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当年明月
以上就是朱棣同志的主要政绩史。在执政的前十几年中，他不停地忙活，不停地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也获得了许多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一代英主的名誉。
他做了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他并未感到丝毫疲惫，因为在朱棣的心目中，权力就是他工作的动力，手握权力的他就如同服用了兴奋剂一样，权力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毒品，一分一秒也离不开，任何人也无法夺走。
像他这样的人似乎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朋友的。
但朱棣还是有朋友的，在我看来，至少有一个。
朱棣带着急促的脚步走进了寺里，他不是来拜佛的，他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向一个人告别，向一个朋友告别。
八十四岁的姚广孝已经无力起身迎接他的朋友，长年的军旅生涯和极其繁重的参谋工作耗干了他的所有精力，当年那个年过花甲却仍满怀抱负的阴谋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无力老者。
此时的姚广孝感慨良多，洪武十八年（1385）的那次相遇不但改变了朱棣的一生，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自此之后，他为这位野心家效力，奇计百出，立下汗马功劳，同吃同住同劳动（造反应该也算是一种劳动）的生活培养了他和朱棣深厚的感情，朱棣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
这并不奇怪，野心家的朋友一般都是阴谋家。
在朱棣取得皇位后，姚广孝也一下子从穷和尚变成了富方丈，他可以向朱棣要房子、车子（马车）、美女、金银财宝，而朱棣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作为打下这座江山的第一功臣，他完全有这个资格。
可他什么也不要。
金银赏赐退了回去，宫女退了回去，房屋宅第退了回去，他没有留头发，还是光着脑袋去上朝，回家后换上僧人服装，住在寺庙里，接着做他的和尚。
他造反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抱负实现了，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他还十分清楚自己的那位“朋友”朱棣根本不是什么善类，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一个知道他太多秘密，比他还聪明的人一直守在身边的。
所以他隐藏了自己，只求平静地生活下去。
综观他的一生，实在没有多少喜剧色彩，中青年时代不得志，到了60岁才开始自己的事业，干的还是造反这个整日担惊受怕，没有劳动保险的特种行业。等到造反成功也不能太过招摇，只能继续在寺庙里吃素，而且他也没有类似抽烟喝酒逛窑子的业余爱好，可以说，他的生活实在很无趣。
他谋划推翻了一个政权，又参与重建了一个政权，却并没有得到什么，而在某些人看来，他除了挣下一个助纣为孽的阴谋家名声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他的悲剧还不仅于此，他之前的行为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也算不上是个坏人，他还曾经劝阻过朱棣不要大开杀戒，虽然并没有成功，却也能看出此人并非残忍好杀之辈。
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恶名，因为他毕竟是煽动造反的不义之徒，旁人怎么看倒也无所谓，最让他痛苦的是，连他唯一的亲人和身边的密友也对他嗤之以鼻。
永乐二年（1404）八月，姚广孝回到了家乡长州，此时他已经是朝廷的重臣，并被封为太子少师，与之前落魄之时大不相同，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但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父母已经去世，他最亲的亲人就是他的姐姐，他兴冲冲地赶去姐姐家，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分享自己的荣耀，但他的姐姐却对他闭而不见（姊不纳），无奈之下，他只好去见青年时候的好友王宾，可是王宾也不愿意见他（宾亦不见），只是让人带了两句话给他，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深刻表达了王宾对他的情感：
和尚误矣！和尚误矣！
姚广孝终于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原先虽然穷困，但毕竟还有亲人和朋友，现在大权在握，官袍加身，身边的人却纷纷离他而去。
耳闻目睹，都带给姚广孝极大的刺激，从此他除了白天上朝干活外，其余的时间都躲在寺庙里过类似苦行僧的生活，似乎是要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
这种生活磨练着他的身体，却也给他带来了长寿，这位只比朱元璋小七岁的和尚居然一口气活到了八十四岁，他要是再争口气，估计连朱棣都活不过他，有望打破张定边的纪录。
但这一切只是假设，现在已经奄奄一息的他正躺在床上看着自己这位叫朱棣的朋友。
心情复杂的朱棣也注视着姚广孝，像他这样靠造反起家的人最为惧怕的就是造反。所以他抓紧了手中的权力，怀疑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而眼前的这个人是唯一例外的。这个神秘的和尚帮助他夺取了皇位，却又分毫不取，为人低调，他了解自己的脾气，性格和所有的一举一动，权谋水平甚至超过了自己，却从不显露，很有分寸。这真是个聪明人啊！
只有这样的聪明人才能做朱棣的朋友。
在双方的这最后一次会面中，他们谈了很多，让人奇怪的是，他们谈的都是一些国家大事，姚广孝丝毫未提及自己的私事，这似乎也很正常，大家相处几十年，彼此之间十分了解，也就没有什么私事可说了的吧。
朱棣很清楚，姚广孝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做事目的性很强的人，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找自己聊国家大事，他一定会提出某个要求。
朱棣和姚广孝如同老朋友一般地继续着交谈，但在他们的心底，都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话终于说完了，两人陷入了沉默之中。
姚广孝终于开口了，他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
“请陛下释放溥洽吧。”
朱棣默然。
不出所料，他果然提出了这个要求。
堪称当世第一谋士的姚广孝临死前提出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溥洽到底是什么人呢，能够让姚广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如此挂念他的安危？
其实溥洽的个人安危并不是那么重要，只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一个秘密，隐藏着朱棣追寻十余年而不得的一个答案。
这个秘密就是建文帝的下落。
十六年前，一场大火焚毁了皇宫，同时也隐灭了建文帝朱允炆的踪迹，等到朱棣带领大群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是一堆废墟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尴尬局面。
从此建文帝的下落就成了他的心头大患，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朱棣想尽各种办法四处找人，只要有任何蛛丝马迹，他就会抓住不放。
也就在此时，有人向他告密，还有一个人知道建文帝的下落，这个人就是溥洽。
溥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主录僧，据说当时正是他安排朱允炆出逃的，虽是传闻，但此人与朱允炆关系密切，他确实很有可能知道朱允炆的下落。
朱棣听说后大喜，便将溥洽关进了监狱，至于他是否拷打过溥洽，溥洽如何回应，史无记载，我们自然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从溥洽的口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直到二十年后他临死前方才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但溥洽却从此开始难见天日，他不但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犯，还是一个绝对不会被释放的政治犯，原因很简单，他不说出朱允炆的下落，自然不会放他，而如果他说了出来，朱棣也决不会把这个知情人释放出狱，依着朱棣的性格，还很有可能杀人灭口，一了百了。
如无意外，溥洽这一辈子就要在牢房里度过了。
但是现在，意外发生了。
朱棣知道姚广孝这个要求的分量，溥洽是不能放的，但这毕竟是自己老朋友这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愿望，实在难以抉择。
姚广孝目不转睛地看着沉默中的朱棣，他知道眼前的这位皇帝正在思考，准备做出决定。
“好吧，我答应你。”
姚广孝释然了，他曾亲眼看见在自己的阴谋策划之下，无数人死于非命，从方孝孺到黄子澄，凌迟、灭族，这些无比残忍的罪行就发生在自己面前，他曾劝阻过，却无能为力。虽然这些人并非直接死在自己手上，但他确实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虽然他不是善男信女，但他也不是泯灭人性的恶魔。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亲人朋友的离去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因为他而死去，他却背负着罪恶活了下来。
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出了这个要求。
不是为了救赎溥洽，而是为了救赎他自己的灵魂。
精神上得到解脱的姚广孝最终也得到了肉体的解脱，三月十八日，姚广孝病死于北京庆寿寺，年八十四。
这位永乐年间最伟大的阴谋家终于含笑离开了人世，他付出了很多，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他的前半生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抱负，后半生却背负着罪恶感孤独地生活着。
无论如何，对于他而言，一切都已结束。
朱棣遵守了他的诺言，放出了溥洽，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出于对老朋友的承诺。
皇位夺下来了，首都迁过去了，大典修完了，南洋逛遍了，安南平定了，瓦剌鞑靼没戏唱了。
现在唯一的老朋友也走了。
这场戏演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当年三十一岁的青年朱棣起兵造反，最终夺得天下，之后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创造了属于他的时代。
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几十年中，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也做了。但综合来看，他确实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上面列出的那些政绩里的任何一条都很难做到、做好，但他却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
做皇帝做到他这个份上，实在不容易啊。
按说有如此功绩，朱棣也应该心满意足了，但其实不然，在他坐在皇位上的每一个白天，睡在寝宫里的每一个夜晚，有一件事情总是缠绕在他的心头，如噩梦般挥之不去，斩之不绝。
是的，雄才大略的朱棣在他执政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挂念着这件事，恐惧着这件事。
朱允炆，你到底是死是活，现在何方？！
朱棣，不用再等多久了，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永乐二十年（1422），欠收拾的阿鲁台又开始闹事，他率军大举进攻明朝边境，其本意只是小打小闹，想干一票抢劫而已，估计明朝也不会把他怎么样，这一套理论用在别人身上有可能行得通，但可惜的是，他的对手是从不妥协的朱棣。
朱棣听说这个十二年前被打服的小弟又不服了，也不多说，虽已年届花甲（当时五十五岁），好勇斗狠的个性却从未减退。
不服就打到你服为止！
同年三月，朱棣又一次亲征，大军浩浩荡荡向鞑靼进发，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到了七月，大军抵达沙珲原（地名），接近了阿鲁台的老巢。
阿鲁台实行不抵抗政策，是否有什么后着呢？
答案是没有。
阿鲁台不抵抗的原因很简单，他没有能力抵抗。
这位当年曾立志于恢复蒙古帝国的人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小毛贼，只能抢抢劫，闹闹事，他没有退敌的办法，唯一的应对就是带着老婆孩子跑路。
荡平了阿鲁台的老巢后，朱棣准备班师回朝，由于当时兀良哈三卫与阿鲁台已经互相勾结，所以朱棣决定回去的路上顺便教训一下这个当年的下属。
他命令部队向西开进，并说道：“兀良哈知道我军前来，必然向西撤退，在那里等着他们就是了。”
部下们面面相觑，人家往哪边撤退，你是怎么知道的？
可是皇帝说话，自然要听，大军随即向西边转移，八月到达齐拉尔河，正好遇到了兀良哈的军队及部落。
兀良哈十分惊慌，朱棣却十分兴奋，按照现在的退休制度，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虽然按照级别划定，他应该是厅级以上干部，估计还能干很长时间，但中国历史上，皇帝到了他这个年纪，还亲自拿刀砍人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值此遇敌之时，他横刀立马，以五十五岁之高龄再次带领骑兵亲自冲入敌阵，大破兀良哈（斩首数百级，余皆走散）。
此后他又率军追击，一举扫平了兀良哈的巢穴，这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从朱棣的种种行为经历来看，他是一个热爱战争陶醉于战争的人，是一个天生的战士。
上天并没有亏待这位喜欢打仗，热爱战争的皇帝，仅仅一年之后，他又一次亲征鞑靼，不过这次出征的缘由却十分奇特，很明显是没事找事。
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边关将领报告阿鲁台有可能（注意此处）会进攻边界，本来这不过是一份普通的边关报告，朱棣却二话不说，马上准备亲征。
人家都说了，只是可能而已，而且边关既然能够收到情报，必然有准备，何需皇帝陛下亲自出马？
就算阿鲁台真的想要袭击边界，估计他也会说：“我还没动手呢，就算打也是小打，你干嘛搞这么大阵势？”
其实朱棣的动机十分简单：
实话说了吧，就是想打你，你能怎么样？
看来先发制人的政策绝非今日某大国首先发明的，这是历史上所有的强者通用的法则。
同年八月，朱棣第四次亲征，千里之外的阿鲁台得到消息后，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溜号。他已经习惯了扮演逃亡者，并掌握了这一角色的行动规律和行为准则——你来我就跑，安全第一。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远征，由于阿鲁台逃得十分彻底，朱棣什么也没有打着，只好班师回朝。
虽然此次远征并无收获，朱棣却在远征途中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件对他而言价值连城的礼物。
这件礼物就是他已苦苦寻觅二十年的答案。
十六年前，他接受了秘密的使命，独自出行两湖江浙，探访大小寺庙，只为了寻找朱允炆的行踪，十年之间费尽心力，却毫无收获。
胡濙十分清楚，朱棣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自他接受这个任务起，自己的命运就只剩下了两种结局，要么找到朱允炆，要么继续寻找，直到自己死去，另一个人来接替他。
没有同伴，没有朋友，不能倾诉也无法倾诉，胡濙就这样苦苦寻找了十几年，这期间他没有回过家，连母亲去世他也无法回家探望，因为在使命完成之前，他没有回家的权力。
朱棣也并不是刻薄的人，他深知这项工作的辛苦，永乐十四年（1414），他终于召胡濙回来，并任命他为礼部左侍郎，从小小的给事中一下子提拔为礼部的第二把手，胡濙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但只有朱棣和胡濙本人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对胡濙从事的秘密工作的报答。
历时十年，胡濙没有能够找到朱允炆，他只得回到朝廷做他的官。
这个人真的还存在吗？或许这一辈子也找不到他了吧。
三年后的一次任命打破了胡濙的幻想。
永乐十七年（1419），朱棣再次命令胡濙出巡江浙一带，这次任命看似普普通通，实际上是另一次寻找的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朱棣是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朱允炆就在这一带！
一定要找到他！
然而胡濙这一去又是几年毫无音信，这下子连朱棣也几乎丧失了信心。
胡濙一直在找，朱棣一直在等，二十年过去了，两个青年人的约定变成了老年人的约定，朱棣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恐怕等不了多久了，但约定还在继续，也必须继续下去。
就在看上去朱允炆即将被划入永远失踪人口时，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这个悬疑长达二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在一个神秘的夜里。
永乐二十一年（1423）的一个深夜，远征途中的朱棣正在他的行在内睡觉（帝已就寐），忽然内侍前来通报，说有人前来进见。
被吵醒了的朱棣很不高兴，这也是人之常情，即使普通人也不愿意在熟睡之际被人从美梦中惊醒，但当内侍说出前来进见的人的名字时，朱棣如同触电一般地立刻睡意全消，他命令马上召见此人。而这个深夜前来吵醒朱棣的人正是胡濙。（闻濙至，急起召入）
朱棣的心中充满了兴奋、期待、和恐惧，他十分清楚，如果没有他的命令，胡濙是绝不可能私自回来的。而此刻胡濙不经请示，深夜到访必然只有一个原因——他找到了那个人。
胡濙见到了朱棣，告诉了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
相信很多人都会问，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这个悬疑二十年的谜团的谜底到底是什么？
我必须饱含悲痛地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
坦率地说，现在说出这句话，我也很惭愧，胡濙最终没有忽悠朱棣，他虽然让朱棣等了十六年，但确实带给了他答案。
而从我讲这个谜团开始，到现在谜团结束，中间穿插了无数历史事件，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我最终还是不能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
说实话，这似乎也不能怪我，之前已经说过，此文是采集多种史料经过本人自己的分析辨别写成，虽然也采用过一些明清笔记杂谈之类的记载，但主要依据的还是明实录、明史等正史资料。
我这人胆子并不算小，但如此重大的历史悬疑问题，也实在不敢乱编，史料上没有，我自然也不能写有。不过大家也不用失望，因为我虽然不能给出结论，却能够推理出一个结论。
要知道，史料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从过往的死文字中发现活的秘密。
下面我们就开始这段推理，力争发现历史背后隐藏的真相，在这段推理过程中，我们将得到三个推论：
首先，从上面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胡濙的使命确实是寻找建文帝，而朱棣在深夜被吵醒还如此兴奋，其原因我们也已经分析过了，除非已经完成使命，胡濙是绝对没有胆子敢擅离职守的。
由此我们得到推论1：胡濙完成了他的使命，带来了建文帝的消息。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胡濙到底对朱棣说了什么？
这似乎是个死无对证的问题，但其实只要在推论1的基础上抓住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推理辨别，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夜晚两人交谈的内容。
胡濙深夜到访，会对朱棣说些什么呢？有以下几种可能：
A：我没有找到建文帝，也没有他的消息，这么晚跑来吵醒你是想逗你玩的。
结论：不可能。
原因：朱棣不会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B：我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但他已经死了。
结论：可能性较小。
原因：虽然本人当时并不在场，我却可以推定胡濙告诉朱棣的应该不是这句话，因为在史书中有一句极为关键的话可以证明我的推论：
“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
看到了吗，“漏下四鼓乃出”！如果说一个人已经死掉，就算你是验尸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讲这么长时间，胡濙为人沉稳寡言，身负绝密使命，绝对不是一个喜欢说废话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推定，他告诉朱棣的应该不是这些。
我们就此得出最后的结论C。
C：我找到了建文帝，并和他交谈过。
结论：很有可能。
原因：以上两推论皆不对，此为所剩可能性最大的结论。
就这样，我们结合史料用排除法得到了第二个推论。
推论2：胡濙找到了建文帝，并和他交谈过。
结合推论1和推论2，我们最终来到了这个谜团的终点——建文帝对胡濙说过些什么？
这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绝对不可能知道的，连胡濙对朱棣说了些什么我们都无法肯定，怎么能够了解到建文帝对胡濙说过什么话呢？
其实只要细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因为建文帝对胡濙说过的话，必然就是胡濙和朱棣的谈话内容！
胡濙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四处找人聊天的那种官员，他肩负重要使命，且必须完成，当他找到建文帝并与之交谈后，一定会把所有的谈话内容告诉朱棣，因为这正是他任务中的最重要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那个神秘夜晚胡濙告诉朱棣的，正是建文帝告诉胡濙的。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只要知道了胡濙和建文帝的谈话内容，就能了解胡濙和朱棣的谈话内容，那么胡濙和建文帝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谈论天气好坏，物价高低等问题，当年的臣子胡濙除了向建文帝行礼叙旧外，其谈话必然只有一个主题——你的打算。
陛下，你还活着，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允炆给了胡濙一个答案。
而在那个神秘的夜里，胡濙告诉朱棣的也正是这个答案。
建文帝的答案到底是什么，这看上去也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了解这个秘密的，因为这个秘密的答案正是我们的第三个推论。
解开秘密的钥匙仍然在史料中——“至是疑始释”。
解脱了，彻底解脱了，二十年的疑问、忧虑、期待、愧疚、恐惧，在那个夜晚之后，全部烟消云散。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同时可以推定胡濙与朱棣谈话之时，建文帝应该还活着。
因为胡濙是一个文臣，之后他还因为在此事上立下大功，被任命为尚书，并成为了后来的明宣宗托孤五大臣之一，在寻访过程中，为了保密，他一直是单人作业，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是干不出杀人灭口的事情的。而他深夜探访朱棣，也充分说明了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向朱棣通报过建文帝的消息。
当然，在谈话之后，朱棣会不会派人去斩一下草，除一下根，那也是很难说的。
不过我愿意相信，朱棣没有这样做，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人，他的残忍行为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皇位，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也变成了一个老人，并且得到了那个答案，他也应该罢手了。
推论3：答案。
“二十年过去了，我也不想再争了，安心做你的皇帝吧，我只想一个人继续活下去。”
我相信，这就是最后的答案，因为只有这样的答案才能平息这场二十多年的纷争，才能彻底解脱这两个人的恐惧。
坐在皇位上的那个，解脱的是精神，藏身民间的那个，解脱的是肉体。
我不会再和你争了，做一个好皇帝吧。
我不会再寻找你了，当一个老百姓，平静地活下去吧。
这场叔侄之争终于划上了句号。为了权力，这对亲人彼此之间从猜忌到仇恨，再到兵刃相见，骨肉互残，最终叔叔打败了侄子，抢得了皇位。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登上皇位的人虽然大权在握，却时刻提心吊胆，唯恐自己在某一天夜里醒来，会像上一个失败者那样失去自己刚刚得到的东西。
因为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
被赶下去的那个人更惨，他必须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藏身民间，从此不问世事，还要躲避当权者的追寻，唯有隐姓埋名，只求继续活下去。
这种残酷的心灵和肉体上的煎熬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六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折磨，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发疯。
得到了权力，似乎就得到了一切，但其实很多人并不明白，在权力游戏中，你没有休息的机会，一旦参加进来，就必须一直玩下去，直到你失败或是死亡。
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
这就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
也算是老天开眼吧，因为如果这个答案来得再晚一两年，朱棣也只能带着遗憾去见他父亲了，不过现在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顾的过几天舒服日子了。
朱棣的精神得到了解放，这之后的日子对他而言应该是放松而愉快的，但这恐怕也是上天对他最后的恩赐了，因为死神已经悄悄逼近了他。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元月，阿鲁台又开始重操旧业，在明朝边界沿路抢劫，侵扰大同等地，此时朱棣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他还是十分勉强地骑上了战马，第五次率领大军出征。
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儿子着想，帮他把对头收拾干净，将来才好安心做皇帝，就算留不下多少遗产，也给你留个太平日子吧。
古往今来的父爱，大抵都是如此。
朱棣与往常一样，挑选了几个大臣与他一同出发远征，而在他挑选的人中，有一个会在不久之后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杨荣。
六月，大军出发到达达兰纳木尔河，这里就是原先阿鲁台出没之地，然而此刻已经是人去楼空。抢劫惯犯阿鲁台早已收拾好包袱，逃之夭夭了。
经过反复搜寻，仍然不见阿鲁台的身影，朱棣的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大臣们发生了争论：
张辅表示，愿意自己领取一个月的粮食，率领军队深入大漠，一定要把阿鲁台抓回来。
杨荣表示，大军已经到此，如果继续呆下去，粮草必然无法充足供应，必须尽早班师。
朱棣木然地听完他们的争论，下达了命令：
班师。
他也已经厌倦了，从少年时起跟随名将远征，到青年时靖难造反，再到成年时远出蒙古，横扫大漠。打了几十年的仗，杀了无数的人，驰骋疆场的生活固然让人意气风发，却也使人疲惫不堪。
还是回家吧。
七月，大军到达翠微岗，周身患病的朱棣召见了杨荣，君臣二人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朱棣说道：“太子经过这么多年磨练，政务已经十分熟悉，我回去后会将大权交给他，我自己就安度晚年，过几天平安日子吧。”
杨荣心中大喜，却并不表露，他回应道：“太子殿下忠厚仁义，一定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
重病缠身的朱棣笑了笑，他夺得了江山，也守住了江山，现在儿子已经很能干了，大明帝国必将在他的手中变得更加强大，自己也终于能够安享太平了。
但朱棣想不到的是，他已经回不了家了。
可能上天也学习了朱棣这种凡事做绝的作风，他注定要让这个喜爱战争和打仗的皇帝在征途中结束他的一生。
大军到达榆木川后，朱棣那原本强撑着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于军营中病逝，年六十五。
六十五年前，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个婴孩，经历了无数风波，终于在征途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获得了永久的安宁。
在我看来，在远征途中死去，实在是他最佳的落幕方式，这位传奇帝王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这似乎也是一种宿命，生于战火，死于征途的宿命。
按照以往的习惯，应该给这位皇帝写一个整体的评价，其实对这位传奇帝王的评价，在以往的明史资料中有很多版本，而我认为最为出色的当属明史的评论。
虽然明史有很多错漏和问题，但至少在对朱棣的评价上，在我看来，史料中无出其右者，我之前很少引用古文，最多只是引用只言片语，用来说明出处，但此段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在下本欲自己动笔写评，奈何实在不敢班门弄斧，故引用如下：
〖赞：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得评如此，足当含笑九泉！
他不是一个好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皇帝。
在朱棣死去后的那片哀怨愁云下，却隐藏着一股潜流。不同的利益集团正在加紧行动的步伐，他们争夺的就是朱棣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皇位。
早在朱棣出发远征之时，他的好儿子朱高煦就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这位父亲可能很快就要走人了，他加紧了筹划，派出自己的儿子朱瞻圻潜伏在京城，并用快马传递消息，一晚上甚至会有七八批人往来通报，在没有电话的当年，也真是苦了那些报信的。
朱高煦做梦都想要皇位，但他十分清楚，必须确认自己的父亲抢救无效死亡后，才能动手，要是情况没摸准，自己就起兵，结果老爹来个诈尸或是借尸还魂，来到自己面前：“小子，想学你爹造反啊！”不用打，自己就败局已定。
在造反专家朱棣面前，朱高煦的道行还太浅。
所以他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消息的到来。
朱棣的内侍马云是个并不起眼的人，平日看上去不偏不倚，然而此时，他也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朱棣死后，他以内侍身份深夜召集两个人开会，这两个人分别是杨荣和金幼孜。
他们三人经过密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暂不发丧，每日按时给皇帝送膳食，以掩人耳目，并严格控制消息，禁止军营中人擅自外出报信。
可能有人会问，皇帝死后，由于尚远征在外，密不发丧不是通常的安排吗，为什么会说是密谋呢？
因为这看似寻常的安排实际上暗藏玄机，在朱棣死前，他召见的顾命大臣并不是这两个人，而是张辅！
朱棣临死前召见张辅，并传达了传位太子的旨意，这似乎并没有什么让人担心的，但问题就在于张辅这个人。
张辅是张玉的儿子，而张玉和邱福与朱高煦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都是靖难时候的战友，在立储问题上，靖难派是支持朱高煦的。
马云召集杨荣、金幼孜两人密谋做出如此重大之决定，竟然没有张辅在场，实在是十分之不寻常。很明显，他们是有所防备的。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一年后，朱高煦起兵造反的前夜，派人去京城寻找的那个内应，正是张辅。
在封锁消息之后，杨荣被赋予了最为重要的使命——回京向太子报丧，并筹备太子继位事宜，这位潜伏多年的太子党秘密成员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日夜兼程，终于将遗命及时送到了太子手中。
朱高煦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等到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太子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登基即位了。
朱高煦先生，你又没有猜对，吸取教训，下回再来，你还有一次机会。
事实证明，这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确实是一个仁厚宽人的皇帝，在他那肥胖残疾的外表下，是一颗并不残疾的，温和的心。
他登上皇位后，立刻下令释放还在牢房里面坚持学习的杨溥同学，并将其召入内阁。此时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是内阁成员。明代历史上最强内阁之一——“三杨”内阁就此形成。
但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内阁是皇帝最为信任的机构，其权力也最大，但由于这些内阁成员仅仅是五品官，要让那些二品尚书们向他们低头确实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解决，既然如此，那就改吧，把内阁学士提成二品，不就没事了吗？
事情哪里有那么简单！你说改就改？你爹留下的制度，尸骨未寒，你就敢动手改造？正统的文官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不改似乎又不行，问题总得解决啊。
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国家民族中，要排聪明程度，中国人绝对可以排在前几位，而其最大的智慧之一就在于变通。这样做不行，那就换个做法，反正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所谓此路不通，我就绕路走，正是这一智慧的集中体现。
朱高炽没有改动父亲的大学士品位设置，却搞了一套兼职体系。
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寺卿，杨士奇为礼部侍郎，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同时还担任内阁大学士。这样原先只有五品的小官一下子成了三品大员，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了。
目的达到了，父亲的制度也没有违反，从此这一兼职制度延续了二百多年，并成为了内阁的固定制度之一。
这类的事情在之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每看及此，不得不为中国人的智慧而惊叹。
登基后的朱高炽并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和他共患难的朋友们，洪熙元年（1425），他用自己的行为回报了他的朋友。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回报大臣无非是赏赐点东西，夸奖两句，而这位朱高炽的回报方式却着实让人吃惊，在历代皇帝中也算极为罕见了。
同年四月的一天，朱高炽散朝后，留下了杨士奇和蹇义，他有话对这两个人说。
在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中，无数人背叛了他，背离了他，只有这两个人在他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忠实地跟随着他，杨士奇自不必说，蹇义虽然为人低调，却也一直在他身边。
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决不仅仅是他的属下，也是他的朋友。
朱高炽注视着他的两个朋友，深情地说道：“我监国二十年，不断有小人想陷害我，无论时局之艰难，形势之险恶，心中之苦，我们三个人共同承担，最后多亏父亲仁明，我才有今天啊！”
回顾以前的艰难岁月，朱高炽感触良多，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杨士奇和蹇义也泣不成声，说道：“先帝之明，也是被陛下的诚孝仁厚所感动的啊。”
就这样，经历苦难辛酸的三个朋友哭成一团。
在我看来，这种真情的表述远比那些金银珠宝更能表达朱高炽的谢意。
朱高炽没有辜负杨士奇的期望，他确实是一个好皇帝。
虽然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皇位还没坐热，就去向他父亲报到了，但在其短短一年的执政时间内，他……（以下略去若干字），保持了大明帝国的繁荣。
为什么要略去呢，因为这些夸奖皇帝的内容千篇一律，什么恢复生产，勤于政务等等等等。这些套话废话我实在不愿写，大家估计也不喜欢看，如有意深入探究，可参考相关教科书。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皇帝的本分事情，而真正能够体现朱高炽的宽仁并给他留下不朽名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已经说过，朱棣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的，根据规定，如无特殊情况，皇太子在父亲死后可以马上登基为帝，但是，绝对不能马上将当年改换成自己的年号元年，必须等到第二年，老爹的尸体凉透了，才能立下自己的字号。
比如朱棣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朱高炽立即即位，并有了自己的年号洪熙。从七月到十二月，实际上已经是他的统治时期，但这段时间还是只能算在永乐二十二年内，只有到第二年（1425）年，才能被称为洪熙元年。
在这段时间内，是皇太子们的适应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一般在这段时间内，新皇帝们还不敢太放肆，对父亲们留下的各项命令政策都照本宣科，即使想要自己当家作主，改天换地的，也多半不会挑这个时候。
可是就是这个忠厚老实的朱高炽，在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就敢于更改自己父亲当年的命令。
这在当时的很多大臣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但在我看来，朱高炽的这一改实在干得好，干得大快人心！
十一月的一天，朱高炽突然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期因为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律赦免为老百姓，并发给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
靖难之时，朱棣杀人无数，罚奴无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也被定性为奸臣，此事已是板上钉钉，断无更改之理。
然而此时，他的儿子朱高炽却突然下了这样一道旨意，让很多大臣措手不及。可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
朱高炽接着问大臣：“齐泰和黄子澄还有无后人？”
大臣半天才反应过来，答道：“齐泰有一个儿子，当年只有六岁，所以免死，被罚戍边。黄子澄没有后代（后得知，黄子澄有个儿子当年改姓逃脱，后被赦免）。”
朱高炽沉吟许久，说道：“赦免齐泰的儿子，把他接回来吧。”
他接着问：“方孝孺可有后代？”
大臣们目瞪口呆。
方孝孺？您说的是那个灭了十族的方孝孺？
十族都灭了，还去那里找后代？您不会是拿死人开心吧！
可皇帝已经下令了，就快去查吧。
这一查还查出来了，虽然没有后代，但确实有个亲戚。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有个弟弟叫方克家，这位方克家有个儿子叫方孝复（方孝孺的堂兄），当时也被罚充军戍边，至此终于回家了。
比起这些宽仁行为，更让人吃惊的是朱高炽所说的一句话。
朱高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道：“建文时期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但像方孝孺这一类人，都是忠臣啊！”
底下的大臣们又是一片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忠臣？您父亲不是说他们是奸党么？到您这里就给改了？那么说您父亲还是杀错了？
就在这样的一片争议声中，朱高炽完成了他的壮举。
在立足未稳之时，朱高炽敢于凭借自己的正义感和良心改正自己父亲的错误，不畏人言，不怕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
真正的仁厚也是需要勇气的。
朱高炽是一个勇敢的人。
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一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仅凭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
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洪熙元年（1425）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义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
至少那些被赦免的人们会记得。
朱高炽病重，英明神武的太子朱瞻基自然十分关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双眼睛盯着皇位，这自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朱高煦。
朱高煦虽然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搞阴谋，搞破坏，朱高炽十分仁厚，并未因此处罚他，只是警告而已。而这位无赖兄却越发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病重，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夺位阴谋。
吸取上次的教训，朱高煦加强了情报工作，安排了很多眼线时刻盯着朱高炽，当然不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而是要确定他什么时候死。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京城的三大营要收拾自己手下那些虾兵蟹将易如反掌，出兵攻打没有把握，几乎等于自杀，他决定拿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开刀。
他准备等到朱高炽的死讯后，便立刻在道路上埋伏士兵，等朱瞻基奔丧路过之时，一举将其击灭，然后趁乱登上皇位。
朱高煦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何来信心？来自作案时间。
之前说过，他的封地在山东乐安，而太子朱瞻基在南京（根据惯例，太子守南京），只要死讯传出，太子必然会从南京出发，所需时日很长，而他却可以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士兵等着太子的到来。
乐安离京城很近，南京离京城很远，朱高炽一死，最先得到消息的自然是我朱高煦，等你听到风声，赶来京城的时候，我的士兵早就在路上等着你了！
我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朱瞻基，你就认命吧！
