄不到点实在东西也没法回去，日方决定继续谈判，平分朝鲜是不指望了，能捞多少是多少。
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抵如此，而在他们看来，事到如今，明军多少也会让一两步。
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互致问候完毕，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如下意见：
首先，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其次，明军撤出朝鲜，日军撤出王京（当时尚未撤出）。最后，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王子官员。
沈惟敬带着谈判意见回来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次，李如松和宋应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沈惟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他认为，一切都将在自己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但他并不知道，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
在第一次谈判时，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压根儿不打算要真谈判，而这一次……，似乎也没这个打算。
因为在战后，宋应昌曾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夫倭酋前后虽有乞贡之称，臣实假贡取事，原无真许之意。”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日本人是想谈和的，但我是忽悠他们的，您别当真。
这就是说，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
但协议毕竟还是签了，签了就得执行，而接下来，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除了会打仗，搞政治也是把好手。
根据协议，明军要撤出朝鲜，但李如松纹丝不动，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端掉了对方的饭碗。
日军是真没办法了，打不过又闹不起，明知李如松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偏偏还不敢得罪他，就当吃了个哑巴亏，硬着头皮派出使者。那意思是，你不撤我认了，但互派使者的事，麻烦你还是给办了吧。
在这一点上，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他随即派出谢用梓与徐一贯两人，随同沈惟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
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沈惟敬），就是大忽悠（李如松的使者），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现在对方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实在是可喜可贺。
但他不知道的是，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谢用梓是参将，徐一贯是游击，换句话说，这两人都是武将，别说搞外交，识不识字那都是不一定的事。
之所以找这么两个丘八去谈判，不是明朝没人了，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
这位仁兄接到日军要求后，想也没想，就在军中随意找了两人，大笔一挥，你们俩就是使者了，去日本出差吧。
现在忽悠你们，那是不得已，老子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还谈什么判？！
李如松没当真，但日本人当真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中旬，小西行长带领沈惟敬、谢用梓以及徐一贯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和谈。
对于明朝使臣的来临，丰臣秀吉非常高兴，不但热情接待，管吃管住，会谈时更是率领各地诸侯权贵到场，亲自参加，张灯结彩，搞得和过节一样，仪式十分隆重。
当沈惟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明白：这下算是忽悠大了。
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但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身边的这两位使者到底是什么货色。
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挺下去了。
沈惟敬就此开始了谈判，虽然从名义上讲，谢用梓和徐一贯才是正牌使者，但这两个大老粗连话都说不利索，每次开会口都不敢开，只能指望沈惟敬忽悠了。
于是每次开会之时，大致都是这么一副场景：丰臣秀吉满怀激情，口若悬河，谢用梓、徐一贯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沈惟敬随口附和，心不在焉。所谓的外交谈判，其实就是扯淡。
就这么个扯淡会，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
在谈判终结的那一天，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方的和平条件，该条件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
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不可救药的人渣。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后妃。
二、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
三、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永远通好。
四、割让朝鲜四道，让给日本。
五、朝鲜派出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由日方管理。
六、返还朝鲜被俘的两位王子。
七、朝鲜宣誓永不背叛日本。
在这份所谓的和平条款中，除交还朝鲜王子外，没有任何的友善、和睦，不但强占朝鲜土地，还把手伸到了明朝，总而言之，除了贪婪，还是贪婪。
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
沈惟敬接受了。
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并将回禀明朝。丰臣秀吉十分高兴。
其实丰臣秀吉并不知道，他已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即使他提出吞并中国，这位大明使者也会答应的。
因为沈惟敬同志压根就不算是明朝的使臣，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胡话张口就来，反正不是自家的，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你想要哪里，我沈惟敬划给你就是了。反正也不是我买单。
日本和谈就此结束，简单概括起来，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可怜一代枭雄丰臣秀吉，风光一辈子，快退休了，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玩了一把，真可算是晚节不保。
但在办事认真这点上，丰臣秀吉还是值得表扬的，为了把贪欲进行到底，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遣送朝鲜王子回国，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
小西行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
和谈结束了，沈惟敬回国了，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干了很多事，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连李如松、宋应昌也只知道，这人去了趟日本，见了丰臣秀吉，仅此而已。
