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当年明月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在崇祯九年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
其实他的运气不错。我查了查，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
六部之中，吏部最大，而按照惯例，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就是资本，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都能熬到尚书。
然而没过两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三十年退休。
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
看不顺眼的人，很多，愿意辞官的，不多。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办挺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
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呆着，生活十分平静。
八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
出发之前，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
“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
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组织原则，十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了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
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
一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都不睁眼。据他自己说，是不忍心看，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不敢，这号人在和平时期，估计还能混混，这年头，就只能下岗。
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哪天就被张某某、高某某剁了，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
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
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作为军费。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用。
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六万两，也就打个水漂。
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
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筹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
就这样，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来到了陕西。
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物价，六万两白银，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曹文诏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
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咸鱼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得个两三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
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七月。
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四个月。
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想明白。
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
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单程。
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
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
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
对于孙传庭，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
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
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军。
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军。
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
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
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
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
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
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
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
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
人有的时候，不能太执着。
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
一千多年前，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
没错，这两个人，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
至于结局，地球人（看过《三国演义》〈演义上说的，别当真，看看就行〉的地球人）都知道，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
对于这个故事，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魏延自己也这么说）。
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
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
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
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
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
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
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
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
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
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
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
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
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
所以在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
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
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
但他终归没能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
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
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
以死相拼，死不后退，激战四天。
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
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终究到此为止。
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
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
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
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
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
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慢，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放他去！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混帐。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案情查明：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结合该案，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增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
在工作中，他反应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受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烦的。
在跟同事相处时，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震孟，相当地客气，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
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
崇祯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钱龙锡，进了内阁，过了几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震孟，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地高明。比如文震孟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是撤职。
文震孟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文震孟很感激。
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
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震孟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
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那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震孟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
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把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
崇祯登基以来，干过很多事，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就只干一件事——个人进步。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精明，坑了钱龙锡，坑了周延儒，坑了文震孟，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
为了个人进步，他除了精明外，有时还很傻——装傻。
有一次，崇祯把他找来，有件事情要问他的看法，温体仁当即回答：不知道。
崇祯随即追问，为何不知道。
温体仁回答：臣本愚笨（原话），只望皇上圣裁。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为了整倒钱龙锡，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
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
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
能人，兼职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
鉴定完毕。
在当时朝廷里，只要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
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瘟（温）。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兼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
俗语有云，占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占着茅坑，只拉屎。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
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呆了八年。八年里，除了看人种地（他是地主），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
这些诗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去自杀。
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
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黑道，还没有黑到头。
崇祯十年（1637），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一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
要知道，钱大人虽说在上面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容易摆平。
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从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
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
这个世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
要么是他太过得意，或者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被整死的钱谦益。
没整死，就往死里整。
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
他借到的刀，就是张汉儒。
之所以找到张汉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
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张师爷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
所谓小人物，在写状子这点上，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二十四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五十八条。
这五十八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只要你能想到的罪状，他都写了。
但钱谦益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得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
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
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拟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个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
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他很冤枉，情节很曲折。
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
因为温体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八年前，兵强马壮的钱谦益，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
他很清楚，说话人再多都没用，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拉帮结派，帮忙的人越多，就越坏事。都八年了，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毫无长进。
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谦益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
温体仁已做好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
对此，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
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没看，很明显，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
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找什么人似乎都没用了。
等着他的，只有喀嚓一刀。
有句俗语：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
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
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
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
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
曹化淳，是知名人士，我依稀记得，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
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
在当时，能跟温体仁较劲的，也就只有他了。
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
但钱谦益认定，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
凭什么呢？
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
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
我讲过，很久以前，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
这似乎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
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
成功了。
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
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
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
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
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事情就结了。
可是偏就没有结。
因为温体仁又来了。
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
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
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呆着，这意思是在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
其实对温体仁而言，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
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
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
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关系很铁。
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刻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
商量半天，办法有了。
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
接下来，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
据说东厂的刑罚，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
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
曹化淳拿到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
“体仁有党！”
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
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
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
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
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然而这一次，在这封奏疏上，他只写了三个字。
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
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
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据说他当时就晕了过去。
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
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
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
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您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1637）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
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
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
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
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呆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