朱高煦的主意应该说是不错的，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这件事情不但使他的计划落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谜团。
洪熙元年（1425）五月，朱高炽逝世，朱高煦得到消息，十分高兴，估计到朱瞻基赶到这里还有一段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安排士兵准备伏击。
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做好准备，可是左等右等，朱瞻基就是不来，没等朱高煦吟出今夜你会不会来的词句，就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朱瞻基已经赶到京城，继位为皇帝。
怪哉，真是怪哉！
难道朱瞻基会飞不成，或是他能预知未来，未卜先知？
这不但是朱高煦的疑问，也是后人的疑问。
关于这一点，史料上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朱高煦袭击太子只是传闻，实际上太子是接到丧报后从容赶到京城的，有的说朱高煦是没有准备好，等到太子过去了才派兵出去埋伏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比较骇人听闻了：
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自己父亲的死讯。
路途远近是客观事实，只要报信的人不是在路上扎了帐篷，睡个几天几夜，乐安的朱高煦一定会比南京的朱瞻基更早知道消息。当年没有电话电报，也没有飞机，你就是想破脑袋，也找不出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死讯的理由和方法。
其实方法是有的，也是唯一的可能性。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朱瞻基不能预知未来，却创造了未来。
他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如果你对这一推论感到不满，也请不要向我丢砖头，因为这个推论并非我首创，实际上，明仁宗朱高炽的死亡原因一直以来都是历史悬案，到目前为止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朱高炽纵欲，加之身体有病，最终病死，另一种说法认为是他的儿子朱瞻基等不及父亲传位，谋杀了他，因为从朱高炽死亡前后的一些迹象（如登基礼仪已备）表明，朱瞻基可能已经做好了登基的准备。
前一种我们不去说他，单说后一种，事实上，朱高煦极有可能在路上设置埋伏，因为从他在后来朱瞻基已经登基，情况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也要造反的行为来看，他犯上作乱的决心是很大的。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不会错过。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遇上朱瞻基呢，这其中就有几种原因，可能是朱瞻基绕开了大道，也可能是朱瞻基听到父亲病重，提前出发，更有可能是朱高煦有准备好，错失机会。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可能给出任何答案甚至推论，这可能注定又是一个永远的谜团。
历史的魅力可能就在于他永远有无数的谜团让人们去探究，却总也找不出答案。
纵欲而死也好，被谋杀也好，反正不是自然死亡（很少有皇帝能遇上这个殊荣）。
我们最终也只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
朱高炽死了，朱瞻基继位。
仅此而已。
当然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可怜的阴谋家朱高煦，这位同志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一事无成，多次眼见煮熟的鸭子飞掉，从父亲到兄弟，再到兄弟的儿子，就是没有自己的份，说实话，搞阴谋居然搞到这个份上，实在可悲，可怜。
如果要评最成功的阴谋家，姚广孝一定能排在前三名，而朱高煦注定会名落孙山。
但如果要评最可怜搞笑的阴谋家，朱高煦必能当仁不让，名列前茅。
真是悲哀，悲哀的阴谋家朱高煦空就是这样等了几十年，他的耐心已经磨灭殆尽，在他的心中，已经立下心愿：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造一把反！
他勤于政事，恢复生产（不要怪我说废话，好皇帝都是差不多的），关心民间疾苦，他经常去民间私访，但绝对不是乾隆皇帝那种下江南的方式，他微服出访，不讲排场，不向地方摊派，不给地方增加负担，每次只带侍卫出行。
有一次，他去给父亲上坟（遏陵），回来时路过昌平（今北京昌平区），看到农田里有几个老农在很辛勤地干活，类似这种的劳动模范皇帝自然十分喜欢，他便叫身边侍卫叫了一个农民过来问话，询问为何他们如此勤劳耕作，估计这位农民不知道他的身份，于是皇帝得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想不到的答案。
农民回答他：我们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才能收稻子，如果任何一个时候偷懒，这一年的生活就没有着落。连田租也交不起，要养活老婆孩子，只能每天不停地干活了。
朱瞻基叹了口气，他这才明白，这些人这么拼命的干，并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只是要活下去而已。
这样的回答也让朱瞻基十分尴尬，他只好打圆场地说：“那你们冬天可以休息吧。”
这次轮到农民叹气了，他说：“冬天的时候，官府的徭役就派下来了，我们还得去出力气呢。”
朱瞻基看了看田地里农民那总也直不起的腰，感触良多，吩咐侍卫准备回宫。
这位农民想必并不知道问他话的这个人的身份，他也绝对想不到，他和这个人的这番对话将会在历史上流传下来。
朱瞻基回到了皇宫，连夜写了一篇文章，把他的这次经历描述了一番，发给各位大臣，他动情地说道：“百姓如此辛苦，才能谋生，我们怎能不爱惜民力啊。”
当然了，皇帝陛下的感叹是否能够对下面这些权谋老手有所触动，那倒是很不一定的事情，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朱瞻基是个明白人，也是一个能够体谅老百姓的疾苦的人。
事实上，由于他的爷爷朱棣先生实在过于威猛，谁敢不服他就打谁，甚至有时候是没事找事，主动去找别人麻烦，一来二去虽然确实很威风，但给百姓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大军出征要粮食，要民工，要很多的钱。朱棣自己既不种地，也不赚钱，他会向下级官吏去要，官吏大人们自然也不会去种地，他们便会把所有的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
所以到了永乐后期，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逃荒的现象，生产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朱瞻基没有他爷爷那么伟大的志向，但他很明白，现在已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了。
所幸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像“三杨”这样的助手，面对着民生凋敝的现状，朱瞻基跃跃欲试，要大干一场。
可是在大干之前，他必须先料理一个人。
终于造反了！
朱高煦先生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感叹自己找错了工作，干什么不好，偏偏要去干阴谋家，这一行虽然竞争不激烈，但对素质要求极高，虽然有姚广孝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自己的光荣榜样，但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成功。
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坏人、阴谋家，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素质。
朱高煦的素质不行，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几个皇帝就在自己眼前不断上下，现在连自己的晚辈朱瞻基也上台了，作为一位阴谋家，朱高煦的事业是失败的，也实在混得太差。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想造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大家都知道这位先生想要造反，阴谋家这一职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隐秘工作和地下工作，相比之下，朱高煦先生可以算是这个行业的耻辱，也颇为同行们所嘲笑。
二十多年一事无成，造反造得人尽皆知，所有一切不但侮辱了朱高煦先生的人格，也侮辱了他的智商。
不想再等，也不想再忍了，兄弟我混二十多年容易么！造反了！
朱高煦虽然激动，但并没有丧失理智，他在造反之前，派出了亲信枚青，去京城找一个人，他相信，凭着多年的交情，这个人一定能够站在他的这边，只要能把这个人拉过来，大事必成！
宣德元年（1426）七月，枚青潜入京城，去找朱高煦的好朋友——张辅。
张辅热情地接待了他，共叙友谊之后，问清了朱高煦的意图和枚青的来意，要说这张辅为人也实在没话说，是个直爽人，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来得及给枚青安排，就把他捆起来，连夜送给了朱瞻基。
朋友？交情？呸！时务！
朱瞻基知道了这个消息，却并不想动手，他希望和平解决。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派出了中官侯泰去山东乐安找朱高煦，希望对方能够悬崖勒马。
可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却实在让人大出所料。
侯泰奉皇帝之命前来，迎接他的是气焰嚣张的朱高煦，这位造反兄傲气十足，竟然面对天子来使南面而坐，看那架势大有我造反我怕谁的意思。
而朱高煦下面所说的话就很明显是他的心里话了：
“靖难时候，没有我出力，哪有今天，结果太宗（朱棣）听信谗言，把我封到了这个地方，仁宗想用金帛笼络我，现在的皇帝又想用祖制来压制我，我怎么可能久居此地！”
接着，他又向侯泰主动出示了自己的兵马军器，明目张胆地说：“这些就可以横行天下了！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归报尔主），把那些煽动他的奸臣们抓来送给我，再和他接着谈（徐议我所欲）。”
看看这些用词，所谓“归报尔主”、“徐议我所欲”，给三分颜色，却想开染坊！无耻一词当之无愧。
从古至今，像朱高煦这样的无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明明自己搞阴谋，却总喜欢诬赖别人，给他留面子，却是给脸不要脸。
对付这种无赖，实在是不用讲道理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但杨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帝亲征，必定能够一举击败朱高煦。
张辅不服气，与杨荣争论了起来，双方争执不下，事情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朱瞻基也拿不定主意，派兵出去打固然省事，却不能保证胜利，自己亲征虽有气势，但危险太大，无法保证安全。
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大臣夏原吉只用了一句话，便坚定了朱瞻基亲征的信念：
“皇上忘记了李景隆的事吗？”
李景隆？对，就是那个饭桶李景隆。
当年建文帝把兵权交给这个饭桶，结果一败涂地，想到这个饭桶的结局，朱瞻基立刻下定决心，亲征！
谁说李景隆是饭桶、废物？从这件事情上看，饭桶废物也是有用的，至少他的愚蠢起到了警示后人的作用，功德无量啊！
宣德元年（1426）八月十日，朱瞻基亲征乐安，大军行动迅速，八月二十日已经到达乐安城外。
朱高煦固然是无赖，但无赖想要干出点事情来，靠耍赖是不行的，还是需要点本事的。
他原先以为是薛禄带兵来平乱，并不放在眼里，没有想到，自己的好侄子竟然亲自前来，一下子慌了手脚，组织士兵们抵抗，却少有听命者。
这个时候，朱高煦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地脆弱。
朱瞻基实在不是等闲之辈，在征途之中，他曾经问手下的大臣们：“你们认为朱高煦会如何行动？”
有大臣回答：“乐安太小，他可能会进攻济南，以抗拒大军。”
也有大臣说：“他曾在南京多年，必然会带兵南下。”
朱瞻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们说得都不对，济南虽然很近，却不容易攻，而且大军行军迅速，他也来不及攻击，南京更不可能，他的那些手下们的家属都在乐安，怎么可能愿意往南边走？”
“他会一直在乐安等着我的。”
事实确实如此，朱高煦一直都在乐安，倒不是因为他想决一死战，而是他别无去处。
大军到达之后，并未强攻，只是用火铳和弓箭射击城上守军，虽然没有动真格的，气势却十分吓人，城中守军本来就没有什么斗志，这样一来更是失魂落魄，纷纷逃亡。
朱瞻基充分了解了战场局势和士兵心理，派人将敕令捆在箭上射入城中，敕令上说明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的原则，并给朱高煦很周到地标上了生擒和击毙两种价码，城中的人顿时蠢蠢欲动，就连朱高煦身边的侍卫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看着朱高煦时的眼神，就如同看着一个金灿灿的猪头。
朱高煦狼狈不堪，只好派人出诚送信，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只是希望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告别亲人，就前来自首。
朱高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天他准备打开城门，投降朱瞻基，然而他手下的部将王斌拉住了他，对他说了一番义正严辞的话：
“宁可战死，决不做俘虏！”（宁一战死，毋为人所擒）
朱高煦目瞪口呆，自己都准备投降了，这个部下竟然还如此有骨气。他顿时精神大振，表示自己一定与城池共存亡！
发表完慷慨激昂的演讲后，朱高煦昂首挺胸地走回了自己的指挥位置。
然后他换了一条小路，偷偷溜出城池，去向朱瞻基投降，还发表了他的投降演讲：
“我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
这场闹剧就此收场。
朱高煦是个彻头彻尾的丑角，阴谋家做不成，造反也失败，不但没素质还没人品，一个月前还大言不惭“归报尔主”、“徐议我所欲”，一个月后，就成了“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
不做好人，连坏人也做不成，这样的一个活宝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朱高煦，你的名字是弱者。
在这场滑稽戏里，朱高煦扮演了丑角，但这出戏却也在无意中成就了一位小人物。
朱高煦出来投降后，按照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数落他的罪行，通俗点说就是骂人，当然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由皇帝自己来做的。
于是皇帝便指派了身边的一个御史去完成这项骂人的工作，但皇帝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随意指派的御史竟然骂出了名堂，骂出了精彩。
这位御史领命之后，踏步上前，面对这位昔日位高权重的王爷，无丝毫惧色，开始数落其罪状，骂声宏亮，条理清晰，并能配合严厉的表情，众人为之侧目。（正词崭崭，声色震厉）
朱高煦那脆弱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他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
这一情景给皇帝朱瞻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认定此人必是可造之才，回去之后，他当即下令派这个人巡按江西。（注意，不是巡抚）
巡按外地正是御史的职责，也不算什么高升，但皇帝的这一举动明显是想历练此人，然后加以重用。
在历史中，奸邪小人依靠一些偶然的闪光表现得到皇帝的欢心和信任，从而为祸国家的事情并不少见（比如和绅），但事实证明，这一次，朱瞻基并没看错，这位声音洪亮的御史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二十年后，他将挺身而出，奋力挽救国家的危亡，并成就伟大的事业，千古流芳。
这位御史的名字叫做于谦。
朱瞻基确实是个厚道人，虽然很多人劝说他杀掉朱高煦，但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将其关在了西安门的牢房里，按说他对朱高煦已经是仁至义尽，可朱高煦偏偏就是个死不悔改的人。
有一天，朱瞻基想起了他的这位叔叔，便去看望他，两人没说几句话，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把朱瞻基钩倒在地。
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都百思不得其解，总是搞不懂朱高煦是怎么思考的，他的脑袋装的是否都是浆糊。
既然脚能钩到，说明两人已经很接近，你上去撞也好，咬也好，掐也好，踢也好，都能起到点作用，这么多方法你不用，偏偏就是钩他一下，如同几岁小孩的恶作剧，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闹剧还没有完，吃了暗算的朱瞻基十分气愤，老实人也发怒了，便下令用一口三百斤的铜缸把朱高煦盖住，那意思就是不让他再动了。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朱高煦先生突然又不干喜剧演员了，转而练起了举重，他力气很大，居然把缸顶了起来，但由于头被罩住看不清，只能东倒西歪的到处走。
呆着就呆着吧，你干嘛非要动呢？
这一动，就把命动没了。
朱瞻基从头到尾见识了这场闹剧，他再也无法忍耐了，于是派人把大缸按住，然后找来很多煤炭，压在缸上，把煤点燃烧红，处死了朱高煦。
这种死刑方法极其类似江南名菜叫花鸡的做法，不过名字要改成“叫花猪（朱）”。
朱高煦先生就这样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的一生，从阴谋家到喜剧演员，再到举重运动员，无不是一步一个坑，极其失败，但我们实在要感谢他，是他的搞笑举动使得我们的历史如此多姿多彩。
我曾数次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我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朱高煦先生的行为规律和原因，怀疑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在历史之中，人的行为确实是很难理解的。
不管这位朱高煦先生精神到底正不正常，史料记载是否真实，朱瞻基终于摆脱了这最后一个累赘，一心一意地去做他的明君去了。
朱瞻基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只有十年，加上他父亲的统治时间，也只有十一年，但他和他父亲统治的这短短十一年，却被后代史学家公认为是堪与“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何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盛世何来？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
其实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们自我发展能力并不差，你就算不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他也知道自己要吃饭，要挣钱，要过好日子，只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重负的人们一点喘息之机，他们是会努力工作的。
明宣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
在他执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
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百姓们而言，却是功德无量。
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的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
这样的裁判才是好裁判。
不干扰百姓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当为之事，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
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
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
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
所谓整修宫殿——“所谓节民力者此也”；
所谓选侍女——“所谓谨嗜欲者此也”（这句比较狠）；
所谓有几天不上朝——“所谓勤政事者此也”（你李时勉就没有休息过？）；
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坐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止，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
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
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己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
很多人认为，朱瞻基的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们学点文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这位皇帝厚道，却不蠢，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
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太监这个名词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大多数人还会在这个称呼前面加个死字，骂起人来十分提神，且通俗易懂。
实际上在明代，要想混到太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太监是宦官的首领，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
别说太监，就是想当普通宦官也很不容易，在明朝，宦官可是个抢手的工作。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就算你有勇气挨那一刀，还要有运气进宫才行，不要以为当宦官那么简单，也是要经过挑选面试的。官方的阉割场所只阉割那些已经经过挑选的人。说句寒掺话，要是人家看不上，你连被阉的资格都没有。
在明代经常有人在未经官方允许的情况下自行阉割，然后跑到北京去当太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被挑中，回家了此一生，当然，也有成功者（如鼎鼎大名的魏忠贤）。
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想当宦官的人太多，很多有志于投身宦官事业的人没有被官方处理的机会，便以大无畏的勇气自行了断子孙根，可到后来又没能进宫。他们不能成家立业，只能到处游荡，这些人自然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后期的明朝政府曾经颁布了一条十分特别的法令：
严禁自行阉割！
对此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明代宦官有很多级别，刚进宫时只能当典簿、长随、奉御，如果表现良好，就能被升迁为监丞，监丞再往上升是少监，少监的顶头上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监。
可见，要想干到太监实在不容易啊。
宦官有专门的机构，共二十四个衙门，分别有十二监、四局、八司，其最高统领宦官才能被称作太监，这二十四个衙门各有分工，不但处理宫中事务，还要处理部分政务。
事实上，在这些宦官衙门中，也有冷热轻重之分，重者权倾天下，轻者轻如鸿毛。一个刚入宫的宦官要想出头，先要看他被分在哪个部门。
如果你被分在了司礼监或是御马监，那就先恭喜了，你的太监前途将一片光明，继续努力下去，光宗耀祖或是遗臭万年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两个监局是权力最大的太监机构，司礼监就是专门掌管内外章奏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我们前面说过，皇帝把票拟的权力给了内阁，自己保留了批红权。
而到了明宣宗时候，由于文件太多，朱瞻基自己也没有时间看完，便会让司礼监的人按照票拟的内容抄下来，代理自己行使批红的权力。
这个为皇帝代笔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司礼监秉笔太监。
于是，天下唯一可以压制内阁票拟权的批红权就落在了秉笔太监的手中。
到了明朝后期，皇帝不管朝政，某些太监便会自作主张，乱发旨意，下面的官想告状也告不了。因为你告状的奏章最多只能告到皇帝那里，可代皇帝批阅奏章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要告的人，那你这状能告下来吗？
由此可见，秉笔太监实在位高权重。
但是这位秉笔太监却还不是权力最大的太监，在他的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
这很好理解，在印章文化十分发达的中国，你写再多，我不给你盖章你也没办法。
而一旦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了东厂太监（如冯保和魏忠贤），那就真是权倾四海，威震天下。事实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如果当年有名监展览馆，司礼监必然是所挂画像最多的地方。
司礼监出监才啊。
而作为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宦官，你应该以这些人为偶像，努力奋斗，争取名留青史！（当然一般来说都是恶名）
如果你有幸能干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说明你的太监生涯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你已成为了太监中的佼佼者，是太监中的成功人士。如果你还凑巧干了些坏事，那么你的名声一定不限于当代，而会世代流传下来，供众人茶余饭后谈论和唾骂。
如果你没有能够进入司礼监，而是进入了御马监，那我同样要恭喜你，这也是个好地方，虽然这里出的名人没有司礼监多，但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汪直、谷大用等，都是你的好榜样。
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所谓御马监不是管马的，而是管理御用兵符。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御马监是个有前途的部门了。
司礼监和御马监一文一武，成为最为显赫的太监部门，宫中宦官无不尽心竭力，想进入这两个部门。
有好必有坏，万一你不幸被分到了直殿监和都知监，那你就惨了。因为这两个监名字虽然气派，却只管理一件事——清洁卫生。
这两个监不但条件艰苦，没有人瞧得起，连办公场所都没有（似乎也不需要），而且秋扫落叶冬扫雪，工作十分之苦。
这样的部门自然是无法吸引众多青年宦官的。
介绍完太监的奋斗史，下面就要谈太监参与政治的问题了。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太监政治大概是这样的一幕场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所阴森的房子里，几个面目狰狞的太监在十分微弱的烛光下进行着密谋。
一个太监奸笑（标准表情）着对旁边的人说道：“尚书王某某阻碍我们的夺权计划，要把他干掉！”
这时另一个太监也奸笑（保持形象）着说：“我看还是先把侍郎张某某干掉。”
最后太监头子（一般就是最坏的那个）发话：“照计划行事，把那些忠臣们都清除掉，然后再把皇帝换掉，我们来坐江山！”
以往人们心中的太监形象就是如此，只要一提到太监，就会和坏蛋联系起来，然后就是朝廷中的忠臣们为了正义和理想与坏蛋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成功了就是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失败了就是人间悲剧。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人们往往过于关注那些所谓忠臣们的行为，却很少发现这些大臣们的可怕之处。
之前在我们的丞相怎样炼成的专题中，曾经对明朝的相权君权分立做了分析，并用了一个拔河的比喻，皇帝和大臣各站在绳子的两边，不断的拔河，朱元璋是优秀运动员，体力好，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能拔得过他。
他的儿子朱棣也是运动健将，虽然设立了内阁，但还是能够掌握主动权。
到了朱瞻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文官集团十分之强大，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皇帝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没有人能够管得了。可是实际上，明朝的皇帝是不容易当的，那些大臣们就像一群苍蝇，不但要向你提意见，甚至有时候还会挖苦你，讽刺你，你还不好把他怎么样。
明仁宗心地善良，却因为小事被骂得气急败坏，他的儿子朱瞻基行为端正，只喜欢斗蛐蛐，也被那些人当成罪状来批判，老百姓有自己的爱好，皇帝居然不能有。
绳子那一头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那些在我们看来无比正直的大臣们有着充分的力量控制朝政，他们有学识，有谋略，有办事能力，有很多的同门、同事。
而绳子的这一头，只有皇帝一个人。
皇帝那所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文官集团的大爷们眼中也算不得什么，骂你，讽刺你，那是为了国家大事，那是忠言逆耳，你能说他不对吗？
而且这些大爷们既不能杀，也不能轻易打，杀了他们，公务你自己一个人能干吗？
劳动模范朱元璋老先生自然可以站出来说：把他们都杀光，我能干！
可是朱瞻基不能这样说。
于是在太祖皇帝死去二十年后，绳子失去了平衡，获得了票拟权的内阁集团变得更强大，皇帝一个人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样下去，他将被大臣们任意摆布。
苦苦支撑的朱瞻基一步步地被拉了过去，正在这时，他看见旁边站着一个人，于是他对这个人说：“你来，和我一起拔！”
从此这个人就参加了拔河，并成为这场游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太监。
太监真的都是坏人吗？
至少皇帝不会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很好，从小陪伴他一起长大，带着他放风筝，陪着他玩耍，给他当马骑，而且十分服从。
我们往往误解太监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成长的皇帝是把太监当成自己的亲人的，换了你是皇帝，你到底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的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
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为王振受到的宠爱而吃惊，也不需要为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专权而愤愤不平。
因为他们的出现是明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没有王振，还有李振，没有刘瑾，会有徐瑾。
太监就是这样被强行拉上皇帝的政治战车的，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奸邪小人，那些文官们的行为也未必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他们出生低贱，且心理有些问题，所以行为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代，坏太监很多，好太监也不少，但十分神奇的是，无论太监如何猖獗，都无法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皇帝要动手解决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明武宗）。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对明宣宗教太监读书的目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位聪明的皇帝是不会干无谓的事情的。
他要培养的并不是有文化、有追求的太监，而是战士。
为他而战的战士，足以对抗文官集团的战士。
太监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仅此而已。
就这样，朱瞻基将他老祖宗朱元璋集中的权力又分散了出去，票拟权给了内阁，批红权由太监代理，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批红权十分重要，所以历代明朝皇帝虽然委托太监代笔，却从未放松过对此权力的掌握，当然也有例外，以下三人就是代表：一个顽童，一个懒虫，还有一个工程师。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稳固的政治权力体系，票拟权和批红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文官集团和皇帝及其代理人太监的斗争。
换句话说，如果谁能够同时控制票拟权和批红权，他就是真正的皇帝！
有这样的人吗？
应该说，确实是有的，在我看来，有三个人做到了。虽然他们同时获得两大权力的途径和原因都各不相同，但很巧的是，这三位国家实际控制者的统治时期，正好对应上面所说的那三位不抓权代表的朝代。
这三位并不姓朱的皇帝分别是：“立皇帝”、“首席活太师”、“九千岁”。
这三位仁兄也将是我们后面文章中的主角，在这里先说一下“首席活太师”是什么意思。
明代的最高文官不是尚书，而是三个名誉称号——太师、太傅、太保。虽然这三个称号都是一品，却也有大小之分，其中以太师为最大。大家知道，所谓荣誉称号很多时候都是送给死人的，而能够在死后混到这三个称号的，也是十分厉害的人。
当然也有某些更厉害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得到过这三个称号，而第一个被封为最高文官太师的活人，正是这位掌控大权的仁兄。除此之外，他还被封为太傅，“活太师”加“活太傅”的荣誉在明代仅此一人。足见此人之强悍。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后期的政治格局正是在朱瞻基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因为这似乎也是唯一能够制衡各方力量的办法。
别折腾了，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工作流程。
大明王朝就在这样的一个流程中平静地向前发展着。
然而不久之后，这片宁静就将被打破。
基于这一点，当时的人们也形成了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宦官！
还是那句老话，凡事总有例外。
永乐末年，朝廷下达了一道旨意，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凡是各省各市教育局的官员，如果长期工作表现不好的，可以调到京城当官。
还有这样的好事？地方上都干不出头，竟然还可以调到京城工作当官！
按说这样的好消息应该会吸引无数人报名参加，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去理会这件事。
为什么呢？难道人们都愿意错过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当然不是，无人问津的奥秘就在于，调到京城后干的工作比较特殊——“净身入宫中训女官辈”。
开什么玩笑！老子就是不干学官，也能做个老百姓，干嘛要挨一刀进宫当宦官？！
是啊，谁会干这种傻事呢？
就在众人对此不以为然，把旨意当笑话看的时候，一个因为犯错而即将受到惩罚的学官正在自己的家中犹豫。
他已经有了老婆孩子，生活虽然并不宽裕，但是也不穷，大可以安安心心过日子，但在他的心中，却有着别人无法了解的雄心壮志。
他自幼就渴望出人头地，苦读多年，虽成儒士被选为学官，却一直无法金榜题名。现在已经成家，但立业却迟迟不见踪影。如今学官也干不下去了，难道就此了结一生？
不会的，我总会等到机会的。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可惜虽然是一个机会，却不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迎接这个机会，等待自己的必然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会遇到无数人的白眼和歧视，入宫后要出头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此后自己与妻子儿女也将天人永隔。
不管那么多了，要出人头地就要付出代价！
别人不干，我来干！
这个干出别人不敢干，也不想干的事情的人，就是王振。
正是此人，打破了明宣宗朱瞻基的初衷和他创造的良好氛围，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
王振，出生年月日不详，山西蔚州人（今河北），幼年读书，任当地教官，后自愿净身入宫教育宫内人文化。
怀揣着敢为人所不为的勇气，王振进入了宫廷，让他十分惊喜的是，在宫中，他这个原本教不好书的学官竟然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这其实也很自然，因为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无人与他竞争。
由于在一堆文盲和小学文化者中鹤立鸡群，他被大家称为王先生，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并受到了宣宗的关注，朱瞻基感觉到他是个人才，便派他去侍奉太子读书。
从此，这位叫王振的太监就和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祁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应该说，王振确实是一个好老师，他教导太子读书，并对其严格管理，以至于朱祁镇对其不敢称呼名字，居然叫他“先生”。
姑且不论后来王振的是是非非，但他和朱祁镇之间确实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然而就是这种过于深厚的感情和信任，最终酿成一场大祸。
首先，他们都姓朱。
其次，他们都是好皇帝，都是明君。
最后，他们的命都不长。
朱高炽活了四十八岁，但由于自己老爹太能干，足足干了二十年太子，只做了一年皇帝。
朱瞻基比他父亲还少活十年，但由于父亲死得早，自己二十七岁登基，做了十年皇帝。
这十一年是明朝的黄金时代，对这段时期的统治，史料中溢美之词不胜枚举。大明帝国空前繁荣强大，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但长期观看电视剧的习惯告诉我们，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转折，电视编剧会特地搞点矛盾闹点事出来，比如什么男主角杀了人，女主角得绝症之类。要是一直都是花好月圆，人人平安，那这电视剧的收视率就不会高，也卖不出广告。
历史之神（如果真有的话）看来也是一个好编剧，他可能也觉得这样的历史没有意思，便给这出喜剧划上了一个句号。
这个句号最终结束了明朝的黄金十年。
宣德十年（1435），一代英主朱瞻基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三十八岁。
仁宣之治就此完结。
在朱瞻基临死之前，他为自己那年仅九岁的儿子选择了五位顾命大臣，虽然儿子还年幼，但朱瞻基并不担心，因为他相信这五个人决不会让自己失望。
此五人分别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胡濙。
确实是豪华阵容，文有三杨，武有张辅，还有一个专干秘密工作的，朱瞻基应该走得很安心。
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五位风云人物，朝廷精英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
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而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要论人生的传奇色彩与命运的跌宕起伏，估计除了朱元璋外，无人可与这位皇帝匹敌。
在明英宗的这个时代，除了他本人皇帝——俘虏——囚犯——皇帝的传奇经历外，一位堪称明代第二强人的登场也使得这个朝代的事情更加精彩夺目。
就此开始吧。
而他很明智地意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牢牢地抓住自己手中的那个稀世珍宝——朱祁镇。
朱祁镇是自己一手带大的，也算是自己的学生，虽然他还只是太子，虽然他只有九岁，但他终究会长大，他终究会成为皇帝的。
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王振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等待着独掌大权，权倾天下的机会。
机会似乎到来了，朱瞻基驾崩了，这个精明的皇帝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年幼的朱祁镇，而朱祁镇对自己言听计从，大权在握的日子不远了！
事实真是这样吗？
恐怕不是，因为在王振夺取大权的路上，有两个障碍在阻拦着他。
事实上，对王振而言，要克服这两个障碍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他也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因为阻挡他前进的这两个障碍代表着的是一股他绝对无法匹敌的势力。
王振要想大权独揽，首先要过他这一关，可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小小的王振的那点花招把戏要想在杨士奇面前献丑，还得回家再练几十年。
除此之外，杨荣、杨溥都不是等闲之辈，这三个老江湖守在那里，王振就只能乖乖地做他的奴才和太监。
这股文官集团的势力正是王振掌权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事后证明，真正能够对王振起到遏制作用的，是第二道障碍，而组成这道障碍的，是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能拥有比文官集团更为强大的力量吗？
是的，在我看来，还不仅如此。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但能够左右朝政，还能废立天子！
此人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
十一年前，她是张皇后，十年前，她是张太后，现在，她是张太皇太后。
在这十一年中，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失去一个亲人，她的级别就提升一次。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痛苦的提升。
死者已矣，活人还得好好干，张太皇太后擦干眼泪，开始辅佐自己的孙子，实际上，如果不是她的决定，朱祁镇是当不了皇帝的。
在朱瞻基死后，由于太子很小，且有传言太子并非其母孙贵妃所生，而是由宫女代生的，所以太子地位很不稳固，外地藩王来当皇帝的谣言传得满天飞。在这关键时刻，张太后坚决地支持了太子朱祁镇，并拥立他为皇帝。
这样的一个人，不要说论能力，就是排资历也能吓死人，真正做到了“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而这位祖母级的人物也并不是光说不练的，王振就曾经被她恶整过一次，这件事情也成为了王振心中永远的痛。