按说到这个时候，沈惟敬应该说实话了，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但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鬼子虽然脑袋不好使，也不是白痴，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人混胆大，没有丝毫政治敏感性，兵部尚书石星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竟对日方提出“和平条件”只字不提，只顾吹牛，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日方，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云云。
这话要换了宋应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的，可石星同志就不同了，从某个角度讲，他还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一顿忽悠之下，竟然信了，还按照沈惟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
明神宗倒不糊涂，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石星一口咬定，加上打仗实在费钱，半信半疑之下，他同意与日方议和。
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中日双方终于停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后，明军也作出部署，仅留刘珽、骆尚志等人，率军一万五千余人帮助镇守军事要地，其余部队撤回国内。
无论有多么莫名其妙，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是暂时的。
宋应昌升官了，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他升任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的职务，由顾养谦接替。
李如松也升官了，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禄米），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
三年后，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明神宗却执意要任用李如松，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李如松走马上任，一年后他率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中伏，力战死。
在所有的战斗中，他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这次也不例外。
他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他桀骜不逊，待人粗鲁，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一个智勇双全、顽强无畏的军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击败了敌人，保卫了国家，在我看来，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是武将，却并非粗人，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时，我发现了他的诗句：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我认为，写得很不错。
四百年华已过，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
第十八章 二次摊牌
【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作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捡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勘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着，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小西行长对此二人恨之入骨。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呆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型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打仗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重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十分肯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没能挺过去。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力，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帐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修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第十九章 胜算
【刘大刀】
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綎。刘綎，字子绅，江西洪都（今南昌）人。应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
刘珽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军官，而且经常领兵出战，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呆过。但值得夸奖的是，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珽的教育辅导工作却一点也没耽误——刘显打仗，是带着儿子去的。
自幼出入军营，吟诗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刘珽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镔铁大刀。
所谓镔铁，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无人知晓，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是有记载的：一百二十斤。
当然了，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綎同志不光举，而且用，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
每次我看到这四个字，都有不寒而栗之感。
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很快刘珽就出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刘大刀。
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万历初年，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蛮族，大刀兄虽然才二十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无畏，立下了战功。
从此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
万历十年，他又跑到了缅甸，把当地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他已升任参将。
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也没人想用他，于是大刀兄坐不住了，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去朝鲜打仗。朝廷一想，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