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
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小时候，我读《水浒传》的时候，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
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宋江：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
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
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
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才好一起干。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
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
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
李自成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群送行的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等。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面，且玩命地打，比如曹变蛟，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未卸甲），连续击败李自成，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
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划定，陕西归孙传庭管，四川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
孙传庭自然不干，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
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
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呆住，只能往外跑了。
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
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
在明代，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就没人了，所以压根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就行。
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
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
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作过检查，还出这么大的事，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
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
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用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
孙传庭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
四仗之后，李自成只剩一千人。
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了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
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呆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
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
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
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
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没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
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
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
清军到这里后，开始爬山，确实很多山，很难爬，足足爬了三天。
但终究是爬过来了。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
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入侵，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入侵，而且连入侵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
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国内问题先。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
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
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
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了。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
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朋友遍天下，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
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都是世界领先。
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
然后，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
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明朝官员的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
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
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
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
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没下雨。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
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
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
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
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
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结果毫无悬念，武器的批判没能代替批判的武器，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
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落款：
〖大明孤臣黄道周〗
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
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敌人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
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
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有一点。
相应的结果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
这次入关的，可谓豪华阵容，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三天，就打到密云，京城再度戒严。
要对付猛人，只能靠猛人，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拉兄弟一把，总之，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
但问题在于，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大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他也不服管。
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
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
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猛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
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
崇祯十一年（1638），卢象升到京城赴任。
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到，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你想干嘛？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正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
换了身衣服，见到了崇祯，崇祯问，现在而今，怎么办？
卢象升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只说了一句话：主战！
站在他身边的这两人，分别是杨嗣昌、高起潜。
这个举动的意思是，知道你们玩猫腻，就这么着！
据说当时杨嗣昌的脸都气白了。
崇祯倒很机灵，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和谈的事，那都是谣传，是路边社，压根没事。
卢象升说，那好，我即刻上阵。
第二天，卢象升赴前线就任，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崇祯送来的战马、武器。
其实崇祯送来这些东西，只是看他远道而来，意思意思。
然而卢象升感动了，他说，以死报国！
就如同九年前，没有命令，无人知晓，他依然率军保卫京城。
他始终是个单纯的人！
几天后，卢象升得知，清军已经逼近通州，威胁京城。
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三万多人，大致是清军的一半，而且此次出战的，都是清军主力，要真死磕，估计是要休息的，所以大多数识时务的明军将领都很消停，能不动就不动。
然而卢象升不识时务，他分析形势后，决心出战。
卢象升虽然单纯，但不蠢，他明白，要打，白天是干不动的，只能晚上摸黑去，夜袭。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士兵出发前，他下达了一条名垂青史的军令：
〖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
趁着夜色，卢象升向着清军营帐，发起了进攻。
进攻非常顺利，清军果然没有提防，损失惨重，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时，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后军没有了。
按照约定，前军进攻之后，后军应尽快跟上，然而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后军，虽然现在还能打，但毕竟是趁人不备，打了一闷棍，等人家醒过来，就不好办了，无奈之下，只能率前军撤退。
卢象升决定夜袭时，高起潜就在现场。
作为监军太监，高起潜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他只是说，路途遥远，很难成功，卢象升坚持，他也就不说了。
但这人不但人阴（太监），人品也阴，暗地里调走了卢象升的部队，搞得卢总督白忙活半天。
差点把命搭上的卢象升气急败坏，知道是高起潜搞事，极为愤怒，立马去找了杨嗣昌。
这个举动充分说明，卢总督虽然单纯，脑袋还很好使，他知道高起潜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且文化低，没法讲道理，要讲理，只能找杨嗣昌。
在杨嗣昌看来，卢象升是个死脑筋，没开窍，所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卢象升上了堂思想教育课，告诉他，议和是权宜之计，是伟大的，是光荣的。
卢象升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嗣昌闭上了嘴。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单纯的卢象升，有时似乎也不单纯。
“我手领尚方宝剑，身负重任，如果议和，当年袁崇焕的命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
袁崇焕这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讲政治，相比而言，卢象升很有进步。
九年前，他在北京城下，亲眼看到了袁崇焕的下场。那一幕，在他的心里，种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清楚，如果议和，再被朝里那帮言官扯几句，汉奸叛徒的罪名，绝对是没个跑。
与其死在刑场，不如死在战场，他下定了决心。
杨嗣昌也急了，当即大喝一声：
你要这么说，就用尚方宝剑杀我！
卢象升毫不示弱：
要杀也是杀我，关你何事？如今，只求拼死报国！
杨嗣昌沉默了，他明白，这是卢象升的最后选择。
卢象升想报国，但比较恶搞的是，崇祯不让。
事实上，卢象升对形势的分析是很准确的，因为夜袭失败，朝廷里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正准备弹劾他，汉奸、内奸之类的说法也开始流传，如果他同意和谈，估计早就被拉出去一刀了。
更麻烦的是，崇祯也生气了，因为卢象升上任以来，清军依然嚣张，多处城池被攻陷，打算换个人用用。
此时，一位名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说，我去。
刘宇亮，时任内阁首辅，朝廷重臣，国难如此，实在看不下去，极为激动，所以站了出来。
崇祯非常高兴，大大地夸奖了刘大人几句。
等皇帝大人高兴完了，刘大人终于说出了话的下半句：我去，阅兵。
崇祯感觉很抑郁，好不容易站出来，搞得这么激动，竟然是涮我玩的？
其实这也不怪刘首辅，毕竟他从没打过仗，偶尔激动，以身报国，激动完了，回家睡觉，误会而已。
但崇祯生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他决定让刘首辅激动到底，一定要他去督师。
关键时刻，杨嗣昌出面了。
杨嗣昌之所以出头，并非是他跟刘首辅有什么交情，实在是刘首辅太差，太没水平，让这号人去带兵，他自己死了倒没啥，可惜了兵。
所以他向皇帝建议，刘首辅就让他回去吧。目前在京城里，能当督师的，只有一个人。
崇祯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不想用。
杨嗣昌坚持，这是唯一人选。
崇祯最终同意了。
三天后，卢象升再次上任。
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顶点，接连攻克城池，形势非常危急。
然而卢象升没有行动，他依然按兵未动。
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五千人，杨嗣昌讲道理，高起潜却不讲，阴人阴到底，调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这些人。
打，只能是死路一条，卢象升很犹豫。
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高阳失陷了。
高阳，位处直隶（今河北），是个小县城，没兵，也没钱，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
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
他培养出了袁崇焕，构建了关宁防线，阻挡了清军几十年，熬得努尔哈赤（包括皇太极）都挂了，也没能啃动。无论怎么看，都够意思了。
心血、才华、战略、人才，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
清军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七十六岁，城内并没有守军，也没有将领，更没有粮草，弹丸之地，不堪一击。
很明显，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派出使者，耐心劝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清军到来的当天，他就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上了城墙，开始坚守。
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准备迎敌。
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想起后来的卢象升，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正如电影集结号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男主角叹息一声的那句台词：
〖老八区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他妈死心眼。〗
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但确实是死心眼。
这种死心眼，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
失望的清军发动了进攻，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
对于这位俘虏，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希望他能投降，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被拒绝之后，他们毫无意外，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
按照寻常的规矩，应该是推出去杀掉，成全对方的忠义，比如文天祥等等，都是这么办的。
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
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然后，自尽而死。
这就是气节。
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举国悲痛。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二十日，听说此事的卢象升，终于下定了决心。
此前，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起潜部向他靠拢，合兵与清军作战，但高起潜毫不理会。而从杨嗣昌那里，他得知，自己将无法再得到任何支援。他的粮草已极度缺乏，兵力仅有五千，几近弹尽粮绝。
而清军的主力，就在他的驻地前方，兵力是他的十倍，锋芒正锐。
弄清眼前形势的卢象升，走出了大营。
和孙承宗一样，他向着北方，行叩拜礼。
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作战多年，身经几十战，无一败绩，今日弹尽粮绝，敌众我寡，而我决心已定，明日出战，愿战者随，愿走者留，但求以死报国，不求生还！〗
十二月二十一日，卢象升率五千人，向前进发，所部皆从，无一人留守。
出发的时候，卢象升身穿孝服，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前进至巨鹿时，遭遇清军主力部队，作战开始。
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三万以上，包围了卢象升部。
面对强敌，卢象升毫无畏惧。他列阵迎敌，与清军展开死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战况极为惨烈，卢象升率部反复冲击，左冲右突，清军损失极大。
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卢象升明白，败局已定了。
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所剩无几。
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为了他最后的选择。
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非常顽强，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
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
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卢象升虽然位高权重，却很年轻，死时，才刚满四十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的一名亲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伏在了他的身上，身中二十四箭而死。
他所部数千人，除极少数外，全部战死。
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气节。
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象升是个很特殊的人，他虽率军于乱世，却不扰民、不贪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
中庸有云：
〖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钦佩这样的人。
什么问题？
之前喜欢看，是因为你写的历史很幽默，很乐观，但最近发现你越来越不对劲，怎么会越来越惨呢？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应该改变一下，这么写，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了，接班的多尔衮也没蹦几天，就被孝庄干掉了，然后孤儿寡母在辽东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李自成进入山林后，没过几天，由于水土不服，也都过去了。
然后，伟大的大明朝终于千秋万代，崇祯和他的子孙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是的，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从来就不幽默，也不乐观，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结局。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
它不是观点，也不是议题，它是事实，既成事实，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
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比较实诚的人，所以在结局即将到来之前，我想，我应该跟您交个底，客观地讲，无论什么朝代的史书，包括明朝在内，都不会让你觉得轻松愉快，一直以来，幽默的并不是历史，只是我而已。
虽然结局未必愉快，历史的讲述终将继续，正如历史本身那样，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将延续特长，接着幽默下去，不保证你不难受，至少高兴点。
首先是将领，卢象升战死，孙传庭、洪承畴全都到了辽东，准备防守清军，我说过，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没办法，不拆房子就塌了。
其次是兵力，能打仗的兵，无论是洪兵，还是秦兵，都调到辽东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东墙补上了，西墙塌了。
说起忽悠这个词，近几年极为流行，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说起这个词，突然想起若有一天，此词冲出东北，走向世界，用英文该怎么解释，随即有人发言，应该是cheat（欺骗）。
我想了一下，觉得似乎对，但不应该这么简单，毕竟如此传神的词，应该有一个传神的翻译，苦思冥想之后，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here and there。
回想过去十几年，自打学习英语以来，我曾翻译过不下两篇英语文章，虽然字数较少（三百字左右），但回望短暂的翻译生活，我认为这个词是最为恰当的。
