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当年明月
皇太极之所以来，也是不能不来，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
如果让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锦州稳固，照孙承宗的风格，接下来必定是蚕食，慢慢地磨，今天占你十亩地，站住了，明天再来，还是十亩，玩死你。
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
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自然不让拆，早早收工，把人都撤了回来，准备当钉子户。
然而，当皇太极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凌河城下时，却又不动手了。
他只是远远地扎营，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
皇太极很卖力，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也不开打，只是围城挖沟，挖沟围城，经过不懈努力，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围城修了一圈栅栏。
如此用功，只因害怕。
鉴于此前他在宁远、锦州吃过大亏，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所以决定，不攻城，只围城，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
对于这一举动，祖大寿嗤之以鼻，并不害怕，事实上，得知围城后，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
“我军粮草充足，足以支撑两年，你奈我何？”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很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
“那就困你三年！”
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一万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两万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
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拨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物吴三桂也在部队里。
可惜，这支部队刚到松山，就被打回去了。
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拨打几拨！
孙承宗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是用人挤，也要挤进去！
崇祯四年（1631），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
这支援军由大将张春率领，共四万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
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
统帅张春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
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
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还不够。
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
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的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
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
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
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
经过刻苦偷学，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三十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
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
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
这个愿望落空了。
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上了一员猛将——吴襄。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样，立马就跑了。
这种搞法极其恶心，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
明朝四万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了。
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
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
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
几天后，祖大寿发动突围，与后金军发生激战。
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粗人代名词），但这次，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
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并非关宁军）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
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援兵竟然迟迟不到，莽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
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排行第三（皇太极第四），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
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莽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被人拦住，才没出事。
搞笑的是，莽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就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
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了关进牢房，不久后莽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
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