刘綎的运气不错，刚到朝鲜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资历太浅，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惟忠、查大受等人作战。
到万历二十三年，明军撤军时，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
现在，他的机会终于到了。
在当时的赴朝明军中，有三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吴惟忠的戚家军，以及刘綎的车军。
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刘綎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它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戚家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
车军，共计五千余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
具体战法是这样的，每逢出战，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时，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圆圈，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发动齐射，完成第一波攻击。
待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冲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
很明显，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时滴水不漏，攻时锐不可挡，凭借这支部队，刘綎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
所以他一直坚信，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西行长也不例外。
自从入朝以来，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顺天。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侵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就行。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
可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就来了送行的，而且看架势，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
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十九日，刘綎部逼近顺天。
小西行长和刘綎交过手，也知道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简单说来就两个字：不打。
反正打不赢，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
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綎也没招了，只得命令部队强攻，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西行长坚守营垒，凭借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明军。刘綎进攻受挫，只得暂停攻击。
既然攻不下来，刘綎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当然，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是真谈。
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小西行长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还举一反三，加上了忽人的行列。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
开始也确实如此，刘綎连续派出了三批使者，小西行长都不信。但刘大刀却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又派出了第四批使者。
这次，小西行长终于相信了。他准备出城与刘綎谈判。
然而关键时刻，明军出了叛徒，泄露了刘綎的计划，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
从沈惟敬开始，再到李如松、刘綎，谈了无数次，被骗了无数次，我相信，即便打死他，下辈子再投胎，他也不会搞谈判了。
刘綎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改变了策略，全力监督部下攻城，但日军防守严密，多次进攻毫无进展，刘綎毫不气馁，亲自上阵指挥战斗。
然而，十月三日，他却突然停止了攻击。
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
董一元到达泗川的时间，是九月二十日。而他的对手，是岛津义弘。
三年前，当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明白自己已经上当，怒火中烧之时，曾对沈惟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
“且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天朝处分！”
联系上下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我把石曼子和他的兵留在那里（朝鲜），看你们（明朝）怎么办！
石曼子，就是岛津义弘。
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岛津义弘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恰恰相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他还硬挺着。
然而，丰臣秀吉却对其十分欣赏，多次重用，原因很简单——好用。
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而九洲地区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绝不偷奸耍滑，作战时一定在前，撤退时必定垫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
更值得称道的是，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民风犹存。比如说黑社会，经过多年改良，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讲究秩序，遵纪守法，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从不随意捣乱。
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了，时代不同了，传统一点没丢，但凡遇上抢地盘、谈判之类的事，经常二话不说，拿着刀赤膊上阵，往死里砍，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中极具威望，向来无人敢惹。
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一类型，其作战特点是勇猛、凶残，不怕死，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是日军的战斗主力。
而岛津义弘除陆上作战勇猛外，还精通水军指挥，也算是两栖人才。虽然脑筋不太灵活，但贵在敢玩命，而且他还有一项独门绝技——突围。
所谓突围，其实就是逃跑。岛津义弘最绝的地方就是，他打仗不含糊，逃跑也很厉害，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专往敌军结合部跑，一眨眼就没影。在后来的日本关原之战中，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剩下他带着一千多人，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实在很有两把刷子。