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 and 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县令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呆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的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中，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书，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入侵，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了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入侵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县令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份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士为知己者死
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
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
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头领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缴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崇祯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律，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
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
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
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
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x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
所以每次他进攻的时候，都要不远万里，跑路、爬山、爬长城，实在太过辛苦，久而久之，搏命精神终于爆发，决定去打锦州。
但实践证明，孙承宗确实举世无双，他设计的这条防线，历经近二十年，他本人都死了，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折腾皇太极。
皇太极同志派兵打了几次，毫无结果，最后终于怒了，决定全军上阵。
同年四月，他发动所部兵力，包括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甚至连尚可喜、孔有德的汉奸部队，都调了出来，同时，还专门造了上百门大炮，对锦州发动了总攻。
守锦州的，是祖大寿。
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三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
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地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七八月没问题。
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七八月，连七八天都没想让他等，他当即开会，商量对策。
开会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要不要去，二、派谁去。
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一定要去。
就军事实力而言，清军的战斗力，要强于明军，辽东能撑二十多年，全靠关宁防线，如果丢了，就没戏了。
第二个问题，也没什么疑问，卢象升死了，杨嗣昌快死了。
只有洪承畴。
问题解决了，办事。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洪承畴出兵了。
得知他出兵后，皇太极就懵了。
打了这么多年，按说皇太极同志是不会懵的，但这次实在例外，因为他虽然料定对方会来，却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多。
洪承畴的部队，总计人数，大致在十三万左右。属下将领，包括吴三桂、白广恩等，参与作战部队除本部洪兵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基本都调来了。
本来是想玩玩，对方却来玩命，实在太敞亮了。
考虑到对方的战斗能力和兵力，皇太极随即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很晕。
因为洪承畴来后，看上去没有打仗的打算，安营、扎寨，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再吃饭，再睡觉，再不就是朝城里（锦州）喊喊话，兄弟挺住等等。
晕过之后，他才想明白，这是战术。
洪承畴的打算很简单，他判定，如果真刀真枪拼命，要打败清军，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守在这里，慢慢地耗，把对方耗走了，完事大吉。
这是个老谋深算的计划，也是最好的计划。对这一招，皇太极也没办法，要走吧，人都拉来了，路费都没着落，就这么回去，太丢人。
但要留在这里，对方又不跟你开仗，只能耗着。
耗着就耗着吧，总好过回家困觉。
局势就此陷入僵持，清军在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隔几十里地，就不打。
当然，清军也没完全闲着，硬攻不行，就开始挖地道，据说里三层、外三层，赛过搞网络的，密密麻麻。
但事实告诉我们，祖大寿，那真是非一般的顽强，而且他还打了埋伏，之前跟朝廷说，他可以守八个月，实际满打满算，他守了两年。
就这样，从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到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双方对峙一年。
六月底，开战了。
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出兵，向松山攻击挺进。
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的意料，清军总指挥多尔衮（皇太极回家）没有提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
消息传来，皇太极晕了，一年都没动静，忽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
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松山。
但是，有个问题。
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
一般说来，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拿张手纸塞着，也还凑合。
但皇太极的这个鼻血，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没个停，连续流了好几天，都没办法。
但军情紧急，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病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了个碗，就放在鼻子下面，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到松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
反正我是到今天都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
会战地点，松山，双方亮出底牌。
清军，总兵力（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共计十二万，洪承畴，总兵力共计十三万，双方大致相等。
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
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
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自己去想。
换句话说，要摊开了打，洪承畴必败无疑。
但洪承畴，就是洪承畴。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突然发动攻击，率明军抢占制高点乳锋山，夺得先机。
他十分得意，此时他的军中的一个武官对他说了一件事：
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
然而洪承畴似乎兴奋过度，把那个人训了一顿，说：
我干这行十几年，还需要你提醒？
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这句话，就是他失败的最终原因。
因为就战略而言，固守是最好的方法，进攻是最差的选择，而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洪承畴，在进攻之前，只带了三天的粮食。
无论如何，只带三天的粮食，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结论是，一贯英明的洪承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战败。
我原本认为，这个结论很对，洪承畴很蠢，起码这次很蠢。
后来我想了想，才发现，洪承畴不蠢，起码这次不蠢。在他看似荒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精明的打算。
其实洪承畴并不想进攻，他很清楚，进攻极为危险，但他没有办法。
因为有个人一直在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而这位陈尚书的外号，叫小杨嗣昌。
杨嗣昌同志的特点，是风风火火，玩命了干，能得这个外号，可见陈大人也不白给。
自打洪承畴打持久战，他就不断催促出战，要洪督师赶紧解决问题，是打是不打，多少给个交代。
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陈尚书唠叨，像他这样的老油条，是不会怕唐僧的。
他之所以决定出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
我查过资料，明末时期的军饷，以十万人计，吃喝拉撒外加工资、奖金，至少在三十万两白银以上。
要在平时，这也是个大数，赶巧李自成、张献忠都在闹腾，要是洪承畴再耗个几年，崇祯同志的裤子，估计都要当出去。
所以不打不行。
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所以在出发前，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只带三天粮食。
要还没明白，我就解释一遍：
带上三天粮食出征，如果遇上好机会，就猛打一闷棍，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
如果没有机会，看情形不妙，立马就能跑，而且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的，对上面有了个交代，又不怕追究政治责任，真是比猴还精。
精过头，就是蠢。
如果换了别人，这个主意没准也就成了，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
皇太极不愧老牌军事家，刚到松山，还在擦鼻血，看了几眼，就发现了这个破绽。
八月二十日，就在洪承畴出发的第二天，他派遣将领突袭洪军后路，占领锦州笔架山粮道。
“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洪承畴彻底休息了。
当然，当然，在彻底休息前，洪承畴还有一个选择——突围。
毕竟他手里还有十几万人，要真玩命，还能试试。
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八大总兵，告诉他们事态紧急，必须通力合作，然后，他细致分配了工作，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会合，一切安排妥当，散会。
我忘了说，在这八个总兵里，有一个人，叫做王朴。
第二天，突围开始。
按照洪承畴的计划，突围应该是很有秩序的，包括谁进攻，谁佯攻，谁殿后，大家排好队，慢慢来。
可还没等洪承畴同志喊一二三，两个人就先跑了。
那两个先跑的人，一个是王朴。
如果没有重名，这位王朴兄，应该就是八年前，在黄河边上收钱，放走诸位头领的总兵同志。
照此看来，他还是有进步的，八年前，收钱让别人跑，现在撒腿就跑，也没想着找皇太极同志拿钱，实在难得。
而另一位带头逃跑的，史料记载有点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是吴三桂。
无论如何，反正是散了，彻底散了，全军溃败，无法收拾，十余万人土崩瓦解，被人杀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损失五万多人。
洪承畴还算是镇定，关键时刻，找到了曹变蛟、丘民仰，还聚了上万人，占据松山城，准备伺机撤退。
可是皇太极很不识相，非要解决洪承畴，开始围城，劝降。
洪承畴拒不投降，派使者向京城求救。
可他足足等了半年，也没有等来救兵，他很纳闷，为什么呢？
因为他糊涂了，就算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援兵是绝不会到的。
要知道，他老人家来，就是救援锦州的，能带的部队都带了，可现在他也被人围住，再去哪里找人救他？
其实洪承畴同志不知道，皇帝陛下也在等，不过他等的，不救兵，而是洪承畴的死亡通知书。
按史料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围之后不久，京城这边追悼会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家属慰问，发放抚恤，追认光荣，基本上程序都走了，就等着洪兄弟为国捐躯。
其实洪承畴原本也这么盘算来着，死顶，没法顶了，就捐躯。做梦都没想到，他连捐躯都没捐成。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二十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松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打开了城门，洪承畴被俘。
几个月后，无计可施的祖大寿终于投降，这次，他是真的投降了。
自崇祯十三年（1641）至崇祯十五年（1643），明朝和清朝在松山、锦州一带会战，以明军失利告终，史称“松锦大战”。
除宁远外，辽东全境陷落，从此，明朝在关外，已无可战。
消息传到北京，照例，崇祯很悲痛，虽然这几年他经常悲痛，但这次，他尤其激动，连续几天都泪流满面，因为他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洪承畴。
按目击者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抓之后，非常坚强，表示啥也别说了，给我一刀就行，后来英勇就义，眼睛都没眨，很勇敢，很义气。
所以崇祯很是感动，他亲自主持了洪承畴同志的追悼会，还给他修了坛（明朝最高规格葬礼），以表彰他英勇就义的精神。
洪承畴没有就义，他投降了。
当然，他刚被俘的时候，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没有投降，结果过了几天，由于平时没有注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时刻没能挺住，还是投降了。
至于他投降后的种种传奇，就不说了，可以直接跳过，说说他的结局。
清朝统一中原时，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委以重任，担任要职。
清朝统一中原后，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剥夺一切官职，光荣退休。
后来他死了，死后追封爵位，三等阿达哈哈番，这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是三等轻车都尉。
如果你不清楚清朝爵位制度，我可以解释，高级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每个爵位，又分一到三等，一等为最高。
男爵再往下一等，就是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是轻车都尉中的最低等。我查了一下，大致是个从三品级别。
我记得洪承畴活着给明朝打工时，就是从一品太子太保，死了变从三品，有性格。
后来又过了几十年，乾隆发话，要编本书，叫做贰臣传。
所谓贰臣，通俗点说，就是叛徒，洪承畴同志以其光辉业绩，入选叛徒甲等。
在此之前，似乎就是乾隆同志，还曾发话，说抗清而死的黄道周，堪称圣人，说史可法是英雄，要给他立碑塑像。
我又想起了陈佩斯那个经典小品里的台词：
叛徒，神气什么！
好像还是这个小品，另一句话是：
你说我当时要是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絮絮叨叨说这几句，只是想说：
一、历史证明，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瞧不起。
二、黄道周挺过来了，我敬佩，卢象升挺过来了，我景仰，洪承畴没挺过来，我鄙视，但理解。
咬牙挺过来，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不接受，但我理解。
但他还是要撑下去，直到撑死，因为最能折腾他的那位仁兄还没出场。
据说打崇祯十二年起，崇祯同志经常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上，写了一个字——有。
这是个很奇怪的梦，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他把这个梦告诉文武大臣，让他们帮忙解释。
大家听说，都说很好，说很吉利，我想了想，有道理，因为有，总比没有好。
然而有一个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叫王承恩，是崇祯的贴身太监。
散朝后，他找到了崇祯，对他说出了这个梦境的真实意义，可怕的寓意——大明将亡。
按照王承恩的解释，这个有，实际上是两个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捺，下面，是明字少半边。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明，要少一半。
崇祯不信，不敢信，大明江山，自打朱重八起，二百多年，难道要毁在自己手上？
个人认为，崇祯同志过于忧虑了，因为毁不毁，这事不由他。
但这个梦实在比较准，我查了一下，他做梦的时间，大致就是那个毁他江山的人，出现的时间。
崇祯十二年（1639），一个人从深山中走出。
他的随从很少，很单薄，且很不起眼，无论是张献忠，还是皇太极，他都望尘莫及。但命中注定，他才是最终改变一切的人，五年之后。
这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李自成。
李自成在山里蹲了一年多，干过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出来之后，进步很快。
一年多时间，他又有了几千人，占了几个县城。
但就全国而言，他实在排不上，有时经济困难，还得找张献忠拉兄弟一把。
鉴于生计困难，崇祯十三年（1640）初，他率军进入河南，新年新气象，他准备到那里碰碰运气。
通常来讲，这个想法没啥搞头，因为之前他经常全国到处出差，河南也是出差地之一，跑来跑去，没什么意外惊喜。
但这次不一样。
崇祯十三年（1640），河南大旱。
这场大旱，史料上说，是两百多年未遇之大旱，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话：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
不征税，就没钱打张献忠，没钱防皇太极，必须征。
这么个环境，让人不造反，真的很难。
至于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劳苦大众，固然劳苦，也是大众，劳苦久了，大众就要闹事，就要不交税，不纳粮，于是接下来，就是那句著名的口号：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气数。
没错，就是气数。
其实气数这玩意，说穿了，就是个使用年限，好比饼干，只能保质三天，你偏三年后吃，就只能拉肚子。
又好比房子，只能住三十年，你偏要住四十年，就只能住危房，没准哪天上厕所的时候，被埋进去。
什么东西，都有使用年限，比如大米，比如王朝，比如帝国。
不同的是，大米的年限看得见，王朝的年限看不见。
看不见，却依然存在。
对于气数，崇祯是不信的，开始不信。
等到崇祯十四年，怕什么来什么，后院起火，前院也起火，卢象升死了，辽东败了，中原乱了，信了。
在一次检讨会上，他紧绷了十四年的神经，终于崩溃了。
他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我登基十四年，饱经忧患，国家事情多，灾荒多，没有粮食，竟然人吃人，流寇四起，这都是我失德所致啊，这都是我的错啊。
他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我同情他。
大臣们似乎也很同情，纷纷发言，说这不是您的错。
但不是皇帝的错，是谁的错呢？
气数。
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说出了这两字。
崇祯终于认了，他承认这是气数。但他终究是不甘心的：
“就算是气数，人力也可补救，这么多年了，补救何用？”
然后接着大哭。
崇祯大哭的时候，李自成正在前进，在属于他的气数上，大踏步地前进。
在河南，他毫不费力地招募了十几万人，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占领了河南全境，所向披靡，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以及我们的老熟人福王朱常洵。
鉴于崇祯同志的倒霉史，已经太长，鉴于他受的苦，实在太多，鉴于不想有人说我拿崇祯同志混事，还鉴于我比较乐观，不太喜欢落井下石，所以，我决定简单点，至少保证你不至于看得太过郁闷。
李自成同志依然在前进，一年后，他进入陕西，击败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猛人孙传庭，占领西安。明军就此再无还手之力。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西安，集结所有兵力，准备向京城出发，他将终结这已延续二百七十多年的帝国。
在出发前，他发出了一道檄文，文中有八个字：
〖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上台以前，憋足了劲要干掉那个死人妖，死人妖干掉了，又出来党争，后金入侵，看准了袁崇焕，要他出来上岗，一顿折腾，后金没能折腾回去，袁督师倒给折腾没了，本想着卧薪尝胆，忍几年，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再去收复大好河山，结果出了天灾，又出来若干人等造反。
调兵，干掉若干人等，若干人等被干掉，又出来了若干更狠的人（比如张献忠、李自成），再调兵，把若干更狠的人，又打下去，投降的投降，跑的跑，正准备一鼓作气……
清军打进来了。
好吧，那就去打清军，全部主力调到辽东，打个一年半载，好不容易把人熬走，后院又起火了，投降的不投降，跑进去的又跑出来。
很巧，又是灾荒，大荒，没法活，于是大家跟着一起造反。
这种编剧思路，很类似于早些年的经典电视剧《渴望》，按当时编剧思路，就是找个弱女子，什么坏事、孬事、恶心人到死的事，都让她碰上，整体流程大致是，一棍子打过来，挺住，再一棍子打过来，继续挺住，挺到最后，就好人一生平安了。
崇祯的故事就是这样，他挨棍子的数量，估计比渴望女主角要多得多，抗击打能力更强，但不同的是，他的故事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因为他的故事，是真实的，而真实的东西，往往都很残酷。
崇祯并非一个温和的人，他很急躁，很用力，用今天的话说，叫用力过猛，但那个烂摊子，不用力过猛，只能收摊。
崇祯很节俭，他的衣服、袜子，都打了补丁，请注意，打补丁的，并不一定很节俭，往往很浪费，比如后来清朝的道光同志，衣服破了，让人去打了个补丁，五十两白银，这哥们全然是败家的，还说特便宜。
而崇祯的补丁，是他找老婆打的，免费。
此外，崇祯还有个特点：走路慢，因为走得快，里面的破衣服就会飘出来——节俭是节俭，脸面还是要的。
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据史料记载，大致要干七八个时辰（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接着干。
简单地说，崇祯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工作范围，没有工作界限，什么都要管，每天上班，不是跟人吵架（言官），就是看人吵架（党争），穿得破烂，吃得也少，跟老婆困觉较少，只睡五六小时，时不时还有噩耗传来，什么北边打过来，西边打过去，祖坟被人烧了，部将被人杀了，东西被人抢了等等。
这工作，谁干？
最不幸的是，崇祯同志以上所有的不幸，都无法换来一个幸福的结局——他的努力，终究失败。
但比最不幸更不幸的是（简称最最不幸），崇祯知道这点。
知道结局（注：悲剧），也无法改变，却依然要继续，这就是人生的最大悲哀。
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同志应该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多次谈到命数，气数，经常对人哀叹：大明天下，奈何亡于朕手！
然而他依然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到长城心不死，撞了南墙不回头，往死了干，直到最后结局到来，依然没有放弃，直到兵临城下的那一天，依然没有放弃。
一个了不起的人。
结局到来的具体过程，就没必要细说了，我说过，我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很明显，至少对于崇祯而言，这段并不幽默。
我还说过，我是个不喜欢写废话的人，同样，对崇祯而言，这段是废话。
当然，对李自成同志而言，这段很幽默，也不是废话，他从陕西出发，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到了北京。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到达西直门（他从西边来），开始攻城。
崇祯同志有句名言，诸臣误我，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三月十七日，事实证明，这两句话很正确。
内阁大臣拿不出主意，连话都没几句，且不说了，守城的诸位亲信，什么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压根就没抵抗，全部打开城门投降。
当天，外城失陷，第二天，内城失陷。
崇祯住在紫禁城，就是今天的故宫，故宫有多大，去过的地球人都知道。
这里，就是他的最后归宿。