正统（英宗年号）元年（1436）二月，张太皇太后召集五大臣入朝开会，等到这五个人到齐后，张太皇太后把皇帝领了过来，让他看清楚这五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五个人是先帝留给陛下的，如果陛下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和这五个人商量。”
随后，她又说出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这五个人的赞成，你就不能做！”
年幼的朱祁镇畏惧地看着他的这位祖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五大臣十分感动，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位太皇太后叫他们来绝不仅仅是要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她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
过了一会，张太皇太后命令宣王振进宫，王振得命后立刻入宫面见，他也绝对想不到，自己人生中的最大一场噩梦即将开始。
王振入宫后，看见五位大臣和皇帝都在场，估计是在开高级别会议，召自己前来，莫非是要委以重任？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此之前，张太皇太后的话已经讲完，她之所以不散会，就是要等王振。
王振跪拜行礼后，刚才还和颜悦色地太皇太后一下子从慈母变成了恶煞（颜色顿异）！她突然对王振大喝：
“你侍候皇帝的起居，不过是个宦官而已，却多有不法的行为，今天，我要杀了你！”
就在太后大喝的同时，殿上的侍卫拔出了亮闪闪的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
骂完后立刻就动手，招呼都不打一个，从其动作熟练度和时间连接上看，相信这一连串的举动应该是经过预先彩排的。
原先一团和气的大殿突然杀气腾腾，王振顿时魂不附体，他万想不到，今天让他进宫的目的不是委以重任，而是准备让他进鬼门关参观旅游。
一脸杀气的太后站在殿上，亮闪闪的刀剑拔了出来，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王振吓得浑身发抖，不停地打哆嗦。这一景象的突然出现不但出乎王振的意料，也让在场的五位大臣一头雾水。
他们这才明白，这位平常神色温和的太后竟然还有这么凶狠的一面，而让他们到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交待事情，还同时给他们安排了观众的角色。
朱祁镇大为吃惊，便跪下来求祖母开恩，而大臣们也一起求情。其实张太皇太后并不是真想杀掉王振，因为当时的王振实在算是个老实人，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于是她便顺水推舟，饶恕了王振，但同时恶狠狠地警告他：
“今天看在有人为你求情的分上，就饶了你，今后不准你干预国事！”
王振狼狈不堪地退了出去，太皇太后那可怕的眼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成了他的心理阴影，自此之后，只要见到这位太皇太后，他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马上退避三舍，逃之夭夭。
事实也是如此，张太皇太后并没有放松对王振的敲打，隔三差五地便会找个时间把王振叫过去骂一顿，这种搞法使得王振痛苦不堪，足足被骂七年。
有这样的两个障碍，王振的夺权道路可谓任重道远，因此他及时转变策略，对三杨礼敬有加，每次到内阁去传旨时候，都摆出一副羞涩的表情，像刚上门的女婿见老丈人一样，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外，不敢进门。
等到三杨发现他站在外面，让他进来招呼他坐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得受宠若惊，好像能够和三杨说话就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一样，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三杨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人。
然而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却不断地拉帮结伙，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司礼监的权力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同知，并广结党羽，控制朝臣。
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远来投奔，得此高官，十分得意，但如果他知道在七年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了。
三杨可以应付过去，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隔那么几天，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王振没有办法，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
只能等她老人家自然死亡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正统七年（1442）十月，历经四朝的张太祖太后离开了人间，王振夺权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此消散。
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已经去世，而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已年老多病，回天无术了。
王振的机会来了。
他从此大权独揽，广结同党，不但控制了锦衣卫，还收了很多属下，其中不乏饱学之辈，圣人门徒，而要论最无耻的一个，莫过于工部侍郎王祐。
这位王祐先生曾经有一次到王振家中探望。在明代，大臣们都留有胡须，而王振没有胡须（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当他见到王祐时，才发现这位大臣也没有留胡须，便问他原因。
王祐先生是这样回答他的：（以下内容可能引发呕吐，请先做好思想准备）
“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在我看来，王祐先生真正达到了无耻无界限的境界，无耻到祖坟上都冒青烟。
正是有了这些无耻之徒的帮助，王振在朝廷内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排除异己，利用杨士奇儿子杀人的事件，攻击他教子无方，最终打垮了这位四朝老臣，之后他又陆续诬陷户部尚书刘中、祭酒李时勉等不服从他的大臣，并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此时的王振，内得皇帝信任，外有打手帮忙，独掌大权，鱼肉百官，可谓风光无限，成为了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太监。
大权在手的王振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
五十年前，朱元璋先生为了防止今天王振现象的出现，特地在宫门口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上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可是正所谓人走碑凉，谁写的，立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管，有没有人执行，到了王振当权，这块碑文就被当成了贴在墙上没人管的奖状，再也无一人理睬。
大家不理，王振却不一样，他总是觉得这玩意太刺眼，于是便命人移走这座碑。
如果老朱还在，他一定会把王振这小子抓起来，剐上三千刀再让他死，可时代不同了，也实在不行了。
大家第二天上朝，看见开国皇帝的手迹突然没有了，却都保持了集体沉默，他们都知道是谁干的，到最后却成了打死我也不说，打死我也不管。
朝政如此，多言何用？！
但就在王振气焰滔天之时，也有一个人就不买他的帐，而这个人也实在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吃了点亏，但王振终究还是不能把他怎么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正统六年（1441），当时太祖太后已经病危，无法再训斥王振，三杨也无能为力，王振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政大权，所有外地巡抚官员回京都要照例孝敬王振一些金银财宝，多少倒无所谓，但总得意思一下，表示对这位死太监的尊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此人从山西巡抚回来，别说金银，连陈醋都没带回来一瓶。王振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当即把这个人关了起来。
王振是一个做事偏激的人，对于这种明摆着不给面子的人，他是不会留情的，他本已准备编织罪名，把这个人干掉。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人似乎很有背景。
不但地方上的官僚老百姓帮他说话，连朝中重臣杨士奇等人也为他求情，甚至某些藩王也出面了，要王振不要把事情做绝，否则就要他好看。（藩王可是不好对付的）
一贯整人到底的王振终于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权位不高，却很不简单，是不能“人道毁灭”的，于是他一反常态，放了这个人（不放也不行）。
此人也确实厉害，他被整得很惨，却一句软话也没有说过，一直痛骂王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坚持和他对抗到底。大有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气势。
这位硬骨头有背景的仁兄就是于谦。
可惜在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
王振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像自己的这位偶像一样，横扫千军，锐不可当。他的这位偶像就是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
虽然自己以前只是个文人（现在是太监），但却十分向往率军出征的威风凛凛，而先辈郑和的丰功伟业也不断鼓励着他。
太监就不能横刀立马么？立给你们看看！
这下问题严重了。
一个人如果饥饿就会去找东西吃，因为这是他的基本需求。
如果他已经吃饱了呢？那么他就会四处闲逛，找点事情干，反正闲着也闲着。
如果一个吃饱的人又找不到什么好事干，他可能就会去干坏事，实现自我价值。
王振大概就属于后两种情况。
他已经大权在握，家财万贯，权和钱都有了，这位死太监也有了新的人生追求——建功立业，名留青史。
应该说，有这样的志向是好的，但问题关键在于这位有志太监本身的素质如何。
就如同一个贪官污吏，平日只是贪污受贿，这样的恶行固然让人愤慨，但这并不是他们作恶的最高境界。
所谓作恶的最高境界，就是明明没有这样的才能，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硬要去干一些所谓的好事。
这才是恶人中的极品。
王振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品，他明明是个不成器的教书先生，明明是个投机的死太监，明明是个贪图权位的小人，这些我们都不计较了。但他现在居然要把自己往军事天才，战争英雄上面靠，就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偏偏当时的时局给了他这样一个不要脸的机会。
事实证明，这位仁兄确实是有本事的，仅仅过了六年，脱欢就击败了瓦剌的其它部落，统一了瓦剌，成为了瓦剌独一无二的首领。
之后，他拥立黄金家族成员脱脱不花为汗，并开始攻击阿鲁台。
由于当年被朱棣打得太惨，阿鲁台元气不足，在与瓦剌的战斗中被击败，宣德九年（1434），阿鲁台被脱欢击败，并最终战死于大漠之中，这位曾与永乐第一名将朱棣周旋几十年的风云人物就此结束了一生。
脱欢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的梦想绝不局限于做一个太师，他的真正理想是恢复大元的天下，重新占据中原，但上天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正统四年（1439），壮志未酬的脱欢死掉了，可是明朝并没有因此得到和平，因为替代他的，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也先。
也先是脱欢的儿子，他比他的父亲更加强悍，也更加聪明，短短几年之内，他向西攻击哈密，控制了西域通道，威逼明朝西北边境，他向东攻击兀良哈，正统十年，瓦剌彻底击败了兀良哈三卫，并控制了当时尚很弱小的女真族，甚至威胁到了朝鲜。
此时的蒙古已经完成了统一，而也先与他的父亲一样，也整日梦想着恢复大元天下，所以，在一切就绪之后，他把自己的矛头指向了明朝。
虽说也先进攻明朝报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在我看来，引起这场冲突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钱。
蒙古人很会打仗，不过也很穷，他们不种地，也不纺纱，要想得到生活必需品，只能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交换，另一种是抢劫。
在朱棣的那个时代，蒙古人更多采用第二种方法，来得快又方便，但经过朱棣的几堂军事教学课，以及拳脚刀剑的教育方式，蒙古逐渐意识到，继续抢下去会亏本的。
而且在抢劫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你家缺衣服，想抢几匹布，可出去几次都遇不上（人家不可能准备好了让你抢），蒙古人虽然善战，但并不是打不死。他们也只有一个脑袋，而抢劫是刀头舔血的行当，随时可能完蛋。为几匹布就把命丢了，实在不划算。
于是，在此之后，蒙古开始走第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
他们开始和明朝政府做生意，但蒙古有什么生意可做呢？
不要忘记，虽然他们不搞农业和手工业，但他们也有畜牧业，蒙古部落家家户户都养马，养羊，发财致富之道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部落首领的倡议下，蒙古部落开始大量放牧，生意也越做越大，贸易的形式以朝贡为主，每年蒙古定期入京交易，经常带着牲畜千余头，皮毛几千张，浩浩荡荡地来做生意，随行的还有使者，在我们的印象中，使者应该只有一两个人，不过蒙古部落派来的使者人数却要加个千字——一两千人。
从古至今，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派外交使节会一下子派出上千人，而这些所谓的使者实际上是蒙古的小商小贩，他们都是赶着自己的牛羊马来做搞对外贸易的。
如果就这样做生意做下去也不错，毕竟各取所需，而且明朝总是处于贸易的优势地位，每年都是贸易顺差。
因为手工业品的生产已经形成了规模化，从史料分析，当时的明朝政府也确实有抬高物价的嫌疑，各种瓷器、纺织品的价格确实有些偏高，但蒙古人也只能全盘接受。
道理也很简单，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想买就买，想卖就卖，不愿意就散伙！
明朝的人可以不吃牛羊肉，但蒙古人不能没有纺织品，没有日常用具，所以不能散伙。
然而这看似对明朝而言一本万利的生意中，却隐藏着危机。
到了也先时期，由于需求量大，朝贡贸易剧增，本来一年只做一次生意，渐渐发展到一年数贡，每次来做生意的有几千人，牲畜皮毛和马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要知道，这些牲畜皮毛都不是白送的，明朝政府需要用大量的东西来换，由于皮毛数量过大，而手工业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明朝政府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那么多现货供应。
明朝政府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掉入了一个贸易陷阱，看似不懂贸易的蒙古部落实际上十分精明。他们选择这些牛羊作为贸易品是有着很深的考虑的，因为放牧牛羊对于这些游牧民族而言几乎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
放牧所需的人工成本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平日的生活就是放牧，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干，自然也不需要统计误工费。而牛羊吃的是草，这些都是天然资源，在羊毛衫尚未流行的当年，草原沙漠化似乎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牛羊养大后，直接送到明朝来交换东西，一头牛可以换到很多明朝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明朝的出口产品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迟早会供不应求，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得了。
而也先也以自己统一蒙古的声威和武力为后盾，玩了几招阴招。
他用劣质的马匹冒充好马，索要更高的价格，此外，他还改组了自己的使者队伍，在其中塞入了大量强盗小偷，搅扰沿途居民，到了后来，他派去的那几千人几乎就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沿路抢劫的盗匪。
蒙古部落的这一倾销行为让大明帝国的大臣们十分不满，某些大臣便有意搞点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蒙古肉制产品冲击国内市场。
在这些大臣中，有一个人推行这一政策最为积极，相信出乎很多人意料，这人竟然是王振。
王振本来就是个只顾自己，不管国家的人，他怎么会这么积极呢？
原来在此之前，也先每次来做生意，都会给王振行贿，然而时间一长，也先把这茬给忘了。
于是王大人突然之间愤怒起来，命令核实使者人数，然后一下子减去了应付金额的五分之四。
就算也先做生意不老实，是个奸商，但人家毕竟还是讲信用的，牛羊还是送给你了，而王振却一下子成了外贸稽查员，竟然几乎全部没收，连发票也不给。
也先被彻底激怒了。
原本只是用武力威胁，在此基础上再干点奸商的勾当，无非是想捞点好处，然而这次被王振稽查队抓住了要害，狠狠地罚了一次款，也先血本无归。
本来就跃跃欲试，想搞点名堂的也先终于坐不住了，这次的事情让他找到了借口，他擦亮刀剑，备好马匹，准备发动攻击。
三十五年前，祖父马哈木就是被眼前的这个庞大帝国所击败，现在复仇的机会到了！
蒙古骑兵分为四路，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对大明帝国分别发动了进攻。
其中第一路攻击辽东，第二路攻击甘肃，第三路攻击宣府，最后一路由也先自己统领，攻击大同。
战争就此全面爆发。
消息传到京城，大臣们十分紧张，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事发突然，很多大臣心中都没底，但有一个人却与众不同，十分兴奋。
此人又是王振。
受贿的是你，查货的是你，惹事的也是你，现在打仗了，你还有什么可兴奋的？
要说明的是，王振从来就不是什么主战派，正统八年（1443），侍讲学士刘球就曾经给皇帝上过一次奏折，指出蒙古使臣人数日益增多，必然包藏祸心，希望能够尽早整顿兵制，积极备战。
刘球没有想到，他出于爱国热情上书，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
王振看到奏折后，勃然大怒，不知是他收了也先的钱，还是认为刘球是在指责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反正他找了个借口，把刘球关进了监狱，在不久之后，他指使自己的亲信锦衣卫指挥马顺杀害了刘球。
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爱国情操的。
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开始秘密地筹划。
当时也先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明朝的边境将领已然不是对手，大同守军连连失利，纷纷告急，朝廷经过会议，决定派出驸马井源出兵作战。
驸马井源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领，他的出征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
然而就在他出征后第二天，皇宫就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
皇帝要亲征了！
这正是王振捣的鬼。
王振想要远征立功，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带兵出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想到了皇帝。
皇帝是自己的学生，一直听自己的话，只有借助他的名义，才能实现自己统帅大军的梦想！
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朱祁镇下达了亲征的命令，召集大军共二十万，立刻准备出征。
这里要说一下，很多史书都说此次出征共有五十万人，根据本人考证，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由当时动员兵力时间及京城附近布防情况分析，几天之内，绝对不可能召集五十万大军，当时京城的三大营总兵力是十七万左右，加上附近军队，共计数量应当在二十万左右。
我们知道，兵家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的人也要吃饭，要睡觉，这就必须准备好粮食帐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仗就是打后勤。
朱棣远征之时，会征用大量的民工、牛马车辆，并设置专门的运粮队，准备后勤时间往往长达几个月。
那么王振统领的这二十万大军出发准备用了多长时间呢？
答：不到五天！
七月中旬接到边关急报，七月十七日就出征了！
在王振这个蠢货看来，只要把人凑齐就行了，他事先通过边报得知，也先只有两三万人马，所以他征召二十万大军，认为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
是啊，这个算数小学生也会做，二十万对两万，平均十个人对一个人。似乎不用打，一人踩上一脚也能把对手给踩死。
王振就是这样想的，他的作战思想似乎也就源自于此。
无知啊，真是极度的无知！王振这个出生市井的小人物此刻终于显出了他的本色，在他看来，战争似乎就等同于街头的黑社会斗殴，双方手持西瓜刀对砍，谁人多，谁气势大，谁就能赢。
话说回来，战争到底与斗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是人越多越好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开一个专题：
这不仅是一句成语，一句千古名言，也是一句自信的豪言壮语。
在我看来，在韩信说出此言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有资格有能力以此言自居者，不会超过十五个人。
而如果你仔细研究过军事，就会发现，要做到带兵多多益善，实在是太难了。
要说明原因，就必须从什么是战争说起。
事先说明，请大家不要误会，这里绝对不是要介绍那些让人头疼的政治性质，阶级本质。我们要讲的是战争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搏斗。
因为如果我们把战争的所有外表包装脱去，就会发现：
战争，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打架斗殴。
下面，我会借用经济学中的模型理论（先预设基本框架，不断增加条件的经济分析法）来说明这个问题。
先从两个人讲起，相信大家也有过打架的经历，而两个人打架就是我们俗称的“单挑”。
“单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打人的是你，挨打的也是你，是输是赢全要靠你自己。当然，如果你比对方高大，比对方强壮，凑巧还练过武术（最好是搏击，套路不怎么管用），那么胜利多半是属于你的。
现在我们把范围扩大，如果你有两个人，而对方还是一个人，那你的赢面就很大了，两个打一个，只要你的脸皮厚一点，不怕人家说你胜之不武，我相信，胜利会是你的。
下面我们再加一个人，你有三个人，对手还是一个人，此时，你就不用动手了，你只要让其余两个人上，自己拿杯开水，一边喝一边看，临场指挥就行。
就不用一个个的增加了，如果你现在有一千个人，对手一个人，结果会怎样呢？
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你反而不会获得胜利。因为做你对手的那个人肯定早就逃走了。
到现在为止，你可能还很乐观，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你占优势。
然而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如果你有一千个人，对手也有一千个人，你能赢吗？
你可以把一千个人分成几队去攻击对方，但对手却可能集中所有人来对你逐个击破，你能保证自己获得胜利吗？
觉得棘手了吧，其实我们才刚开始。
下面，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以一百，你有十万人，对手也有十万人，你怎么打这一仗？
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且不说你怎么布置这十万人进攻，单单只说这十万人本身，他们真的会听你的吗？
你要明白，你的手下这十万人都是人，有着自己的思维，有的性格开朗，有的阴郁，有的温和，有的暴躁，他们方言不同，习惯不同，你的命令他们不一定愿意听从，即使愿意，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如果里面还有外国友人（比如朝鲜），那你还得找几个翻译。
这就是指挥的难度，要想减低这一难度，似乎就只有大力推广汉语和普通话了。
要是再考虑他们的智商和理解能力的不同，你就会十分头疼，这十万人文化程度不同，有的是文盲，有的是翰林，对命令的理解能力不同，你让他前进，他可能理解为后退，一来二去，你自己都会晕倒。
很难办是吧，别急，还有更难办的。
我们接着把这十万人放入战场，现在你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他们可能隐藏起来，也可能分兵几路，准备伏击。而你自己要考虑怎么使用自己这十万人去找到敌人并击败他们。
此外，你还要考虑这十万人的吃饭问题，住宿问题，粮食从哪里来，还能坚持多少天。
脑子有点乱吧，下面的情况会让你更乱。
你还要考虑军队行进时的速度、地形、下雨还是不下雨，河水会不会涨，山路会不会塞，士兵们经过长时间行军，士气会不会下降，会不会造反，你的上级（如果有的话）会不会制约你的权力，你的下级会不会哗变。
你的士兵有没有装备，装备好不好，士兵训练水平如何，敌人的指挥官的素质如何，敌人的装备如何，敌人的战术是什么，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大，打了败仗怎么撤退，打了胜仗能否追击等等等等……
事实上，战场上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明白，别说带十万人出去打仗，你就是带十万人出去转一圈，旅个游，能平安无事地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可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恰恰相反，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多多益善。
如果你再把指挥的人数加上十倍，一百万人，你就会发现，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一百万可以依靠的人，而是一百万个麻烦，是真正的灾难。
从十万到一百万，你的人数增加了十倍，但你的问题却可能增加了一百倍，任何小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一百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不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是傻瓜，你怎么控制一百万个人，让他们去听从你的指挥呢？
军事指挥就如同一座金字塔，指挥的人数和指挥官的指挥能力是成正比的，指挥的人数越多，对能力的要求就越高。从古至今，有能力站在塔顶的人是很少的。
多多益善是一种境界，它代表着指挥官的能力已经突破了人数的限制，突破了金字塔的塔顶，无论是十万、还是五十万、一百万，对于指挥官而言，都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这种指挥官的麾下，他的士兵永远只有一个人，命令前进绝不后退，命令向东绝不向西。
同进同退，同生同死。
这才是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
所以，善带兵而多多益善者，是真正的军事天才。
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军神。
以上就是模型的构建过程，相信大家应该对战争和人数及指挥能力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这个模型是理想化的，我们在此还要补充两种特殊情况。
首先，这个模型设定的是普通的人，不包括特异功能人士，如郭靖、杨过、张无忌等人，能够突破地球引力，一跳十几米，穿墙入室，身负如乾坤大挪移之类的绝学，一个能打几百上千个。
如果你手下有一千人，而对手果真是上述传说人物中的一个，那你还是快逃吧，不但是因为对方身负绝学，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方是正面入物，主要人物，是主角，根据剧情限定，他就是睡着了你也打不过他的，你才几斤几两，敢和大侠对着干？剧情限定好了，他是稳赢的。
其次，双方装备不能过于悬殊，比如对方拿火枪，你拿板砖，就算人再多一倍，估计也是没用的。
可见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带几十万人出去打仗是很容易的，即使你把全国人口全带出去也没有人管你，问题是你要能保证打赢。而像白起、韩信、陈庆之、李靖这样有能力做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比如国民党的著名将领胡宗南，手下长期拥兵数十万，却一直被只有几万人的对手牵着鼻子走，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倒不是他不肯用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黄埔同学最后给他下了一个定义——“胡宗南，也就是个团长”。
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
他从前不过是个小小的学官，还是个学艺不精的学官，后来还成了宦官，然而这位身残志不坚的仁兄居然一下子当上了二十万人的统帅（实际统帅权在他手中）。
后果可想而知，也不堪设想。
首先是大臣们，当他们听说这个如同惊天霹雳般的消息后，顿时炸了锅，纷纷上书反对，带头的是吏部尚书王直。
吏部就是人事部，由于主管官员任命职权，故而位居六部之首，吏部尚书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天官，可见其威望之高。
在王直的带领下，百官联合上奏折反对出征，但可惜的是，王振是司礼监，并且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反对无效。
除了这些人外，兵部的两位主官也上书反对，他们分别是兵部尚书邝埜和兵部侍郎于谦。
邝埜，宜章人，永乐年间进士出身，他为人清廉，十分正直，对于王振的胡作非为很是不满，这次他上书反对，正是他一贯以来正派品行的表现，不出所料，他的反对也被驳回，但这并不是他劝阻行为的结束，事实上，作为一个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远征的人，他把自己的忠诚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而这位于谦，正是我们后面篇章的主角，要说这位仁兄实在不是一般的强，他的能力和人望也不是一般的高，他得罪过第一号红人王振，且从未认错，居然就在王振眼皮子底下还能复官至兵部侍郎，而王振也拿他没有办法，可见其根基之牢固，背景之深厚。
这两位兵部高级官员的抗议被驳回后，也只好去继续他们的工作，为远征作准备。按照规定，皇帝出征，兵部主要领导应该陪同，经过内部商议，最终做出了决定：
邝埜陪同出征，于谦暂时代理兵部事宜。
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决定挽救了大明帝国的国运。
与他们相比，其余两位辅政大臣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三杨已经死了，胡濙没有什么能力，而真正应该起作用的张辅却一言不发。
这就太不应该了，张辅率军平定安南，曾身经百战，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举动的危险性，此人是四朝老臣，王振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如果要争论起来，王振可能还不是他的对手，但年老心衰的张辅却令人失望地保持了沉默。
虽然一言不发，虽然明知危险，但张辅最终还是与皇帝一起出发远征，不是作为指挥官，只是作为一个陪同者。
你把儿子交给我，我就陪他走到底吧。
大臣们乱成一团，各有各的打算和行动，皇帝也有，皇帝也是人，在出差之前，他也要交接好工作，告别亲人，这才能打好包袱上路。
朱祁镇现在就面临着这两项工作，他首先把国家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朱祁钰。应该说朱祁镇是一个品行温和的人，他和他的弟弟关系也十分的好，而他的弟弟也十分规矩，对于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不贪心，比如说——皇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祁镇放心地将国家大权交给了他。
然而朱祁镇不明白的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事情会变化，人也是会变的。
当一个人习惯了某种权威和特权后，他就无法再忍受失去它们的痛苦。
权力在带给人们尊严的同时，也会带给他们自私。
交待完国家大事后，朱祁镇去向自己的妻子——钱皇后告别。
正统七年（1442）对大明王朝而言并不是个好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张太皇太后去世，王振夺取了国家大权，但这一年对于朱祁镇本人而言，却是幸福的。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迎娶了自己的皇后钱氏。
自古以来，几乎是有多少皇帝就有多少皇后，而且皇后的人数只会多不会少。事实上，皇后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从武则天到慈禧，她们在历史中担任的戏份绝不比某些男主角少，当然，更多的皇后则是默默无闻，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也有一些皇后因为她们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权谋手段被载入史册，名留青史。
这位钱皇后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名字一直流传下来，为后人传颂。
但她与历史上的那些权后们不同，她不是靠自己的权术阴谋、政治手段让人们记住她的。
她凭借的是最为简单也最为真诚的东西——感情。
她用自己的真情打动了历代的史官，于是她的事迹就此流传下来，并感动了更多的人。
所以在之后的篇章中，我们也会讲述这位不平凡的女人，讲述她的不朽传奇。
一个女人的传奇，因真情而不朽。
皇后与皇帝之间有真的感情吗，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至少在这位钱皇后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纯真的感情。
在那三千佳丽的深宫中，无数阴谋诡计每一天都在不断上演，为了争宠、争权，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会变得比男子更加阴狠毒辣，有的甚至不惜杀掉自己的骨肉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则天）。
但这决不是说她们可恨，可憎，事实上，在我看来，她们是一群可怜的人。
在那权力决定一切的世界中，有了皇后和宠妃的名分，有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变得冷酷无情。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在我看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自私，而是自保。
而在我们后人眼中，所谓后宫就是一笔算不清的烂账，争宠、夺位、争嫡周而复始，不厌其烦，乌烟瘴气。
这位钱皇后，就是乌烟瘴气的后宫中盛开的一朵莲花。
朱祁镇十分喜爱他的这位原配夫人，也十分照顾她，钱皇后并非出生大富大贵之家，懂得生活不易，即使在做了皇后以后，她也没有习惯养尊处优的生活，只是尽心尽力对待自己的丈夫，还经常动手做些针线。而朱祁镇数次要给她的亲戚封侯，都被她推辞。
在很多人看来，皇后衣食无忧，母仪天下，做针线不过是消遣。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果钱皇后知道，几年以后，她竟然会用自己的针线手艺做活去换取东西，不知会作何感想。
总而言之，这个皇后并不一般，她不要官，也不要钱，除了一心一意对自己的丈夫，她似乎没有其他的要求。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她对朱祁镇的感情是真实的，经得住考验的，在她眼中，这个叫朱祁镇的人的唯一身份只是她的丈夫，无论朱祁镇是皇帝，还是俘虏，或是被自己的亲弟弟关押的囚徒，这个身份始终没有变过。
在朱祁镇向他告别，准备出征的那个晚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但我相信，这位妻子会像所有普普通通的出征士兵的妻子一样，嘱托自己的丈夫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并说出那句曾被说过无数次，但仍然值得继续说下去的话：
“我会等你回来的”。
不顾无数人的阻拦，王振执意出征，他要去寻找梦想的光荣。
与他一同出征的，有很多堪称国家栋梁的文官武将，他们包括：
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朱能之子承父爵）、内阁成员曹鼎、内阁成员张益、兵部尚书邝埜等等，全部名单很长，就不单列了，总之，朝廷的文武精锐很多都随行而去。
能够活着回来得很少。
此时的朱祁镇也不会知道，他的传奇经历就要开始了。对于这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令人期待的兴奋经历。他一直尊重有加的“王先生”是不会错的，亲征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客观地讲，朱祁镇对这次即将到来的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但主要责任绝不在他，因为他不过是个没有多少从政经验，且过于容易相信别人的一个年轻人而已。
王振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暂时不说责任在谁，其实就在大军出发的同一天，几百里外的大同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战。
战争的地点在阳和，这一战以明军的全军覆没告终，必须说明的是，这场战争完全体现出了也先军队的强悍，因为明军是有备而来，且得到了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的全力支持。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军仍然不是也先军队的对手。
除了全军覆没外，领军大将宋瑛也被阵斩，随军的太监郭敬还算聪明，躲在草丛中装死，才最终逃过一劫。
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这个人叫做石亨，也是大军的主将。
自己的所有部下都被也先杀死，本人也落荒而逃，这对于一个指挥官而言，是最大的侮辱，但石亨是幸运的，在不久之后，他将有机会亲手拿起武器，为死去的同胞复仇。
战胜的也先已经打扫了战场，养精蓄锐，等待着对手的到来。
而对于这一切，尚在梦境中的王振是不知道的，他始终天真地认为，只要大军出发，看见敌人，一拥而上，就能得到胜利。
二十万大军就在这个白痴的引导下，沿居庸关、怀来，向大同挺进，而前方等着他们的，是死亡的圈套。
八月一日，大军到达大同，在阳和差点被干掉的郭敬已经逃回来，并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振。
看着郭敬那惊魂未定的眼神和体态，王振不禁嘲笑了他一番。
“我有二十万大军，还怕也先吗？”
但郭敬接下来说的话，却真正震惊了本就是无胆小人的王振。
他汇声汇色地向王振讲述了那从前的战斗故事，并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战败时的惨况。
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
在他大权在握的日子里，他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还梦想着建功立业。其实在心底，他很清楚，自己不过是骗取了皇帝的信任，狐假虎威的一个小人，一个懦夫。
于是他一改之前的豪言壮语，立刻下令班师。
此时大军刚刚到达大同，并未走远，如果按时撤回，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也先暂时也摸不透这二十万大军的底细，不会立刻进攻。虽说师出无功，就算是出来旅游了一圈吧。
可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偏要搞出点花样来。
王振是一个小人兼暴发户，他的所有行为模式都是依据这一身份而定位的，而像他这一类的暴发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炫耀。
王振的家在蔚县，当时属于大同府的管辖范围，于是他决定请皇帝到自己的家乡看看，小小的蔚县有什么好看的呢？
其实王振的目的很简单，就如同现在的有钱人喜欢开着车回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大按几声喇叭，把全村的人都叫醒，然后让全村老小出来看自己的新车、新衣服。
王振带了皇帝和二十万人，回自己的家乡也就是这个目的。
他无非是想炫耀一下而已，当年那个穷学官，现在出人头地了！
虽然已经变成了太监。
事实上，王振的这个决定倒是正确的，因为从他的家乡蔚县，正是由紫荆关入京的必经之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进发，足可以平安抵达京城。
八月三日，大军开始前行，但行进仅五十里，队伍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接到命令，所有的部队立刻转向，回到大同，沿来时的居庸关回京。
这简直是个让人抓狂的决定，大军已经极其疲惫，如果继续前进，不久就能回京，并确保安全。
好好的路不走，走到半路，居然要回头取一条远路回京！
发布这条命令的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那就一定是疯了。
王振有正当的理由，而且似乎还很高尚。
“秋收在即，大军路过蔚县，必会践踏庄稼，现命大军转向，以免扰民。”
真是太高尚了，司礼监王振践踏人命，贪污受贿，祸害国家，诬陷忠良，现在竟然突然关心起蔚县的庄稼起来，实在是明察秋毫。
后世的史学家无不对此“高尚行为”深恶痛绝，还有很多人分析，蔚县的田地应该都是王振自己的，所以他才那么在乎。
其实在我看来，是不是王振的并不重要，因为即使这些田地不是他的，也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高尚。无非是施以小恩小惠，显示自己的权力而已。
王振最终还是挽救了蔚县的庄稼，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当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数十万条人命。
天降大雨，二十万大军行进更加困难，士气极其低落，士兵们怨气冲天，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也没用了，老老实实地走吧。