总而言之，此人能攻善守，经验丰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名将。
相对而言，中路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得多了，此人名气一般，才能一般，连兵力都一般。日军有两万人，他也只有两万六千。
但这位一般的人，有个不一般的先锋——李宁。
这位仁兄的脾气可谓是尽人皆知，每天喊打喊杀，见到日本人就拔刀，连使者都砍，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
现在，他表现的机会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明军刚刚到达泗川，他就等不及了，二十八日夜便率军一千，连夜冲入了泗川城内。
日军准备不足，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毕竟人多势众，随即组织反击。李宁由于过于靠前，被日军围攻，战死。
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一顿猛砍猛杀，全歼守军，击毙日军大将相良丰赖，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一百余人逃进内城。
内城的守备者，正是岛津义弘，他倒不怎么慌张，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五军主力一万余人，且地势险要，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所以他打定算盘，在此坚守，等候援军到来。
话虽这么说，但当明军进攻之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
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却也不是善茬，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
十月初一，总攻击正式开始。
明军在离城百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佛郎机炮，对准城内猛烈轰击。城内日军死伤甚多，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定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
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扫清了外围，城门也被攻破，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即将完全崩溃。
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七分到手，接下来的是三分。
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
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三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
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古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
事后调查证实，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而是安全工作疏漏——失火。
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
混乱之中，明军不知所措，皆以为是被人抄了后路，纷纷逃窜，眼看到手的泗州城就此落空，原本打算溜号的岛津义弘立即来了精神，出城发动攻击，明军大败。
泗川之战以失败告终，明军损失惨重退守晋州，日军侥幸取胜不敢追击，依旧固守原地。
因为此战，岛津义弘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被捧上了天，称为“鬼石曼子”，其实说穿了，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运气好。
但无论如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除西路军刘綎外，此时的麻贵，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
他的东路军于九月底到达蔚山，却无事可干。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后，加藤清正每天都呆在蔚山，一动都不动，打死也不出头。麻贵攻，他就守，麻贵不攻，他还是守。总而言之，不打，只拖。
就这么拖到十月份，泗川战败的消息传来，无论是麻贵，还是加藤清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解脱了。
在麻贵的统一调配下，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返回出发地，九月攻势宣告结束。
在这次进攻中，明军立功心切，日军保命要紧，拼了半个多月，战局却无丝毫改变，大家都白忙活了。
最郁闷的人是麻贵，他尽心竭力策划的进攻方案，却无任何效果，实在是比较窝囊。但更让他绝望的是，经过此役，他已经确定，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
麻贵并不知道，此时距离日军撤退，仅剩一个月时间。如无意外，十一月五日，日军将带着抢掠的无数战利品从容退回国内。而那时，明军只能望洋兴叹，目送日军安然撤退。
但一个人的到来，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
【等待】
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说起来，这位兄弟也算是老油条了，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此后又东征西讨，几十年下来，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总兵。
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破格提拔从来无分，领导赏识一直无缘。游击、参将、副将、副总兵一级级地升，做官做得那真叫艰苦。据说是因为他是广东人，且只会讲粤语，官话（即当时的普通话）讲不好，也听不懂，总不招人待见，所以进步很慢。
而且这人还有个缺点——贪，且不是一般的贪。方式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派他去管兵，就放纵手下抢掠民财；派他去镇守地方，就大兴土木，贪污工程款；派去打仗，竟然又克扣军饷。在贪污这行当里，可谓相当之牛。
可就是这么个人物，偏偏极会打仗，而且什么仗都打过。开头在山区打土匪地痞，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抓过强盗小偷，还曾跟着一代名将（兼贪污犯）殷正茂混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剿灭了许多叛乱军。
算起来，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只要在陆地上，他都灭过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海贼、海盗、乃至于倭寇，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
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谁沾上谁倒霉，所以一直以来，既没人用，也没人举荐（朝士惜其才，不敢荐）。
和平年代，大家不想惹事，这种人就不能用，但战争一来，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
万历二十年（1592），陈璘出山，前往朝鲜。
按照朝廷的原意，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来，自然是要他卖命打仗，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兄弟去了一年，竟然什么也没干，官却升得极快，刚去的时候只是个参将，很快就升为副将，万历二十一年，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