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敌人很猛，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趁机撤了兄弟的职。
这次也差不多，如此说来，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个人情。
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未改变，他依然出不去，援军依然没法来，他依然不投降。
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很想，所以他费尽心机，先是往城里射箭，夹带信件，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总不回。
打了个把月，回信了。
这也是迫不得已，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按照明朝规定，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现在都三十天了，吃什么？
吃人。
大凌河城里，除了一万多军队外，还有两万多民工，几千匹马。
还好，没有粮食，吃马也能活，过了几十天，马吃完了。
没办法，只能吃人了。
当兵的开始吃民工，而且很有组织性，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挑好人，组织起来杀掉，分吃。
杀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外，连骨头都没剩，收起来当柴禾烧，用人骨烤人肉，真正是物尽其用。
就是这样，也没有投降。
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
联系的话题很简单，两个字——投降。
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很缺粮食，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
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他只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时间越来越长，援军却越来越少，于是，经过审慎地思考，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脱离苦海的抉择。
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表示愿意投降。
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召集众将，宣布决定，投降。
所有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何可纲。
袁崇焕没有看错人，何可纲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即使饿死，绝不投降！
袁崇焕也没有说错，他的魔咒最终应验了。
大家都投降，你不投降，就只有杀了你了。
祖大寿用行动，完成了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自相残杀。
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纲推出城外，斩首示众。
何可纲死前，并不惊慌，也不愤怒，只有鄙视，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最后的解脱，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
但他并不知道，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它方式，比死更痛苦的方式。
杀死何可纲后，祖大寿出城投降。
对于祖大寿同志，皇太极显示了最高程度的敬意，比对兄弟还客气，带着所有高级官员出营迎接，连跪拜礼都免了，拉进大营后，管吃管喝，吃完喝完又送土特产，安排休息。
祖大寿很感动，随即提出，希望为后金立功，并拟出了一个方案：
锦州的守将，都是自己的手下，虽然现在有巡抚丘禾嘉坐镇，但只要能潜入城内，召集部下，就能杀掉丘禾嘉，攻陷锦州。
皇太极同意了他的方案，给祖大寿凑了几百人，假装大凌河逃兵，护送他进入锦州，并派出多尔衮率领军队，隐藏在锦州附近，等待祖大寿的信号。
信号是炮声，按照约定，祖大寿如顺利入城，应于十一月二日放炮，第二天动手，杀掉丘禾嘉，如一切顺利，就鸣炮通知城外后金军，里应外合，攻克锦州。
两天后，在皇太极的注视下，祖大寿率领随从，出发前往锦州。
事情非常顺利，十一月一日，在后金军的暗中护送下，祖大寿顺利入城。
从某个角度看，皇太极是个生意人。
其实他并不相信祖大寿，所以劝降又放走，还客客气气地请客送礼，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
十一月二日，当他听到锦州城内传来炮声时，他终于放心了，祖大寿传出入城信号，这次生意不会亏本了。
但是第二天，他没有听到炮声，很明显，祖大寿还没有动手。
第三天，也没有炮声。
就在他极度怀疑之刻，却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
这封信是祖大寿从城中送出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出发仓促，且锦州军队很多，身边的人又少，暂时无法动手，过两天再说。
既然如此，就多等两天。
两天，没信。
又两天，还没信。
到第三个两天，终于有信了。
皇太极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信，写得相当客气，首先感谢皇太极同志的耐心等待，然后诉苦，说锦州城内防布森严，难以动手，希望皇太极继续等着，估计到来年，就能办这事了。
被人涮了。
其实从开始，祖大寿就没打算投降，堂堂大明总兵，怎么能投降呢？
但不投降就出不去，所以他决定，投个降，先出去。
但是何可纲反对。
此时，祖大寿有两种选择，第一，当着大家告诉何可纲，我们不是投降，是忽悠皇太极的，等出去后，我们就找个机会跑路，回家洗了睡。
但这么干，难保不被人举报，保密起见最好别讲。且何可纲本是个二杆子，要死就死，投降就投降，投什么假降？
第二；杀了他。
只能这样。
于是何可纲死去了，祖大寿活下来，为了同一个目标。
事实上，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啥都没干，就说自己跑回来了，继续一心一意地镇守锦州，坚决打击皇太极。
但刚涮完人家，就不认账，实在太过缺德，所以他在十一月二日的时候，还是按约定放了几炮，就当是给皇太极同志留个纪念，说声拜拜。
至于送信解释情况，说自己暂时无法下手，倒也并非客气，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的许多部下和亲属，还在皇太极那边，自己跑了，还不客气客气，就扯淡了。所以这几封信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但你也消消气，别把事情做绝，将来没准还能合作。
当然，关于这件事，也有争议说祖大寿同志不是诈降，是真降，只不过回锦州后人手不足没法下手，所以才没干。
这种说法是不太靠谱的，因为很快，他就接受了锦州防务，镇守锦州，要多少人手有多少人手，也没干。
袁崇焕终究没有看错人。
但这件事情最奇特的地方，既不是祖大寿忽悠，也不是皇太极被忽悠，而是崇祯。
锦州守将，巡抚丘禾嘉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虽然祖大寿没说实话，但他已多方查证，确认了祖大寿的投降，并且写成了报告，上报崇祯。
奇怪的是，报告送上去了，崇祯也看了，却没有任何反应，压根就没理这事，依然委任祖大寿镇守锦州。
在这世上混，大家都不容易，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