八月十日，经过艰难跋涉，军队到达宣府，眼看大军就可以安全进入居庸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也就在此时，一直尾随而来的也先终于看清了这支明军的真实面目，经过数次试探，他已经明白，只要发动攻击，必定能够击败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
在躲避及尾随了一个月后，也先这只黔虎终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冲击。
所幸的是，明军发觉了也先的这一企图，立即派出主力部队骑兵五万余人进行阻击，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是朱勇。
朱勇的父亲朱能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就如同张辅的父亲张玉一样，但朱能和张玉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玉的儿子张辅也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才，但他的儿子不是。
朱勇带领着五万大军自信地出发了，他虽然是负责后卫工作，但其实他的兵马要多过也先两倍，因为据可靠情报，也先只有两万骑兵。这也正是朱勇自信的根由所在。
盲目的自信往往比自卑更可怕。
具体经过就不用多说了，只说结果吧：
“鹞儿岭中伏死，所率五万骑皆没”。
五万人中了两万人的埋伏，全军覆没，这充分地说明了朱勇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
不过在我看来，死在鹞儿岭的五万大军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是奋战而死的。
他们没有死在土木堡，没有死得那么窝囊。
消灭了朱勇，通往胜利的道路终于打开了，也先的前面，是一片毫无阻拦的坦途。
三天救命的时间，但也仅仅只有三天。
八月十日从宣府出发，明军用三天时间赶到了土木堡，这里离军事重镇怀来只有二十五里，只要进入怀来，所有的人就都安全了。
下面的事情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又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人还是王振。
他如同以往一样，找到了一个理由，不过这个理由一点也不高尚。
“我还有一千多辆车没有运到，大军暂时不入城，就在这里等待！”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不难，难的是从头到尾都犯错误，类似王振如此愚蠢而不自知的人，实在是天下少有。
对于这位司礼监先生，我已经无话可说，抛开他的恶行，单单他的愚蠢和无知，就足以让他遗臭万年，为万人唾骂。
一个人最可悲的地方不在于被骂，而在于骂无可骂。
就这样，明军失去了最后一个脱困的机会。
也先终于赶到了，他擦干了朱勇在他刀上留下的血迹，准备再次大开杀戒。
八月十四日夜，也先突然发动攻击，明军促不提防，全军败退，但由于人数众多，也先不敢过于深入，明军于是趁此机会结成紧密队形，并挖掘壕沟，准备长期作战。
据我估算，也先此时的兵力应该不止两万，应该在五六万左右，但即使是这样的兵力，他也无法击溃固守的明军。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面对这种情况，熟知兵法的兵部尚书邝埜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也先军队的诡计，不能轻信，应该固守待援。
也就在这个时刻，王振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充分地使用了自己的愚蠢，犯了最后一个错误。
“大军立刻越出壕沟，马上转移！”
在正统十四年的这次军事行动中，王振以错误开头，用错误结尾，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即使明知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也能够发扬厚颜无耻的精神，充耳不闻，真正做到了把错误进行到底。
李景隆，你在天之灵想必也不会再寂寞，因为一个比你更愚蠢，更白痴，更无知的人已经出现了，而这个人马上就会来陪伴你。
不出邝埜所料，大军出发仅三里，已经消失的也先军队就出现了，“铁骑揉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
经过长期奔波，被王振反复折腾得士气已经全无的二十万大军终于到达了极限，并迎来了最后的结局——崩溃。
彻底的崩溃，二十万大军毫无组织，人人四散奔逃，此刻不管你是大将，大学士，还是普通士兵，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逃跑。
说起逃跑，实在是个技术工作，除了看准方向外，还要有充足的体能作底子，这下子平日不劳动的大臣们遭了殃，因为也先的士兵们在屠杀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彻底，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进士及第（曹鼎是状元）还是进士出身，马刀之前人人平等。
四朝老臣张辅曾横扫安南，威风无比，也于此战中被杀，一代名将就此殒命。
此外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
财产损失也很严重：
“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数十年之积累，数十年之人才，就此一扫而光。
二十万大军崩溃，五十余位大臣战死，他们本不该死，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有一个该死的人终于死了。
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之中拼杀，他明白，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自己也将死于此地。
他自然是不甘心的，二十万大军就此溃灭，只是因为一个人的错误指挥。
可惜他没有死在我的手里。
似乎是上天要满足他最后的心愿，不久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的特征也很明显，他是太监，没有胡须。
于是樊忠赶上去扯住了惊慌失措的王振，用手中铁锤捶烂了他的脑袋。
“吾为天下诛此贼！”
杀得好！杀得痛快！
可惜太晚了。
“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近日于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十三日。
“臣宣府总兵杨洪报：于土木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大炮八百个。”
天塌了。
二十万大军毁于一旦，无数文官武将战死，最为精锐的三大营全军覆没，京城已经不堪一击。
后宫太后和皇后哭成一团，大臣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跳脚却又没有办法，千头万绪从何处做起？
姜还是老的辣，此时吏部尚书王直站了出来，他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也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首要矛盾：
皇帝是生是死？
是啊，乱成了一团，把皇帝给忘了，要知道，这确实是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
兵没有了可以再召，大臣死了可以再考，其实皇帝死了倒也没有什么，再立一个就是了。
问题在于你得先确定朱祁镇先生是不是真的死了，万一把他当成死人注销了户口和皇籍，另外立了皇帝，过两天他自己屁颠屁颠地回来了，你还要脑袋不要？
社稷为重，君为轻，和国家比起来，你朱祁镇不算啥，但问题在于你得给个准消息，死了开追悼会，活着咱们再想办法。
太后和皇后当然希望他还活着，但大臣们就不一定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大臣们的意见应该是：皇帝死了比活着好。
朱祁镇，你还是死了吧，反正这一次把你祖宗的面子都丢光了，你死后我们好重新立一个皇帝，简单方便，别又搞出个建文帝来，折腾几十年。
有的时候，皇帝的命也是不值钱的。
虽然很残酷，但这是事实。
朱棣为了建文帝的消息足足等了二十一年，但朱祁镇的大臣们是幸运的，他们只等了一天。
正当大臣们盘算着这个问题时，有人前来通报，一个叫梁贵的锦衣卫（千户，随同出征）有要事禀报，也正是这个梁贵，带来了确定的答案。
皇帝陛下还活着。
在大军崩溃的时候，他的侍卫不是战死，就是早不见了踪影，人人只顾得上自己逃跑，也先士兵的喊杀声，被砍杀士兵的惨叫声汇成一片，小小的土木堡一下子变成了人间地狱。
朱祁镇虽然没有识人之明，却不是个窝囊废。
他失去了二十万大军，失去了大臣和侍卫，也失去了随身的所有财产，却保留了一样东西：
大明皇帝的尊严。
在这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他没有像其它人一样四散奔逃，而是安静地坐了下来，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时刻的来临。
此刻陪伴着朱祁镇的，是一个叫喜宁的太监。
不过，他可不是个好人。
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
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位瓦剌士兵万万想不到，已经一盘散沙，只顾逃命的明军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沉着镇定的人，自己手持利刃，张牙舞爪，这个人手无寸铁，却镇定自若，他顿时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于是他举起了手中的刀，决定杀了这个人。
这一刀如果砍了下去，倒是省事了。
但就在此时，他的哥哥赶到了，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看到此人有如此气度，便阻止了他，说道：“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此非凡人，举动自别）
他随即请朱祁镇先生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
赛刊王是瓦剌的高级人物，世面也算见得多了，但这位被俘的大明天子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朱祁镇见到赛刊王后，也没有和他说客套话，居然先给他出了一道三选一的选择题。
“子额森（也先）乎？伯颜帖木尔（也先之弟）乎？赛刊王（猜对了）乎？”
赛刊王大惊失色，俘虏见得多了，但这样的真没有见过。派头实在不是一般的大，胆量也确实过人，他也拿不定主意了，只好跑去找他的领导——也先。
也先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大明的皇帝，于是便让两个见过朱祁镇的部下去看，并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想。
一场争论就此展开。
七十多年前，蒙古贵族们被赶出中原，数十万大军被徐达、常遇春、蓝玉等人打得落花流水，才流落到了茫茫草原大漠。也先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但他已拥立了黄金家族的脱脱不花为大汗，继承了皇室正统，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蒙古人。
虽无家恨，却有国仇。
也先首先发言，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对众人说道：“我以前不断向上天祷告，希望大元有朝一日能统一天下，现在果然应验了，明军被我打败，天子也在我手！”
此时，一个名叫乃公的人说道：“上天把仇家赐给我们，杀掉他吧！”
我查了很多史料，也不知此人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估计是个无名小卒，他说这句话可能无非是想凑个热闹，拍个马屁而已，可是这个马屁实在拍得不是地方。
要知道，高级贵族谈话，哪有小人物说话的份，就如同电视剧里的黑社会谈判，大哥还没有开口，小弟就先跳出来，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小弟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次也不例外。
听到这句话，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朱祁镇选择题中的第二选择伯颜帖木尔开口了，他大怒，跳出来对也先说：“这人是什么东西，哪里有他说话的份！”
然后他用一个字打发了这位乃公：“滚（去）！”
处理完这位小弟后，伯颜帖木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的话很长，大致意思是，打仗这么乱，大明皇帝居然没有死，这说明上天还没有抛弃他，而且大明皇帝对我们一直都还不错，如果也先大人主动把皇帝送回去，能得个好名声，岂不是更好？
众人纷纷点头，也先同意他的看法，并把朱祁镇交给伯颜帖木尔看管。
史料记载如此，但我认为，这其中有一大半是胡扯的。
伯颜帖木尔和某些蒙古贵族不愿意杀朱祁镇，自然是历史的真实，但如此描述，就有点问题了，在这场争论中，看不到真正的反对意见，满篇仁义道德，很明显夹杂着后代史官的人生理念和思想。
也先虽然文化不高，但权谋手段还是懂得一些的，他既然与大明开战，就说明双方之间没有什么情分可谈，他又不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所谓的好名声，他又怎么会在乎呢？
在我看来，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也先：现在怎么处理朱祁镇呢？
伯颜帖木尔：杀掉他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吧，不如留着他。
也先：留着他干什么？
伯颜帖木尔：真笨，皇帝在手里，还怕没有好处吗，可以带着他去要赎金，还可以带着他去命令边关守军开城门，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于是众人纷纷点头，也先同意他的看法，并把朱祁镇交给伯颜帖木尔看管。
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在后来的数年中，也先玩的也就是这几招。
从此，俘虏朱祁镇就成为了人质，而也先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绑匪集团的头目。
根据绑匪集团内部安排，朱祁镇由绑匪第二把手伯颜帖木尔看管，但估计这位二当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朱祁镇是个有着特殊才能的人。
朱祁镇的才能，就是他的人缘。
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出现一些人，让我们一见如故，感觉温暖，如沐春风，这种气质往往是天生的，我们都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而朱祁镇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年仅二十三岁的朱祁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他虽然身为皇帝，却对身边的下人很好，对大臣们也是礼遇有加，用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来形容并不过分。
正是他的这种特质，使得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被敌人俘虏的窘境中，在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阴影下，在异国他乡的茫茫大漠里，朱祁镇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态度，即使对自己的敌人也是有礼有节，时间一长，连看管他的蒙古士兵和军官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力。
其中甚至还包括二当家伯颜帖木尔。
而朱祁镇的这种能力作用还不限于此，甚至在他回国后被弟弟关押起来时，奉命看守他的大臣也被他感化，心甘情愿任他驱使，为他出力。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病症叫“斯得哥尔摩症候群”，这个名称来源于一起抢劫案，案件中的被劫人质一反常态，居然主动掩护枪匪逃走，阻拦警察，让很多人不解。
这个现象是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的：人质在强大的压力和威胁下，会倾向于服从控制自己的一方，这也正是为什么人质会服从配合绑匪的原因。著名的战争影片《桂河桥》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群被日军俘虏后，积极配合日军军事行动，患上“斯得哥尔摩症候群”的人。
可是朱祁镇先生却开创了历史，他创造了“土木堡症候群”，在他的这种能力的影响下，绑匪竟然会主动站在人质一边！此后伯颜帖木尔不但数次要求释放朱祁镇，还主动为其争取皇位，每每看到这些记载，都让我目瞪口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能力。
在朱祁镇被带走后，喜宁就迫不及待地抛弃了他的主人，投降了也先，现在看来，当初他守在朱祁镇身边，实在是别有企图，更为可恶的是，他还不断为也先出谋划策，并告知边关的防守情况，为蒙古军队带路，活脱脱就是一副汉奸嘴脸。
也正是这个喜宁，主动向也先提出，现在京城空虚，可以立刻进攻，必可得中原。
估计这位太监与大明有仇，或是本来就是卧底，除此之外，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动机。
也先雄心勃勃，在他看来，有了喜宁出谋划策，一统天下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
由于喜宁的背叛，朱祁镇身边没有了人照顾，于是也先为大明天子另外挑选了一个仆人，这个人叫袁彬，也是在大战中被俘虏的。
也先不会想到，他的这个随意的决定却给了朱祁镇极大的支持，在后来的岁月里，袁彬用他的忠诚陪伴着朱祁镇，并最终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
而此刻以心腹自居，得意洋洋的喜宁也没有料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死在这个叫袁彬的人的手里。
在做好一切准备后，绑匪也先开始实行绑架的最后一个步骤：通知人质家属。
这是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当年没有电话，必须要找人去报信，而且这一次绑架比较特殊，报信的人必须加快速度，如果晚了的话，可能会出现“撕票”的情况。
所以他释放了一个叫梁贵的俘虏，让他赶紧回去报信，务必在对方“撕票”之前，把消息送到。
这也算是个举世奇闻，绑匪竟然怕“撕票”？
千真万确，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皇帝还是容易立的，大明王朝的子孙繁衍速度是很快的，排队等皇位的人足以从东直门排到西直门。如果不赶紧，万一新立皇帝，手上的这个活宝就不值钱了。
于是，大明王朝的精英们就此得知：他们的好皇帝还活着。
这就麻烦了。
死了最好，死了可以重新立一个，失踪也不错，起码可以先立个皇帝，把事情解决完，等到一切走上正轨，即使前皇帝最终沿途乞讨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
可是现在的情形恰恰是最差的一种，人不但活着，还做了绑匪的人质，明目张胆地找你要赎金。
钱不是问题，要钱给你就是了，问题是即使给了钱，人也不一定能回来，如果让也先尝到了甜头，他可能会每年过年都会来要一次，就当是压岁钱。拿钱后又不放人，你要是敢不给，就是不顾皇帝死活，舆论压力也是顶不住的。
然而这并不是最麻烦的，更大的问题在后头。
由于王振一味想靠人数压倒也先，所以他出征时带走了京城三大营的全部兵力和北方明军的精锐，此时的北京城中，所剩兵力不到十万，还都是老弱残兵，而且士气低落。也先击溃了明军主力，必然会借助余威攻击北京城。照目前的情况看，凭借着这点兵力是很难抵挡住对方的攻势的。
而且也先进攻的时候必然会带着他的人质朱祁镇，作用很简单——当人盾。
其实朱祁镇的真正作用不在于他是皇帝，而在于所有的守军都知道他是皇帝！
不知道也就算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也先手中的这个人是皇帝，而也先很清楚这一点，只要把大明皇帝放在他的队伍里，明军投鼠忌器，自然不敢真打，万一有哪个不长眼的在乱军中把皇帝打死了，那可就是灭族的罪过。
守也守不住，打也不能打，该怎么办呢？
在我看来，实在没有办法。
大明王朝即将陷入绝境。
但后宫就不同了，朱祁镇被俘虏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震晕了钱皇后，在女人看来，自己的丈夫是最重要的，于是她立刻把后宫的所有金银珠宝全部派人送到也先的军营里，希望能够赎回丈夫。
人回来了吗？当然没有。
也先好不容易抓到这么个稀世珍宝，还指望着慢慢收地租，吃利息，怎么可能把人送回来！
于是他耍了流氓，钱收了，人不放，表示这些还不够，要宫里接着给。
后宫哪里还有钱呢，钱皇后虽然姓钱，但也变不出钱来，于是只好每天哭天抢地，以泪洗面。
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啊。
后宫干了蠢事，大臣们也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眼看蒙古军队就要攻入北京，万事无头绪，人心惶惶，贪生怕死的倒是占了多数，很多人主张南迁。
这倒也怪不得他们，怕死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些怕死一族最担心的，倒不单单是自己的性命，还有他们的前途。
他们主张南迁，其实是有着私心的，在他们看来，北京可能保不住了，朝廷如不迁都，很有可能玉石俱焚，而如果南迁，即使半壁江山丢了，自己还是可以接着当官。
至于国家社稷，那实在是比较次要的事情。
这种情绪一直缠绕着文武百官，很多人也已经准备好包袱，南迁令一下马上就走。
但不管自己怎么打算，如果没有皇帝的命令，还是走不成的，于是怕死一族做好了准备，要在第二天的朝会上提出建议，一定要让皇帝同意南迁。
在这些逃跑派中，有一个人叫做徐珵。
此时的徐珵正跃跃欲试，他将在第二天提出自己南迁的建议，而且他很有自信，自己的建议一定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
因为他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第二天到来了。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八日。
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
早上，朝会正式开始，由暂代皇帝执政的朱祁钰主持。
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朝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眼前的诸多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逃还是战。
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战则可能玉石俱焚。
朱祁钰初掌大权，十分紧张，他迫切地等待着群臣提出建议。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出他的意料。
这些文武百官们上朝之后，竟然什么也不说，只是嚎啕大哭，整个朝廷哭成一片。
搞得朱祁钰手足无措，呆若木鸡。
其实这也容易理解，这些大臣们都有同事亲属在这次战乱中死去，而且好好的一个国家搞到如此地步，实在也让人心寒，多日的痛苦终于在朝会上得以发泄，算是哭了个痛快。
于是，这场关键朝会以痛哭拉开了序幕。
哭了一阵之后，大臣们渐渐恢复了理智，毕竟伤心总是难免的，活着的人还要应付眼前的难题。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讨论朝廷是走还是留的问题。
徐珵首先发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为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荣华富贵。
徐珵大声说道：“我夜观天象，对照历数，发现如今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
这似乎是算命先生的说法，在座的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也不是三岁小孩，徐珵怎么会愚蠢到把所谓天象当成理论依据呢？他的这套理论又能说服谁呢，不是自取其辱吗？
可是奇怪的是，徐珵本人却洋洋得意，认定大家都会相信他。他到底凭什么如此自信呢？
这其中还是有原因的。
徐珵，吴县人（今苏州，姚广孝的同乡），宣德八年考中进士，正统十二年（1447）任侍讲学士，大家知道，所谓侍讲学士是个翰林官，如果不是博学之士是当不了的。而翰林院里往往书呆子多，每天只是不停地读圣人之言，四书五经，可是这位徐珵却是工作休闲两不误，除了经学理学外，他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阴阳术数之学。
前面提到过，所谓阴阳术数之学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兵法、算命等，可以说，这门学问如果钻研透了，倒也确实能出人才。著名的阴谋家姚广孝就是研究这个的，不过徐珵和姚广孝有所不同，姚先生研究的主要是前面三项（天文地理兵法），徐珵却偏偏挑了第四项（算命）。
算命这玩意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体准不准我们不好说，但只要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旧存在，它就会不断延续下去。
徐珵就是一个有志于研究算命的人，他经常主动给人家算，虽说他不收钱，只是凭兴趣义务劳动，不过他经常算不准，所以人们也不大信他。
似乎上天想要挽救他的算命名声，在不久之后，这位失败的算命业余爱好者却对当时的一件重要事件做出了准确地判断。
这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败。
在明英宗亲征前，他夜观天象，大惊失色，跑回家对老婆说：“我观天象，此战必败，到时瓦剌军队攻来就来不及了。你赶紧回老家躲躲吧。”
可是徐先生的算命水平连他的老婆都不相信，对他的这一忠告，人们只是笑笑而已。
所以当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来后，徐珵除了对自己的将来命运的担忧之外，还有几分高兴。
“都不信我，现在信了吧！”
这件事情最终也挽救了他的算命威望，所以此刻他才能够如此有底气地说出那一番话。
让我们看看现在的大明王朝的五个关键词：
军队惨败，皇帝被俘，京城空虚，人心惶惶，投降（逃跑）派。
真是一片亡国之象。
这一幕似乎似曾相识，不错，在三百二十三年前，曾发生过极其相似的情况。
北宋靖康元年（1126）十月，盘踞北方的金兵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失守。十一月中旬，金军渡过黄河。宋钦宗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而大臣们全无战意，纷纷主张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月初二，宋钦宗正式向金投降。
靖康二年（1127）四月一日，金将完颜宗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后妃、宫女四百余人及其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朝，北宋灭亡。
如果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隔三百多年的两个朝代，境况竟然如此的相似，都是兵败不久，都是京城空虚，都是人心惶惶，都是投降逃跑言论甚嚣尘上。而且此时的大明境况更为不利，因为他们的皇帝已经落在了敌人的手上，投鼠忌器，欲打不能。
但大明最终没有沦落到和北宋一样的下场，因为和当年的北宋相比，此时的大明多了一个人，多了一声怒吼：
“建议南迁之人，该杀！”
发言者，兵部侍郎于谦。
但也就在同一年，浙江钱塘县（现属杭州市）的一个普通家庭诞生了一个帝国未来的拯救者。这自然就是我们的主角于谦。
当然，当时的于谦并不是什么拯救者，对于还是婴孩的他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就是吃奶。
由于家庭环境不错，于谦有着自己的书斋，他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与当时的所有读书人一样，于谦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自己的求学生涯的。
说老实话，像四书五经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培养出书呆子的，但于谦似乎是个例外，他十分上进，读书用功刻苦，却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除了学习考试内容，他还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如兵法等），历史告诉我们，喜欢看课外书的孩子将来一般都是有出息的。
就如同现在的追星族一样，于谦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把这位偶像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斋里（此举比较眼熟），日夜膜拜。
有一次，教他读书的先生发现他经常看那幅画像，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于谦闻言，立刻正色回答：“将来我要做像他那样的人！”
画像上的人物就是文天祥。
除此之外，于谦还在书斋中写下了两句话作为对文天祥的赞词。
〖殉国忘身，舍生取义
宁正而毙，不苟而全〗
在我看来，这正是少年于谦对自己未来一生的行为举止的承诺。
三十余年后，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二十三岁，此时的他已经乡试中举，即将赴京赶考。
他将从此告别自己的家，告别江南水乡的故土，前往风云聚汇、气象万千的北京。
前路艰险，但于谦却毫无怯意，他明白，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在等待着自己，实现平生抱负的时候到了。
于谦收拾好行李，告别家人，遥望前路漫漫，口吟一诗，踏上征途。
〖拔剑舞中庭，
浩歌振林峦！
丈夫意如此，
不学腐儒酸！〗
于谦，天下是广阔的，就此开始你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从此，于谦走上了青云之路。
宣德五年（1430），明宣宗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并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这一年，于谦只有三十二岁。
年仅三十二岁，却已经位居正三品，副部级，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谦也成为了他同年们羡慕的对象。
这当然与朝中有人赏识他是分不开的，而着力栽培，重用他的正是“三杨”。
像杨士奇、杨荣这种久经宦海的人自然是识货的，于谦这样的人才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人对于谦升迁得如此之快表示不满，而杨士奇却笑着说：“此人是难遇之奇才，将来必成栋梁！我是为国家升迁他而已。”
奇才不奇才，栋梁不栋梁，也不是杨士奇说了算的，只有干出成绩，大家才会承认你。
于谦就此离开了京城，开始了他地方官的生涯，不过他估计也没有料到，这一去就是十九年。
在这十九年中，于谦巡抚山西、河南一带，他没有辜负杨士奇的信任，工作兢兢业业，在任期间，威望很高，老百姓也十分尊重他，更为难得的是，他除了有能力外，还十分清廉。
正统年间，王振已经掌权，他这个人是属于雁过拔毛型的，地方官进京报告情况，多多少少都会带点东西，即使是些日常用品，王振也来者不拒，让人哭笑不得。可是于谦却大不相同，他是巡抚，权力很大，却能够做到不贪一针一线。不但自己不贪，也不让别人贪。
一个贪，一个不贪，矛盾就此产生了。
于是正统六年（1441），一直看于谦不顺眼的王振找了个借口，把这位巡抚关了起来，结果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王振完全没有估计到于谦的人望如此之高，如果要杀掉这个人，后果可能会极其严重。于是王振退让了，他放出了于谦。
这件事情也让王振了解到，于谦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后来于谦官复原职，王振连个屁都不敢放，可见王振此人实在是欺软怕硬，纯种小人。
在牢里仍然大骂王振的于谦出狱后仍然坚持了他的原则，清廉如故。
曾经有人劝于谦多少送点东西做人情，对于这样的劝解，于谦做了一首诗来回答。
估计他本人也想不到，这个无意间的回答竟然变成了千古名句，为人们所传颂。
〖绢帕蘑菇及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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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入京城，任兵部侍郎，他的顶头上司正是邝埜。
邝埜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在其任间，他与于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人合作无间，感情深厚。
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估计于谦会熬到邝埜退休，并接替他的位置，当一个正二品的大官，死后混一个太子太师（从一品）的荣誉称号，明史上留下两笔：于谦，钱塘人，何年何月何日生，任何官，何年何月何日死。
应该也就是这样吧。
对于于谦和邝埜自己而言，这样的生活似乎也不错，可是历史不能假设，邝埜不会退休，于谦也不会这么平淡活下去，惊天动地的正统十四年终究还是来到了。
之后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贸易纠纷、边界吃了败仗、太监的梦想、愚蠢的决策、苦苦的劝阻、一意孤行、胡乱行军，最后一起完蛋了事。
于谦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但他无能为力，他也曾陷入极端的痛苦，邝埜是一个好上司，好领导，他给了自己很多帮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牺牲在远征途中的命运可能本来应该属于自己。
不要再悲痛下去，是应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当英雄的渴望，就连王振也不例外，他出征也是希望得到这个称号。
但英雄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如果那么容易，岂不人人都是英雄？！
一般看来，英雄是这样的几种人：
所谓英雄者，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
所谓英雄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所谓英雄者，坚强刚毅，屡败屡战。
如此之人，方可称为英雄！
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英雄绝不限于此。
所谓英雄，其实是一群心怀畏惧的人。
要成为英雄，必须先学会畏惧。
何解？待我解来：
我们都曾经历天真无邪的童年，踌躇满志的少年，也时常梦想着将来一展抱负，开创事业，天下之大，任我往来！
但当你真正融入这个世界，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你会遇到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挫折，事情从来不会如同你所想的那样去进行。
于是人们开始退缩，开始畏惧。
他们开始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于是有人沉沦，有人消极。
然而英雄就是在此时出现的。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着天生的英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会刚毅果断，坚强勇敢，在母亲怀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的人。
如果你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那当然值得祝贺。
但可惜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而这些挫折会带给你许多并不快乐的体验，踌躇、痛苦、绝望，纷至沓来，让你不得安宁。
被人打才会知痛！被人骂才会知辱！
当你遭受这些痛和辱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要实现你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会开始畏惧，畏惧所有阻挡在你眼前的障碍。
如果你遇到这些困难，感到畏惧和痛苦，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应该同时意识到，决定你命运的时候到了。
因为畏惧并不是消极的，事实上，它是一个人真正强大的开始，也是成为英雄的起点。
不懂得畏惧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也无法战胜困难。
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能唤起自己的力量。
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有勇气去战胜畏惧。
懂得畏惧的可怕，还能超越它，征服它，最终成为它的主人的人，就是英雄。
所以英雄这个称号，并不单单属于那些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事实上，所有懂得畏惧并最后战胜畏惧的人都是英雄。
因为即使你一生碌碌无为，平淡度日，但当你年老回望往事时，仍然可以为之骄傲和自豪。
在那个困难的时刻，我曾作出了勇敢的选择，我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这就是我所认为真正的英雄——畏惧并战胜畏惧的人。
关键只在于那畏惧的一刻，你是选择战胜他，还是躲避他。
人生的分界线就在这里，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英雄！退回这一步就是懦夫！
于谦不是天生的英雄。
至少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的那个早晨之前，他还不能算是个真正的英雄。
虽然他为官清廉，虽然他官居三品，手握大权，但这些都不足证明他是一个英雄。
他还需要去显示他的畏惧和战胜畏惧的力量。
于谦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从他怒斥朱高煦到不买王振的帐，他一直都很强硬，似乎天下没有他怕的东西。
但这次不同，作为代理兵部事务的侍郎，他要面对的是瓦剌的大军和城内低迷的士气。自己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如今国家的重担已经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必须谨慎处理，一旦出现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于谦十分清楚，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所以不能逃。
那么战呢，说说豪言壮语自然容易，但瓦剌攻来的时候，用语言是不可能退敌的。万一要是指挥失误，大明王朝有可能毁于一旦。
是战是逃，这是个问题。
面对如此重担，如此巨责，谁能不犹豫万分，谁能不心生畏惧！
于谦也是人，也会畏惧，但他之所以能够名留青史，永垂不朽，就因为他能战胜畏惧。
他并非天生就是硬汉。
从幼年的志向到青年的科举，再经过十余年的外放生涯，直到被召回京城，担任兵部侍郎，他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平步青云，也曾被人排挤，身陷牢狱，几乎性命不保。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练着他。
也正是在这一天天地磨练中，他逐渐变得坚毅，逐渐变得强大。
强大到足以战胜畏惧。
邝埜临走时期冀的目光还在他的眼前，到了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挽救危局。
可是身陷敌营成为人质的皇帝，也先精锐的士兵，城中惊慌失措的百姓，不堪一击士气低落的明军，还有类似徐珵这样只顾着自己的逃跑派煽风点火，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他：
这是一团乱麻，一盘死棋。
殉国忘身，舍生取义。
宁正而毙，不苟而全！
于谦最终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国家兴亡，我来担当！
第十章 最后的秘密
平定天下，迁都北京，修成大典，沟通南洋，威震四海，平定安南，打压蒙古。以上就是朱棣同志的主要政绩史。在执政的前十几年中，他不停地忙活，不停地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也获得了许多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一代英主的名誉。
他做了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他并未感到丝毫疲惫，因为在朱棣的心目中，权力就是他工作的动力，手握权力的他就如同服用了兴奋剂一样，权力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毒品，一分一秒也离不开，任何人也无法夺走。
像他这样的人似乎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朋友的。
但朱棣还是有朋友的，在我看来，至少有一个。
【告别】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北京庆寿寺。朱棣带着急促的脚步走进了寺里，他不是来拜佛的，他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向一个人告别，向一个朋友告别。
八十四岁的姚广孝已经无力起身迎接他的朋友，长年的军旅生涯和极其繁重的参谋工作耗干了他的所有精力，当年那个年过花甲却仍满怀抱负的阴谋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无力老者。
此时的姚广孝感慨良多，洪武十八年（1385）的那次相遇不但改变了朱棣的一生，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自此之后，他为这位野心家效力，奇计百出，立下汗马功劳，同吃同住同劳动（造反应该也算是一种劳动）的生活培养了他和朱棣深厚的感情，朱棣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
这并不奇怪，野心家的朋友一般都是阴谋家。
在朱棣取得皇位后，姚广孝也一下子从穷和尚变成了富方丈，他可以向朱棣要房子、车子（马车）、美女、金银财宝，而朱棣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作为打下这座江山的第一功臣，他完全有这个资格。
可他什么也不要。
金银赏赐退了回去，宫女退了回去，房屋宅第退了回去，他没有留头发，还是光着脑袋去上朝，回家后换上僧人服装，住在寺庙里，接着做他的和尚。
他造反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抱负实现了，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他还十分清楚自己的那位“朋友”朱棣根本不是什么善类，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一个知道他太多秘密，比他还聪明的人一直守在身边的。
所以他隐藏了自己，只求平静地生活下去。
综观他的一生，实在没有多少喜剧色彩，中青年时代不得志，到了60岁才开始自己的事业，干的还是造反这个整日担惊受怕，没有劳动保险的特种行业。等到造反成功也不能太过招摇，只能继续在寺庙里吃素，而且他也没有类似抽烟喝酒逛窑子的业余爱好，可以说，他的生活实在很无趣。
他谋划推翻了一个政权，又参与重建了一个政权，却并没有得到什么，而在某些人看来，他除了挣下一个助纣为孽的阴谋家名声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他的悲剧还不仅于此，他之前的行为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也算不上是个坏人，他还曾经劝阻过朱棣不要大开杀戒，虽然并没有成功，却也能看出此人并非残忍好杀之辈。
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恶名，因为他毕竟是煽动造反的不义之徒，旁人怎么看倒也无所谓，最让他痛苦的是，连他唯一的亲人和身边的密友也对他嗤之以鼻。