一仗没打就混到这个地步，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
当然，陈璘除外，战争结束后，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并就任总兵，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
但纸包不住火，三年后，中日和谈失败，沈惟敬的忽悠被识破，石星被判下狱，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
原来陈璘兄并非只进不出，他除了能贪外，还很能送，石星收了他的钱，自然要帮他办事，陈璘同志这才得以一路春风，扶摇直上。
可是现在石星倒了，官自然是没法当了，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亏了本的陈璘只好再次回了老家。
但人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活干，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日再次开战，朝鲜水军全军覆没，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要夺回制海权，只能靠明朝水军了。
于是陈璘再次找到了工作，虽然兵部尚书邢玠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陈璘率五千广东水军到达朝鲜，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邓子龙。
邓子龙，丰城人，时任钦差备倭副总兵，都督佥事。
要论年头，他的资格比陈璘还要老，嘉靖中期，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多年来，奔波于广东、云南、缅甸、福建，东征西讨，战斗经验丰富，而论人品，那就更不用说了，几十年兢兢业业，从小兵干起，不走后门，不搞关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
正因为他过于老实，没有后台，到六十多岁，才混到副总兵，且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受了委屈，也不与人争辩。万历二十年（1592），他奉命出征，本来打了胜仗，却背了黑锅，被言官参劾免职，他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回了家。
但当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接到朝廷调令时，依然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尽管此时他已年逾七十，尽管他的职务只是副总兵，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年纪比他小，品行比他差的人（陈璘是总兵）的指挥。
就这样，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无数日军的命运。
安置邓子龙后，故地重游的陈璘见到了他的另一个下属——李舜臣。
此时的李舜臣刚刚得到解脱，元均战死后，他奉命重新组建朝鲜水军，虽然朝中还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但眼下局势危急，这个烂摊子也只能指望他了。
李舜臣之所以不招人待见，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此人虽才具甚高，为人处世却不行，不善与人相处，碰谁得罪谁，作为下属，是十分难搞的。
但陈璘干净利落地搞定了他，虽然他在国内一口粤语，官话讲得鬼都听不懂，但到了国外，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无论官话、粤语，人家都分不出来，一概不懂。而陈璘也充分发挥了他搞关系的特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李舜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这种方式就是写诗。
一到朝鲜，陈璘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给李舜臣：
〖不有将军在，谁扶国势危？
逆胡驱襄日，妖氛倦今时。
大节千人仰，高名万国知，
圣皇求如切，超去岂容辞！〗
就文学水平而言，这首诗大致可以划入打油体或是薛蟠体，还不是一般的差劲，但如果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政治水平十分高超。
前四句是捧人，作为李舜臣的上级，对下属如此称赞，也真算是下了血本。
第五六句继承风范，大肆夸奖李舜臣同志众望所归，威名远扬，但这只是铺垫，核心部分在最后两句，所谓圣皇求如切，隐含的意思就是劝人跳槽，建议李舜臣别在朝鲜干了，到明朝去另谋高就。
纵观全诗，捧人是为了挖墙角，挖墙角也就是捧人，浑然天成，前后呼应，足可作为关系学的指定教材，写入教科书。
李舜臣被感动了，于是他连夜写了几首和诗回复陈璘，表达自己的感慨。并同时表示，愿意听从陈璘的指挥，齐心协力，驱逐倭奴。
我一直认为，像陈璘这样的人，无论明朝兴衰与否，他都是饿不死的。
在成功实现团结后，经过麻贵鼓动，陈璘率军参加了顺天战役，然而由于战局不利，麻贵率陆军先行撤退，水军失去支援，只得铩羽而归。
对麻贵的行径，陈璘十分愤怒，然而没过多久，麻贵再次找到了他，并交给他另一个任务。
麻贵告诉陈璘：我军作战计划已定，自即日起，你所属之明军，应全部开赴海上。
陈璘问：所往何事？
麻贵答：无定事，来回巡视即可。
陈璘再问：那你准备干什么？
麻贵回答：我哪里也不去，驻守原地。
看着一头雾水，满腔怒火的陈璘，麻贵终于说出了迷题的答案。
三路攻击失败之后，麻贵已经确定，强攻是不可行的。即使攻下，明军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谈判也是不可信的。进退两难之际，他想到了陈璘，想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
麻贵下令，所有明军立即停火，中路军董一元、西路军刘綎派出使者，与对峙日军协商停战。总而言之，大家都不要动了。
唯一活动的人，是陈璘。而他的任务，是率舰队沿朝鲜海岸巡航，并击沉所有敢于靠近海岸的日本船队。
这一军事部署，在今天的军事教科书里，叫做囚笼战术；在街头大婶的口中，叫关门打狗。
经过无数次试探与挫折，麻贵终于找到了日军的最大弱点——粮食。
无论日军多敢玩命，毕竟都是人，是人就要吃饭，而这些后勤补给必须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打击日本船队，敌军必定不战而溃。
事实证明，麻贵的判断是正确的。自十月中旬起，陈璘开始改行，干起了海盗。率军多次扫荡，见船就抢，抢完就烧，把朝鲜沿海搞成了无人区。他干得相当彻底，以至于某些朝鲜船队由此经过，也被抢了。
无奈之下，日军只得派藤堂高虎率水军迎战。但陈璘同志实在是多才多艺，不但能抢，也能打，几次交锋下来，藤堂高虎落荒而逃，再也不敢出来逞能（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
躲不过也抢不过，日军叫苦不迭，特别是小西行长，因为三路日军中，他的处境最惨，加藤清正占据蔚山，岛津义弘驻扎泗川，这两个地方离海很近，只要躲过陈璘，靠岸把粮食卸下来就能跑。
可是小西行长所处的顺天，不但离海远，而且水路复杂，千回百转，进去了就出不来，陈璘最喜欢在这里劫道，许多日本船打死都不愿去。
半个月下来，日军饿得半死不活，小西行长没辙了，竟然主动派人找到陈璘，希望他能让条道出来，而作为代价，他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一千两百个人头。
这意思是，如果你放条生路给我走，我就留一千两百人给你，请功也好，杀头也罢，你自己看着办。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是真没办法了。当然，陈璘并没有答应，因为他要的，绝不仅仅是一千两百人。
日军就此陷入绝境，但小西行长并不慌张，因为那个约定的日期，已经近在眼前。
十一月五日，只要等到那天，一切都将结束。
在期盼和忐忑之中，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
依照之前的约定，日军加藤清正、岛津义弘、小西行长三部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战利品，准备撤退。而对峙的明军，却依然毫无动静，仍旧被蒙在鼓里。
如无意外，日军将携带其掠成果，背负着杀戮的血债，安然撤回日本。
然而意外发生了。
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五大老（丰臣秀吉五位托孤大臣）向明军派出使者，表示如果朝鲜派出王子作为人质，并每年交纳贡米、虎皮、人参，日方出于怜悯，将会考虑撤军。