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服气，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还收拾了施工队，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孙承宗比较识趣，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
历经三朝风云，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祖大寿的提拔者，忠诚的爱国者，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结束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七年之后，他将在另一个舞台上，演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
但还有一个结果，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的。
而这个结果的出现，和袁崇焕同志有莫大的关系。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皮岛的局势很稳定，过了一年，就开始闹事。
闹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因为这位兄弟太有才能，以致于他在岛上的时候，大肆招兵，不但招汉人，还招满人。
毕竟不管汉人满人，都认钱，而且满人作战勇猛，更好用，加上毛文龙会忽悠，越招越多，许多关外的人还专程坐船来参军，到最后竟然有上千人。
但毛文龙死后，继任的人能力差点，没法控制局面，就兵变了，先是士兵互砍，然后是将领互砍，最后总兵黄龙专程带兵上岛，才算把事镇住。
但这件事一闹，许多人都不想在岛上呆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孔有德和耿仲明。
但到底去哪里，还是个问题，这二位仁兄都是山东人，原先还是矿工，出来闯关东，现在闯不下去，一合计，还是回老家。
当然，回去挖矿是不能的，既然是兵油子，还是当兵合算，找来找去，听说登莱巡抚孙元化那里缺人，就去了。
孙元化，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学友，特长是炸药学、弹道学，简而言之，是搞大炮的。
据说这人不但精通物理、化学，还懂葡萄牙语，当年还上过葡萄牙火炮培训班，属于放炮专家。
当时他正跟葡萄牙人搞科学试验（造大炮），手下缺人，孔有德带人跑过来，十分之高兴，当即就把人给收编了。
其实孙先生虽说致力于科学研究，也曾打过仗，之前还曾当过宁远副使，给袁崇焕打过工，也见过世面。
可惜，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
他并不知道，所谓孔有德、耿仲明，属于有奶便是娘型，是典型的兵油子，给钱就开工，不给钱就打老板，招这么俩员工，只好认倒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位矿工兄弟还是很听话的，也服管，估计换了老板，也想好好干两天。
然而意外发生了。
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人围攻，朝廷四处调援兵，孙元化归孙承宗管，孙承宗找他要兵，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
孔有德很听命，立马就出发，前去拯救祖大寿。
走到半路，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因为此时已经是十月份（阴历），天开始下雪，孔有德估计是走得急了点，不知是粮食没带够，还是当兵的想开小灶，反正是几个人私自到老百姓家打猎，把人家里的鸡给吃了。
吃完了，被人发现了。
吃了就吃了吧，并非什么大事，大不了赔几只。
可问题是，当地的老百姓比较彪悍，且没说赔鸡，把人抓住以后，先修理了一顿，打得很惨。
消息传上去，当即炸锅，孔有德怒了，这还了得，后金军老子都没怕过，怕老百姓？二话不说，索性抢你娘的。
问题是，抢完了怎么办，毕竟大明是法制社会，犯了法，是要杀头的，所以孔有德破罐子破摔，反了。
孔有德同志原本是挖矿的，也没什么政治目标，更不打算替天行道，但既然反了，替天抢一把还是要的。
他带领部队，开始沿路抢劫。
此时，得到消息的孙元化急得不行，连忙找来山东巡抚余大成商量对策，谈来谈去，谈出一个结果——招安。
想出这么个招，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孔有德的反叛是出于误会，只要把他拉回来，安慰安慰，没准再给几只鸡，就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黑锅就背定了，趁着现在事情还不大，瞒报情况拉人回来，还能保住官位，所以不能动武，只能招安。
事实证明，瞒报注定是要穿帮的。
孙元化派出使者，找到孔有德，告诉他，赶紧归队投降，否则就什么什么。
孔有德很害怕，当即表示愿意投降，前往登州接受整编。
孙元化很满意，坐在城里等着孔有德，几天后，孔有德顺利到达登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城。
孙元化同志毕竟是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像孔有德这种兵油子，本没有道德观念，算是无赖，而能镇得住他的，也只有更无赖的无赖，比如毛文龙。
而孙专家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对孔有德而言，不欺负是白不欺负。
还好守军反应快，立即出城迎敌。
但就战斗力而言，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登州城里的部队，平时最多也就打打土匪，跟从皮岛来的孔有德相比，只能算仪仗。
所以没过多久，部队就被孔有德军击溃，退回城内。
虽然失利，但大体还算不错，因为登州城有大炮，据城坚守，应该没有问题。
可惜孙元化同志疏忽了极为重要的一点——他忘记了一个人：耿仲明。
耿仲明还在城内，作为孔有德的铁杆、老乡、战友兼同事，如果不拉兄弟一把，是不地道的。
耿仲明很地道，所以他连夜打开了城门，放孔有德进城，登州沦陷了。
孙元化很有点骨气，听说叛军入城，就准备自杀，但手慢了点，导致自杀未遂，被俘。
孔有德到底是混社会的，讲点江湖道义，没有杀孙元化，只是把他扣作人质，同时，他又致信山东巡抚余大成，要求和谈。
好在余大成还比较清醒，知道事情闹大了，当即上报朝廷，登州失陷。
崇祯大怒，搞这么大的事，现在才来汇报，干什么吃的！
他马上下令，免去孙元化、余大成的职务，委派谢涟为新任登莱巡抚，接替孙元化，平定叛乱。
很快，孔有德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明白，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但他对孙元化似乎很有感情，到这份上，都没动他一根指头，竟然给放了。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难得干了件好事，也能把孙专家害死。
因为这事从头到尾，孙专家的责任太大，所以孙元化千里迢迢投奔朝廷后，就被朝廷逮了，送到京城，审讯完毕，竟然判了死刑，拉出去砍了。
现在的孔有德很麻烦，他虽然占据了登州，但也就是个县城，且还在明朝腹地，上天没路，下地没门，渡海没船，基本是歇菜了。
但非常难得，孔有德同志很乐观，他非但没有走，还干起了大买卖，找来了当年的同事李九成、耿仲明、陈友时，还拉上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并广泛招募各地犯罪分子，扩编军队。
更搞笑的是，他们还组织政府，开始封官，封到一半，发现没有官印，还专门抓了几个刻印章的，帮他们刻印，很有点过日子的意思。
当然，他们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主业——抢劫，原先只抢个把县，现在牛了，统筹抢劫，分兵几路，从登州开始，沿着山东半岛去抢，搞得民不聊生。
崇祯决定，解决这个问题。
但新任巡抚谢涟刚到任，就发现，在围剿孔有德之前，他必须先突围。
孔有德同志手下这帮兵，打后金军，只能算是凑合，但打关内这帮人，实在是绰绰有余，谢涟到达莱州之后，就被围了。