永乐二年（1404）八月，姚广孝回到了家乡长州，此时他已经是朝廷的重臣，并被封为太子少师，与之前落魄之时大不相同，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但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父母已经去世，他最亲的亲人就是他的姐姐，他兴冲冲地赶去姐姐家，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分享自己的荣耀，但他的姐姐却对他闭而不见（姊不纳），无奈之下，他只好去见青年时候的好友王宾，可是王宾也不愿意见他（宾亦不见），只是让人带了两句话给他，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深刻表达了王宾对他的情感：
和尚误矣！和尚误矣！
姚广孝终于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原先虽然穷困，但毕竟还有亲人和朋友，现在大权在握，官袍加身，身边的人却纷纷离他而去。
耳闻目睹，都带给姚广孝极大的刺激，从此他除了白天上朝干活外，其余的时间都躲在寺庙里过类似苦行僧的生活，似乎是要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
这种生活磨练着他的身体，却也给他带来了长寿，这位只比朱元璋小七岁的和尚居然一口气活到了八十四岁，他要是再争口气，估计连朱棣都活不过他，有望打破张定边的纪录。
但这一切只是假设，现在已经奄奄一息的他正躺在床上看着自己这位叫朱棣的朋友。
心情复杂的朱棣也注视着姚广孝，像他这样靠造反起家的人最为惧怕的就是造反。所以他抓紧了手中的权力，怀疑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而眼前的这个人是唯一例外的。这个神秘的和尚帮助他夺取了皇位，却又分毫不取，为人低调，他了解自己的脾气，性格和所有的一举一动，权谋水平甚至超过了自己，却从不显露，很有分寸。这真是个聪明人啊！
只有这样的聪明人才能做朱棣的朋友。
在双方的这最后一次会面中，他们谈了很多，让人奇怪的是，他们谈的都是一些国家大事，姚广孝丝毫未提及自己的私事，这似乎也很正常，大家相处几十年，彼此之间十分了解，也就没有什么私事可说了的吧。
朱棣很清楚，姚广孝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做事目的性很强的人，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找自己聊国家大事，他一定会提出某个要求。
朱棣和姚广孝如同老朋友一般地继续着交谈，但在他们的心底，都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话终于说完了，两人陷入了沉默之中。
姚广孝终于开口了，他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
“请陛下释放溥洽吧。”
朱棣默然。
不出所料，他果然提出了这个要求。
堪称当世第一谋士的姚广孝临死前提出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溥洽到底是什么人呢，能够让姚广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如此挂念他的安危？
其实溥洽的个人安危并不是那么重要，只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一个秘密，隐藏着朱棣追寻十余年而不得的一个答案。
这个秘密就是建文帝的下落。
十六年前，一场大火焚毁了皇宫，同时也隐灭了建文帝朱允炆的踪迹，等到朱棣带领大群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是一堆废墟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尴尬局面。
从此建文帝的下落就成了他的心头大患，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朱棣想尽各种办法四处找人，只要有任何蛛丝马迹，他就会抓住不放。
也就在此时，有人向他告密，还有一个人知道建文帝的下落，这个人就是溥洽。
溥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主录僧，据说当时正是他安排朱允炆出逃的，虽是传闻，但此人与朱允炆关系密切，他确实很有可能知道朱允炆的下落。
朱棣听说后大喜，便将溥洽关进了监狱，至于他是否拷打过溥洽，溥洽如何回应，史无记载，我们自然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从溥洽的口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直到二十年后他临死前方才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但溥洽却从此开始难见天日，他不但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犯，还是一个绝对不会被释放的政治犯，原因很简单，他不说出朱允炆的下落，自然不会放他，而如果他说了出来，朱棣也决不会把这个知情人释放出狱，依着朱棣的性格，还很有可能杀人灭口，一了百了。
如无意外，溥洽这一辈子就要在牢房里度过了。
但是现在，意外发生了。
朱棣知道姚广孝这个要求的分量，溥洽是不能放的，但这毕竟是自己老朋友这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愿望，实在难以抉择。
姚广孝目不转睛地看着沉默中的朱棣，他知道眼前的这位皇帝正在思考，准备做出决定。
“好吧，我答应你。”
姚广孝释然了，他曾亲眼看见在自己的阴谋策划之下，无数人死于非命，从方孝孺到黄子澄，凌迟、灭族，这些无比残忍的罪行就发生在自己面前，他曾劝阻过，却无能为力。虽然这些人并非直接死在自己手上，但他确实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虽然他不是善男信女，但他也不是泯灭人性的恶魔。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亲人朋友的离去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因为他而死去，他却背负着罪恶活了下来。
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出了这个要求。
不是为了救赎溥洽，而是为了救赎他自己的灵魂。
精神上得到解脱的姚广孝最终也得到了肉体的解脱，三月十八日，姚广孝病死于北京庆寿寺，年八十四。
这位永乐年间最伟大的阴谋家终于含笑离开了人世，他付出了很多，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他的前半生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抱负，后半生却背负着罪恶感孤独地生活着。
无论如何，对于他而言，一切都已结束。
朱棣遵守了他的诺言，放出了溥洽，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出于对老朋友的承诺。
皇位夺下来了，首都迁过去了，大典修完了，南洋逛遍了，安南平定了，瓦剌鞑靼没戏唱了。
现在唯一的老朋友也走了。
这场戏演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当年三十一岁的青年朱棣起兵造反，最终夺得天下，之后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创造了属于他的时代。
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几十年中，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也做了。但综合来看，他确实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上面列出的那些政绩里的任何一条都很难做到、做好，但他却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
做皇帝做到他这个份上，实在不容易啊。
按说有如此功绩，朱棣也应该心满意足了，但其实不然，在他坐在皇位上的每一个白天，睡在寝宫里的每一个夜晚，有一件事情总是缠绕在他的心头，如噩梦般挥之不去，斩之不绝。
是的，雄才大略的朱棣在他执政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挂念着这件事，恐惧着这件事。
朱允炆，你到底是死是活，现在何方？！
朱棣，不用再等多久了，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永乐二十年（1422），欠收拾的阿鲁台又开始闹事，他率军大举进攻明朝边境，其本意只是小打小闹，想干一票抢劫而已，估计明朝也不会把他怎么样，这一套理论用在别人身上有可能行得通，但可惜的是，他的对手是从不妥协的朱棣。
朱棣听说这个十二年前被打服的小弟又不服了，也不多说，虽已年届花甲（当时五十五岁），好勇斗狠的个性却从未减退。
不服就打到你服为止！
同年三月，朱棣又一次亲征，大军浩浩荡荡向鞑靼进发，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到了七月，大军抵达沙珲原（地名），接近了阿鲁台的老巢。
阿鲁台实行不抵抗政策，是否有什么后着呢？
答案是没有。
阿鲁台不抵抗的原因很简单，他没有能力抵抗。
这位当年曾立志于恢复蒙古帝国的人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小毛贼，只能抢抢劫，闹闹事，他没有退敌的办法，唯一的应对就是带着老婆孩子跑路。
荡平了阿鲁台的老巢后，朱棣准备班师回朝，由于当时兀良哈三卫与阿鲁台已经互相勾结，所以朱棣决定回去的路上顺便教训一下这个当年的下属。
他命令部队向西开进，并说道：“兀良哈知道我军前来，必然向西撤退，在那里等着他们就是了。”
部下们面面相觑，人家往哪边撤退，你是怎么知道的？
可是皇帝说话，自然要听，大军随即向西边转移，八月到达齐拉尔河，正好遇到了兀良哈的军队及部落。
兀良哈十分惊慌，朱棣却十分兴奋，按照现在的退休制度，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虽然按照级别划定，他应该是厅级以上干部，估计还能干很长时间，但中国历史上，皇帝到了他这个年纪，还亲自拿刀砍人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值此遇敌之时，他横刀立马，以五十五岁之高龄再次带领骑兵亲自冲入敌阵，大破兀良哈（斩首数百级，余皆走散）。
此后他又率军追击，一举扫平了兀良哈的巢穴，这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从朱棣的种种行为经历来看，他是一个热爱战争陶醉于战争的人，是一个天生的战士。
上天并没有亏待这位喜欢打仗，热爱战争的皇帝，仅仅一年之后，他又一次亲征鞑靼，不过这次出征的缘由却十分奇特，很明显是没事找事。
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边关将领报告阿鲁台有可能（注意此处）会进攻边界，本来这不过是一份普通的边关报告，朱棣却二话不说，马上准备亲征。
人家都说了，只是可能而已，而且边关既然能够收到情报，必然有准备，何需皇帝陛下亲自出马？
就算阿鲁台真的想要袭击边界，估计他也会说：“我还没动手呢，就算打也是小打，你干嘛搞这么大阵势？”
其实朱棣的动机十分简单：
实话说了吧，就是想打你，你能怎么样？
看来先发制人的政策绝非今日某大国首先发明的，这是历史上所有的强者通用的法则。
同年八月，朱棣第四次亲征，千里之外的阿鲁台得到消息后，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溜号。他已经习惯了扮演逃亡者，并掌握了这一角色的行动规律和行为准则——你来我就跑，安全第一。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远征，由于阿鲁台逃得十分彻底，朱棣什么也没有打着，只好班师回朝。
虽然此次远征并无收获，朱棣却在远征途中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件对他而言价值连城的礼物。
这件礼物就是他已苦苦寻觅二十年的答案。
【最后的答案】
胡濙终于回来了。十六年前，他接受了秘密的使命，独自出行两湖江浙，探访大小寺庙，只为了寻找朱允炆的行踪，十年之间费尽心力，却毫无收获。
胡濙十分清楚，朱棣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自他接受这个任务起，自己的命运就只剩下了两种结局，要么找到朱允炆，要么继续寻找，直到自己死去，另一个人来接替他。
没有同伴，没有朋友，不能倾诉也无法倾诉，胡濙就这样苦苦寻找了十几年，这期间他没有回过家，连母亲去世他也无法回家探望，因为在使命完成之前，他没有回家的权力。
朱棣也并不是刻薄的人，他深知这项工作的辛苦，永乐十四年（1414），他终于召胡濙回来，并任命他为礼部左侍郎，从小小的给事中一下子提拔为礼部的第二把手，胡濙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但只有朱棣和胡濙本人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对胡濙从事的秘密工作的报答。
历时十年，胡濙没有能够找到朱允炆，他只得回到朝廷做他的官。
这个人真的还存在吗？或许这一辈子也找不到他了吧。
三年后的一次任命打破了胡濙的幻想。
永乐十七年（1419），朱棣再次命令胡濙出巡江浙一带，这次任命看似普普通通，实际上是另一次寻找的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朱棣是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朱允炆就在这一带！
一定要找到他！
然而胡濙这一去又是几年毫无音信，这下子连朱棣也几乎丧失了信心。
胡濙一直在找，朱棣一直在等，二十年过去了，两个青年人的约定变成了老年人的约定，朱棣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恐怕等不了多久了，但约定还在继续，也必须继续下去。
就在看上去朱允炆即将被划入永远失踪人口时，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这个悬疑长达二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在一个神秘的夜里。
永乐二十一年（1423）的一个深夜，远征途中的朱棣正在他的行在内睡觉（帝已就寐），忽然内侍前来通报，说有人前来进见。
被吵醒了的朱棣很不高兴，这也是人之常情，即使普通人也不愿意在熟睡之际被人从美梦中惊醒，但当内侍说出前来进见的人的名字时，朱棣如同触电一般地立刻睡意全消，他命令马上召见此人。而这个深夜前来吵醒朱棣的人正是胡濙。（闻濙至，急起召入）
朱棣的心中充满了兴奋、期待、和恐惧，他十分清楚，如果没有他的命令，胡濙是绝不可能私自回来的。而此刻胡濙不经请示，深夜到访必然只有一个原因——他找到了那个人。
胡濙见到了朱棣，告诉了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
相信很多人都会问，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这个悬疑二十年的谜团的谜底到底是什么？
我必须饱含悲痛地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
坦率地说，现在说出这句话，我也很惭愧，胡濙最终没有忽悠朱棣，他虽然让朱棣等了十六年，但确实带给了他答案。
而从我讲这个谜团开始，到现在谜团结束，中间穿插了无数历史事件，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我最终还是不能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
说实话，这似乎也不能怪我，之前已经说过，此文是采集多种史料经过本人自己的分析辨别写成，虽然也采用过一些明清笔记杂谈之类的记载，但主要依据的还是明实录、明史等正史资料。
我这人胆子并不算小，但如此重大的历史悬疑问题，也实在不敢乱编，史料上没有，我自然也不能写有。不过大家也不用失望，因为我虽然不能给出结论，却能够推理出一个结论。
要知道，史料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从过往的死文字中发现活的秘密。
下面我们就开始这段推理，力争发现历史背后隐藏的真相，在这段推理过程中，我们将得到三个推论：
首先，从上面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胡濙的使命确实是寻找建文帝，而朱棣在深夜被吵醒还如此兴奋，其原因我们也已经分析过了，除非已经完成使命，胡濙是绝对没有胆子敢擅离职守的。
由此我们得到推论1：胡濙完成了他的使命，带来了建文帝的消息。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胡濙到底对朱棣说了什么？
这似乎是个死无对证的问题，但其实只要在推论1的基础上抓住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推理辨别，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夜晚两人交谈的内容。
胡濙深夜到访，会对朱棣说些什么呢？有以下几种可能：
A：我没有找到建文帝，也没有他的消息，这么晚跑来吵醒你是想逗你玩的。
结论：不可能。
原因：朱棣不会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B：我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但他已经死了。
结论：可能性较小。
原因：虽然本人当时并不在场，我却可以推定胡濙告诉朱棣的应该不是这句话，因为在史书中有一句极为关键的话可以证明我的推论：
“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
看到了吗，“漏下四鼓乃出”！如果说一个人已经死掉，就算你是验尸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讲这么长时间，胡濙为人沉稳寡言，身负绝密使命，绝对不是一个喜欢说废话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推定，他告诉朱棣的应该不是这些。
我们就此得出最后的结论C。
C：我找到了建文帝，并和他交谈过。
结论：很有可能。
原因：以上两推论皆不对，此为所剩可能性最大的结论。
就这样，我们结合史料用排除法得到了第二个推论。
推论2：胡濙找到了建文帝，并和他交谈过。
结合推论1和推论2，我们最终来到了这个谜团的终点——建文帝对胡濙说过些什么？
这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绝对不可能知道的，连胡濙对朱棣说了些什么我们都无法肯定，怎么能够了解到建文帝对胡濙说过什么话呢？
其实只要细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因为建文帝对胡濙说过的话，必然就是胡濙和朱棣的谈话内容！
胡濙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四处找人聊天的那种官员，他肩负重要使命，且必须完成，当他找到建文帝并与之交谈后，一定会把所有的谈话内容告诉朱棣，因为这正是他任务中的最重要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那个神秘夜晚胡濙告诉朱棣的，正是建文帝告诉胡濙的。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只要知道了胡濙和建文帝的谈话内容，就能了解胡濙和朱棣的谈话内容，那么胡濙和建文帝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谈论天气好坏，物价高低等问题，当年的臣子胡濙除了向建文帝行礼叙旧外，其谈话必然只有一个主题——你的打算。
陛下，你还活着，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允炆给了胡濙一个答案。
而在那个神秘的夜里，胡濙告诉朱棣的也正是这个答案。
建文帝的答案到底是什么，这看上去也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了解这个秘密的，因为这个秘密的答案正是我们的第三个推论。
解开秘密的钥匙仍然在史料中——“至是疑始释”。
解脱了，彻底解脱了，二十年的疑问、忧虑、期待、愧疚、恐惧，在那个夜晚之后，全部烟消云散。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同时可以推定胡濙与朱棣谈话之时，建文帝应该还活着。
因为胡濙是一个文臣，之后他还因为在此事上立下大功，被任命为尚书，并成为了后来的明宣宗托孤五大臣之一，在寻访过程中，为了保密，他一直是单人作业，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是干不出杀人灭口的事情的。而他深夜探访朱棣，也充分说明了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向朱棣通报过建文帝的消息。
当然，在谈话之后，朱棣会不会派人去斩一下草，除一下根，那也是很难说的。
不过我愿意相信，朱棣没有这样做，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人，他的残忍行为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皇位，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也变成了一个老人，并且得到了那个答案，他也应该罢手了。
推论3：答案。
“二十年过去了，我也不想再争了，安心做你的皇帝吧，我只想一个人继续活下去。”
我相信，这就是最后的答案，因为只有这样的答案才能平息这场二十多年的纷争，才能彻底解脱这两个人的恐惧。
坐在皇位上的那个，解脱的是精神，藏身民间的那个，解脱的是肉体。
我不会再和你争了，做一个好皇帝吧。
我不会再寻找你了，当一个老百姓，平静地活下去吧。
这场叔侄之争终于划上了句号。为了权力，这对亲人彼此之间从猜忌到仇恨，再到兵刃相见，骨肉互残，最终叔叔打败了侄子，抢得了皇位。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登上皇位的人虽然大权在握，却时刻提心吊胆，唯恐自己在某一天夜里醒来，会像上一个失败者那样失去自己刚刚得到的东西。
因为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
被赶下去的那个人更惨，他必须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藏身民间，从此不问世事，还要躲避当权者的追寻，唯有隐姓埋名，只求继续活下去。
这种残酷的心灵和肉体上的煎熬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六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折磨，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发疯。
得到了权力，似乎就得到了一切，但其实很多人并不明白，在权力游戏中，你没有休息的机会，一旦参加进来，就必须一直玩下去，直到你失败或是死亡。
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
这就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
【死于征途的宿命】
无论如何，朱棣终于得到了解脱，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毕竟还是来了，至少他不会将这个疑问带进棺材。也算是老天开眼吧，因为如果这个答案来得再晚一两年，朱棣也只能带着遗憾去见他父亲了，不过现在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顾的过几天舒服日子了。
朱棣的精神得到了解放，这之后的日子对他而言应该是放松而愉快的，但这恐怕也是上天对他最后的恩赐了，因为死神已经悄悄逼近了他。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元月，阿鲁台又开始重操旧业，在明朝边界沿路抢劫，侵扰大同等地，此时朱棣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他还是十分勉强地骑上了战马，第五次率领大军出征。
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儿子着想，帮他把对头收拾干净，将来才好安心做皇帝，就算留不下多少遗产，也给你留个太平日子吧。
古往今来的父爱，大抵都是如此。
朱棣与往常一样，挑选了几个大臣与他一同出发远征，而在他挑选的人中，有一个会在不久之后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杨荣。
六月，大军出发到达达兰纳木尔河，这里就是原先阿鲁台出没之地，然而此刻已经是人去楼空。抢劫惯犯阿鲁台早已收拾好包袱，逃之夭夭了。
经过反复搜寻，仍然不见阿鲁台的身影，朱棣的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大臣们发生了争论：
张辅表示，愿意自己领取一个月的粮食，率领军队深入大漠，一定要把阿鲁台抓回来。
杨荣表示，大军已经到此，如果继续呆下去，粮草必然无法充足供应，必须尽早班师。
朱棣木然地听完他们的争论，下达了命令：
班师。
他也已经厌倦了，从少年时起跟随名将远征，到青年时靖难造反，再到成年时远出蒙古，横扫大漠。打了几十年的仗，杀了无数的人，驰骋疆场的生活固然让人意气风发，却也使人疲惫不堪。
还是回家吧。
七月，大军到达翠微岗，周身患病的朱棣召见了杨荣，君臣二人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朱棣说道：“太子经过这么多年磨练，政务已经十分熟悉，我回去后会将大权交给他，我自己就安度晚年，过几天平安日子吧。”
杨荣心中大喜，却并不表露，他回应道：“太子殿下忠厚仁义，一定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
重病缠身的朱棣笑了笑，他夺得了江山，也守住了江山，现在儿子已经很能干了，大明帝国必将在他的手中变得更加强大，自己也终于能够安享太平了。
但朱棣想不到的是，他已经回不了家了。
可能上天也学习了朱棣这种凡事做绝的作风，他注定要让这个喜爱战争和打仗的皇帝在征途中结束他的一生。
大军到达榆木川后，朱棣那原本强撑着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于军营中病逝，年六十五。
六十五年前，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个婴孩，经历了无数风波，终于在征途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获得了永久的安宁。
在我看来，在远征途中死去，实在是他最佳的落幕方式，这位传奇帝王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这似乎也是一种宿命，生于战火，死于征途的宿命。
按照以往的习惯，应该给这位皇帝写一个整体的评价，其实对这位传奇帝王的评价，在以往的明史资料中有很多版本，而我认为最为出色的当属明史的评论。
虽然明史有很多错漏和问题，但至少在对朱棣的评价上，在我看来，史料中无出其右者，我之前很少引用古文，最多只是引用只言片语，用来说明出处，但此段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在下本欲自己动笔写评，奈何实在不敢班门弄斧，故引用如下：
〖赞：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得评如此，足当含笑九泉！
他不是一个好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皇帝。
【深夜的密谋】
朱棣结束了他传奇性的一生，终于故去了，死人没有了烦恼，也不用再顾虑权力、金钱、前途之类的东西，但活人却是要考虑这些的。在朱棣死去后的那片哀怨愁云下，却隐藏着一股潜流。不同的利益集团正在加紧行动的步伐，他们争夺的就是朱棣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皇位。
早在朱棣出发远征之时，他的好儿子朱高煦就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这位父亲可能很快就要走人了，他加紧了筹划，派出自己的儿子朱瞻圻潜伏在京城，并用快马传递消息，一晚上甚至会有七八批人往来通报，在没有电话的当年，也真是苦了那些报信的。
朱高煦做梦都想要皇位，但他十分清楚，必须确认自己的父亲抢救无效死亡后，才能动手，要是情况没摸准，自己就起兵，结果老爹来个诈尸或是借尸还魂，来到自己面前：“小子，想学你爹造反啊！”不用打，自己就败局已定。
在造反专家朱棣面前，朱高煦的道行还太浅。
所以他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消息的到来。
朱棣的内侍马云是个并不起眼的人，平日看上去不偏不倚，然而此时，他也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朱棣死后，他以内侍身份深夜召集两个人开会，这两个人分别是杨荣和金幼孜。
他们三人经过密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暂不发丧，每日按时给皇帝送膳食，以掩人耳目，并严格控制消息，禁止军营中人擅自外出报信。
可能有人会问，皇帝死后，由于尚远征在外，密不发丧不是通常的安排吗，为什么会说是密谋呢？
因为这看似寻常的安排实际上暗藏玄机，在朱棣死前，他召见的顾命大臣并不是这两个人，而是张辅！
朱棣临死前召见张辅，并传达了传位太子的旨意，这似乎并没有什么让人担心的，但问题就在于张辅这个人。
张辅是张玉的儿子，而张玉和邱福与朱高煦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都是靖难时候的战友，在立储问题上，靖难派是支持朱高煦的。
马云召集杨荣、金幼孜两人密谋做出如此重大之决定，竟然没有张辅在场，实在是十分之不寻常。很明显，他们是有所防备的。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一年后，朱高煦起兵造反的前夜，派人去京城寻找的那个内应，正是张辅。
在封锁消息之后，杨荣被赋予了最为重要的使命——回京向太子报丧，并筹备太子继位事宜，这位潜伏多年的太子党秘密成员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日夜兼程，终于将遗命及时送到了太子手中。
朱高煦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等到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太子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登基即位了。
朱高煦先生，你又没有猜对，吸取教训，下回再来，你还有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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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炽篇
第十一章 朱高炽的勇气和疑团
【明仁宗朱高炽】
历经千辛万苦的大胖子朱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定年号洪熙。事实证明，这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确实是一个仁厚宽人的皇帝，在他那肥胖残疾的外表下，是一颗并不残疾的，温和的心。
他登上皇位后，立刻下令释放还在牢房里面坚持学习的杨溥同学，并将其召入内阁。此时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是内阁成员。明代历史上最强内阁之一——“三杨”内阁就此形成。
但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内阁是皇帝最为信任的机构，其权力也最大，但由于这些内阁成员仅仅是五品官，要让那些二品尚书们向他们低头确实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解决，既然如此，那就改吧，把内阁学士提成二品，不就没事了吗？
事情哪里有那么简单！你说改就改？你爹留下的制度，尸骨未寒，你就敢动手改造？正统的文官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不改似乎又不行，问题总得解决啊。
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国家民族中，要排聪明程度，中国人绝对可以排在前几位，而其最大的智慧之一就在于变通。这样做不行，那就换个做法，反正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所谓此路不通，我就绕路走，正是这一智慧的集中体现。
朱高炽没有改动父亲的大学士品位设置，却搞了一套兼职体系。
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寺卿，杨士奇为礼部侍郎，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同时还担任内阁大学士。这样原先只有五品的小官一下子成了三品大员，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了。
目的达到了，父亲的制度也没有违反，从此这一兼职制度延续了二百多年，并成为了内阁的固定制度之一。
这类的事情在之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每看及此，不得不为中国人的智慧而惊叹。
登基后的朱高炽并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和他共患难的朋友们，洪熙元年（1425），他用自己的行为回报了他的朋友。
在一般人看来，皇帝回报大臣无非是赏赐点东西，夸奖两句，而这位朱高炽的回报方式却着实让人吃惊，在历代皇帝中也算极为罕见了。
同年四月的一天，朱高炽散朝后，留下了杨士奇和蹇义，他有话对这两个人说。
在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中，无数人背叛了他，背离了他，只有这两个人在他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忠实地跟随着他，杨士奇自不必说，蹇义虽然为人低调，却也一直在他身边。
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决不仅仅是他的属下，也是他的朋友。
朱高炽注视着他的两个朋友，深情地说道：“我监国二十年，不断有小人想陷害我，无论时局之艰难，形势之险恶，心中之苦，我们三个人共同承担，最后多亏父亲仁明，我才有今天啊！”
回顾以前的艰难岁月，朱高炽感触良多，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杨士奇和蹇义也泣不成声，说道：“先帝之明，也是被陛下的诚孝仁厚所感动的啊。”
就这样，经历苦难辛酸的三个朋友哭成一团。
在我看来，这种真情的表述远比那些金银珠宝更能表达朱高炽的谢意。
朱高炽没有辜负杨士奇的期望，他确实是一个好皇帝。
虽然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皇位还没坐热，就去向他父亲报到了，但在其短短一年的执政时间内，他……（以下略去若干字），保持了大明帝国的繁荣。
为什么要略去呢，因为这些夸奖皇帝的内容千篇一律，什么恢复生产，勤于政务等等等等。这些套话废话我实在不愿写，大家估计也不喜欢看，如有意深入探究，可参考相关教科书。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皇帝的本分事情，而真正能够体现朱高炽的宽仁并给他留下不朽名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已经说过，朱棣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的，根据规定，如无特殊情况，皇太子在父亲死后可以马上登基为帝，但是，绝对不能马上将当年改换成自己的年号元年，必须等到第二年，老爹的尸体凉透了，才能立下自己的字号。
比如朱棣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去世，朱高炽立即即位，并有了自己的年号洪熙。从七月到十二月，实际上已经是他的统治时期，但这段时间还是只能算在永乐二十二年内，只有到第二年（1425）年，才能被称为洪熙元年。
在这段时间内，是皇太子们的适应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一般在这段时间内，新皇帝们还不敢太放肆，对父亲们留下的各项命令政策都照本宣科，即使想要自己当家作主，改天换地的，也多半不会挑这个时候。
可是就是这个忠厚老实的朱高炽，在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就敢于更改自己父亲当年的命令。
这在当时的很多大臣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但在我看来，朱高炽的这一改实在干得好，干得大快人心！
十一月的一天，朱高炽突然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期因为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律赦免为老百姓，并发给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
靖难之时，朱棣杀人无数，罚奴无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也被定性为奸臣，此事已是板上钉钉，断无更改之理。
然而此时，他的儿子朱高炽却突然下了这样一道旨意，让很多大臣措手不及。可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
朱高炽接着问大臣：“齐泰和黄子澄还有无后人？”
大臣半天才反应过来，答道：“齐泰有一个儿子，当年只有六岁，所以免死，被罚戍边。黄子澄没有后代（后得知，黄子澄有个儿子当年改姓逃脱，后被赦免）。”
朱高炽沉吟许久，说道：“赦免齐泰的儿子，把他接回来吧。”
他接着问：“方孝孺可有后代？”
大臣们目瞪口呆。
方孝孺？您说的是那个灭了十族的方孝孺？
十族都灭了，还去那里找后代？您不会是拿死人开心吧！
可皇帝已经下令了，就快去查吧。
这一查还查出来了，虽然没有后代，但确实有个亲戚。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有个弟弟叫方克家，这位方克家有个儿子叫方孝复（方孝孺的堂兄），当时也被罚充军戍边，至此终于回家了。
比起这些宽仁行为，更让人吃惊的是朱高炽所说的一句话。
朱高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道：“建文时期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但像方孝孺这一类人，都是忠臣啊！”
底下的大臣们又是一片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忠臣？您父亲不是说他们是奸党么？到您这里就给改了？那么说您父亲还是杀错了？
就在这样的一片争议声中，朱高炽完成了他的壮举。
在立足未稳之时，朱高炽敢于凭借自己的正义感和良心改正自己父亲的错误，不畏人言，不怕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
真正的仁厚也是需要勇气的。
朱高炽是一个勇敢的人。
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一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仅凭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
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洪熙元年（1425）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义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
至少那些被赦免的人们会记得。
【谋杀的疑团】
皇帝的位置又空了，但这个位置注定不会太久，很多人都排队等着呢。朱高炽病重，英明神武的太子朱瞻基自然十分关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双眼睛盯着皇位，这自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朱高煦。
朱高煦虽然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搞阴谋，搞破坏，朱高炽十分仁厚，并未因此处罚他，只是警告而已。而这位无赖兄却越发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病重，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夺位阴谋。
吸取上次的教训，朱高煦加强了情报工作，安排了很多眼线时刻盯着朱高炽，当然不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而是要确定他什么时候死。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京城的三大营要收拾自己手下那些虾兵蟹将易如反掌，出兵攻打没有把握，几乎等于自杀，他决定拿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开刀。
他准备等到朱高炽的死讯后，便立刻在道路上埋伏士兵，等朱瞻基奔丧路过之时，一举将其击灭，然后趁乱登上皇位。
朱高煦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何来信心？来自作案时间。
之前说过，他的封地在山东乐安，而太子朱瞻基在南京（根据惯例，太子守南京），只要死讯传出，太子必然会从南京出发，所需时日很长，而他却可以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士兵等着太子的到来。
乐安离京城很近，南京离京城很远，朱高炽一死，最先得到消息的自然是我朱高煦，等你听到风声，赶来京城的时候，我的士兵早就在路上等着你了！
我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朱瞻基，你就认命吧！
朱高煦的主意应该说是不错的，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这件事情不但使他的计划落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谜团。
洪熙元年（1425）五月，朱高炽逝世，朱高煦得到消息，十分高兴，估计到朱瞻基赶到这里还有一段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安排士兵准备伏击。
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做好准备，可是左等右等，朱瞻基就是不来，没等朱高煦吟出今夜你会不会来的词句，就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朱瞻基已经赶到京城，继位为皇帝。
怪哉，真是怪哉！
难道朱瞻基会飞不成，或是他能预知未来，未卜先知？
这不但是朱高煦的疑问，也是后人的疑问。
关于这一点，史料上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朱高煦袭击太子只是传闻，实际上太子是接到丧报后从容赶到京城的，有的说朱高煦是没有准备好，等到太子过去了才派兵出去埋伏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比较骇人听闻了：
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自己父亲的死讯。
路途远近是客观事实，只要报信的人不是在路上扎了帐篷，睡个几天几夜，乐安的朱高煦一定会比南京的朱瞻基更早知道消息。当年没有电话电报，也没有飞机，你就是想破脑袋，也找不出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死讯的理由和方法。
其实方法是有的，也是唯一的可能性。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朱瞻基不能预知未来，却创造了未来。
他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如果你对这一推论感到不满，也请不要向我丢砖头，因为这个推论并非我首创，实际上，明仁宗朱高炽的死亡原因一直以来都是历史悬案，到目前为止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朱高炽纵欲，加之身体有病，最终病死，另一种说法认为是他的儿子朱瞻基等不及父亲传位，谋杀了他，因为从朱高炽死亡前后的一些迹象（如登基礼仪已备）表明，朱瞻基可能已经做好了登基的准备。
前一种我们不去说他，单说后一种，事实上，朱高煦极有可能在路上设置埋伏，因为从他在后来朱瞻基已经登基，情况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也要造反的行为来看，他犯上作乱的决心是很大的。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不会错过。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遇上朱瞻基呢，这其中就有几种原因，可能是朱瞻基绕开了大道，也可能是朱瞻基听到父亲病重，提前出发，更有可能是朱高煦有准备好，错失机会。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可能给出任何答案甚至推论，这可能注定又是一个永远的谜团。