今时今日，还敢如此狂妄，似乎有点不近情理，但事实上，这是日军的一个策略。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撤退，必须麻痹敌军。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所谓的计策，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因为麻贵同志虽然姓麻，却很难被麻痹。毕竟在明朝政府混了几十年，什么阴谋诡计都见过了，日本人在这方面，还处于小学生水平。
所以麻贵立即判定了日军的真实意图——逃跑。
此时是十一月七日，麻贵命令，全军动员，密切注意日军动向，随时准备出击。
十一月八日，驻扎在古今岛的陈璘接到密报，确认丰臣秀吉已经死亡，日军即将撤退。他随即下令，水军戒备，准备作战。
明军知道，日军不知道明军知道。在千钧一发的局势中，战场迎来了最后的宁静。
无论如何，双方都已确定，生死成败，只在顷刻之间。
十天之后，最后摊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突然自蔚山撤退。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明军并未阻拦。
随后，驻扎泗川的岛津义弘也率第五军撤退，明军仍然未动。
五大老一片欢腾，在他们看来，撤军行动十分成功，明军毫不知情。
然而接下来，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小西行长被拦住了。
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的反应极快，获准撤退后，他立即带兵，日夜兼程赶赴海边，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明军水师。
但小西行长并不惊慌，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顺天离海较远，不利逃跑，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易于封锁，如果明军不来，那才是怪事。
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他已想出了对策，并付诸实施，而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脱身指日可待。
但事实上，五大老错了，小西行长也错了。
明军放任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逃走，并非疏忽，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
在之前的十天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有意撤退，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是很难全歼敌军的，恰恰相反，对方已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如果逼狗跳墙，后果将很难预料。
唯一的方法，就是逐个击破。
但日军是同时撤退的，明军兵力有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十一月四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方法。
就在这一天，陈璘出海巡视，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行踪隐蔽，速度极快。
要换在以往，陈璘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
但这一次，他犹豫了，因为几十年战场经验告诉他，不能攻击这条船。
考虑片刻后，他派出了舰只跟踪此船，几个时辰之后，消息传回，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这条船的目的地，是泗川。
他立即将此时通报麻贵，双方的判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几天之内，日军将全军撤退，而那条小船，是小西行长派出的，其唯一目的，是向岛津义弘求援。
这正是小西行长的对策，他知道，一旦撤退开始，靠海的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必定能顺利溜号，而他地形不利，很可能被堵住，到时只能找人帮忙。
加藤清正是老对头，不帮着明军打自己，就算不错了，是绝靠不住的。
只能指望岛津义弘了，他相信，关键时刻，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兄弟一把的。
于是他派出小船通报此事，而结果也让他很满意，小船安全返回，并带来了岛津义弘的承诺。
后顾之忧解除，他终于放心了。
然而就在此时，麻贵和陈璘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
中路董一元、西路刘綎密切监视日军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发现其撤军，立即上报，但不得擅自追击。
水军方面，陈璘部停止巡航，并撤去蔚山、泗川一带海域之水师，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海道。
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因为他们并不重要，只有小西行长，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
这是一个最佳的诱饵，在其诱惑之下，日军将逐个赶来，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
撤退、放行、堵截，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双方都很满意，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十一月十八日，夜。
小西行长没有看错人，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虽然他已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但听说小西行长被围后，却依然信守承诺，率第五军一万余人赶来救援。
但除了小西行长外，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陈璘。
四天前，他召集全军，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从泗川到顺天，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而这片海域的名字，叫做露梁海。
在露梁海的前方，只有两条水路，一条通往观音浦，另一条经猫岛，通往顺天。
他随即做出了如下部署：
副总兵邓子龙，率三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北侧。
水军统制使李舜臣，率五千人，埋伏于露梁海南侧的观音浦。
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隐蔽于附近海域。
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全军不得擅自行动，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露梁海后，方可发动攻击。
攻击发起时，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截断敌军后退之路，李舜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袭击敌军之侧面，打乱敌军之阵型。
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须坚守阵地，不惜任何代价，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露梁海中，等待陈璘主力到来。
而那时，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将侵略者彻底埋葬。
一切就绪，李舜臣却发问了：邓子龙堵截后路，我守观音浦，猫岛何人驻守？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岛津义弘熬过伏击，坚持向猫岛挺进，就能到达顺天，与小西行长成功会师，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陈璘告诉他，猫岛根本无须派兵驻守。
“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