三月十八日的夜晚
在这个夜晚，发生了很多事，都是后事。
其实后事处理起来，也很简单，就几句话，后妃上吊，儿子跑掉（对于后患，大多数人都不留），料理完了，身边还有个女儿。
这个女儿，叫做长平公主，关于她的前世今生，金庸同志已经说过了，虽然相关内容（包括后来跟韦小宝同志的际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胡扯，但有一点是正确的，他确实砍断了女儿的手臂。
这个举动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实际情况，却比许多人想象中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这个女儿落入敌人的手中，遭受更大的侮辱。
不是残忍，而是慈爱。
我知道，许多人永远无法理解，那是因为，他们永远无需去理解。
处理完一切后，崇祯决定，去做最后一件事——自尽。
自尽，是一件比较有勇气的事，按照某位哲学家的说法，你敢死，还不敢活吗？没种。
但现实是残酷的，而今这个世界，要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大的勇气。
但崇祯的死，并非懦弱，而是一种态度，负责任的态度。
我说过，所谓王朝，跟公司单位差不多，单位出了事，领导要负责任，降级、扣工资、辞退，当然，也包括自尽。
崇祯决定自尽，他打算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如下观点：
一、绝不妥协。
二、绝不当俘虏。
三、尊严。
于是，在那天夜里，崇祯登上了煤山（今天叫做景山），陪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个叫做王承恩的太监。
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
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他走向了那颗树。
应该结束了。
按照惯例，每个人的讲述结束时，会有一句结束语，而当这个王朝结束的时候，也会有一句话，最后一句话。
是的，这句话我已经写过了，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而是几年以前，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朱元璋登基那一段的最后，有一句话，就是那句，几年前，我就写好了。
还记得吗？
所有的王朝，他的开始，正如他的结束，所以才有了这句结束语，没错，就是下面这句：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
从理论上说……结束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
从理论上说，文章结束了，但从实践上说，还没有。
废话。
其实历史和小说不一样，因为历史的答案，所有人都知道，崇祯同志终究是要死的，而且肯定是吊死，他不会撞墙，不会抹脖子，不会喝敌敌畏，总而言之，我不说，你们都知道。
所以结局应该是固定的，没有支线。
但是，我的结局，并不是这个。换句话说，我的文章，有两个结局，这只是第一个。
我读了十五年历史，尊重历史，所以这篇文章从头至尾，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大多数，都是有出处的。我不敢瞎编。
所以第二个结局，也是真实的，只不过比较奇特，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最后，我决定把这个比较奇特的结局写出来。
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出生，真是缘分，但外面的世界，跟徐宏祖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老家在江阴，山清水秀，不用搞政治，也不怕被人砍，比较清净。
当然，清净归清净，在那年头，要想出人头地，青史留名，只有一条路——考试（似乎今天也是）。
徐宏祖不想考试，不想出人头地，不想青史留名，他只想玩。
按史籍说，是从小就玩，且玩得比较狠，比较特别，不扔沙包，不滚铁环，只是四处瞎转悠，遇到山就爬，遇到河就下，人极小，胆子极大。
此外，他极其讨厌考试，长大后，让他去考科举，死都不去。该情节，放在现在，大致相当于抗拒高考。
这号人，当年跟今天的下场，估计是差不多，被拉回家打一半死不活，绝无幸免。
然而徐宏祖的父母没有打他，非但没有打他，还告诉他，你要想玩，就玩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
这种看似惊世骇俗的思想，似乎很不合理，但对徐家人而言，很合理。
对了，应该介绍一下徐宏祖同志的家世，虽然他的父母，并非什么大人物，也没名气，但他有一位祖先，还算是很有名的，当然，不是好名。
在徐宏祖出生前九十年，徐家的一位先辈进京赶考，路上遇到了一位同伴，叫做唐寅，又叫唐伯虎。
没错，他就是徐经。
后来的事情，之前讲过，据说是徐经作弊，结果拉上了唐伯虎，大家一起完蛋，进士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了，所以徐经同志痛定思痛，对坑害了无数人（主要是他）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教育子孙，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爱考不考，去他娘的。
对这段百年恩怨，徐宏祖是否了解，不清楚，但他会用，那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徐家虽说没有级别，还有点钱，所以他决定，索性不考了，出去旅游。
刚开始，他旅游的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比如紫金山、太湖、普陀山等等。后来愈发勇猛，又去了雁荡山、九华山、黄山、武夷山、庐山等等。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钱。
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旅行家是要花钱的，列一下，大致包括以下费用：交通费、住宿费、导游费、餐饮费、门票费，如果地方不地道，还有个挨宰费。
我说过，徐家是有钱的，但只是有点钱，没有很多钱，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按今天的标准，一年去旅游一次，也就够了，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一年休息一次。
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外，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但就这么个搞法，他家竟然还过得去。
原因很简单，比如交通费，他不坐火车、也不坐汽车（想坐也没），少数骑马，多靠步行（骑马爬山试试）。
住宿费，基本不需要，徐宏祖去的地方，当年大都没有人去，别说三星级，连孙二娘的黑店都没有，树林里、悬崖上，打个地铺，也就睡了。
餐饮费，也没有，我考察过，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也没什么餐馆，每次他出发的时候，都是带着干粮，而且他很扛饿，据说能扛七八天，至于喝水，山里面，那都是矿泉水。
门票费也是不用了，当年谁要能在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设个点收门票，那只能说明，他比徐宏祖还牛，该收。
挨宰费是没有的，但挨宰是可能的，且比较敞亮，从没有暗地加价坑钱，都是拿刀，明着来抢。要知道，没门票的地方，固然没有奸商，却很可能有强盗。
据本人考证，徐宏祖最大的花销，是导游费用。作为一个旅行家，徐宏祖很清楚，什么都能省，这笔钱是不能省的，否则走到半山腰，给你挖个坑，让你钻个洞，那就休息了。
就这样，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穿着俭朴的衣服，没有随从，没有护卫，带着干粮，独自前往名山大川，风餐露宿，不怕吃苦，不怕挨饿，一年只回一次家，只为攀登。
从俗世的角度，徐宏祖是个怪人，这人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按很多人的说法，是毁了。
我知道，很多人还会说，这种生活荒谬，是不符合常规的，是不正常的，是缺根弦的，是精神有问题的。
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吃饱了，撑的，人只活一辈子，如何生活，都是自己的事，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地没活好，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有多远，就去滚多远。
徐宏祖旅行的唯一阻力，是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去世较早，只剩他的母亲无人照料。圣人曾经教导我们：父母在，不远游。
所以在出发前，徐宏祖总是很犹豫，然而他的母亲找到他，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男儿志在四方，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
就这样，徐宏祖开始了他伟大的历程。
他二十岁离家，穿着布衣，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助，独自一人，游历天下二十余年，他去过的地方，包括湖广、四川、辽东、西北，简单地说，全国十三省，全部走遍。
他爬过的山，包括泰山、华山、衡山、嵩山、终南山、峨眉山，简单地说，你听过的，他都去过，你没听过的，他也去过。
此外，黄河、长江、洞庭湖、鄱阳湖，金沙江、汉江，几乎所有江河湖泊，全部游历。
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曾三次遭遇强盗，被劫去财物，身负刀伤，还由于走进大山，无法找到出路，数次断粮，几乎饿死。最悬的一次，是在西南。
当时，他前往云贵一带，结果走到半路，突然发现交通中断，住处被当地土著围，过了几天，外面又来了明军，又开始围，围了几天，就开始打，打了几天，就开始乱。徐宏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跑得快，总算顺利脱身。
在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开始记笔记，每天的经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鉴于他本人除姓名外，还有个号，叫做霞客，所以后来，他的这本笔记，就被称为《徐霞客游记》。
崇祯九年（1636），五十岁的徐宏祖决定，再次出游，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游，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
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一个和尚找到了他。
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静闻，家住南京，他十分虔诚，非常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还曾刺破手指，血写过一本法华经。
鸡足山在云南。
当时的云南鸡足山，算是蛮荒之地，啥也不通，要去，只能走着去。
很明显，静闻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估计到半路就歇了，必须找一个同伴。
徐宏祖的名气，在当时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要跟他一起走。
对徐宏祖而言，去哪里，倒是个无所谓的事，就答应了他，两个人一起出发了。
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先从南直隶出发，过湖广，到广西，进入四川，最后到达云贵。
不用到达云贵，因为到湖广，就出事了。
走到湖广湘江（今湖南），没法走了，两人坐船准备渡江。
渡到一半，遇上了强盗。
对徐宏祖而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但静闻大师，应该是第一次。此后的具体细节不太清楚，反正徐宏祖赶跑了强盗，但静闻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加上他的体质较弱，刚撑到广西，就圆寂了。
徐宏祖停了下来，办理静闻的后事。
由于路上遭遇强盗，此时，徐宏祖的路费已经不足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当地人劝他，放弃前进念头，回家。
徐宏祖跟静闻，是素不相识的，说到底，也就是个伴，各有各的想法，静闻没打算写游记，徐宏祖也没打算去礼佛，实在没有什么交情。而且我还查过，他此前去过鸡足山，这次旅行对他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他说，我要继续前进，去鸡足山。
当地人问：为什么要去。
徐宏祖答：我答应了他，要带他去鸡足山。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我带着他的骨灰去。答应他的事情，我要帮他做到。
徐宏祖出发了，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虽然这个逝去者，他并不熟悉。
旅程很艰苦，没有路费的徐宏祖背着静闻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他只能住在荒野，靠野菜干粮充饥，为了能够继续前行，他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承诺。
就这样，他按照原定路线，带着静闻，翻阅了广西十万大山，然后进入四川，越过峨眉山，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
渡过金沙江，渡过澜沧江，经过丽江、经过西双版纳，到达鸡足山。
迦叶寺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拿出了静闻的骨灰。
到了。
我们到了。
他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在这里，他兑现了承诺。
然后，他应该回家了。
但他没有。
从某个角度讲，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因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旅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他离开鸡足山，又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了昆仑山，又行进半年，进入藏区，游历几个月后，踏上归途。
回去没多久，就病了。
喜欢锻炼的人，身体应该比较好，天天锻炼的人（比如运动员），就不一定好，旅游也是如此。
估计是长年劳累，徐宏祖终究是病倒了，没能再次出行。崇祯十四年（1641），病重逝世，年五十四。
他所留下的笔记，据说总共有两百多万字，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剩余的部分，大约几十万字，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
在这本书里，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涉及地理、水利、地貌等情况，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
好的，总结应该出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的故事，他为了研究地理，四处游历，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其实讲述这人的故事，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他为何要这样做。
没有资助，没有承认（至少生前没有），没有利益，没有前途，放弃一切，用一生的时间，只是为了游历？
究竟为了什么？
我很疑惑，很不解，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
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爬？
他总不回答，于是记者总问，终于有一次，他答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
因为它（指珠峰），就在那里！
因为它就在那里。
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本不需要理由，之所以需要理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抽久了，就需要理由了。
正如徐霞客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
“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
“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
说完了。
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
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讲了什么？
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讲述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在终结的时候，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重复一遍，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讲完了。
所以后面的话，是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明白的人，就不用继续看了。
此前，我讲过很多东西，很多兴衰起落、很多王侯将相、很多无奈更替、很多风云变幻，但这件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
现在你不明白，将来你会明白，将来不明白，就再等将来，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也行。
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它超越上述的一切，至少在我看来。
但这件东西，我想了很久，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或是词句来表达，用最欠揍的话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然而我终究是不欠揍的，在遍阅群书，却无从开口之后，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且无甚价值的读物上，找到了这句适合的话。
这是一本台历，一本放在我面前，不知过了多久，却从未翻过，早已过期的台历。
我知道，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它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始终的坚持，它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终结。
它等待着，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在上面，有着最后的答案。
我翻开了它，在这本台历上，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最完美的结束语：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记得前段时间，去央视面对面访谈，主持人问我，书写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很多次，高兴、兴奋、沮丧，什么都有可能。
但当这刻来到的时候，我只感觉，没有感觉。
不是矫情。
怎么说呢，因为我始终觉得写这玩意，是个小得没法再小的事。然而很快有人告诉我，你的书在畅销排行榜蹲了几天，几月，几年，然后是几十万册、几百万册，直到某天，某位仁兄很是激动地对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本书发行量，可以排进前十五名。
有意思吗？说实话，有点意思。
雷打不动的，还有媒体，报纸、期刊、杂志、电视台，从时尚到社会，从休闲到时局，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国到外国，借用某位同志的话，连宠物杂志都上门找你。平均一天几个访问，问的问题，也大致雷同，翻来覆去，总也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都要背几遍，像我这么乏味的人，谁愿意跟我聊，那都是交差，我明白。
外型土得掉渣，也硬拽上若干电视讲坛，讲一些相当通俗，相当大众，相当是人就能听明白的所谓历史（类似故事会），当然，该问的还得问下去，该讲的可能还得讲下去。
这个没意思，没意思，也得接着混。
我始终觉得，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扔人堆里就找不着，放在通缉令上，估计都没人能记住，到现在还这么觉得，今天被人记住了，明天就会被人忘记，今天很多人知道，明天就不知道，所以所谓后记，所谓感想，所谓获奖感言之类的无聊的，乱扯的，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的，都休息吧。
那么接下来，说点有必要说的话。
首先，是感谢，非常之感谢。
记得马未都同志有次对我说，这世上很多人都有不喜欢你的理由。因为你成名太早，成名太盛，太过年轻，人家不喜欢你，那是有道理的，所以无论人家怎么讨厌你，怎么逗你，你都得理解，应该理解。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无所谓。
但让我感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应该还是喜欢我的，一直以来，我都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没有你们，我撑不到今天，谢谢你们，非常真诚地谢谢你们。
谢谢。
然后是心得，如果要问我，有个什么成功心得，处世原则，我觉得，只有一点，老实做人，勤奋写书，无它。
几年来，我每天都写，没有一天敢于疏忽，不惹事，不闹事，即使所谓盛名之下，我也从未懈怠，有人让我写文章推荐商品，推荐什么就送什么，还有的希望我做点广告，费用可以到六位数，顺手就挣。
我没有理会。因为我不是商人。
出版商亲自算给我听，由于我坚持把未出版部分免费发表，因此每年带来的版税损失，可以达到七位数，这还不包括盗版，以及各种未经许可的文本。
我依然坚持，因为我相信，这是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看与不看的自由，也有买和不买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强迫。
这是我的处世原则，我始终坚持，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么干很吃亏，但结果，相信你已经看到。
好的，还有历史，既然写了历史，还要说说对历史的看法。
就剩几句了，虚的就算了，来点实在的吧。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
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顺便说下，能超越历史的人，还是有的，我们管这种人，叫做圣人。
以上的话，能看懂的，就看懂了，没看懂的，就当是说疯话。
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看得历史比较多，所以我这个人比较有历史感，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粗点讲，就是悲观。
这并非开玩笑，我本人虽然经常幽默幽默，但对很多事情都很悲观，因为我经常看历史（就好比很多人看电视剧一样），不同的是，我看到的那些古文中，只有悲剧结局，无一例外。
每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对他本人而言，是几十年，而对我而言，只有几页，前一页他很牛，后一页就怂了。
王朝也是如此。
真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但我坚持幽默，是因为我明白，无论这个世界有多绝望，你自己都要充满希望。
人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很短暂，事实上，有时候，它很漫长，特别是对苦难中的人，漫长得想死。
但我坚持，无论有多绝望，无论有多悲哀，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对自己说，这个世界很好，很强大。
这句话，不是在满怀希望光明时说的，很绝望、很无助、很痛苦、很迷茫的时候，说这句话。
要坚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因为你还活着，活着，就要继续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你怎么了解那么多你不应该了解的东西，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六七十岁的人才有的感受。我说我不知道。跟我一起排话剧的田沁鑫导演说，我是上辈子看了太多书，憋屈死了，这辈子来写。
我没话说。
还会不会写？应该会，感觉还能写，还写得出来，毕竟还很年轻，离退休尚早，尚能饭。
继续写之前，先歇歇，累得慌。
是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
最后送一首食指的诗给大家，我所要跟大家讲的，大致就在其中了吧。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二十多岁写，写完还是二十多岁，有趣。
是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
无需害怕。
无需绝望。
要相信自己。
第十六章 孙传庭
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从未打过仗，过去三十多年里，他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人事干部。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在崇祯九年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
其实他的运气不错。我查了查，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
六部之中，吏部最大，而按照惯例，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就是资本，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都能熬到尚书。