历史的魅力可能就在于他永远有无数的谜团让人们去探究，却总也找不出答案。
纵欲而死也好，被谋杀也好，反正不是自然死亡（很少有皇帝能遇上这个殊荣）。
我们最终也只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
朱高炽死了，朱瞻基继位。
仅此而已。
当然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可怜的阴谋家朱高煦，这位同志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一事无成，多次眼见煮熟的鸭子飞掉，从父亲到兄弟，再到兄弟的儿子，就是没有自己的份，说实话，搞阴谋居然搞到这个份上，实在可悲，可怜。
如果要评最成功的阴谋家，姚广孝一定能排在前三名，而朱高煦注定会名落孙山。
但如果要评最可怜搞笑的阴谋家，朱高煦必能当仁不让，名列前茅。
真是悲哀，悲哀的阴谋家朱高煦空就是这样等了几十年，他的耐心已经磨灭殆尽，在他的心中，已经立下心愿：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造一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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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篇
第十二章 朱瞻基是个好同志
【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是个好皇帝，不是小好，是大好。他勤于政事，恢复生产（不要怪我说废话，好皇帝都是差不多的），关心民间疾苦，他经常去民间私访，但绝对不是乾隆皇帝那种下江南的方式，他微服出访，不讲排场，不向地方摊派，不给地方增加负担，每次只带侍卫出行。
有一次，他去给父亲上坟（遏陵），回来时路过昌平（今北京昌平区），看到农田里有几个老农在很辛勤地干活，类似这种的劳动模范皇帝自然十分喜欢，他便叫身边侍卫叫了一个农民过来问话，询问为何他们如此勤劳耕作，估计这位农民不知道他的身份，于是皇帝得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想不到的答案。
农民回答他：我们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才能收稻子，如果任何一个时候偷懒，这一年的生活就没有着落。连田租也交不起，要养活老婆孩子，只能每天不停地干活了。
朱瞻基叹了口气，他这才明白，这些人这么拼命的干，并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只是要活下去而已。
这样的回答也让朱瞻基十分尴尬，他只好打圆场地说：“那你们冬天可以休息吧。”
这次轮到农民叹气了，他说：“冬天的时候，官府的徭役就派下来了，我们还得去出力气呢。”
朱瞻基看了看田地里农民那总也直不起的腰，感触良多，吩咐侍卫准备回宫。
这位农民想必并不知道问他话的这个人的身份，他也绝对想不到，他和这个人的这番对话将会在历史上流传下来。
朱瞻基回到了皇宫，连夜写了一篇文章，把他的这次经历描述了一番，发给各位大臣，他动情地说道：“百姓如此辛苦，才能谋生，我们怎能不爱惜民力啊。”
当然了，皇帝陛下的感叹是否能够对下面这些权谋老手有所触动，那倒是很不一定的事情，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朱瞻基是个明白人，也是一个能够体谅老百姓的疾苦的人。
事实上，由于他的爷爷朱棣先生实在过于威猛，谁敢不服他就打谁，甚至有时候是没事找事，主动去找别人麻烦，一来二去虽然确实很威风，但给百姓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大军出征要粮食，要民工，要很多的钱。朱棣自己既不种地，也不赚钱，他会向下级官吏去要，官吏大人们自然也不会去种地，他们便会把所有的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
所以到了永乐后期，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逃荒的现象，生产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朱瞻基没有他爷爷那么伟大的志向，但他很明白，现在已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了。
所幸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像“三杨”这样的助手，面对着民生凋敝的现状，朱瞻基跃跃欲试，要大干一场。
可是在大干之前，他必须先料理一个人。
终于造反了！
朱高煦先生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感叹自己找错了工作，干什么不好，偏偏要去干阴谋家，这一行虽然竞争不激烈，但对素质要求极高，虽然有姚广孝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自己的光荣榜样，但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成功。
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坏人、阴谋家，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素质。
朱高煦的素质不行，搞了几十年阴谋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几个皇帝就在自己眼前不断上下，现在连自己的晚辈朱瞻基也上台了，作为一位阴谋家，朱高煦的事业是失败的，也实在混得太差。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想造反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大家都知道这位先生想要造反，阴谋家这一职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隐秘工作和地下工作，相比之下，朱高煦先生可以算是这个行业的耻辱，也颇为同行们所嘲笑。
二十多年一事无成，造反造得人尽皆知，所有一切不但侮辱了朱高煦先生的人格，也侮辱了他的智商。
不想再等，也不想再忍了，兄弟我混二十多年容易么！造反了！
朱高煦虽然激动，但并没有丧失理智，他在造反之前，派出了亲信枚青，去京城找一个人，他相信，凭着多年的交情，这个人一定能够站在他的这边，只要能把这个人拉过来，大事必成！
宣德元年（1426）七月，枚青潜入京城，去找朱高煦的好朋友——张辅。
张辅热情地接待了他，共叙友谊之后，问清了朱高煦的意图和枚青的来意，要说这张辅为人也实在没话说，是个直爽人，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来得及给枚青安排，就把他捆起来，连夜送给了朱瞻基。
朋友？交情？呸！时务！
朱瞻基知道了这个消息，却并不想动手，他希望和平解决。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派出了中官侯泰去山东乐安找朱高煦，希望对方能够悬崖勒马。
可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却实在让人大出所料。
侯泰奉皇帝之命前来，迎接他的是气焰嚣张的朱高煦，这位造反兄傲气十足，竟然面对天子来使南面而坐，看那架势大有我造反我怕谁的意思。
而朱高煦下面所说的话就很明显是他的心里话了：
“靖难时候，没有我出力，哪有今天，结果太宗（朱棣）听信谗言，把我封到了这个地方，仁宗想用金帛笼络我，现在的皇帝又想用祖制来压制我，我怎么可能久居此地！”
接着，他又向侯泰主动出示了自己的兵马军器，明目张胆地说：“这些就可以横行天下了！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归报尔主），把那些煽动他的奸臣们抓来送给我，再和他接着谈（徐议我所欲）。”
看看这些用词，所谓“归报尔主”、“徐议我所欲”，给三分颜色，却想开染坊！无耻一词当之无愧。
从古至今，像朱高煦这样的无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明明自己搞阴谋，却总喜欢诬赖别人，给他留面子，却是给脸不要脸。
对付这种无赖，实在是不用讲道理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其实你很脆弱】
到了这个地步，不打也得打了，朱瞻基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平叛，当时大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遣阳武侯薛禄带兵平叛，而张辅更是十分积极，希望能带两万兵马去扫荡他的老朋友。但杨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帝亲征，必定能够一举击败朱高煦。
张辅不服气，与杨荣争论了起来，双方争执不下，事情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朱瞻基也拿不定主意，派兵出去打固然省事，却不能保证胜利，自己亲征虽有气势，但危险太大，无法保证安全。
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大臣夏原吉只用了一句话，便坚定了朱瞻基亲征的信念：
“皇上忘记了李景隆的事吗？”
李景隆？对，就是那个饭桶李景隆。
当年建文帝把兵权交给这个饭桶，结果一败涂地，想到这个饭桶的结局，朱瞻基立刻下定决心，亲征！
谁说李景隆是饭桶、废物？从这件事情上看，饭桶废物也是有用的，至少他的愚蠢起到了警示后人的作用，功德无量啊！
宣德元年（1426）八月十日，朱瞻基亲征乐安，大军行动迅速，八月二十日已经到达乐安城外。
朱高煦固然是无赖，但无赖想要干出点事情来，靠耍赖是不行的，还是需要点本事的。
他原先以为是薛禄带兵来平乱，并不放在眼里，没有想到，自己的好侄子竟然亲自前来，一下子慌了手脚，组织士兵们抵抗，却少有听命者。
这个时候，朱高煦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地脆弱。
朱瞻基实在不是等闲之辈，在征途之中，他曾经问手下的大臣们：“你们认为朱高煦会如何行动？”
有大臣回答：“乐安太小，他可能会进攻济南，以抗拒大军。”
也有大臣说：“他曾在南京多年，必然会带兵南下。”
朱瞻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们说得都不对，济南虽然很近，却不容易攻，而且大军行军迅速，他也来不及攻击，南京更不可能，他的那些手下们的家属都在乐安，怎么可能愿意往南边走？”
“他会一直在乐安等着我的。”
事实确实如此，朱高煦一直都在乐安，倒不是因为他想决一死战，而是他别无去处。
大军到达之后，并未强攻，只是用火铳和弓箭射击城上守军，虽然没有动真格的，气势却十分吓人，城中守军本来就没有什么斗志，这样一来更是失魂落魄，纷纷逃亡。
朱瞻基充分了解了战场局势和士兵心理，派人将敕令捆在箭上射入城中，敕令上说明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的原则，并给朱高煦很周到地标上了生擒和击毙两种价码，城中的人顿时蠢蠢欲动，就连朱高煦身边的侍卫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看着朱高煦时的眼神，就如同看着一个金灿灿的猪头。
朱高煦狼狈不堪，只好派人出诚送信，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只是希望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告别亲人，就前来自首。
朱高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天他准备打开城门，投降朱瞻基，然而他手下的部将王斌拉住了他，对他说了一番义正严辞的话：
“宁可战死，决不做俘虏！”（宁一战死，毋为人所擒）
朱高煦目瞪口呆，自己都准备投降了，这个部下竟然还如此有骨气。他顿时精神大振，表示自己一定与城池共存亡！
发表完慷慨激昂的演讲后，朱高煦昂首挺胸地走回了自己的指挥位置。
然后他换了一条小路，偷偷溜出城池，去向朱瞻基投降，还发表了他的投降演讲：
“我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
这场闹剧就此收场。
朱高煦是个彻头彻尾的丑角，阴谋家做不成，造反也失败，不但没素质还没人品，一个月前还大言不惭“归报尔主”、“徐议我所欲”，一个月后，就成了“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
不做好人，连坏人也做不成，这样的一个活宝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朱高煦，你的名字是弱者。
在这场滑稽戏里，朱高煦扮演了丑角，但这出戏却也在无意中成就了一位小人物。
朱高煦出来投降后，按照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数落他的罪行，通俗点说就是骂人，当然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由皇帝自己来做的。
于是皇帝便指派了身边的一个御史去完成这项骂人的工作，但皇帝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随意指派的御史竟然骂出了名堂，骂出了精彩。
这位御史领命之后，踏步上前，面对这位昔日位高权重的王爷，无丝毫惧色，开始数落其罪状，骂声宏亮，条理清晰，并能配合严厉的表情，众人为之侧目。（正词崭崭，声色震厉）
朱高煦那脆弱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他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
这一情景给皇帝朱瞻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认定此人必是可造之才，回去之后，他当即下令派这个人巡按江西。（注意，不是巡抚）
巡按外地正是御史的职责，也不算什么高升，但皇帝的这一举动明显是想历练此人，然后加以重用。
在历史中，奸邪小人依靠一些偶然的闪光表现得到皇帝的欢心和信任，从而为祸国家的事情并不少见（比如和绅），但事实证明，这一次，朱瞻基并没看错，这位声音洪亮的御史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二十年后，他将挺身而出，奋力挽救国家的危亡，并成就伟大的事业，千古流芳。
这位御史的名字叫做于谦。
【闹剧的终结】
虽然这次造反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完结了，但搞笑并未就此结束，朱高煦先生将以他那滑稽的表演，为我们上演“朱高煦造反”这部喜剧的续集。朱瞻基确实是个厚道人，虽然很多人劝说他杀掉朱高煦，但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将其关在了西安门的牢房里，按说他对朱高煦已经是仁至义尽，可朱高煦偏偏就是个死不悔改的人。
有一天，朱瞻基想起了他的这位叔叔，便去看望他，两人没说几句话，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把朱瞻基钩倒在地。
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都百思不得其解，总是搞不懂朱高煦是怎么思考的，他的脑袋装的是否都是浆糊。
既然脚能钩到，说明两人已经很接近，你上去撞也好，咬也好，掐也好，踢也好，都能起到点作用，这么多方法你不用，偏偏就是钩他一下，如同几岁小孩的恶作剧，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闹剧还没有完，吃了暗算的朱瞻基十分气愤，老实人也发怒了，便下令用一口三百斤的铜缸把朱高煦盖住，那意思就是不让他再动了。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朱高煦先生突然又不干喜剧演员了，转而练起了举重，他力气很大，居然把缸顶了起来，但由于头被罩住看不清，只能东倒西歪的到处走。
呆着就呆着吧，你干嘛非要动呢？
这一动，就把命动没了。
朱瞻基从头到尾见识了这场闹剧，他再也无法忍耐了，于是派人把大缸按住，然后找来很多煤炭，压在缸上，把煤点燃烧红，处死了朱高煦。
这种死刑方法极其类似江南名菜叫花鸡的做法，不过名字要改成“叫花猪（朱）”。
朱高煦先生就这样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的一生，从阴谋家到喜剧演员，再到举重运动员，无不是一步一个坑，极其失败，但我们实在要感谢他，是他的搞笑举动使得我们的历史如此多姿多彩。
我曾数次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我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朱高煦先生的行为规律和原因，怀疑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在历史之中，人的行为确实是很难理解的。
不管这位朱高煦先生精神到底正不正常，史料记载是否真实，朱瞻基终于摆脱了这最后一个累赘，一心一意地去做他的明君去了。
朱瞻基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只有十年，加上他父亲的统治时间，也只有十一年，但他和他父亲统治的这短短十一年，却被后代史学家公认为是堪与“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何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盛世何来？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
其实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们自我发展能力并不差，你就算不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他也知道自己要吃饭，要挣钱，要过好日子，只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重负的人们一点喘息之机，他们是会努力工作的。
明宣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
在他执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
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百姓们而言，却是功德无量。
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的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
这样的裁判才是好裁判。
不干扰百姓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当为之事，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
【朱瞻基的痛苦】
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
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
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
所谓整修宫殿——“所谓节民力者此也”；
所谓选侍女——“所谓谨嗜欲者此也”（这句比较狠）；
所谓有几天不上朝——“所谓勤政事者此也”（你李时勉就没有休息过？）；
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坐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止，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
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
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己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
很多人认为，朱瞻基的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们学点文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这位皇帝厚道，却不蠢，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
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先要说明，这个话题与生理方面无关，也不探究那要人命的一刀，只谈谈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参与政治的真正原因。太监这个名词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大多数人还会在这个称呼前面加个死字，骂起人来十分提神，且通俗易懂。
实际上在明代，要想混到太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太监是宦官的首领，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
别说太监，就是想当普通宦官也很不容易，在明朝，宦官可是个抢手的工作。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就算你有勇气挨那一刀，还要有运气进宫才行，不要以为当宦官那么简单，也是要经过挑选面试的。官方的阉割场所只阉割那些已经经过挑选的人。说句寒掺话，要是人家看不上，你连被阉的资格都没有。
在明代经常有人在未经官方允许的情况下自行阉割，然后跑到北京去当太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被挑中，回家了此一生，当然，也有成功者（如鼎鼎大名的魏忠贤）。
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想当宦官的人太多，很多有志于投身宦官事业的人没有被官方处理的机会，便以大无畏的勇气自行了断子孙根，可到后来又没能进宫。他们不能成家立业，只能到处游荡，这些人自然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后期的明朝政府曾经颁布了一条十分特别的法令：
严禁自行阉割！
对此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明代宦官有很多级别，刚进宫时只能当典簿、长随、奉御，如果表现良好，就能被升迁为监丞，监丞再往上升是少监，少监的顶头上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监。
可见，要想干到太监实在不容易啊。
宦官有专门的机构，共二十四个衙门，分别有十二监、四局、八司，其最高统领宦官才能被称作太监，这二十四个衙门各有分工，不但处理宫中事务，还要处理部分政务。
事实上，在这些宦官衙门中，也有冷热轻重之分，重者权倾天下，轻者轻如鸿毛。一个刚入宫的宦官要想出头，先要看他被分在哪个部门。
如果你被分在了司礼监或是御马监，那就先恭喜了，你的太监前途将一片光明，继续努力下去，光宗耀祖或是遗臭万年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两个监局是权力最大的太监机构，司礼监就是专门掌管内外章奏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我们前面说过，皇帝把票拟的权力给了内阁，自己保留了批红权。
而到了明宣宗时候，由于文件太多，朱瞻基自己也没有时间看完，便会让司礼监的人按照票拟的内容抄下来，代理自己行使批红的权力。
这个为皇帝代笔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司礼监秉笔太监。
于是，天下唯一可以压制内阁票拟权的批红权就落在了秉笔太监的手中。
到了明朝后期，皇帝不管朝政，某些太监便会自作主张，乱发旨意，下面的官想告状也告不了。因为你告状的奏章最多只能告到皇帝那里，可代皇帝批阅奏章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要告的人，那你这状能告下来吗？
由此可见，秉笔太监实在位高权重。
但是这位秉笔太监却还不是权力最大的太监，在他的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
这很好理解，在印章文化十分发达的中国，你写再多，我不给你盖章你也没办法。
而一旦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了东厂太监（如冯保和魏忠贤），那就真是权倾四海，威震天下。事实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如果当年有名监展览馆，司礼监必然是所挂画像最多的地方。
司礼监出监才啊。
而作为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宦官，你应该以这些人为偶像，努力奋斗，争取名留青史！（当然一般来说都是恶名）
如果你有幸能干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说明你的太监生涯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你已成为了太监中的佼佼者，是太监中的成功人士。如果你还凑巧干了些坏事，那么你的名声一定不限于当代，而会世代流传下来，供众人茶余饭后谈论和唾骂。
如果你没有能够进入司礼监，而是进入了御马监，那我同样要恭喜你，这也是个好地方，虽然这里出的名人没有司礼监多，但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汪直、谷大用等，都是你的好榜样。
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所谓御马监不是管马的，而是管理御用兵符。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御马监是个有前途的部门了。
司礼监和御马监一文一武，成为最为显赫的太监部门，宫中宦官无不尽心竭力，想进入这两个部门。
有好必有坏，万一你不幸被分到了直殿监和都知监，那你就惨了。因为这两个监名字虽然气派，却只管理一件事——清洁卫生。
这两个监不但条件艰苦，没有人瞧得起，连办公场所都没有（似乎也不需要），而且秋扫落叶冬扫雪，工作十分之苦。
这样的部门自然是无法吸引众多青年宦官的。
介绍完太监的奋斗史，下面就要谈太监参与政治的问题了。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太监政治大概是这样的一幕场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所阴森的房子里，几个面目狰狞的太监在十分微弱的烛光下进行着密谋。
一个太监奸笑（标准表情）着对旁边的人说道：“尚书王某某阻碍我们的夺权计划，要把他干掉！”
这时另一个太监也奸笑（保持形象）着说：“我看还是先把侍郎张某某干掉。”
最后太监头子（一般就是最坏的那个）发话：“照计划行事，把那些忠臣们都清除掉，然后再把皇帝换掉，我们来坐江山！”
以往人们心中的太监形象就是如此，只要一提到太监，就会和坏蛋联系起来，然后就是朝廷中的忠臣们为了正义和理想与坏蛋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成功了就是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失败了就是人间悲剧。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人们往往过于关注那些所谓忠臣们的行为，却很少发现这些大臣们的可怕之处。
之前在我们的丞相怎样炼成的专题中，曾经对明朝的相权君权分立做了分析，并用了一个拔河的比喻，皇帝和大臣各站在绳子的两边，不断的拔河，朱元璋是优秀运动员，体力好，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能拔得过他。
他的儿子朱棣也是运动健将，虽然设立了内阁，但还是能够掌握主动权。
到了朱瞻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文官集团十分之强大，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皇帝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没有人能够管得了。可是实际上，明朝的皇帝是不容易当的，那些大臣们就像一群苍蝇，不但要向你提意见，甚至有时候还会挖苦你，讽刺你，你还不好把他怎么样。
明仁宗心地善良，却因为小事被骂得气急败坏，他的儿子朱瞻基行为端正，只喜欢斗蛐蛐，也被那些人当成罪状来批判，老百姓有自己的爱好，皇帝居然不能有。
绳子那一头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那些在我们看来无比正直的大臣们有着充分的力量控制朝政，他们有学识，有谋略，有办事能力，有很多的同门、同事。
而绳子的这一头，只有皇帝一个人。
皇帝那所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文官集团的大爷们眼中也算不得什么，骂你，讽刺你，那是为了国家大事，那是忠言逆耳，你能说他不对吗？
而且这些大爷们既不能杀，也不能轻易打，杀了他们，公务你自己一个人能干吗？
劳动模范朱元璋老先生自然可以站出来说：把他们都杀光，我能干！
可是朱瞻基不能这样说。
于是在太祖皇帝死去二十年后，绳子失去了平衡，获得了票拟权的内阁集团变得更强大，皇帝一个人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样下去，他将被大臣们任意摆布。
苦苦支撑的朱瞻基一步步地被拉了过去，正在这时，他看见旁边站着一个人，于是他对这个人说：“你来，和我一起拔！”
从此这个人就参加了拔河，并成为这场游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太监。
【太监更可靠】
相信现在大家已经理解了皇帝的痛苦，他并非无所不能，他也要求人，大臣们饱读诗书，却并不那么听话，而要制衡这些不听话的人，皇帝能够选择的只有太监。太监真的都是坏人吗？
至少皇帝不会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很好，从小陪伴他一起长大，带着他放风筝，陪着他玩耍，给他当马骑，而且十分服从。
我们往往误解太监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成长的皇帝是把太监当成自己的亲人的，换了你是皇帝，你到底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的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
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为王振受到的宠爱而吃惊，也不需要为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专权而愤愤不平。
因为他们的出现是明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没有王振，还有李振，没有刘瑾，会有徐瑾。
太监就是这样被强行拉上皇帝的政治战车的，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奸邪小人，那些文官们的行为也未必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他们出生低贱，且心理有些问题，所以行为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代，坏太监很多，好太监也不少，但十分神奇的是，无论太监如何猖獗，都无法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皇帝要动手解决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明武宗）。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对明宣宗教太监读书的目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位聪明的皇帝是不会干无谓的事情的。
他要培养的并不是有文化、有追求的太监，而是战士。
为他而战的战士，足以对抗文官集团的战士。
太监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仅此而已。
就这样，朱瞻基将他老祖宗朱元璋集中的权力又分散了出去，票拟权给了内阁，批红权由太监代理，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批红权十分重要，所以历代明朝皇帝虽然委托太监代笔，却从未放松过对此权力的掌握，当然也有例外，以下三人就是代表：一个顽童，一个懒虫，还有一个工程师。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稳固的政治权力体系，票拟权和批红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文官集团和皇帝及其代理人太监的斗争。
换句话说，如果谁能够同时控制票拟权和批红权，他就是真正的皇帝！
有这样的人吗？
应该说，确实是有的，在我看来，有三个人做到了。虽然他们同时获得两大权力的途径和原因都各不相同，但很巧的是，这三位国家实际控制者的统治时期，正好对应上面所说的那三位不抓权代表的朝代。
这三位并不姓朱的皇帝分别是：“立皇帝”、“首席活太师”、“九千岁”。
这三位仁兄也将是我们后面文章中的主角，在这里先说一下“首席活太师”是什么意思。
明代的最高文官不是尚书，而是三个名誉称号——太师、太傅、太保。虽然这三个称号都是一品，却也有大小之分，其中以太师为最大。大家知道，所谓荣誉称号很多时候都是送给死人的，而能够在死后混到这三个称号的，也是十分厉害的人。
当然也有某些更厉害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得到过这三个称号，而第一个被封为最高文官太师的活人，正是这位掌控大权的仁兄。除此之外，他还被封为太傅，“活太师”加“活太傅”的荣誉在明代仅此一人。足见此人之强悍。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后期的政治格局正是在朱瞻基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因为这似乎也是唯一能够制衡各方力量的办法。
别折腾了，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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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镇篇
第十三章 祸根
内阁们对国家大事提出处理意见，并票拟出来送给皇帝，皇帝经过修改，加上自己的意见，或是直接同意，让太监代为批红。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工作流程。
大明王朝就在这样的一个流程中平静地向前发展着。
然而不久之后，这片宁静就将被打破。
【一个奇特的宦官】
中国人有着十分浓厚的传宗接代观念，所以像宦官这种职业，虽然衣食无忧，但毕竟要挨一刀，比别人少点东西，也不能生儿育女。家里要是出了个宦官，说出去也是十分丢人的。基于这一点，当时的人们也形成了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宦官！
还是那句老话，凡事总有例外。
永乐末年，朝廷下达了一道旨意，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凡是各省各市教育局的官员，如果长期工作表现不好的，可以调到京城当官。
还有这样的好事？地方上都干不出头，竟然还可以调到京城工作当官！
按说这样的好消息应该会吸引无数人报名参加，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去理会这件事。
为什么呢？难道人们都愿意错过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当然不是，无人问津的奥秘就在于，调到京城后干的工作比较特殊——“净身入宫中训女官辈”。
开什么玩笑！老子就是不干学官，也能做个老百姓，干嘛要挨一刀进宫当宦官？！
是啊，谁会干这种傻事呢？
就在众人对此不以为然，把旨意当笑话看的时候，一个因为犯错而即将受到惩罚的学官正在自己的家中犹豫。
他已经有了老婆孩子，生活虽然并不宽裕，但是也不穷，大可以安安心心过日子，但在他的心中，却有着别人无法了解的雄心壮志。
他自幼就渴望出人头地，苦读多年，虽成儒士被选为学官，却一直无法金榜题名。现在已经成家，但立业却迟迟不见踪影。如今学官也干不下去了，难道就此了结一生？
不会的，我总会等到机会的。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可惜虽然是一个机会，却不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迎接这个机会，等待自己的必然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会遇到无数人的白眼和歧视，入宫后要出头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此后自己与妻子儿女也将天人永隔。
不管那么多了，要出人头地就要付出代价！
别人不干，我来干！
这个干出别人不敢干，也不想干的事情的人，就是王振。
正是此人，打破了明宣宗朱瞻基的初衷和他创造的良好氛围，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
王振，出生年月日不详，山西蔚州人（今河北），幼年读书，任当地教官，后自愿净身入宫教育宫内人文化。
怀揣着敢为人所不为的勇气，王振进入了宫廷，让他十分惊喜的是，在宫中，他这个原本教不好书的学官竟然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这其实也很自然，因为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无人与他竞争。
由于在一堆文盲和小学文化者中鹤立鸡群，他被大家称为王先生，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并受到了宣宗的关注，朱瞻基感觉到他是个人才，便派他去侍奉太子读书。
从此，这位叫王振的太监就和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祁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应该说，王振确实是一个好老师，他教导太子读书，并对其严格管理，以至于朱祁镇对其不敢称呼名字，居然叫他“先生”。
姑且不论后来王振的是是非非，但他和朱祁镇之间确实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然而就是这种过于深厚的感情和信任，最终酿成一场大祸。
【转折的开始】
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而他们二人被合称为仁宣，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父子关系，实际上，他们两人有很多相同之处。列举部分如下：首先，他们都姓朱。
其次，他们都是好皇帝，都是明君。
最后，他们的命都不长。
朱高炽活了四十八岁，但由于自己老爹太能干，足足干了二十年太子，只做了一年皇帝。
朱瞻基比他父亲还少活十年，但由于父亲死得早，自己二十七岁登基，做了十年皇帝。
这十一年是明朝的黄金时代，对这段时期的统治，史料中溢美之词不胜枚举。大明帝国空前繁荣强大，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但长期观看电视剧的习惯告诉我们，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转折，电视编剧会特地搞点矛盾闹点事出来，比如什么男主角杀了人，女主角得绝症之类。要是一直都是花好月圆，人人平安，那这电视剧的收视率就不会高，也卖不出广告。
历史之神（如果真有的话）看来也是一个好编剧，他可能也觉得这样的历史没有意思，便给这出喜剧划上了一个句号。
这个句号最终结束了明朝的黄金十年。
宣德十年（1435），一代英主朱瞻基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三十八岁。
仁宣之治就此完结。
在朱瞻基临死之前，他为自己那年仅九岁的儿子选择了五位顾命大臣，虽然儿子还年幼，但朱瞻基并不担心，因为他相信这五个人决不会让自己失望。
此五人分别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胡濙。
确实是豪华阵容，文有三杨，武有张辅，还有一个专干秘密工作的，朱瞻基应该走得很安心。
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五位风云人物，朝廷精英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
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明英宗朱祁镇】
说起这位朱祁镇，可能有的人会咬牙切齿，对其恨之入骨，但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史料，就会发现他应该不算是个坏人，他的政务处理能力也并不差，为人也很勤快，虽然有两大污点（打错一仗，杀错一人），也并不能完全抹煞他的能力与贡献。而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要论人生的传奇色彩与命运的跌宕起伏，估计除了朱元璋外，无人可与这位皇帝匹敌。
在明英宗的这个时代，除了他本人皇帝——俘虏——囚犯——皇帝的传奇经历外，一位堪称明代第二强人的登场也使得这个朝代的事情更加精彩夺目。
就此开始吧。
【从隐藏到暴露】
王振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离别妻儿，愿意受宫刑做宦官，忍受别人的歧视，决不是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在他的心中，有着很大的抱负。而他很明智地意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牢牢地抓住自己手中的那个稀世珍宝——朱祁镇。
朱祁镇是自己一手带大的，也算是自己的学生，虽然他还只是太子，虽然他只有九岁，但他终究会长大，他终究会成为皇帝的。
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王振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等待着独掌大权，权倾天下的机会。
机会似乎到来了，朱瞻基驾崩了，这个精明的皇帝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年幼的朱祁镇，而朱祁镇对自己言听计从，大权在握的日子不远了！
事实真是这样吗？
恐怕不是，因为在王振夺取大权的路上，有两个障碍在阻拦着他。
事实上，对王振而言，要克服这两个障碍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他也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因为阻挡他前进的这两个障碍代表着的是一股他绝对无法匹敌的势力。
【障碍】
英宗即位时，杨士奇已经七十一岁，但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看上去仍然是不可战胜的，从残忍狡诈的朱棣、阴险无耻的朱高煦到仁厚宽容的朱高炽、精明能干的朱瞻基，什么样的人他都见过，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处理过。历经大风大浪的考验，使得他处变不惊，深沉老到。王振要想大权独揽，首先要过他这一关，可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小小的王振的那点花招把戏要想在杨士奇面前献丑，还得回家再练几十年。
除此之外，杨荣、杨溥都不是等闲之辈，这三个老江湖守在那里，王振就只能乖乖地做他的奴才和太监。
这股文官集团的势力正是王振掌权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事后证明，真正能够对王振起到遏制作用的，是第二道障碍，而组成这道障碍的，是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能拥有比文官集团更为强大的力量吗？
是的，在我看来，还不仅如此。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但能够左右朝政，还能废立天子！
此人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
十一年前，她是张皇后，十年前，她是张太后，现在，她是张太皇太后。
在这十一年中，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失去一个亲人，她的级别就提升一次。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痛苦的提升。