然而没过两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三十年退休。
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
看不顺眼的人，很多，愿意辞官的，不多。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办挺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
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呆着，生活十分平静。
八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
出发之前，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
“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
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组织原则，十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了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
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
一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都不睁眼。据他自己说，是不忍心看，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不敢，这号人在和平时期，估计还能混混，这年头，就只能下岗。
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哪天就被张某某、高某某剁了，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
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
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作为军费。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用。
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六万两，也就打个水漂。
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
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筹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
就这样，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来到了陕西。
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物价，六万两白银，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曹文诏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
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咸鱼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得个两三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
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七月。
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四个月。
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想明白。
第十七章 子午谷
此时的高迎祥，已经来到陕西。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
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单程。
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
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
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
对于孙传庭，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
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
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军。
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军。
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
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
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
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
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
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
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
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
人有的时候，不能太执着。
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
一千多年前，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
没错，这两个人，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
至于结局，地球人（看过《三国演义》〈演义上说的，别当真，看看就行〉的地球人）都知道，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
对于这个故事，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魏延自己也这么说）。
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
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
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
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
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
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
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
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
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
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
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
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
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
所以在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
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
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
但他终归没能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
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
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
以死相拼，死不后退，激战四天。
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
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终究到此为止。
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
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
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最后的帅才
高迎祥被杀了，对崇祯而言，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
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
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
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慢，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放他去！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混帐。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案情查明：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结合该案，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增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
在工作中，他反应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受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烦的。
在跟同事相处时，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震孟，相当地客气，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
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
崇祯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钱龙锡，进了内阁，过了几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震孟，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地高明。比如文震孟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是撤职。
文震孟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文震孟很感激。
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
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震孟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
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那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震孟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
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把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
崇祯登基以来，干过很多事，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就只干一件事——个人进步。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精明，坑了钱龙锡，坑了周延儒，坑了文震孟，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
为了个人进步，他除了精明外，有时还很傻——装傻。
有一次，崇祯把他找来，有件事情要问他的看法，温体仁当即回答：不知道。
崇祯随即追问，为何不知道。
温体仁回答：臣本愚笨（原话），只望皇上圣裁。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为了整倒钱龙锡，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
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
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
能人，兼职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
鉴定完毕。
在当时朝廷里，只要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
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瘟（温）。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兼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
俗语有云，占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占着茅坑，只拉屎。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
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呆了八年。八年里，除了看人种地（他是地主），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
这些诗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去自杀。
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
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黑道，还没有黑到头。
崇祯十年（1637），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一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
要知道，钱大人虽说在上面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容易摆平。
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从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
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
这个世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
要么是他太过得意，或者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被整死的钱谦益。
没整死，就往死里整。
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
他借到的刀，就是张汉儒。
之所以找到张汉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
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张师爷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
所谓小人物，在写状子这点上，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二十四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五十八条。
这五十八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只要你能想到的罪状，他都写了。
但钱谦益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得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
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
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拟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个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
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他很冤枉，情节很曲折。
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
因为温体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八年前，兵强马壮的钱谦益，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
他很清楚，说话人再多都没用，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拉帮结派，帮忙的人越多，就越坏事。都八年了，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毫无长进。
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谦益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
温体仁已做好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
对此，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
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没看，很明显，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
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找什么人似乎都没用了。
等着他的，只有喀嚓一刀。
有句俗语：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
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
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
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
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
曹化淳，是知名人士，我依稀记得，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
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
在当时，能跟温体仁较劲的，也就只有他了。
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
但钱谦益认定，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
凭什么呢？
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
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
我讲过，很久以前，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
这似乎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
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
成功了。
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
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
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
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
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事情就结了。
可是偏就没有结。
因为温体仁又来了。
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
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
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呆着，这意思是在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
其实对温体仁而言，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
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
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
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关系很铁。
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刻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
商量半天，办法有了。
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
接下来，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
据说东厂的刑罚，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
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
曹化淳拿到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
“体仁有党！”
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
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
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
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
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然而这一次，在这封奏疏上，他只写了三个字。
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
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
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据说他当时就晕了过去。
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
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
第十八章 天才的计划
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他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
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您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1637）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
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
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
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
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呆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
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
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小时候，我读《水浒传》的时候，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
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宋江：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
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
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
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才好一起干。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
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
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
李自成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群送行的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等。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面，且玩命地打，比如曹变蛟，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未卸甲），连续击败李自成，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
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划定，陕西归孙传庭管，四川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
孙传庭自然不干，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
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
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呆住，只能往外跑了。
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
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
在明代，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就没人了，所以压根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就行。
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
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
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作过检查，还出这么大的事，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
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
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用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
孙传庭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
四仗之后，李自成只剩一千人。
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了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
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呆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
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
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
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
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没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其实问题很简单
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
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
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
清军到这里后，开始爬山，确实很多山，很难爬，足足爬了三天。
但终究是爬过来了。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
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入侵，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入侵，而且连入侵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
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国内问题先。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
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
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
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了。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
天朝上邦
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朋友遍天下，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
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都是世界领先。
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
然后，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
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明朝官员的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
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
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
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
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没下雨。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
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
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
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
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
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结果毫无悬念，武器的批判没能代替批判的武器，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
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落款：
〖大明孤臣黄道周〗
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
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敌人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
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
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有一点。
第十九章 卢象升的选择
明朝的道路就此确定，不妥协，不退让。相应的结果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
这次入关的，可谓豪华阵容，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三天，就打到密云，京城再度戒严。
要对付猛人，只能靠猛人，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拉兄弟一把，总之，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
但问题在于，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大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他也不服管。
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
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
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猛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
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
崇祯十一年（1638），卢象升到京城赴任。
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到，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你想干嘛？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正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
换了身衣服，见到了崇祯，崇祯问，现在而今，怎么办？
卢象升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只说了一句话：主战！
站在他身边的这两人，分别是杨嗣昌、高起潜。
这个举动的意思是，知道你们玩猫腻，就这么着！
据说当时杨嗣昌的脸都气白了。
崇祯倒很机灵，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和谈的事，那都是谣传，是路边社，压根没事。
卢象升说，那好，我即刻上阵。
第二天，卢象升赴前线就任，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崇祯送来的战马、武器。
其实崇祯送来这些东西，只是看他远道而来，意思意思。
然而卢象升感动了，他说，以死报国！
就如同九年前，没有命令，无人知晓，他依然率军保卫京城。
他始终是个单纯的人！
几天后，卢象升得知，清军已经逼近通州，威胁京城。
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三万多人，大致是清军的一半，而且此次出战的，都是清军主力，要真死磕，估计是要休息的，所以大多数识时务的明军将领都很消停，能不动就不动。
然而卢象升不识时务，他分析形势后，决心出战。
卢象升虽然单纯，但不蠢，他明白，要打，白天是干不动的，只能晚上摸黑去，夜袭。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士兵出发前，他下达了一条名垂青史的军令：
〖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
趁着夜色，卢象升向着清军营帐，发起了进攻。
进攻非常顺利，清军果然没有提防，损失惨重，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时，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后军没有了。
按照约定，前军进攻之后，后军应尽快跟上，然而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后军，虽然现在还能打，但毕竟是趁人不备，打了一闷棍，等人家醒过来，就不好办了，无奈之下，只能率前军撤退。
卢象升决定夜袭时，高起潜就在现场。
作为监军太监，高起潜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他只是说，路途遥远，很难成功，卢象升坚持，他也就不说了。
但这人不但人阴（太监），人品也阴，暗地里调走了卢象升的部队，搞得卢总督白忙活半天。
差点把命搭上的卢象升气急败坏，知道是高起潜搞事，极为愤怒，立马去找了杨嗣昌。
这个举动充分说明，卢总督虽然单纯，脑袋还很好使，他知道高起潜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且文化低，没法讲道理，要讲理，只能找杨嗣昌。
在杨嗣昌看来，卢象升是个死脑筋，没开窍，所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卢象升上了堂思想教育课，告诉他，议和是权宜之计，是伟大的，是光荣的。
卢象升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嗣昌闭上了嘴。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单纯的卢象升，有时似乎也不单纯。
“我手领尚方宝剑，身负重任，如果议和，当年袁崇焕的命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
袁崇焕这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讲政治，相比而言，卢象升很有进步。
九年前，他在北京城下，亲眼看到了袁崇焕的下场。那一幕，在他的心里，种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清楚，如果议和，再被朝里那帮言官扯几句，汉奸叛徒的罪名，绝对是没个跑。
与其死在刑场，不如死在战场，他下定了决心。
杨嗣昌也急了，当即大喝一声：
你要这么说，就用尚方宝剑杀我！
卢象升毫不示弱：
要杀也是杀我，关你何事？如今，只求拼死报国！
杨嗣昌沉默了，他明白，这是卢象升的最后选择。
卢象升想报国，但比较恶搞的是，崇祯不让。
事实上，卢象升对形势的分析是很准确的，因为夜袭失败，朝廷里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正准备弹劾他，汉奸、内奸之类的说法也开始流传，如果他同意和谈，估计早就被拉出去一刀了。
更麻烦的是，崇祯也生气了，因为卢象升上任以来，清军依然嚣张，多处城池被攻陷，打算换个人用用。
此时，一位名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说，我去。
刘宇亮，时任内阁首辅，朝廷重臣，国难如此，实在看不下去，极为激动，所以站了出来。
崇祯非常高兴，大大地夸奖了刘大人几句。
等皇帝大人高兴完了，刘大人终于说出了话的下半句：我去，阅兵。
崇祯感觉很抑郁，好不容易站出来，搞得这么激动，竟然是涮我玩的？
其实这也不怪刘首辅，毕竟他从没打过仗，偶尔激动，以身报国，激动完了，回家睡觉，误会而已。
但崇祯生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他决定让刘首辅激动到底，一定要他去督师。
关键时刻，杨嗣昌出面了。
杨嗣昌之所以出头，并非是他跟刘首辅有什么交情，实在是刘首辅太差，太没水平，让这号人去带兵，他自己死了倒没啥，可惜了兵。
所以他向皇帝建议，刘首辅就让他回去吧。目前在京城里，能当督师的，只有一个人。
崇祯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不想用。
杨嗣昌坚持，这是唯一人选。
崇祯最终同意了。
三天后，卢象升再次上任。
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顶点，接连攻克城池，形势非常危急。
然而卢象升没有行动，他依然按兵未动。
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五千人，杨嗣昌讲道理，高起潜却不讲，阴人阴到底，调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这些人。
打，只能是死路一条，卢象升很犹豫。
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高阳失陷了。
高阳，位处直隶（今河北），是个小县城，没兵，也没钱，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
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
他培养出了袁崇焕，构建了关宁防线，阻挡了清军几十年，熬得努尔哈赤（包括皇太极）都挂了，也没能啃动。无论怎么看，都够意思了。
心血、才华、战略、人才，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
清军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七十六岁，城内并没有守军，也没有将领，更没有粮草，弹丸之地，不堪一击。
很明显，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派出使者，耐心劝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
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清军到来的当天，他就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上了城墙，开始坚守。
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准备迎敌。
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想起后来的卢象升，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正如电影集结号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男主角叹息一声的那句台词：
〖老八区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他妈死心眼。〗
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但确实是死心眼。
这种死心眼，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
失望的清军发动了进攻，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
对于这位俘虏，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希望他能投降，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被拒绝之后，他们毫无意外，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
按照寻常的规矩，应该是推出去杀掉，成全对方的忠义，比如文天祥等等，都是这么办的。
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
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然后，自尽而死。
这就是气节。
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举国悲痛。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二十日，听说此事的卢象升，终于下定了决心。
此前，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起潜部向他靠拢，合兵与清军作战，但高起潜毫不理会。而从杨嗣昌那里，他得知，自己将无法再得到任何支援。他的粮草已极度缺乏，兵力仅有五千，几近弹尽粮绝。
而清军的主力，就在他的驻地前方，兵力是他的十倍，锋芒正锐。
弄清眼前形势的卢象升，走出了大营。
和孙承宗一样，他向着北方，行叩拜礼。
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作战多年，身经几十战，无一败绩，今日弹尽粮绝，敌众我寡，而我决心已定，明日出战，愿战者随，愿走者留，但求以死报国，不求生还！〗
十二月二十一日，卢象升率五千人，向前进发，所部皆从，无一人留守。
出发的时候，卢象升身穿孝服，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前进至巨鹿时，遭遇清军主力部队，作战开始。
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三万以上，包围了卢象升部。
面对强敌，卢象升毫无畏惧。他列阵迎敌，与清军展开死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战况极为惨烈，卢象升率部反复冲击，左冲右突，清军损失极大。
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卢象升明白，败局已定了。
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所剩无几。
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为了他最后的选择。
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非常顽强，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
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
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卢象升虽然位高权重，却很年轻，死时，才刚满四十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的一名亲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伏在了他的身上，身中二十四箭而死。
他所部数千人，除极少数外，全部战死。
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气节。
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象升是个很特殊的人，他虽率军于乱世，却不扰民、不贪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
中庸有云：
〖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坚持自己的信念。
我钦佩这样的人。
幽默
记得不久前，我去央视对话节目做访谈，台下有问观众站起来，说，之前一直喜欢看你的书，但最近却发现了个问题。什么问题？
之前喜欢看，是因为你写的历史很幽默，很乐观，但最近发现你越来越不对劲，怎么会越来越惨呢？
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应该改变一下，这么写，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了，接班的多尔衮也没蹦几天，就被孝庄干掉了，然后孤儿寡母在辽东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李自成进入山林后，没过几天，由于水土不服，也都过去了。
然后，伟大的大明朝终于千秋万代，崇祯和他的子孙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是的，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从来就不幽默，也不乐观，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结局。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
它不是观点，也不是议题，它是事实，既成事实，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
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比较实诚的人，所以在结局即将到来之前，我想，我应该跟您交个底，客观地讲，无论什么朝代的史书，包括明朝在内，都不会让你觉得轻松愉快，一直以来，幽默的并不是历史，只是我而已。
虽然结局未必愉快，历史的讲述终将继续，正如历史本身那样，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将延续特长，接着幽默下去，不保证你不难受，至少高兴点。
忽悠
正如以往，清军没有长期驻守的打算，抢了东西就跑了，回去怎么分不知道，但被抢的明朝，那就惨了。首先是将领，卢象升战死，孙传庭、洪承畴全都到了辽东，准备防守清军，我说过，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没办法，不拆房子就塌了。
其次是兵力，能打仗的兵，无论是洪兵，还是秦兵，都调到辽东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东墙补上了，西墙塌了。
说起忽悠这个词，近几年极为流行，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说起这个词，突然想起若有一天，此词冲出东北，走向世界，用英文该怎么解释，随即有人发言，应该是cheat（欺骗）。
我想了一下，觉得似乎对，但不应该这么简单，毕竟如此传神的词，应该有一个传神的翻译，苦思冥想之后，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here and there。
回想过去十几年，自打学习英语以来，我曾翻译过不下两篇英语文章，虽然字数较少（三百字左右），但回望短暂的翻译生活，我认为这个词是最为恰当的。