死者已矣，活人还得好好干，张太皇太后擦干眼泪，开始辅佐自己的孙子，实际上，如果不是她的决定，朱祁镇是当不了皇帝的。
在朱瞻基死后，由于太子很小，且有传言太子并非其母孙贵妃所生，而是由宫女代生的，所以太子地位很不稳固，外地藩王来当皇帝的谣言传得满天飞。在这关键时刻，张太后坚决地支持了太子朱祁镇，并拥立他为皇帝。
这样的一个人，不要说论能力，就是排资历也能吓死人，真正做到了“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而这位祖母级的人物也并不是光说不练的，王振就曾经被她恶整过一次，这件事情也成为了王振心中永远的痛。
正统（英宗年号）元年（1436）二月，张太皇太后召集五大臣入朝开会，等到这五个人到齐后，张太皇太后把皇帝领了过来，让他看清楚这五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五个人是先帝留给陛下的，如果陛下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和这五个人商量。”
随后，她又说出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这五个人的赞成，你就不能做！”
年幼的朱祁镇畏惧地看着他的这位祖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五大臣十分感动，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位太皇太后叫他们来绝不仅仅是要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她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
过了一会，张太皇太后命令宣王振进宫，王振得命后立刻入宫面见，他也绝对想不到，自己人生中的最大一场噩梦即将开始。
王振入宫后，看见五位大臣和皇帝都在场，估计是在开高级别会议，召自己前来，莫非是要委以重任？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此之前，张太皇太后的话已经讲完，她之所以不散会，就是要等王振。
王振跪拜行礼后，刚才还和颜悦色地太皇太后一下子从慈母变成了恶煞（颜色顿异）！她突然对王振大喝：
“你侍候皇帝的起居，不过是个宦官而已，却多有不法的行为，今天，我要杀了你！”
就在太后大喝的同时，殿上的侍卫拔出了亮闪闪的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
骂完后立刻就动手，招呼都不打一个，从其动作熟练度和时间连接上看，相信这一连串的举动应该是经过预先彩排的。
原先一团和气的大殿突然杀气腾腾，王振顿时魂不附体，他万想不到，今天让他进宫的目的不是委以重任，而是准备让他进鬼门关参观旅游。
一脸杀气的太后站在殿上，亮闪闪的刀剑拔了出来，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王振吓得浑身发抖，不停地打哆嗦。这一景象的突然出现不但出乎王振的意料，也让在场的五位大臣一头雾水。
他们这才明白，这位平常神色温和的太后竟然还有这么凶狠的一面，而让他们到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交待事情，还同时给他们安排了观众的角色。
朱祁镇大为吃惊，便跪下来求祖母开恩，而大臣们也一起求情。其实张太皇太后并不是真想杀掉王振，因为当时的王振实在算是个老实人，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于是她便顺水推舟，饶恕了王振，但同时恶狠狠地警告他：
“今天看在有人为你求情的分上，就饶了你，今后不准你干预国事！”
王振狼狈不堪地退了出去，太皇太后那可怕的眼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成了他的心理阴影，自此之后，只要见到这位太皇太后，他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马上退避三舍，逃之夭夭。
事实也是如此，张太皇太后并没有放松对王振的敲打，隔三差五地便会找个时间把王振叫过去骂一顿，这种搞法使得王振痛苦不堪，足足被骂七年。
有这样的两个障碍，王振的夺权道路可谓任重道远，因此他及时转变策略，对三杨礼敬有加，每次到内阁去传旨时候，都摆出一副羞涩的表情，像刚上门的女婿见老丈人一样，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外，不敢进门。
等到三杨发现他站在外面，让他进来招呼他坐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得受宠若惊，好像能够和三杨说话就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一样，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三杨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人。
然而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却不断地拉帮结伙，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司礼监的权力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同知，并广结党羽，控制朝臣。
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远来投奔，得此高官，十分得意，但如果他知道在七年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了。
三杨可以应付过去，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隔那么几天，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王振没有办法，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
只能等她老人家自然死亡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正统七年（1442）十月，历经四朝的张太祖太后离开了人间，王振夺权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此消散。
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已经去世，而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已年老多病，回天无术了。
王振的机会来了。
他从此大权独揽，广结同党，不但控制了锦衣卫，还收了很多属下，其中不乏饱学之辈，圣人门徒，而要论最无耻的一个，莫过于工部侍郎王祐。
这位王祐先生曾经有一次到王振家中探望。在明代，大臣们都留有胡须，而王振没有胡须（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当他见到王祐时，才发现这位大臣也没有留胡须，便问他原因。
王祐先生是这样回答他的：（以下内容可能引发呕吐，请先做好思想准备）
“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在我看来，王祐先生真正达到了无耻无界限的境界，无耻到祖坟上都冒青烟。
正是有了这些无耻之徒的帮助，王振在朝廷内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排除异己，利用杨士奇儿子杀人的事件，攻击他教子无方，最终打垮了这位四朝老臣，之后他又陆续诬陷户部尚书刘中、祭酒李时勉等不服从他的大臣，并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此时的王振，内得皇帝信任，外有打手帮忙，独掌大权，鱼肉百官，可谓风光无限，成为了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太监。
大权在手的王振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
五十年前，朱元璋先生为了防止今天王振现象的出现，特地在宫门口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上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可是正所谓人走碑凉，谁写的，立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管，有没有人执行，到了王振当权，这块碑文就被当成了贴在墙上没人管的奖状，再也无一人理睬。
大家不理，王振却不一样，他总是觉得这玩意太刺眼，于是便命人移走这座碑。
如果老朱还在，他一定会把王振这小子抓起来，剐上三千刀再让他死，可时代不同了，也实在不行了。
大家第二天上朝，看见开国皇帝的手迹突然没有了，却都保持了集体沉默，他们都知道是谁干的，到最后却成了打死我也不说，打死我也不管。
朝政如此，多言何用？！
但就在王振气焰滔天之时，也有一个人就不买他的帐，而这个人也实在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吃了点亏，但王振终究还是不能把他怎么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正统六年（1441），当时太祖太后已经病危，无法再训斥王振，三杨也无能为力，王振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政大权，所有外地巡抚官员回京都要照例孝敬王振一些金银财宝，多少倒无所谓，但总得意思一下，表示对这位死太监的尊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此人从山西巡抚回来，别说金银，连陈醋都没带回来一瓶。王振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当即把这个人关了起来。
王振是一个做事偏激的人，对于这种明摆着不给面子的人，他是不会留情的，他本已准备编织罪名，把这个人干掉。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人似乎很有背景。
不但地方上的官僚老百姓帮他说话，连朝中重臣杨士奇等人也为他求情，甚至某些藩王也出面了，要王振不要把事情做绝，否则就要他好看。（藩王可是不好对付的）
一贯整人到底的王振终于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权位不高，却很不简单，是不能“人道毁灭”的，于是他一反常态，放了这个人（不放也不行）。
此人也确实厉害，他被整得很惨，却一句软话也没有说过，一直痛骂王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坚持和他对抗到底。大有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气势。
这位硬骨头有背景的仁兄就是于谦。
可惜在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
【抱负】
掌握朝政，统领群臣虽然威风，但这并不是王振的最终目的，事实上，王振并不只是一个贪财贪权的人，他也有自己的追求抱负。王振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像自己的这位偶像一样，横扫千军，锐不可当。他的这位偶像就是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
虽然自己以前只是个文人（现在是太监），但却十分向往率军出征的威风凛凛，而先辈郑和的丰功伟业也不断鼓励着他。
太监就不能横刀立马么？立给你们看看！
这下问题严重了。
一个人如果饥饿就会去找东西吃，因为这是他的基本需求。
如果他已经吃饱了呢？那么他就会四处闲逛，找点事情干，反正闲着也闲着。
如果一个吃饱的人又找不到什么好事干，他可能就会去干坏事，实现自我价值。
王振大概就属于后两种情况。
他已经大权在握，家财万贯，权和钱都有了，这位死太监也有了新的人生追求——建功立业，名留青史。
应该说，有这样的志向是好的，但问题关键在于这位有志太监本身的素质如何。
就如同一个贪官污吏，平日只是贪污受贿，这样的恶行固然让人愤慨，但这并不是他们作恶的最高境界。
所谓作恶的最高境界，就是明明没有这样的才能，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硬要去干一些所谓的好事。
这才是恶人中的极品。
王振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品，他明明是个不成器的教书先生，明明是个投机的死太监，明明是个贪图权位的小人，这些我们都不计较了。但他现在居然要把自己往军事天才，战争英雄上面靠，就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偏偏当时的时局给了他这样一个不要脸的机会。
【敌人出现】
我们前面说过，那位被朱棣打得落花流水的马哈木有个好儿子，这话确实不假，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的儿子脱欢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并从此开始了称霸蒙古的军事行动。事实证明，这位仁兄确实是有本事的，仅仅过了六年，脱欢就击败了瓦剌的其它部落，统一了瓦剌，成为了瓦剌独一无二的首领。
之后，他拥立黄金家族成员脱脱不花为汗，并开始攻击阿鲁台。
由于当年被朱棣打得太惨，阿鲁台元气不足，在与瓦剌的战斗中被击败，宣德九年（1434），阿鲁台被脱欢击败，并最终战死于大漠之中，这位曾与永乐第一名将朱棣周旋几十年的风云人物就此结束了一生。
脱欢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的梦想绝不局限于做一个太师，他的真正理想是恢复大元的天下，重新占据中原，但上天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正统四年（1439），壮志未酬的脱欢死掉了，可是明朝并没有因此得到和平，因为替代他的，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也先。
也先是脱欢的儿子，他比他的父亲更加强悍，也更加聪明，短短几年之内，他向西攻击哈密，控制了西域通道，威逼明朝西北边境，他向东攻击兀良哈，正统十年，瓦剌彻底击败了兀良哈三卫，并控制了当时尚很弱小的女真族，甚至威胁到了朝鲜。
此时的蒙古已经完成了统一，而也先与他的父亲一样，也整日梦想着恢复大元天下，所以，在一切就绪之后，他把自己的矛头指向了明朝。
虽说也先进攻明朝报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在我看来，引起这场冲突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钱。
蒙古人很会打仗，不过也很穷，他们不种地，也不纺纱，要想得到生活必需品，只能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交换，另一种是抢劫。
在朱棣的那个时代，蒙古人更多采用第二种方法，来得快又方便，但经过朱棣的几堂军事教学课，以及拳脚刀剑的教育方式，蒙古逐渐意识到，继续抢下去会亏本的。
而且在抢劫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你家缺衣服，想抢几匹布，可出去几次都遇不上（人家不可能准备好了让你抢），蒙古人虽然善战，但并不是打不死。他们也只有一个脑袋，而抢劫是刀头舔血的行当，随时可能完蛋。为几匹布就把命丢了，实在不划算。
于是，在此之后，蒙古开始走第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
他们开始和明朝政府做生意，但蒙古有什么生意可做呢？
不要忘记，虽然他们不搞农业和手工业，但他们也有畜牧业，蒙古部落家家户户都养马，养羊，发财致富之道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部落首领的倡议下，蒙古部落开始大量放牧，生意也越做越大，贸易的形式以朝贡为主，每年蒙古定期入京交易，经常带着牲畜千余头，皮毛几千张，浩浩荡荡地来做生意，随行的还有使者，在我们的印象中，使者应该只有一两个人，不过蒙古部落派来的使者人数却要加个千字——一两千人。
从古至今，估计没有哪个国家派外交使节会一下子派出上千人，而这些所谓的使者实际上是蒙古的小商小贩，他们都是赶着自己的牛羊马来做搞对外贸易的。
如果就这样做生意做下去也不错，毕竟各取所需，而且明朝总是处于贸易的优势地位，每年都是贸易顺差。
因为手工业品的生产已经形成了规模化，从史料分析，当时的明朝政府也确实有抬高物价的嫌疑，各种瓷器、纺织品的价格确实有些偏高，但蒙古人也只能全盘接受。
道理也很简单，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想买就买，想卖就卖，不愿意就散伙！
明朝的人可以不吃牛羊肉，但蒙古人不能没有纺织品，没有日常用具，所以不能散伙。
然而这看似对明朝而言一本万利的生意中，却隐藏着危机。
到了也先时期，由于需求量大，朝贡贸易剧增，本来一年只做一次生意，渐渐发展到一年数贡，每次来做生意的有几千人，牲畜皮毛和马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要知道，这些牲畜皮毛都不是白送的，明朝政府需要用大量的东西来换，由于皮毛数量过大，而手工业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明朝政府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那么多现货供应。
明朝政府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掉入了一个贸易陷阱，看似不懂贸易的蒙古部落实际上十分精明。他们选择这些牛羊作为贸易品是有着很深的考虑的，因为放牧牛羊对于这些游牧民族而言几乎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
放牧所需的人工成本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平日的生活就是放牧，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干，自然也不需要统计误工费。而牛羊吃的是草，这些都是天然资源，在羊毛衫尚未流行的当年，草原沙漠化似乎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牛羊养大后，直接送到明朝来交换东西，一头牛可以换到很多明朝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明朝的出口产品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迟早会供不应求，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得了。
而也先也以自己统一蒙古的声威和武力为后盾，玩了几招阴招。
他用劣质的马匹冒充好马，索要更高的价格，此外，他还改组了自己的使者队伍，在其中塞入了大量强盗小偷，搅扰沿途居民，到了后来，他派去的那几千人几乎就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沿路抢劫的盗匪。
蒙古部落的这一倾销行为让大明帝国的大臣们十分不满，某些大臣便有意搞点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蒙古肉制产品冲击国内市场。
在这些大臣中，有一个人推行这一政策最为积极，相信出乎很多人意料，这人竟然是王振。
王振本来就是个只顾自己，不管国家的人，他怎么会这么积极呢？
原来在此之前，也先每次来做生意，都会给王振行贿，然而时间一长，也先把这茬给忘了。
于是王大人突然之间愤怒起来，命令核实使者人数，然后一下子减去了应付金额的五分之四。
就算也先做生意不老实，是个奸商，但人家毕竟还是讲信用的，牛羊还是送给你了，而王振却一下子成了外贸稽查员，竟然几乎全部没收，连发票也不给。
也先被彻底激怒了。
原本只是用武力威胁，在此基础上再干点奸商的勾当，无非是想捞点好处，然而这次被王振稽查队抓住了要害，狠狠地罚了一次款，也先血本无归。
本来就跃跃欲试，想搞点名堂的也先终于坐不住了，这次的事情让他找到了借口，他擦亮刀剑，备好马匹，准备发动攻击。
三十五年前，祖父马哈木就是被眼前的这个庞大帝国所击败，现在复仇的机会到了！
第十四章 土木堡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挥刀出鞘。蒙古骑兵分为四路，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对大明帝国分别发动了进攻。
其中第一路攻击辽东，第二路攻击甘肃，第三路攻击宣府，最后一路由也先自己统领，攻击大同。
战争就此全面爆发。
消息传到京城，大臣们十分紧张，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事发突然，很多大臣心中都没底，但有一个人却与众不同，十分兴奋。
此人又是王振。
受贿的是你，查货的是你，惹事的也是你，现在打仗了，你还有什么可兴奋的？
要说明的是，王振从来就不是什么主战派，正统八年（1443），侍讲学士刘球就曾经给皇帝上过一次奏折，指出蒙古使臣人数日益增多，必然包藏祸心，希望能够尽早整顿兵制，积极备战。
刘球没有想到，他出于爱国热情上书，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
王振看到奏折后，勃然大怒，不知是他收了也先的钱，还是认为刘球是在指责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反正他找了个借口，把刘球关进了监狱，在不久之后，他指使自己的亲信锦衣卫指挥马顺杀害了刘球。
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爱国情操的。
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开始秘密地筹划。
当时也先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明朝的边境将领已然不是对手，大同守军连连失利，纷纷告急，朝廷经过会议，决定派出驸马井源出兵作战。
驸马井源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将领，他的出征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
然而就在他出征后第二天，皇宫就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
皇帝要亲征了！
这正是王振捣的鬼。
王振想要远征立功，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带兵出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想到了皇帝。
皇帝是自己的学生，一直听自己的话，只有借助他的名义，才能实现自己统帅大军的梦想！
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朱祁镇下达了亲征的命令，召集大军共二十万，立刻准备出征。
这里要说一下，很多史书都说此次出征共有五十万人，根据本人考证，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由当时动员兵力时间及京城附近布防情况分析，几天之内，绝对不可能召集五十万大军，当时京城的三大营总兵力是十七万左右，加上附近军队，共计数量应当在二十万左右。
我们知道，兵家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的人也要吃饭，要睡觉，这就必须准备好粮食帐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仗就是打后勤。
朱棣远征之时，会征用大量的民工、牛马车辆，并设置专门的运粮队，准备后勤时间往往长达几个月。
那么王振统领的这二十万大军出发准备用了多长时间呢？
答：不到五天！
七月中旬接到边关急报，七月十七日就出征了！
在王振这个蠢货看来，只要把人凑齐就行了，他事先通过边报得知，也先只有两三万人马，所以他征召二十万大军，认为这样就一定能够取胜。
是啊，这个算数小学生也会做，二十万对两万，平均十个人对一个人。似乎不用打，一人踩上一脚也能把对手给踩死。
王振就是这样想的，他的作战思想似乎也就源自于此。
无知啊，真是极度的无知！王振这个出生市井的小人物此刻终于显出了他的本色，在他看来，战争似乎就等同于街头的黑社会斗殴，双方手持西瓜刀对砍，谁人多，谁气势大，谁就能赢。
话说回来，战争到底与斗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是人越多越好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开一个专题：
【战争是怎样炼成的】
一千多年前，一个叫韩信的人对皇帝刘邦说出了一句话：韩信带兵，多多益善！这不仅是一句成语，一句千古名言，也是一句自信的豪言壮语。
在我看来，在韩信说出此言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有资格有能力以此言自居者，不会超过十五个人。
而如果你仔细研究过军事，就会发现，要做到带兵多多益善，实在是太难了。
要说明原因，就必须从什么是战争说起。
事先说明，请大家不要误会，这里绝对不是要介绍那些让人头疼的政治性质，阶级本质。我们要讲的是战争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搏斗。
因为如果我们把战争的所有外表包装脱去，就会发现：
战争，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打架斗殴。
下面，我会借用经济学中的模型理论（先预设基本框架，不断增加条件的经济分析法）来说明这个问题。
先从两个人讲起，相信大家也有过打架的经历，而两个人打架就是我们俗称的“单挑”。
“单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打人的是你，挨打的也是你，是输是赢全要靠你自己。当然，如果你比对方高大，比对方强壮，凑巧还练过武术（最好是搏击，套路不怎么管用），那么胜利多半是属于你的。
现在我们把范围扩大，如果你有两个人，而对方还是一个人，那你的赢面就很大了，两个打一个，只要你的脸皮厚一点，不怕人家说你胜之不武，我相信，胜利会是你的。
下面我们再加一个人，你有三个人，对手还是一个人，此时，你就不用动手了，你只要让其余两个人上，自己拿杯开水，一边喝一边看，临场指挥就行。
就不用一个个的增加了，如果你现在有一千个人，对手一个人，结果会怎样呢？
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你反而不会获得胜利。因为做你对手的那个人肯定早就逃走了。
到现在为止，你可能还很乐观，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你占优势。
然而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如果你有一千个人，对手也有一千个人，你能赢吗？
你可以把一千个人分成几队去攻击对方，但对手却可能集中所有人来对你逐个击破，你能保证自己获得胜利吗？
觉得棘手了吧，其实我们才刚开始。
下面，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以一百，你有十万人，对手也有十万人，你怎么打这一仗？
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且不说你怎么布置这十万人进攻，单单只说这十万人本身，他们真的会听你的吗？
你要明白，你的手下这十万人都是人，有着自己的思维，有的性格开朗，有的阴郁，有的温和，有的暴躁，他们方言不同，习惯不同，你的命令他们不一定愿意听从，即使愿意，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如果里面还有外国友人（比如朝鲜），那你还得找几个翻译。
这就是指挥的难度，要想减低这一难度，似乎就只有大力推广汉语和普通话了。
要是再考虑他们的智商和理解能力的不同，你就会十分头疼，这十万人文化程度不同，有的是文盲，有的是翰林，对命令的理解能力不同，你让他前进，他可能理解为后退，一来二去，你自己都会晕倒。
很难办是吧，别急，还有更难办的。
我们接着把这十万人放入战场，现在你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他们可能隐藏起来，也可能分兵几路，准备伏击。而你自己要考虑怎么使用自己这十万人去找到敌人并击败他们。
此外，你还要考虑这十万人的吃饭问题，住宿问题，粮食从哪里来，还能坚持多少天。
脑子有点乱吧，下面的情况会让你更乱。
你还要考虑军队行进时的速度、地形、下雨还是不下雨，河水会不会涨，山路会不会塞，士兵们经过长时间行军，士气会不会下降，会不会造反，你的上级（如果有的话）会不会制约你的权力，你的下级会不会哗变。
你的士兵有没有装备，装备好不好，士兵训练水平如何，敌人的指挥官的素质如何，敌人的装备如何，敌人的战术是什么，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大，打了败仗怎么撤退，打了胜仗能否追击等等等等……
事实上，战场上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明白，别说带十万人出去打仗，你就是带十万人出去转一圈，旅个游，能平安无事地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可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恰恰相反，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多多益善。
如果你再把指挥的人数加上十倍，一百万人，你就会发现，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一百万可以依靠的人，而是一百万个麻烦，是真正的灾难。
从十万到一百万，你的人数增加了十倍，但你的问题却可能增加了一百倍，任何小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一百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不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是傻瓜，你怎么控制一百万个人，让他们去听从你的指挥呢？
军事指挥就如同一座金字塔，指挥的人数和指挥官的指挥能力是成正比的，指挥的人数越多，对能力的要求就越高。从古至今，有能力站在塔顶的人是很少的。
多多益善是一种境界，它代表着指挥官的能力已经突破了人数的限制，突破了金字塔的塔顶，无论是十万、还是五十万、一百万，对于指挥官而言，都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这种指挥官的麾下，他的士兵永远只有一个人，命令前进绝不后退，命令向东绝不向西。
同进同退，同生同死。
这才是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
所以，善带兵而多多益善者，是真正的军事天才。
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军神。
以上就是模型的构建过程，相信大家应该对战争和人数及指挥能力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这个模型是理想化的，我们在此还要补充两种特殊情况。
首先，这个模型设定的是普通的人，不包括特异功能人士，如郭靖、杨过、张无忌等人，能够突破地球引力，一跳十几米，穿墙入室，身负如乾坤大挪移之类的绝学，一个能打几百上千个。
如果你手下有一千人，而对手果真是上述传说人物中的一个，那你还是快逃吧，不但是因为对方身负绝学，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方是正面入物，主要人物，是主角，根据剧情限定，他就是睡着了你也打不过他的，你才几斤几两，敢和大侠对着干？剧情限定好了，他是稳赢的。
其次，双方装备不能过于悬殊，比如对方拿火枪，你拿板砖，就算人再多一倍，估计也是没用的。
【结论】
总之，战争不是打群架，人多就稳赢，实际上现在某些街头斗殴的人也开始注意战术方法了，他们也时不时来个半路偷袭，前后夹击之类的把戏。可见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带几十万人出去打仗是很容易的，即使你把全国人口全带出去也没有人管你，问题是你要能保证打赢。而像白起、韩信、陈庆之、李靖这样有能力做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比如国民党的著名将领胡宗南，手下长期拥兵数十万，却一直被只有几万人的对手牵着鼻子走，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倒不是他不肯用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黄埔同学最后给他下了一个定义——“胡宗南，也就是个团长”。
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
他从前不过是个小小的学官，还是个学艺不精的学官，后来还成了宦官，然而这位身残志不坚的仁兄居然一下子当上了二十万人的统帅（实际统帅权在他手中）。
后果可想而知，也不堪设想。
【准备与抉择】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王振一直做着青史留名的美梦，而其他的人也有着各自的行动。首先是大臣们，当他们听说这个如同惊天霹雳般的消息后，顿时炸了锅，纷纷上书反对，带头的是吏部尚书王直。
吏部就是人事部，由于主管官员任命职权，故而位居六部之首，吏部尚书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天官，可见其威望之高。
在王直的带领下，百官联合上奏折反对出征，但可惜的是，王振是司礼监，并且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反对无效。
除了这些人外，兵部的两位主官也上书反对，他们分别是兵部尚书邝埜和兵部侍郎于谦。
邝埜，宜章人，永乐年间进士出身，他为人清廉，十分正直，对于王振的胡作非为很是不满，这次他上书反对，正是他一贯以来正派品行的表现，不出所料，他的反对也被驳回，但这并不是他劝阻行为的结束，事实上，作为一个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远征的人，他把自己的忠诚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而这位于谦，正是我们后面篇章的主角，要说这位仁兄实在不是一般的强，他的能力和人望也不是一般的高，他得罪过第一号红人王振，且从未认错，居然就在王振眼皮子底下还能复官至兵部侍郎，而王振也拿他没有办法，可见其根基之牢固，背景之深厚。
这两位兵部高级官员的抗议被驳回后，也只好去继续他们的工作，为远征作准备。按照规定，皇帝出征，兵部主要领导应该陪同，经过内部商议，最终做出了决定：
邝埜陪同出征，于谦暂时代理兵部事宜。
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决定挽救了大明帝国的国运。
与他们相比，其余两位辅政大臣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三杨已经死了，胡濙没有什么能力，而真正应该起作用的张辅却一言不发。
这就太不应该了，张辅率军平定安南，曾身经百战，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举动的危险性，此人是四朝老臣，王振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如果要争论起来，王振可能还不是他的对手，但年老心衰的张辅却令人失望地保持了沉默。
虽然一言不发，虽然明知危险，但张辅最终还是与皇帝一起出发远征，不是作为指挥官，只是作为一个陪同者。
你把儿子交给我，我就陪他走到底吧。
大臣们乱成一团，各有各的打算和行动，皇帝也有，皇帝也是人，在出差之前，他也要交接好工作，告别亲人，这才能打好包袱上路。
朱祁镇现在就面临着这两项工作，他首先把国家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朱祁钰。应该说朱祁镇是一个品行温和的人，他和他的弟弟关系也十分的好，而他的弟弟也十分规矩，对于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不贪心，比如说——皇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祁镇放心地将国家大权交给了他。
然而朱祁镇不明白的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事情会变化，人也是会变的。
当一个人习惯了某种权威和特权后，他就无法再忍受失去它们的痛苦。
权力在带给人们尊严的同时，也会带给他们自私。
交待完国家大事后，朱祁镇去向自己的妻子——钱皇后告别。
正统七年（1442）对大明王朝而言并不是个好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张太皇太后去世，王振夺取了国家大权，但这一年对于朱祁镇本人而言，却是幸福的。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迎娶了自己的皇后钱氏。
自古以来，几乎是有多少皇帝就有多少皇后，而且皇后的人数只会多不会少。事实上，皇后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从武则天到慈禧，她们在历史中担任的戏份绝不比某些男主角少，当然，更多的皇后则是默默无闻，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也有一些皇后因为她们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权谋手段被载入史册，名留青史。
这位钱皇后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名字一直流传下来，为后人传颂。
但她与历史上的那些权后们不同，她不是靠自己的权术阴谋、政治手段让人们记住她的。
她凭借的是最为简单也最为真诚的东西——感情。
她用自己的真情打动了历代的史官，于是她的事迹就此流传下来，并感动了更多的人。
所以在之后的篇章中，我们也会讲述这位不平凡的女人，讲述她的不朽传奇。
一个女人的传奇，因真情而不朽。
皇后与皇帝之间有真的感情吗，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至少在这位钱皇后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纯真的感情。
在那三千佳丽的深宫中，无数阴谋诡计每一天都在不断上演，为了争宠、争权，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会变得比男子更加阴狠毒辣，有的甚至不惜杀掉自己的骨肉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则天）。
但这决不是说她们可恨，可憎，事实上，在我看来，她们是一群可怜的人。
在那权力决定一切的世界中，有了皇后和宠妃的名分，有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变得冷酷无情。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在我看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自私，而是自保。
而在我们后人眼中，所谓后宫就是一笔算不清的烂账，争宠、夺位、争嫡周而复始，不厌其烦，乌烟瘴气。
这位钱皇后，就是乌烟瘴气的后宫中盛开的一朵莲花。
朱祁镇十分喜爱他的这位原配夫人，也十分照顾她，钱皇后并非出生大富大贵之家，懂得生活不易，即使在做了皇后以后，她也没有习惯养尊处优的生活，只是尽心尽力对待自己的丈夫，还经常动手做些针线。而朱祁镇数次要给她的亲戚封侯，都被她推辞。
在很多人看来，皇后衣食无忧，母仪天下，做针线不过是消遣。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果钱皇后知道，几年以后，她竟然会用自己的针线手艺做活去换取东西，不知会作何感想。
总而言之，这个皇后并不一般，她不要官，也不要钱，除了一心一意对自己的丈夫，她似乎没有其他的要求。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她对朱祁镇的感情是真实的，经得住考验的，在她眼中，这个叫朱祁镇的人的唯一身份只是她的丈夫，无论朱祁镇是皇帝，还是俘虏，或是被自己的亲弟弟关押的囚徒，这个身份始终没有变过。
在朱祁镇向他告别，准备出征的那个晚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但我相信，这位妻子会像所有普普通通的出征士兵的妻子一样，嘱托自己的丈夫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并说出那句曾被说过无数次，但仍然值得继续说下去的话：
“我会等你回来的”。
【出征】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七日，大军出征。不顾无数人的阻拦，王振执意出征，他要去寻找梦想的光荣。
与他一同出征的，有很多堪称国家栋梁的文官武将，他们包括：
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朱能之子承父爵）、内阁成员曹鼎、内阁成员张益、兵部尚书邝埜等等，全部名单很长，就不单列了，总之，朝廷的文武精锐很多都随行而去。
能够活着回来得很少。
此时的朱祁镇也不会知道，他的传奇经历就要开始了。对于这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令人期待的兴奋经历。他一直尊重有加的“王先生”是不会错的，亲征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客观地讲，朱祁镇对这次即将到来的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但主要责任绝不在他，因为他不过是个没有多少从政经验，且过于容易相信别人的一个年轻人而已。
王振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暂时不说责任在谁，其实就在大军出发的同一天，几百里外的大同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战。
战争的地点在阳和，这一战以明军的全军覆没告终，必须说明的是，这场战争完全体现出了也先军队的强悍，因为明军是有备而来，且得到了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的全力支持。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军仍然不是也先军队的对手。
除了全军覆没外，领军大将宋瑛也被阵斩，随军的太监郭敬还算聪明，躲在草丛中装死，才最终逃过一劫。
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这个人叫做石亨，也是大军的主将。
自己的所有部下都被也先杀死，本人也落荒而逃，这对于一个指挥官而言，是最大的侮辱，但石亨是幸运的，在不久之后，他将有机会亲手拿起武器，为死去的同胞复仇。
战胜的也先已经打扫了战场，养精蓄锐，等待着对手的到来。
而对于这一切，尚在梦境中的王振是不知道的，他始终天真地认为，只要大军出发，看见敌人，一拥而上，就能得到胜利。
二十万大军就在这个白痴的引导下，沿居庸关、怀来，向大同挺进，而前方等着他们的，是死亡的圈套。
八月一日，大军到达大同，在阳和差点被干掉的郭敬已经逃回来，并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振。
看着郭敬那惊魂未定的眼神和体态，王振不禁嘲笑了他一番。
“我有二十万大军，还怕也先吗？”
但郭敬接下来说的话，却真正震惊了本就是无胆小人的王振。
他汇声汇色地向王振讲述了那从前的战斗故事，并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战败时的惨况。
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
在他大权在握的日子里，他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还梦想着建功立业。其实在心底，他很清楚，自己不过是骗取了皇帝的信任，狐假虎威的一个小人，一个懦夫。
于是他一改之前的豪言壮语，立刻下令班师。
此时大军刚刚到达大同，并未走远，如果按时撤回，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也先暂时也摸不透这二十万大军的底细，不会立刻进攻。虽说师出无功，就算是出来旅游了一圈吧。
可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偏要搞出点花样来。
王振是一个小人兼暴发户，他的所有行为模式都是依据这一身份而定位的，而像他这一类的暴发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炫耀。
王振的家在蔚县，当时属于大同府的管辖范围，于是他决定请皇帝到自己的家乡看看，小小的蔚县有什么好看的呢？
其实王振的目的很简单，就如同现在的有钱人喜欢开着车回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大按几声喇叭，把全村的人都叫醒，然后让全村老小出来看自己的新车、新衣服。
王振带了皇帝和二十万人，回自己的家乡也就是这个目的。
他无非是想炫耀一下而已，当年那个穷学官，现在出人头地了！
虽然已经变成了太监。
【一错再错】
既然王振决定要回家去看看，那就去吧，大军于是调转方向，向蔚县出发。事实上，王振的这个决定倒是正确的，因为从他的家乡蔚县，正是由紫荆关入京的必经之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进发，足可以平安抵达京城。