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 and 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县令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呆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的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中，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书，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入侵，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了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入侵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县令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份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士为知己者死
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
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
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头领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缴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崇祯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律，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第二十章 选择，没有选择
杨嗣昌死了，崇祯很悲痛，连他爷爷辈的亲戚（襄王）死了，他都没这么悲痛，非但没追究责任，还追认了一品头衔，抚恤金养老金，一个都没少。知己死了，没法以死相报，以钱相报总是应该的。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
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
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
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
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x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
所以每次他进攻的时候，都要不远万里，跑路、爬山、爬长城，实在太过辛苦，久而久之，搏命精神终于爆发，决定去打锦州。
但实践证明，孙承宗确实举世无双，他设计的这条防线，历经近二十年，他本人都死了，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折腾皇太极。
皇太极同志派兵打了几次，毫无结果，最后终于怒了，决定全军上阵。
同年四月，他发动所部兵力，包括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甚至连尚可喜、孔有德的汉奸部队，都调了出来，同时，还专门造了上百门大炮，对锦州发动了总攻。
守锦州的，是祖大寿。
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三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
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地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七八月没问题。
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七八月，连七八天都没想让他等，他当即开会，商量对策。
开会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要不要去，二、派谁去。
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一定要去。
就军事实力而言，清军的战斗力，要强于明军，辽东能撑二十多年，全靠关宁防线，如果丢了，就没戏了。
第二个问题，也没什么疑问，卢象升死了，杨嗣昌快死了。
只有洪承畴。
问题解决了，办事。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洪承畴出兵了。
得知他出兵后，皇太极就懵了。
打了这么多年，按说皇太极同志是不会懵的，但这次实在例外，因为他虽然料定对方会来，却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多。
洪承畴的部队，总计人数，大致在十三万左右。属下将领，包括吴三桂、白广恩等，参与作战部队除本部洪兵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基本都调来了。
本来是想玩玩，对方却来玩命，实在太敞亮了。
考虑到对方的战斗能力和兵力，皇太极随即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很晕。
因为洪承畴来后，看上去没有打仗的打算，安营、扎寨，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再吃饭，再睡觉，再不就是朝城里（锦州）喊喊话，兄弟挺住等等。
晕过之后，他才想明白，这是战术。
洪承畴的打算很简单，他判定，如果真刀真枪拼命，要打败清军，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守在这里，慢慢地耗，把对方耗走了，完事大吉。
这是个老谋深算的计划，也是最好的计划。对这一招，皇太极也没办法，要走吧，人都拉来了，路费都没着落，就这么回去，太丢人。
但要留在这里，对方又不跟你开仗，只能耗着。
耗着就耗着吧，总好过回家困觉。
局势就此陷入僵持，清军在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隔几十里地，就不打。
当然，清军也没完全闲着，硬攻不行，就开始挖地道，据说里三层、外三层，赛过搞网络的，密密麻麻。
但事实告诉我们，祖大寿，那真是非一般的顽强，而且他还打了埋伏，之前跟朝廷说，他可以守八个月，实际满打满算，他守了两年。
就这样，从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到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双方对峙一年。
六月底，开战了。
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出兵，向松山攻击挺进。
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的意料，清军总指挥多尔衮（皇太极回家）没有提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
消息传来，皇太极晕了，一年都没动静，忽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
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松山。
但是，有个问题。
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
一般说来，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拿张手纸塞着，也还凑合。
但皇太极的这个鼻血，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没个停，连续流了好几天，都没办法。
但军情紧急，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病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了个碗，就放在鼻子下面，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到松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
反正我是到今天都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
会战地点，松山，双方亮出底牌。
清军，总兵力（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共计十二万，洪承畴，总兵力共计十三万，双方大致相等。
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
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
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自己去想。
换句话说，要摊开了打，洪承畴必败无疑。
但洪承畴，就是洪承畴。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突然发动攻击，率明军抢占制高点乳锋山，夺得先机。
他十分得意，此时他的军中的一个武官对他说了一件事：
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
然而洪承畴似乎兴奋过度，把那个人训了一顿，说：
我干这行十几年，还需要你提醒？
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这句话，就是他失败的最终原因。
因为就战略而言，固守是最好的方法，进攻是最差的选择，而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洪承畴，在进攻之前，只带了三天的粮食。
无论如何，只带三天的粮食，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结论是，一贯英明的洪承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战败。
我原本认为，这个结论很对，洪承畴很蠢，起码这次很蠢。
后来我想了想，才发现，洪承畴不蠢，起码这次不蠢。在他看似荒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精明的打算。
其实洪承畴并不想进攻，他很清楚，进攻极为危险，但他没有办法。
因为有个人一直在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而这位陈尚书的外号，叫小杨嗣昌。
杨嗣昌同志的特点，是风风火火，玩命了干，能得这个外号，可见陈大人也不白给。
自打洪承畴打持久战，他就不断催促出战，要洪督师赶紧解决问题，是打是不打，多少给个交代。
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陈尚书唠叨，像他这样的老油条，是不会怕唐僧的。
他之所以决定出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
我查过资料，明末时期的军饷，以十万人计，吃喝拉撒外加工资、奖金，至少在三十万两白银以上。
要在平时，这也是个大数，赶巧李自成、张献忠都在闹腾，要是洪承畴再耗个几年，崇祯同志的裤子，估计都要当出去。
所以不打不行。
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所以在出发前，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只带三天粮食。
要还没明白，我就解释一遍：
带上三天粮食出征，如果遇上好机会，就猛打一闷棍，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
如果没有机会，看情形不妙，立马就能跑，而且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的，对上面有了个交代，又不怕追究政治责任，真是比猴还精。
精过头，就是蠢。
如果换了别人，这个主意没准也就成了，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
皇太极不愧老牌军事家，刚到松山，还在擦鼻血，看了几眼，就发现了这个破绽。
八月二十日，就在洪承畴出发的第二天，他派遣将领突袭洪军后路，占领锦州笔架山粮道。
“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洪承畴彻底休息了。
当然，当然，在彻底休息前，洪承畴还有一个选择——突围。
毕竟他手里还有十几万人，要真玩命，还能试试。
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八大总兵，告诉他们事态紧急，必须通力合作，然后，他细致分配了工作，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会合，一切安排妥当，散会。
我忘了说，在这八个总兵里，有一个人，叫做王朴。
第二天，突围开始。
按照洪承畴的计划，突围应该是很有秩序的，包括谁进攻，谁佯攻，谁殿后，大家排好队，慢慢来。
可还没等洪承畴同志喊一二三，两个人就先跑了。
那两个先跑的人，一个是王朴。
如果没有重名，这位王朴兄，应该就是八年前，在黄河边上收钱，放走诸位头领的总兵同志。
照此看来，他还是有进步的，八年前，收钱让别人跑，现在撒腿就跑，也没想着找皇太极同志拿钱，实在难得。
而另一位带头逃跑的，史料记载有点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是吴三桂。
无论如何，反正是散了，彻底散了，全军溃败，无法收拾，十余万人土崩瓦解，被人杀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损失五万多人。
洪承畴还算是镇定，关键时刻，找到了曹变蛟、丘民仰，还聚了上万人，占据松山城，准备伺机撤退。
可是皇太极很不识相，非要解决洪承畴，开始围城，劝降。
洪承畴拒不投降，派使者向京城求救。
可他足足等了半年，也没有等来救兵，他很纳闷，为什么呢？
因为他糊涂了，就算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援兵是绝不会到的。
要知道，他老人家来，就是救援锦州的，能带的部队都带了，可现在他也被人围住，再去哪里找人救他？
其实洪承畴同志不知道，皇帝陛下也在等，不过他等的，不救兵，而是洪承畴的死亡通知书。
按史料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围之后不久，京城这边追悼会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家属慰问，发放抚恤，追认光荣，基本上程序都走了，就等着洪兄弟为国捐躯。
其实洪承畴原本也这么盘算来着，死顶，没法顶了，就捐躯。做梦都没想到，他连捐躯都没捐成。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二十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松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打开了城门，洪承畴被俘。
几个月后，无计可施的祖大寿终于投降，这次，他是真的投降了。
自崇祯十三年（1641）至崇祯十五年（1643），明朝和清朝在松山、锦州一带会战，以明军失利告终，史称“松锦大战”。
除宁远外，辽东全境陷落，从此，明朝在关外，已无可战。
消息传到北京，照例，崇祯很悲痛，虽然这几年他经常悲痛，但这次，他尤其激动，连续几天都泪流满面，因为他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洪承畴。
按目击者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抓之后，非常坚强，表示啥也别说了，给我一刀就行，后来英勇就义，眼睛都没眨，很勇敢，很义气。
所以崇祯很是感动，他亲自主持了洪承畴同志的追悼会，还给他修了坛（明朝最高规格葬礼），以表彰他英勇就义的精神。
洪承畴没有就义，他投降了。
当然，他刚被俘的时候，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没有投降，结果过了几天，由于平时没有注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时刻没能挺住，还是投降了。
至于他投降后的种种传奇，就不说了，可以直接跳过，说说他的结局。
清朝统一中原时，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委以重任，担任要职。
清朝统一中原后，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剥夺一切官职，光荣退休。
后来他死了，死后追封爵位，三等阿达哈哈番，这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是三等轻车都尉。
如果你不清楚清朝爵位制度，我可以解释，高级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每个爵位，又分一到三等，一等为最高。
男爵再往下一等，就是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是轻车都尉中的最低等。我查了一下，大致是个从三品级别。
我记得洪承畴活着给明朝打工时，就是从一品太子太保，死了变从三品，有性格。
后来又过了几十年，乾隆发话，要编本书，叫做贰臣传。
所谓贰臣，通俗点说，就是叛徒，洪承畴同志以其光辉业绩，入选叛徒甲等。
在此之前，似乎就是乾隆同志，还曾发话，说抗清而死的黄道周，堪称圣人，说史可法是英雄，要给他立碑塑像。
我又想起了陈佩斯那个经典小品里的台词：
叛徒，神气什么！
好像还是这个小品，另一句话是：
你说我当时要是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絮絮叨叨说这几句，只是想说：
一、历史证明，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瞧不起。
二、黄道周挺过来了，我敬佩，卢象升挺过来了，我景仰，洪承畴没挺过来，我鄙视，但理解。
咬牙挺过来，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不接受，但我理解。
气数
现在的崇祯，基本已经焦了，里面打得一塌糊涂，外面打得糊涂一塌，没法混了。但他还是要撑下去，直到撑死，因为最能折腾他的那位仁兄还没出场。
据说打崇祯十二年起，崇祯同志经常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上，写了一个字——有。
这是个很奇怪的梦，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他把这个梦告诉文武大臣，让他们帮忙解释。
大家听说，都说很好，说很吉利，我想了想，有道理，因为有，总比没有好。
然而有一个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叫王承恩，是崇祯的贴身太监。
散朝后，他找到了崇祯，对他说出了这个梦境的真实意义，可怕的寓意——大明将亡。
按照王承恩的解释，这个有，实际上是两个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捺，下面，是明字少半边。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明，要少一半。
崇祯不信，不敢信，大明江山，自打朱重八起，二百多年，难道要毁在自己手上？
个人认为，崇祯同志过于忧虑了，因为毁不毁，这事不由他。
但这个梦实在比较准，我查了一下，他做梦的时间，大致就是那个毁他江山的人，出现的时间。
崇祯十二年（1639），一个人从深山中走出。
他的随从很少，很单薄，且很不起眼，无论是张献忠，还是皇太极，他都望尘莫及。但命中注定，他才是最终改变一切的人，五年之后。
这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李自成。
李自成在山里蹲了一年多，干过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出来之后，进步很快。
一年多时间，他又有了几千人，占了几个县城。
但就全国而言，他实在排不上，有时经济困难，还得找张献忠拉兄弟一把。
鉴于生计困难，崇祯十三年（1640）初，他率军进入河南，新年新气象，他准备到那里碰碰运气。
通常来讲，这个想法没啥搞头，因为之前他经常全国到处出差，河南也是出差地之一，跑来跑去，没什么意外惊喜。
但这次不一样。
崇祯十三年（1640），河南大旱。
这场大旱，史料上说，是两百多年未遇之大旱，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话：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
不征税，就没钱打张献忠，没钱防皇太极，必须征。
这么个环境，让人不造反，真的很难。
至于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劳苦大众，固然劳苦，也是大众，劳苦久了，大众就要闹事，就要不交税，不纳粮，于是接下来，就是那句著名的口号：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气数。
没错，就是气数。
其实气数这玩意，说穿了，就是个使用年限，好比饼干，只能保质三天，你偏三年后吃，就只能拉肚子。
又好比房子，只能住三十年，你偏要住四十年，就只能住危房，没准哪天上厕所的时候，被埋进去。
什么东西，都有使用年限，比如大米，比如王朝，比如帝国。
不同的是，大米的年限看得见，王朝的年限看不见。
看不见，却依然存在。
对于气数，崇祯是不信的，开始不信。
等到崇祯十四年，怕什么来什么，后院起火，前院也起火，卢象升死了，辽东败了，中原乱了，信了。
在一次检讨会上，他紧绷了十四年的神经，终于崩溃了。
他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我登基十四年，饱经忧患，国家事情多，灾荒多，没有粮食，竟然人吃人，流寇四起，这都是我失德所致啊，这都是我的错啊。
他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我同情他。
大臣们似乎也很同情，纷纷发言，说这不是您的错。
但不是皇帝的错，是谁的错呢？
气数。
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说出了这两字。
崇祯终于认了，他承认这是气数。但他终究是不甘心的：
“就算是气数，人力也可补救，这么多年了，补救何用？”
然后接着大哭。
崇祯大哭的时候，李自成正在前进，在属于他的气数上，大踏步地前进。
在河南，他毫不费力地招募了十几万人，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占领了河南全境，所向披靡，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以及我们的老熟人福王朱常洵。
鉴于崇祯同志的倒霉史，已经太长，鉴于他受的苦，实在太多，鉴于不想有人说我拿崇祯同志混事，还鉴于我比较乐观，不太喜欢落井下石，所以，我决定简单点，至少保证你不至于看得太过郁闷。
李自成同志依然在前进，一年后，他进入陕西，击败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猛人孙传庭，占领西安。明军就此再无还手之力。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西安，集结所有兵力，准备向京城出发，他将终结这已延续二百七十多年的帝国。
在出发前，他发出了一道檄文，文中有八个字：
〖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嗟尔，明朝
对于上述八个字，崇祯应该是认账的，因为不认账不行。上台以前，憋足了劲要干掉那个死人妖，死人妖干掉了，又出来党争，后金入侵，看准了袁崇焕，要他出来上岗，一顿折腾，后金没能折腾回去，袁督师倒给折腾没了，本想着卧薪尝胆，忍几年，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再去收复大好河山，结果出了天灾，又出来若干人等造反。
调兵，干掉若干人等，若干人等被干掉，又出来了若干更狠的人（比如张献忠、李自成），再调兵，把若干更狠的人，又打下去，投降的投降，跑的跑，正准备一鼓作气……
清军打进来了。
好吧，那就去打清军，全部主力调到辽东，打个一年半载，好不容易把人熬走，后院又起火了，投降的不投降，跑进去的又跑出来。
很巧，又是灾荒，大荒，没法活，于是大家跟着一起造反。
这种编剧思路，很类似于早些年的经典电视剧《渴望》，按当时编剧思路，就是找个弱女子，什么坏事、孬事、恶心人到死的事，都让她碰上，整体流程大致是，一棍子打过来，挺住，再一棍子打过来，继续挺住，挺到最后，就好人一生平安了。
崇祯的故事就是这样，他挨棍子的数量，估计比渴望女主角要多得多，抗击打能力更强，但不同的是，他的故事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因为他的故事，是真实的，而真实的东西，往往都很残酷。
崇祯并非一个温和的人，他很急躁，很用力，用今天的话说，叫用力过猛，但那个烂摊子，不用力过猛，只能收摊。
崇祯很节俭，他的衣服、袜子，都打了补丁，请注意，打补丁的，并不一定很节俭，往往很浪费，比如后来清朝的道光同志，衣服破了，让人去打了个补丁，五十两白银，这哥们全然是败家的，还说特便宜。
而崇祯的补丁，是他找老婆打的，免费。
此外，崇祯还有个特点：走路慢，因为走得快，里面的破衣服就会飘出来——节俭是节俭，脸面还是要的。
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据史料记载，大致要干七八个时辰（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接着干。
简单地说，崇祯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工作范围，没有工作界限，什么都要管，每天上班，不是跟人吵架（言官），就是看人吵架（党争），穿得破烂，吃得也少，跟老婆困觉较少，只睡五六小时，时不时还有噩耗传来，什么北边打过来，西边打过去，祖坟被人烧了，部将被人杀了，东西被人抢了等等。
这工作，谁干？
最不幸的是，崇祯同志以上所有的不幸，都无法换来一个幸福的结局——他的努力，终究失败。
但比最不幸更不幸的是（简称最最不幸），崇祯知道这点。
知道结局（注：悲剧），也无法改变，却依然要继续，这就是人生的最大悲哀。
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同志应该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多次谈到命数，气数，经常对人哀叹：大明天下，奈何亡于朕手！
然而他依然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到长城心不死，撞了南墙不回头，往死了干，直到最后结局到来，依然没有放弃，直到兵临城下的那一天，依然没有放弃。
一个了不起的人。
结局到来的具体过程，就没必要细说了，我说过，我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很明显，至少对于崇祯而言，这段并不幽默。
我还说过，我是个不喜欢写废话的人，同样，对崇祯而言，这段是废话。
当然，对李自成同志而言，这段很幽默，也不是废话，他从陕西出发，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到了北京。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到达西直门（他从西边来），开始攻城。
崇祯同志有句名言，诸臣误我，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三月十七日，事实证明，这两句话很正确。
内阁大臣拿不出主意，连话都没几句，且不说了，守城的诸位亲信，什么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压根就没抵抗，全部打开城门投降。
当天，外城失陷，第二天，内城失陷。
崇祯住在紫禁城，就是今天的故宫，故宫有多大，去过的地球人都知道。
这里，就是他的最后归宿。
三月十八日的夜晚
在这个夜晚，发生了很多事，都是后事。
其实后事处理起来，也很简单，就几句话，后妃上吊，儿子跑掉（对于后患，大多数人都不留），料理完了，身边还有个女儿。
这个女儿，叫做长平公主，关于她的前世今生，金庸同志已经说过了，虽然相关内容（包括后来跟韦小宝同志的际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胡扯，但有一点是正确的，他确实砍断了女儿的手臂。
这个举动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实际情况，却比许多人想象中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这个女儿落入敌人的手中，遭受更大的侮辱。
不是残忍，而是慈爱。
我知道，许多人永远无法理解，那是因为，他们永远无需去理解。
处理完一切后，崇祯决定，去做最后一件事——自尽。
自尽，是一件比较有勇气的事，按照某位哲学家的说法，你敢死，还不敢活吗？没种。
但现实是残酷的，而今这个世界，要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大的勇气。
但崇祯的死，并非懦弱，而是一种态度，负责任的态度。
我说过，所谓王朝，跟公司单位差不多，单位出了事，领导要负责任，降级、扣工资、辞退，当然，也包括自尽。
崇祯决定自尽，他打算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如下观点：
一、绝不妥协。
二、绝不当俘虏。
三、尊严。
于是，在那天夜里，崇祯登上了煤山（今天叫做景山），陪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个叫做王承恩的太监。
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
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他走向了那颗树。
应该结束了。
按照惯例，每个人的讲述结束时，会有一句结束语，而当这个王朝结束的时候，也会有一句话，最后一句话。
是的，这句话我已经写过了，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而是几年以前，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朱元璋登基那一段的最后，有一句话，就是那句，几年前，我就写好了。
还记得吗？
所有的王朝，他的开始，正如他的结束，所以才有了这句结束语，没错，就是下面这句：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
==== ==== ==== ====
从理论上说……结束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
从理论上说，文章结束了，但从实践上说，还没有。
废话。
其实历史和小说不一样，因为历史的答案，所有人都知道，崇祯同志终究是要死的，而且肯定是吊死，他不会撞墙，不会抹脖子，不会喝敌敌畏，总而言之，我不说，你们都知道。
所以结局应该是固定的，没有支线。
但是，我的结局，并不是这个。换句话说，我的文章，有两个结局，这只是第一个。
我读了十五年历史，尊重历史，所以这篇文章从头至尾，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大多数，都是有出处的。我不敢瞎编。
所以第二个结局，也是真实的，只不过比较奇特，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最后，我决定把这个比较奇特的结局写出来。
第二个结局
徐宏祖出生的时候，是万历十五年。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出生，真是缘分，但外面的世界，跟徐宏祖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老家在江阴，山清水秀，不用搞政治，也不怕被人砍，比较清净。
当然，清净归清净，在那年头，要想出人头地，青史留名，只有一条路——考试（似乎今天也是）。
徐宏祖不想考试，不想出人头地，不想青史留名，他只想玩。
按史籍说，是从小就玩，且玩得比较狠，比较特别，不扔沙包，不滚铁环，只是四处瞎转悠，遇到山就爬，遇到河就下，人极小，胆子极大。
此外，他极其讨厌考试，长大后，让他去考科举，死都不去。该情节，放在现在，大致相当于抗拒高考。
这号人，当年跟今天的下场，估计是差不多，被拉回家打一半死不活，绝无幸免。
然而徐宏祖的父母没有打他，非但没有打他，还告诉他，你要想玩，就玩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
这种看似惊世骇俗的思想，似乎很不合理，但对徐家人而言，很合理。
对了，应该介绍一下徐宏祖同志的家世，虽然他的父母，并非什么大人物，也没名气，但他有一位祖先，还算是很有名的，当然，不是好名。
在徐宏祖出生前九十年，徐家的一位先辈进京赶考，路上遇到了一位同伴，叫做唐寅，又叫唐伯虎。
没错，他就是徐经。
后来的事情，之前讲过，据说是徐经作弊，结果拉上了唐伯虎，大家一起完蛋，进士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了，所以徐经同志痛定思痛，对坑害了无数人（主要是他）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教育子孙，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爱考不考，去他娘的。
对这段百年恩怨，徐宏祖是否了解，不清楚，但他会用，那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徐家虽说没有级别，还有点钱，所以他决定，索性不考了，出去旅游。
刚开始，他旅游的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比如紫金山、太湖、普陀山等等。后来愈发勇猛，又去了雁荡山、九华山、黄山、武夷山、庐山等等。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钱。
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旅行家是要花钱的，列一下，大致包括以下费用：交通费、住宿费、导游费、餐饮费、门票费，如果地方不地道，还有个挨宰费。
我说过，徐家是有钱的，但只是有点钱，没有很多钱，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按今天的标准，一年去旅游一次，也就够了，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一年休息一次。
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外，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但就这么个搞法，他家竟然还过得去。
原因很简单，比如交通费，他不坐火车、也不坐汽车（想坐也没），少数骑马，多靠步行（骑马爬山试试）。
住宿费，基本不需要，徐宏祖去的地方，当年大都没有人去，别说三星级，连孙二娘的黑店都没有，树林里、悬崖上，打个地铺，也就睡了。
餐饮费，也没有，我考察过，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也没什么餐馆，每次他出发的时候，都是带着干粮，而且他很扛饿，据说能扛七八天，至于喝水，山里面，那都是矿泉水。
门票费也是不用了，当年谁要能在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设个点收门票，那只能说明，他比徐宏祖还牛，该收。
挨宰费是没有的，但挨宰是可能的，且比较敞亮，从没有暗地加价坑钱，都是拿刀，明着来抢。要知道，没门票的地方，固然没有奸商，却很可能有强盗。
据本人考证，徐宏祖最大的花销，是导游费用。作为一个旅行家，徐宏祖很清楚，什么都能省，这笔钱是不能省的，否则走到半山腰，给你挖个坑，让你钻个洞，那就休息了。
就这样，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穿着俭朴的衣服，没有随从，没有护卫，带着干粮，独自前往名山大川，风餐露宿，不怕吃苦，不怕挨饿，一年只回一次家，只为攀登。
从俗世的角度，徐宏祖是个怪人，这人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按很多人的说法，是毁了。
我知道，很多人还会说，这种生活荒谬，是不符合常规的，是不正常的，是缺根弦的，是精神有问题的。
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吃饱了，撑的，人只活一辈子，如何生活，都是自己的事，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地没活好，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有多远，就去滚多远。
徐宏祖旅行的唯一阻力，是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去世较早，只剩他的母亲无人照料。圣人曾经教导我们：父母在，不远游。
所以在出发前，徐宏祖总是很犹豫，然而他的母亲找到他，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男儿志在四方，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
就这样，徐宏祖开始了他伟大的历程。
他二十岁离家，穿着布衣，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助，独自一人，游历天下二十余年，他去过的地方，包括湖广、四川、辽东、西北，简单地说，全国十三省，全部走遍。
他爬过的山，包括泰山、华山、衡山、嵩山、终南山、峨眉山，简单地说，你听过的，他都去过，你没听过的，他也去过。
此外，黄河、长江、洞庭湖、鄱阳湖，金沙江、汉江，几乎所有江河湖泊，全部游历。
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曾三次遭遇强盗，被劫去财物，身负刀伤，还由于走进大山，无法找到出路，数次断粮，几乎饿死。最悬的一次，是在西南。
当时，他前往云贵一带，结果走到半路，突然发现交通中断，住处被当地土著围，过了几天，外面又来了明军，又开始围，围了几天，就开始打，打了几天，就开始乱。徐宏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跑得快，总算顺利脱身。
在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开始记笔记，每天的经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鉴于他本人除姓名外，还有个号，叫做霞客，所以后来，他的这本笔记，就被称为《徐霞客游记》。
崇祯九年（1636），五十岁的徐宏祖决定，再次出游，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游，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
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一个和尚找到了他。
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静闻，家住南京，他十分虔诚，非常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还曾刺破手指，血写过一本法华经。
鸡足山在云南。
当时的云南鸡足山，算是蛮荒之地，啥也不通，要去，只能走着去。
很明显，静闻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估计到半路就歇了，必须找一个同伴。
徐宏祖的名气，在当时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要跟他一起走。
对徐宏祖而言，去哪里，倒是个无所谓的事，就答应了他，两个人一起出发了。
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先从南直隶出发，过湖广，到广西，进入四川，最后到达云贵。
不用到达云贵，因为到湖广，就出事了。
走到湖广湘江（今湖南），没法走了，两人坐船准备渡江。
渡到一半，遇上了强盗。
对徐宏祖而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但静闻大师，应该是第一次。此后的具体细节不太清楚，反正徐宏祖赶跑了强盗，但静闻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加上他的体质较弱，刚撑到广西，就圆寂了。
徐宏祖停了下来，办理静闻的后事。
由于路上遭遇强盗，此时，徐宏祖的路费已经不足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当地人劝他，放弃前进念头，回家。
徐宏祖跟静闻，是素不相识的，说到底，也就是个伴，各有各的想法，静闻没打算写游记，徐宏祖也没打算去礼佛，实在没有什么交情。而且我还查过，他此前去过鸡足山，这次旅行对他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他说，我要继续前进，去鸡足山。
当地人问：为什么要去。
徐宏祖答：我答应了他，要带他去鸡足山。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我带着他的骨灰去。答应他的事情，我要帮他做到。
徐宏祖出发了，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虽然这个逝去者，他并不熟悉。
旅程很艰苦，没有路费的徐宏祖背着静闻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他只能住在荒野，靠野菜干粮充饥，为了能够继续前行，他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承诺。
就这样，他按照原定路线，带着静闻，翻阅了广西十万大山，然后进入四川，越过峨眉山，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
渡过金沙江，渡过澜沧江，经过丽江、经过西双版纳，到达鸡足山。
迦叶寺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拿出了静闻的骨灰。
到了。
我们到了。
他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在这里，他兑现了承诺。
然后，他应该回家了。
但他没有。
从某个角度讲，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因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旅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他离开鸡足山，又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了昆仑山，又行进半年，进入藏区，游历几个月后，踏上归途。
回去没多久，就病了。
喜欢锻炼的人，身体应该比较好，天天锻炼的人（比如运动员），就不一定好，旅游也是如此。
估计是长年劳累，徐宏祖终究是病倒了，没能再次出行。崇祯十四年（1641），病重逝世，年五十四。
他所留下的笔记，据说总共有两百多万字，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剩余的部分，大约几十万字，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
在这本书里，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涉及地理、水利、地貌等情况，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
好的，总结应该出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的故事，他为了研究地理，四处游历，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其实讲述这人的故事，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他为何要这样做。
没有资助，没有承认（至少生前没有），没有利益，没有前途，放弃一切，用一生的时间，只是为了游历？
究竟为了什么？
我很疑惑，很不解，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
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爬？
他总不回答，于是记者总问，终于有一次，他答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
因为它（指珠峰），就在那里！
因为它就在那里。
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本不需要理由，之所以需要理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抽久了，就需要理由了。
正如徐霞客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
“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
“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
说完了。
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
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讲了什么？
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讲述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在终结的时候，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重复一遍，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讲完了。
所以后面的话，是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明白的人，就不用继续看了。
此前，我讲过很多东西，很多兴衰起落、很多王侯将相、很多无奈更替、很多风云变幻，但这件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
现在你不明白，将来你会明白，将来不明白，就再等将来，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也行。
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它超越上述的一切，至少在我看来。
但这件东西，我想了很久，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或是词句来表达，用最欠揍的话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然而我终究是不欠揍的，在遍阅群书，却无从开口之后，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且无甚价值的读物上，找到了这句适合的话。
这是一本台历，一本放在我面前，不知过了多久，却从未翻过，早已过期的台历。
我知道，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它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始终的坚持，它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终结。
它等待着，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在上面，有着最后的答案。
我翻开了它，在这本台历上，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最完美的结束语：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全文完）
后记
本来没想写，但还是写一个吧，毕竟那么多字都写了。记得前段时间，去央视面对面访谈，主持人问我，书写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很多次，高兴、兴奋、沮丧，什么都有可能。
但当这刻来到的时候，我只感觉，没有感觉。
不是矫情。
怎么说呢，因为我始终觉得写这玩意，是个小得没法再小的事。然而很快有人告诉我，你的书在畅销排行榜蹲了几天，几月，几年，然后是几十万册、几百万册，直到某天，某位仁兄很是激动地对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本书发行量，可以排进前十五名。
有意思吗？说实话，有点意思。
雷打不动的，还有媒体，报纸、期刊、杂志、电视台，从时尚到社会，从休闲到时局，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国到外国，借用某位同志的话，连宠物杂志都上门找你。平均一天几个访问，问的问题，也大致雷同，翻来覆去，总也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都要背几遍，像我这么乏味的人，谁愿意跟我聊，那都是交差，我明白。
外型土得掉渣，也硬拽上若干电视讲坛，讲一些相当通俗，相当大众，相当是人就能听明白的所谓历史（类似故事会），当然，该问的还得问下去，该讲的可能还得讲下去。
这个没意思，没意思，也得接着混。
我始终觉得，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扔人堆里就找不着，放在通缉令上，估计都没人能记住，到现在还这么觉得，今天被人记住了，明天就会被人忘记，今天很多人知道，明天就不知道，所以所谓后记，所谓感想，所谓获奖感言之类的无聊的，乱扯的，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的，都休息吧。
那么接下来，说点有必要说的话。
首先，是感谢，非常之感谢。
记得马未都同志有次对我说，这世上很多人都有不喜欢你的理由。因为你成名太早，成名太盛，太过年轻，人家不喜欢你，那是有道理的，所以无论人家怎么讨厌你，怎么逗你，你都得理解，应该理解。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无所谓。
但让我感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应该还是喜欢我的，一直以来，我都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没有你们，我撑不到今天，谢谢你们，非常真诚地谢谢你们。
谢谢。
然后是心得，如果要问我，有个什么成功心得，处世原则，我觉得，只有一点，老实做人，勤奋写书，无它。
几年来，我每天都写，没有一天敢于疏忽，不惹事，不闹事，即使所谓盛名之下，我也从未懈怠，有人让我写文章推荐商品，推荐什么就送什么，还有的希望我做点广告，费用可以到六位数，顺手就挣。
我没有理会。因为我不是商人。
出版商亲自算给我听，由于我坚持把未出版部分免费发表，因此每年带来的版税损失，可以达到七位数，这还不包括盗版，以及各种未经许可的文本。
我依然坚持，因为我相信，这是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看与不看的自由，也有买和不买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强迫。
这是我的处世原则，我始终坚持，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么干很吃亏，但结果，相信你已经看到。
好的，还有历史，既然写了历史，还要说说对历史的看法。
就剩几句了，虚的就算了，来点实在的吧。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
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顺便说下，能超越历史的人，还是有的，我们管这种人，叫做圣人。
以上的话，能看懂的，就看懂了，没看懂的，就当是说疯话。
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看得历史比较多，所以我这个人比较有历史感，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粗点讲，就是悲观。
这并非开玩笑，我本人虽然经常幽默幽默，但对很多事情都很悲观，因为我经常看历史（就好比很多人看电视剧一样），不同的是，我看到的那些古文中，只有悲剧结局，无一例外。
每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对他本人而言，是几十年，而对我而言，只有几页，前一页他很牛，后一页就怂了。
王朝也是如此。
真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但我坚持幽默，是因为我明白，无论这个世界有多绝望，你自己都要充满希望。
人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很短暂，事实上，有时候，它很漫长，特别是对苦难中的人，漫长得想死。
但我坚持，无论有多绝望，无论有多悲哀，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对自己说，这个世界很好，很强大。
这句话，不是在满怀希望光明时说的，很绝望、很无助、很痛苦、很迷茫的时候，说这句话。
要坚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因为你还活着，活着，就要继续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你怎么了解那么多你不应该了解的东西，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六七十岁的人才有的感受。我说我不知道。跟我一起排话剧的田沁鑫导演说，我是上辈子看了太多书，憋屈死了，这辈子来写。
我没话说。
还会不会写？应该会，感觉还能写，还写得出来，毕竟还很年轻，离退休尚早，尚能饭。
继续写之前，先歇歇，累得慌。
是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
最后送一首食指的诗给大家，我所要跟大家讲的，大致就在其中了吧。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二十多岁写，写完还是二十多岁，有趣。
是的，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
无需害怕。
无需绝望。
要相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