八月三日，大军开始前行，但行进仅五十里，队伍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接到命令，所有的部队立刻转向，回到大同，沿来时的居庸关回京。
这简直是个让人抓狂的决定，大军已经极其疲惫，如果继续前进，不久就能回京，并确保安全。
好好的路不走，走到半路，居然要回头取一条远路回京！
发布这条命令的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那就一定是疯了。
王振有正当的理由，而且似乎还很高尚。
“秋收在即，大军路过蔚县，必会践踏庄稼，现命大军转向，以免扰民。”
真是太高尚了，司礼监王振践踏人命，贪污受贿，祸害国家，诬陷忠良，现在竟然突然关心起蔚县的庄稼起来，实在是明察秋毫。
后世的史学家无不对此“高尚行为”深恶痛绝，还有很多人分析，蔚县的田地应该都是王振自己的，所以他才那么在乎。
其实在我看来，是不是王振的并不重要，因为即使这些田地不是他的，也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高尚。无非是施以小恩小惠，显示自己的权力而已。
王振最终还是挽救了蔚县的庄稼，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当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数十万条人命。
天降大雨，二十万大军行进更加困难，士气极其低落，士兵们怨气冲天，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也没用了，老老实实地走吧。
八月十日，经过艰难跋涉，军队到达宣府，眼看大军就可以安全进入居庸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也就在此时，一直尾随而来的也先终于看清了这支明军的真实面目，经过数次试探，他已经明白，只要发动攻击，必定能够击败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
在躲避及尾随了一个月后，也先这只黔虎终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冲击。
所幸的是，明军发觉了也先的这一企图，立即派出主力部队骑兵五万余人进行阻击，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是朱勇。
朱勇的父亲朱能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就如同张辅的父亲张玉一样，但朱能和张玉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玉的儿子张辅也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才，但他的儿子不是。
朱勇带领着五万大军自信地出发了，他虽然是负责后卫工作，但其实他的兵马要多过也先两倍，因为据可靠情报，也先只有两万骑兵。这也正是朱勇自信的根由所在。
盲目的自信往往比自卑更可怕。
具体经过就不用多说了，只说结果吧：
“鹞儿岭中伏死，所率五万骑皆没”。
五万人中了两万人的埋伏，全军覆没，这充分地说明了朱勇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
不过在我看来，死在鹞儿岭的五万大军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是奋战而死的。
他们没有死在土木堡，没有死得那么窝囊。
消灭了朱勇，通往胜利的道路终于打开了，也先的前面，是一片毫无阻拦的坦途。
【土木堡】
虽然朱勇指挥不利，但他的军队还是为皇帝陛下争取到了三天时间。三天救命的时间，但也仅仅只有三天。
八月十日从宣府出发，明军用三天时间赶到了土木堡，这里离军事重镇怀来只有二十五里，只要进入怀来，所有的人就都安全了。
下面的事情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又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人还是王振。
他如同以往一样，找到了一个理由，不过这个理由一点也不高尚。
“我还有一千多辆车没有运到，大军暂时不入城，就在这里等待！”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不难，难的是从头到尾都犯错误，类似王振如此愚蠢而不自知的人，实在是天下少有。
对于这位司礼监先生，我已经无话可说，抛开他的恶行，单单他的愚蠢和无知，就足以让他遗臭万年，为万人唾骂。
一个人最可悲的地方不在于被骂，而在于骂无可骂。
就这样，明军失去了最后一个脱困的机会。
也先终于赶到了，他擦干了朱勇在他刀上留下的血迹，准备再次大开杀戒。
八月十四日夜，也先突然发动攻击，明军促不提防，全军败退，但由于人数众多，也先不敢过于深入，明军于是趁此机会结成紧密队形，并挖掘壕沟，准备长期作战。
据我估算，也先此时的兵力应该不止两万，应该在五六万左右，但即使是这样的兵力，他也无法击溃固守的明军。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溃败】
八月十五日，也先突然派来使臣，表示愿意和谈，王振十分高兴，立刻派出曹鼎参与和谈，此时，似乎是为了表示诚意，也先的军队已退去。面对这种情况，熟知兵法的兵部尚书邝埜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也先军队的诡计，不能轻信，应该固守待援。
也就在这个时刻，王振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充分地使用了自己的愚蠢，犯了最后一个错误。
“大军立刻越出壕沟，马上转移！”
在正统十四年的这次军事行动中，王振以错误开头，用错误结尾，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即使明知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也能够发扬厚颜无耻的精神，充耳不闻，真正做到了把错误进行到底。
李景隆，你在天之灵想必也不会再寂寞，因为一个比你更愚蠢，更白痴，更无知的人已经出现了，而这个人马上就会来陪伴你。
不出邝埜所料，大军出发仅三里，已经消失的也先军队就出现了，“铁骑揉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
经过长期奔波，被王振反复折腾得士气已经全无的二十万大军终于到达了极限，并迎来了最后的结局——崩溃。
彻底的崩溃，二十万大军毫无组织，人人四散奔逃，此刻不管你是大将，大学士，还是普通士兵，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逃跑。
说起逃跑，实在是个技术工作，除了看准方向外，还要有充足的体能作底子，这下子平日不劳动的大臣们遭了殃，因为也先的士兵们在屠杀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彻底，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进士及第（曹鼎是状元）还是进士出身，马刀之前人人平等。
四朝老臣张辅曾横扫安南，威风无比，也于此战中被杀，一代名将就此殒命。
此外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
财产损失也很严重：
“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数十年之积累，数十年之人才，就此一扫而光。
二十万大军崩溃，五十余位大臣战死，他们本不该死，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有一个该死的人终于死了。
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之中拼杀，他明白，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自己也将死于此地。
他自然是不甘心的，二十万大军就此溃灭，只是因为一个人的错误指挥。
可惜他没有死在我的手里。
似乎是上天要满足他最后的心愿，不久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的特征也很明显，他是太监，没有胡须。
于是樊忠赶上去扯住了惊慌失措的王振，用手中铁锤捶烂了他的脑袋。
“吾为天下诛此贼！”
杀得好！杀得痛快！
可惜太晚了。
【尾声】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十二日。“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近日于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十三日。
“臣宣府总兵杨洪报：于土木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大炮八百个。”
第十五章 力挽狂澜
在怀来城内的守将亲眼见到了这一幕惨剧，但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人快马加鞭回去报信，一天之后（八月十六日），京城的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天塌了。
二十万大军毁于一旦，无数文官武将战死，最为精锐的三大营全军覆没，京城已经不堪一击。
后宫太后和皇后哭成一团，大臣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跳脚却又没有办法，千头万绪从何处做起？
姜还是老的辣，此时吏部尚书王直站了出来，他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也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首要矛盾：
皇帝是生是死？
是啊，乱成了一团，把皇帝给忘了，要知道，这确实是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
兵没有了可以再召，大臣死了可以再考，其实皇帝死了倒也没有什么，再立一个就是了。
问题在于你得先确定朱祁镇先生是不是真的死了，万一把他当成死人注销了户口和皇籍，另外立了皇帝，过两天他自己屁颠屁颠地回来了，你还要脑袋不要？
社稷为重，君为轻，和国家比起来，你朱祁镇不算啥，但问题在于你得给个准消息，死了开追悼会，活着咱们再想办法。
太后和皇后当然希望他还活着，但大臣们就不一定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大臣们的意见应该是：皇帝死了比活着好。
朱祁镇，你还是死了吧，反正这一次把你祖宗的面子都丢光了，你死后我们好重新立一个皇帝，简单方便，别又搞出个建文帝来，折腾几十年。
有的时候，皇帝的命也是不值钱的。
虽然很残酷，但这是事实。
朱棣为了建文帝的消息足足等了二十一年，但朱祁镇的大臣们是幸运的，他们只等了一天。
正当大臣们盘算着这个问题时，有人前来通报，一个叫梁贵的锦衣卫（千户，随同出征）有要事禀报，也正是这个梁贵，带来了确定的答案。
皇帝陛下还活着。
【人质】
朱祁镇确实还活着。在大军崩溃的时候，他的侍卫不是战死，就是早不见了踪影，人人只顾得上自己逃跑，也先士兵的喊杀声，被砍杀士兵的惨叫声汇成一片，小小的土木堡一下子变成了人间地狱。
朱祁镇虽然没有识人之明，却不是个窝囊废。
他失去了二十万大军，失去了大臣和侍卫，也失去了随身的所有财产，却保留了一样东西：
大明皇帝的尊严。
在这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他没有像其它人一样四散奔逃，而是安静地坐了下来，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时刻的来临。
此刻陪伴着朱祁镇的，是一个叫喜宁的太监。
不过，他可不是个好人。
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
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位瓦剌士兵万万想不到，已经一盘散沙，只顾逃命的明军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沉着镇定的人，自己手持利刃，张牙舞爪，这个人手无寸铁，却镇定自若，他顿时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于是他举起了手中的刀，决定杀了这个人。
这一刀如果砍了下去，倒是省事了。
但就在此时，他的哥哥赶到了，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看到此人有如此气度，便阻止了他，说道：“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此非凡人，举动自别）
他随即请朱祁镇先生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
赛刊王是瓦剌的高级人物，世面也算见得多了，但这位被俘的大明天子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朱祁镇见到赛刊王后，也没有和他说客套话，居然先给他出了一道三选一的选择题。
“子额森（也先）乎？伯颜帖木尔（也先之弟）乎？赛刊王（猜对了）乎？”
赛刊王大惊失色，俘虏见得多了，但这样的真没有见过。派头实在不是一般的大，胆量也确实过人，他也拿不定主意了，只好跑去找他的领导——也先。
也先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大明的皇帝，于是便让两个见过朱祁镇的部下去看，并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想。
一场争论就此展开。
七十多年前，蒙古贵族们被赶出中原，数十万大军被徐达、常遇春、蓝玉等人打得落花流水，才流落到了茫茫草原大漠。也先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但他已拥立了黄金家族的脱脱不花为大汗，继承了皇室正统，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蒙古人。
虽无家恨，却有国仇。
也先首先发言，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对众人说道：“我以前不断向上天祷告，希望大元有朝一日能统一天下，现在果然应验了，明军被我打败，天子也在我手！”
此时，一个名叫乃公的人说道：“上天把仇家赐给我们，杀掉他吧！”
我查了很多史料，也不知此人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估计是个无名小卒，他说这句话可能无非是想凑个热闹，拍个马屁而已，可是这个马屁实在拍得不是地方。
要知道，高级贵族谈话，哪有小人物说话的份，就如同电视剧里的黑社会谈判，大哥还没有开口，小弟就先跳出来，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小弟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次也不例外。
听到这句话，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朱祁镇选择题中的第二选择伯颜帖木尔开口了，他大怒，跳出来对也先说：“这人是什么东西，哪里有他说话的份！”
然后他用一个字打发了这位乃公：“滚（去）！”
处理完这位小弟后，伯颜帖木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的话很长，大致意思是，打仗这么乱，大明皇帝居然没有死，这说明上天还没有抛弃他，而且大明皇帝对我们一直都还不错，如果也先大人主动把皇帝送回去，能得个好名声，岂不是更好？
众人纷纷点头，也先同意他的看法，并把朱祁镇交给伯颜帖木尔看管。
史料记载如此，但我认为，这其中有一大半是胡扯的。
伯颜帖木尔和某些蒙古贵族不愿意杀朱祁镇，自然是历史的真实，但如此描述，就有点问题了，在这场争论中，看不到真正的反对意见，满篇仁义道德，很明显夹杂着后代史官的人生理念和思想。
也先虽然文化不高，但权谋手段还是懂得一些的，他既然与大明开战，就说明双方之间没有什么情分可谈，他又不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所谓的好名声，他又怎么会在乎呢？
在我看来，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也先：现在怎么处理朱祁镇呢？
伯颜帖木尔：杀掉他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吧，不如留着他。
也先：留着他干什么？
伯颜帖木尔：真笨，皇帝在手里，还怕没有好处吗，可以带着他去要赎金，还可以带着他去命令边关守军开城门，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于是众人纷纷点头，也先同意他的看法，并把朱祁镇交给伯颜帖木尔看管。
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在后来的数年中，也先玩的也就是这几招。
从此，俘虏朱祁镇就成为了人质，而也先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绑匪集团的头目。
根据绑匪集团内部安排，朱祁镇由绑匪第二把手伯颜帖木尔看管，但估计这位二当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朱祁镇是个有着特殊才能的人。
朱祁镇的才能，就是他的人缘。
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出现一些人，让我们一见如故，感觉温暖，如沐春风，这种气质往往是天生的，我们都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而朱祁镇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年仅二十三岁的朱祁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他虽然身为皇帝，却对身边的下人很好，对大臣们也是礼遇有加，用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来形容并不过分。
正是他的这种特质，使得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被敌人俘虏的窘境中，在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阴影下，在异国他乡的茫茫大漠里，朱祁镇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态度，即使对自己的敌人也是有礼有节，时间一长，连看管他的蒙古士兵和军官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力。
其中甚至还包括二当家伯颜帖木尔。
而朱祁镇的这种能力作用还不限于此，甚至在他回国后被弟弟关押起来时，奉命看守他的大臣也被他感化，心甘情愿任他驱使，为他出力。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病症叫“斯得哥尔摩症候群”，这个名称来源于一起抢劫案，案件中的被劫人质一反常态，居然主动掩护枪匪逃走，阻拦警察，让很多人不解。
这个现象是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的：人质在强大的压力和威胁下，会倾向于服从控制自己的一方，这也正是为什么人质会服从配合绑匪的原因。著名的战争影片《桂河桥》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群被日军俘虏后，积极配合日军军事行动，患上“斯得哥尔摩症候群”的人。
可是朱祁镇先生却开创了历史，他创造了“土木堡症候群”，在他的这种能力的影响下，绑匪竟然会主动站在人质一边！此后伯颜帖木尔不但数次要求释放朱祁镇，还主动为其争取皇位，每每看到这些记载，都让我目瞪口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能力。
【忠诚与背叛】
朱祁镇固然是个有亲和力的人，但很明显，他的亲和力并不是无往不胜的，至少对那位叫喜宁的太监就没有作用。在朱祁镇被带走后，喜宁就迫不及待地抛弃了他的主人，投降了也先，现在看来，当初他守在朱祁镇身边，实在是别有企图，更为可恶的是，他还不断为也先出谋划策，并告知边关的防守情况，为蒙古军队带路，活脱脱就是一副汉奸嘴脸。
也正是这个喜宁，主动向也先提出，现在京城空虚，可以立刻进攻，必可得中原。
估计这位太监与大明有仇，或是本来就是卧底，除此之外，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动机。
也先雄心勃勃，在他看来，有了喜宁出谋划策，一统天下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
由于喜宁的背叛，朱祁镇身边没有了人照顾，于是也先为大明天子另外挑选了一个仆人，这个人叫袁彬，也是在大战中被俘虏的。
也先不会想到，他的这个随意的决定却给了朱祁镇极大的支持，在后来的岁月里，袁彬用他的忠诚陪伴着朱祁镇，并最终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
而此刻以心腹自居，得意洋洋的喜宁也没有料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死在这个叫袁彬的人的手里。
在做好一切准备后，绑匪也先开始实行绑架的最后一个步骤：通知人质家属。
这是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当年没有电话，必须要找人去报信，而且这一次绑架比较特殊，报信的人必须加快速度，如果晚了的话，可能会出现“撕票”的情况。
所以他释放了一个叫梁贵的俘虏，让他赶紧回去报信，务必在对方“撕票”之前，把消息送到。
这也算是个举世奇闻，绑匪竟然怕“撕票”？
千真万确，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皇帝还是容易立的，大明王朝的子孙繁衍速度是很快的，排队等皇位的人足以从东直门排到西直门。如果不赶紧，万一新立皇帝，手上的这个活宝就不值钱了。
于是，大明王朝的精英们就此得知：他们的好皇帝还活着。
这就麻烦了。
死了最好，死了可以重新立一个，失踪也不错，起码可以先立个皇帝，把事情解决完，等到一切走上正轨，即使前皇帝最终沿途乞讨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
可是现在的情形恰恰是最差的一种，人不但活着，还做了绑匪的人质，明目张胆地找你要赎金。
钱不是问题，要钱给你就是了，问题是即使给了钱，人也不一定能回来，如果让也先尝到了甜头，他可能会每年过年都会来要一次，就当是压岁钱。拿钱后又不放人，你要是敢不给，就是不顾皇帝死活，舆论压力也是顶不住的。
然而这并不是最麻烦的，更大的问题在后头。
由于王振一味想靠人数压倒也先，所以他出征时带走了京城三大营的全部兵力和北方明军的精锐，此时的北京城中，所剩兵力不到十万，还都是老弱残兵，而且士气低落。也先击溃了明军主力，必然会借助余威攻击北京城。照目前的情况看，凭借着这点兵力是很难抵挡住对方的攻势的。
而且也先进攻的时候必然会带着他的人质朱祁镇，作用很简单——当人盾。
其实朱祁镇的真正作用不在于他是皇帝，而在于所有的守军都知道他是皇帝！
不知道也就算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也先手中的这个人是皇帝，而也先很清楚这一点，只要把大明皇帝放在他的队伍里，明军投鼠忌器，自然不敢真打，万一有哪个不长眼的在乱军中把皇帝打死了，那可就是灭族的罪过。
守也守不住，打也不能打，该怎么办呢？
在我看来，实在没有办法。
大明王朝即将陷入绝境。
【怒吼】
大臣们在思考着对策，他们毕竟经验多，阅历丰富，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够冷静下来，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后宫就不同了，朱祁镇被俘虏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震晕了钱皇后，在女人看来，自己的丈夫是最重要的，于是她立刻把后宫的所有金银珠宝全部派人送到也先的军营里，希望能够赎回丈夫。
人回来了吗？当然没有。
也先好不容易抓到这么个稀世珍宝，还指望着慢慢收地租，吃利息，怎么可能把人送回来！
于是他耍了流氓，钱收了，人不放，表示这些还不够，要宫里接着给。
后宫哪里还有钱呢，钱皇后虽然姓钱，但也变不出钱来，于是只好每天哭天抢地，以泪洗面。
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啊。
后宫干了蠢事，大臣们也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眼看蒙古军队就要攻入北京，万事无头绪，人心惶惶，贪生怕死的倒是占了多数，很多人主张南迁。
这倒也怪不得他们，怕死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些怕死一族最担心的，倒不单单是自己的性命，还有他们的前途。
他们主张南迁，其实是有着私心的，在他们看来，北京可能保不住了，朝廷如不迁都，很有可能玉石俱焚，而如果南迁，即使半壁江山丢了，自己还是可以接着当官。
至于国家社稷，那实在是比较次要的事情。
这种情绪一直缠绕着文武百官，很多人也已经准备好包袱，南迁令一下马上就走。
但不管自己怎么打算，如果没有皇帝的命令，还是走不成的，于是怕死一族做好了准备，要在第二天的朝会上提出建议，一定要让皇帝同意南迁。
在这些逃跑派中，有一个人叫做徐珵。
此时的徐珵正跃跃欲试，他将在第二天提出自己南迁的建议，而且他很有自信，自己的建议一定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
因为他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第二天到来了。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八日。
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
早上，朝会正式开始，由暂代皇帝执政的朱祁钰主持。
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朝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眼前的诸多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逃还是战。
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战则可能玉石俱焚。
朱祁钰初掌大权，十分紧张，他迫切地等待着群臣提出建议。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出他的意料。
这些文武百官们上朝之后，竟然什么也不说，只是嚎啕大哭，整个朝廷哭成一片。
搞得朱祁钰手足无措，呆若木鸡。
其实这也容易理解，这些大臣们都有同事亲属在这次战乱中死去，而且好好的一个国家搞到如此地步，实在也让人心寒，多日的痛苦终于在朝会上得以发泄，算是哭了个痛快。
于是，这场关键朝会以痛哭拉开了序幕。
哭了一阵之后，大臣们渐渐恢复了理智，毕竟伤心总是难免的，活着的人还要应付眼前的难题。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讨论朝廷是走还是留的问题。
徐珵首先发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为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荣华富贵。
徐珵大声说道：“我夜观天象，对照历数，发现如今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
这似乎是算命先生的说法，在座的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也不是三岁小孩，徐珵怎么会愚蠢到把所谓天象当成理论依据呢？他的这套理论又能说服谁呢，不是自取其辱吗？
可是奇怪的是，徐珵本人却洋洋得意，认定大家都会相信他。他到底凭什么如此自信呢？
这其中还是有原因的。
徐珵，吴县人（今苏州，姚广孝的同乡），宣德八年考中进士，正统十二年（1447）任侍讲学士，大家知道，所谓侍讲学士是个翰林官，如果不是博学之士是当不了的。而翰林院里往往书呆子多，每天只是不停地读圣人之言，四书五经，可是这位徐珵却是工作休闲两不误，除了经学理学外，他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阴阳术数之学。
前面提到过，所谓阴阳术数之学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兵法、算命等，可以说，这门学问如果钻研透了，倒也确实能出人才。著名的阴谋家姚广孝就是研究这个的，不过徐珵和姚广孝有所不同，姚先生研究的主要是前面三项（天文地理兵法），徐珵却偏偏挑了第四项（算命）。
算命这玩意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体准不准我们不好说，但只要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旧存在，它就会不断延续下去。
徐珵就是一个有志于研究算命的人，他经常主动给人家算，虽说他不收钱，只是凭兴趣义务劳动，不过他经常算不准，所以人们也不大信他。
似乎上天想要挽救他的算命名声，在不久之后，这位失败的算命业余爱好者却对当时的一件重要事件做出了准确地判断。
这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败。
在明英宗亲征前，他夜观天象，大惊失色，跑回家对老婆说：“我观天象，此战必败，到时瓦剌军队攻来就来不及了。你赶紧回老家躲躲吧。”
可是徐先生的算命水平连他的老婆都不相信，对他的这一忠告，人们只是笑笑而已。
所以当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来后，徐珵除了对自己的将来命运的担忧之外，还有几分高兴。
“都不信我，现在信了吧！”
这件事情最终也挽救了他的算命威望，所以此刻他才能够如此有底气地说出那一番话。
让我们看看现在的大明王朝的五个关键词：
军队惨败，皇帝被俘，京城空虚，人心惶惶，投降（逃跑）派。
真是一片亡国之象。
这一幕似乎似曾相识，不错，在三百二十三年前，曾发生过极其相似的情况。
北宋靖康元年（1126）十月，盘踞北方的金兵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失守。十一月中旬，金军渡过黄河。宋钦宗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而大臣们全无战意，纷纷主张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月初二，宋钦宗正式向金投降。
靖康二年（1127）四月一日，金将完颜宗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后妃、宫女四百余人及其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朝，北宋灭亡。
如果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隔三百多年的两个朝代，境况竟然如此的相似，都是兵败不久，都是京城空虚，都是人心惶惶，都是投降逃跑言论甚嚣尘上。而且此时的大明境况更为不利，因为他们的皇帝已经落在了敌人的手上，投鼠忌器，欲打不能。
但大明最终没有沦落到和北宋一样的下场，因为和当年的北宋相比，此时的大明多了一个人，多了一声怒吼：
“建议南迁之人，该杀！”
发言者，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帝国送走了它的缔造者——朱元璋，这对于帝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也就在同一年，浙江钱塘县（现属杭州市）的一个普通家庭诞生了一个帝国未来的拯救者。这自然就是我们的主角于谦。
当然，当时的于谦并不是什么拯救者，对于还是婴孩的他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就是吃奶。
由于家庭环境不错，于谦有着自己的书斋，他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与当时的所有读书人一样，于谦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自己的求学生涯的。
说老实话，像四书五经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培养出书呆子的，但于谦似乎是个例外，他十分上进，读书用功刻苦，却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除了学习考试内容，他还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如兵法等），历史告诉我们，喜欢看课外书的孩子将来一般都是有出息的。
就如同现在的追星族一样，于谦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把这位偶像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斋里（此举比较眼熟），日夜膜拜。
有一次，教他读书的先生发现他经常看那幅画像，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于谦闻言，立刻正色回答：“将来我要做像他那样的人！”
画像上的人物就是文天祥。
除此之外，于谦还在书斋中写下了两句话作为对文天祥的赞词。
〖殉国忘身，舍生取义
宁正而毙，不苟而全〗
在我看来，这正是少年于谦对自己未来一生的行为举止的承诺。
三十余年后，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二十三岁，此时的他已经乡试中举，即将赴京赶考。
他将从此告别自己的家，告别江南水乡的故土，前往风云聚汇、气象万千的北京。
前路艰险，但于谦却毫无怯意，他明白，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在等待着自己，实现平生抱负的时候到了。
于谦收拾好行李，告别家人，遥望前路漫漫，口吟一诗，踏上征途。
〖拔剑舞中庭，
浩歌振林峦！
丈夫意如此，
不学腐儒酸！〗
于谦，天下是广阔的，就此开始你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清风】
在京城的这次会试中，于谦顺利考中进士，并最终被任命为御史。在之后的宣德元年的朱高煦叛乱中，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严厉的词句，深厚的骂功狠狠地教训了这位极其失败的藩王，并给明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于谦走上了青云之路。
宣德五年（1430），明宣宗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并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这一年，于谦只有三十二岁。
年仅三十二岁，却已经位居正三品，副部级，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谦也成为了他同年们羡慕的对象。
这当然与朝中有人赏识他是分不开的，而着力栽培，重用他的正是“三杨”。
像杨士奇、杨荣这种久经宦海的人自然是识货的，于谦这样的人才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人对于谦升迁得如此之快表示不满，而杨士奇却笑着说：“此人是难遇之奇才，将来必成栋梁！我是为国家升迁他而已。”
奇才不奇才，栋梁不栋梁，也不是杨士奇说了算的，只有干出成绩，大家才会承认你。
于谦就此离开了京城，开始了他地方官的生涯，不过他估计也没有料到，这一去就是十九年。
在这十九年中，于谦巡抚山西、河南一带，他没有辜负杨士奇的信任，工作兢兢业业，在任期间，威望很高，老百姓也十分尊重他，更为难得的是，他除了有能力外，还十分清廉。
正统年间，王振已经掌权，他这个人是属于雁过拔毛型的，地方官进京报告情况，多多少少都会带点东西，即使是些日常用品，王振也来者不拒，让人哭笑不得。可是于谦却大不相同，他是巡抚，权力很大，却能够做到不贪一针一线。不但自己不贪，也不让别人贪。
一个贪，一个不贪，矛盾就此产生了。
于是正统六年（1441），一直看于谦不顺眼的王振找了个借口，把这位巡抚关了起来，结果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王振完全没有估计到于谦的人望如此之高，如果要杀掉这个人，后果可能会极其严重。于是王振退让了，他放出了于谦。
这件事情也让王振了解到，于谦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后来于谦官复原职，王振连个屁都不敢放，可见王振此人实在是欺软怕硬，纯种小人。
在牢里仍然大骂王振的于谦出狱后仍然坚持了他的原则，清廉如故。
曾经有人劝于谦多少送点东西做人情，对于这样的劝解，于谦做了一首诗来回答。
估计他本人也想不到，这个无意间的回答竟然变成了千古名句，为人们所传颂。
〖绢帕蘑菇及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成语两袖清风即来源于此，于谦先生版权所有，特此注明。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入京城，任兵部侍郎，他的顶头上司正是邝埜。
邝埜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在其任间，他与于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人合作无间，感情深厚。
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估计于谦会熬到邝埜退休，并接替他的位置，当一个正二品的大官，死后混一个太子太师（从一品）的荣誉称号，明史上留下两笔：于谦，钱塘人，何年何月何日生，任何官，何年何月何日死。
应该也就是这样吧。
对于于谦和邝埜自己而言，这样的生活似乎也不错，可是历史不能假设，邝埜不会退休，于谦也不会这么平淡活下去，惊天动地的正统十四年终究还是来到了。
之后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贸易纠纷、边界吃了败仗、太监的梦想、愚蠢的决策、苦苦的劝阻、一意孤行、胡乱行军，最后一起完蛋了事。
于谦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但他无能为力，他也曾陷入极端的痛苦，邝埜是一个好上司，好领导，他给了自己很多帮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牺牲在远征途中的命运可能本来应该属于自己。
不要再悲痛下去，是应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英雄】
在国家出现危难之时，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为国效力，这样的人，我们称为英雄。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当英雄的渴望，就连王振也不例外，他出征也是希望得到这个称号。
但英雄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如果那么容易，岂不人人都是英雄？！
一般看来，英雄是这样的几种人：
所谓英雄者，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
所谓英雄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所谓英雄者，坚强刚毅，屡败屡战。
如此之人，方可称为英雄！
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英雄绝不限于此。
所谓英雄，其实是一群心怀畏惧的人。
要成为英雄，必须先学会畏惧。
何解？待我解来：
我们都曾经历天真无邪的童年，踌躇满志的少年，也时常梦想着将来一展抱负，开创事业，天下之大，任我往来！
但当你真正融入这个世界，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你会遇到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挫折，事情从来不会如同你所想的那样去进行。
于是人们开始退缩，开始畏惧。
他们开始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于是有人沉沦，有人消极。
然而英雄就是在此时出现的。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着天生的英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会刚毅果断，坚强勇敢，在母亲怀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的人。
如果你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那当然值得祝贺。
但可惜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而这些挫折会带给你许多并不快乐的体验，踌躇、痛苦、绝望，纷至沓来，让你不得安宁。
被人打才会知痛！被人骂才会知辱！
当你遭受这些痛和辱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要实现你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会开始畏惧，畏惧所有阻挡在你眼前的障碍。
如果你遇到这些困难，感到畏惧和痛苦，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应该同时意识到，决定你命运的时候到了。
因为畏惧并不是消极的，事实上，它是一个人真正强大的开始，也是成为英雄的起点。
不懂得畏惧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也无法战胜困难。
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能唤起自己的力量。
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有勇气去战胜畏惧。
懂得畏惧的可怕，还能超越它，征服它，最终成为它的主人的人，就是英雄。
所以英雄这个称号，并不单单属于那些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事实上，所有懂得畏惧并最后战胜畏惧的人都是英雄。
因为即使你一生碌碌无为，平淡度日，但当你年老回望往事时，仍然可以为之骄傲和自豪。
在那个困难的时刻，我曾作出了勇敢的选择，我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这就是我所认为真正的英雄——畏惧并战胜畏惧的人。
关键只在于那畏惧的一刻，你是选择战胜他，还是躲避他。
人生的分界线就在这里，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英雄！退回这一步就是懦夫！
于谦不是天生的英雄。
至少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的那个早晨之前，他还不能算是个真正的英雄。
虽然他为官清廉，虽然他官居三品，手握大权，但这些都不足证明他是一个英雄。
他还需要去显示他的畏惧和战胜畏惧的力量。
于谦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从他怒斥朱高煦到不买王振的帐，他一直都很强硬，似乎天下没有他怕的东西。
但这次不同，作为代理兵部事务的侍郎，他要面对的是瓦剌的大军和城内低迷的士气。自己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如今国家的重担已经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必须谨慎处理，一旦出现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于谦十分清楚，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所以不能逃。
那么战呢，说说豪言壮语自然容易，但瓦剌攻来的时候，用语言是不可能退敌的。万一要是指挥失误，大明王朝有可能毁于一旦。
是战是逃，这是个问题。
面对如此重担，如此巨责，谁能不犹豫万分，谁能不心生畏惧！
于谦也是人，也会畏惧，但他之所以能够名留青史，永垂不朽，就因为他能战胜畏惧。
他并非天生就是硬汉。
从幼年的志向到青年的科举，再经过十余年的外放生涯，直到被召回京城，担任兵部侍郎，他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平步青云，也曾被人排挤，身陷牢狱，几乎性命不保。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练着他。
也正是在这一天天地磨练中，他逐渐变得坚毅，逐渐变得强大。
强大到足以战胜畏惧。
邝埜临走时期冀的目光还在他的眼前，到了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挽救危局。
可是身陷敌营成为人质的皇帝，也先精锐的士兵，城中惊慌失措的百姓，不堪一击士气低落的明军，还有类似徐珵这样只顾着自己的逃跑派煽风点火，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他：
这是一团乱麻，一盘死棋。
殉国忘身，舍生取义。
宁正而毙，不苟而全！
于谦最终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国家兴亡，我来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