但孔有德攻城的水平明显是差点，双方陷入僵持，你进不来，我出不去。
朝廷倒真急眼了，听说新到的巡抚又被围住，立即增兵，两万多人，直奔莱州。
孔有德听说朝廷援兵到了，也不含糊，加班加点地攻城，现炒现卖，拉出了登州城里的大炮，猛轰城头，竟然轰死了新到任的山东巡抚（谢涟是登莱巡抚）。
谢涟虽说打仗没谱，还是比较硬的，死撑，等援兵来。
他等来的不是援兵，而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
围城的孔有德派出了使者，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谢大人开恩，愿意投降。
听明白了，不是要谢大人投降，而是要谢大人接受投降。
这是个比较搞笑的事，深陷重围还没投降，包围的人倒要投降了，鬼才信。
谢涟信了，因为形势摆在眼前，朝廷援兵即刻就到，孔有德是聪明人，投降是他仅存选择。
他决定亲自出城，接受投降。
谢大人到底还是知识分子，他不知道，孔有德同志虽然是个聪明人，却是个聪明的坏人，从他反叛那天起，就没打算回头。
时候到了，孔有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亲自在城门迎接。谢巡抚很受感动，带着几个随从出城受降。
为示庄重，他还去找莱州总兵，让他一起出城。
总兵不去。
不但不去，还劝谢巡抚，最好别去。
跟谢涟不同，这位总兵，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比较了解兵油子的特点，认定有诈，坚持不去。
保住莱州，就此一举。
接下来的过程很有戏剧性，谢涟出城后，受到了孔有德的热情接待，手下纷纷上前，亲密地围住了谢巡抚，把他直接拉到了大营。
一进去，就变脸了。
孔有德的打算是，先把谢巡抚绑起来，当作人质，然后又把随同的一个知府拉到城下，逼他传话，让里面的人投降。
这位知府表示配合，到城下，让喊话，就真喊了：
“我死后，你们要好好守城（汝等固守）！”
按常规，此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贼兵极其愤怒，残忍地杀害了知府大人。
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知府大人固然有种，但更有种的，是那位不肯出城的总兵。
他听说巡抚被人劫了，知府在下面喊话，二话不说，就让人装炮弹，看准敌人密集地区，开炮。
敌人的密集地，也就是知府大人所在地，几炮打下去，叛军死伤惨重，知府大人也在其中，壮烈捐躯。
虽然巡抚够傻，好在知府够硬，总兵够狠，莱州终究守住。
但孔有德还是溜了，赶在援军到来之前。
这么闹下去，就没完了，崇祯随即下令，出狠招，调兵。
照目前情况看，要收拾这帮人，随便找人没有效果，要整，就必须恶整。
所以，他调来了两个猛人。
第一个，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浙江金华人，文官出身，但此人性格坚毅，饱读兵书，很有军事才能。
但更猛的，是第二个。
此时的山东半岛，基本算孔有德主管，巡抚的工作，他基本都干，想怎么来怎么来，看样子是打算定居了。
而且此时他的手下，已经有四五万人，且很有战斗经验，对付一般部队，绰绰有余。
所以派来打他的，是特种部队。
崇祯五年（1632）七月，明军先锋抵达莱州近郊，与孔有德军相遇，大败之。
孔有德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出马，在沙河附近布下阵势，迎战明军。
他迎战的，是明军先锋。明军先锋，是关宁铁骑，统领关宁铁骑的，是吴三桂。
猛胜朱大典者，吴三桂也。
虽然按年龄推算，此时的吴三桂，还不到二十，但已经很猛，只要开战就往前冲，连他爹都没法管，对付孔有德之流，是比较合适的。
战斗的进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杀鸡焉用牛刀。
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已经讲过了，这么多年来，能跟皇太极打几场的，也就这支部队。
而孔有德的军队，虽然也在辽东转悠，但基本算是游击队，逢年过节跟毛文龙出来打黑枪，实在没法比。
反映在战斗力上，效果非常明显。
孔有德的军队一触即溃，被吴三桂赶着跑了几十里，死了近万人，才算成功逃走。
原本孔有德的战术，是围城打援，围着莱州，援军来一个打一个。
但这批援军实在太狠，别说打援，城都别围了，立马就撤。
莱州成功解围，但吴三桂的使命并未结束，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登州。
被彻底打怕的孔有德退回登州，在那里，他纠集了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的所有军力，共计三万余人固守城池，他坚信，必定能够守住。
其实朱大典也这么想，倒不是孔有德那三万人太多，而是因为登州城太厚。
登州，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基地，往宁远、锦州送粮食，大都由此地起航，所以防御极其坚固。
更要命的是，后来孙元化来了，这位兄弟是搞大炮的，所以他修城墙的时候，是按炮弹破坏力来算。
换句话说，平常的城墙，也就能抗凿子凿，而登州的城墙，是能扛大炮的，抗击打能力很强。
更麻烦的是，孙巡抚是搞理科的，比较较真，把城墙修得贼厚且不说，还充分利用了地形，把登州城扩建到海边，还专门开了个门，即使在城内支持不住，只要打开此门，就能立刻乘船溜号，万无一失。
所以朱大典很担心，凭借目前手中的兵力，如果要硬攻，没准一年半载还打不下来。
按朱大典的想法，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他筹集了三个月的粮食，准备在登州城过年。
到了登州，就后悔了，不用三个月，三天就行。
孔有德到底还是文化低，对于登州城的技术含量，完全无知。听说明军到来，跟耿仲明一商量，认为如果龟缩城内，太过认怂，索性出城迎战，以示顽抗到底之决心。
这个决心，只维持了一天。
率军出城作战的，是跟孔有德共同叛乱的李九成，他威风凛凛地列队出城，摆好阵势，随即，就被干掉了。
明军出战的，依然是关宁铁骑，来去如风，管你什么阵势不阵势，就怕你没出来，出来就好办，骑兵反复冲锋，见人就打，叛军四散奔逃，鉴于李九成站在队伍最前面（最威风），所以最快被干掉，没跑掉的全数被歼。
此时城里的叛军，还有上万人，但孔有德明显对手下缺乏信心，晚上找耿仲明、毛承禄谈话，经过短时间磋商，决定跑路。
说跑就跑，三个人带着部分手下、家属，沿路抢劫成果，连夜坐船，从海边跑了。
按孔有德的想法，跑他个冷不防，这里这帮傻人不知道，还能顶会，为自己争取跑路时间。
然而意外发生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手下的道德水准，毕竟谁都不傻，孔有德刚跑，消息就传了出去，而类似孔有德这类黑社会团伙，只要打掉领头的，剩下的人用扫把都能干掉。
于是还没等城外明军动手，城里就先乱了，登州城门洞开，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跳海的跳海，朱大典随即率军进城，收复登州。
事情算是结了，但孔有德这帮人在山东乱搞了半年，不抓回来修理修理太不像话，所以将领们纷纷提议，要率军追击孔有德。
但朱大典没有同意。
不同意出兵，是因为不需要出兵。
逃到海上的孔有德很得意，虽说登州丢了，但半年来东西也没少抢，地主当不成，还能当财主。
得意到半路，遇上个人，消停了。
他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龙。
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还管过孔有德。
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孔有德之所以投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在他手下太难混。
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最不想见人的时候，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孔有德很伤心。
老领导黄龙见到了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没幸免（他抢劫是带家属的），纷纷堕海而亡。
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承禄。
这位仁兄先是老爹（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龙。
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
毛承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被人千刀万剐。
黄龙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山东叛乱就此结束。
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
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
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很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地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成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
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
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
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
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
当英雄很累，当汉奸很轻松。
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
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
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
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
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抢哪。
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
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
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
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
全是外号。
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
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
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你只需要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
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
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实在太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
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
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
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
没有粮食吃，就吃人。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
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
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说这么多，只是想说，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
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挣得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
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
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
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
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
为什么白银不够？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
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溶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
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
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
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
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
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
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
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
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而西北一带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
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
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更为合适的工作——驿站。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
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
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
他不是故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
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可惜，全都偶然了。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
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所以他派出了杨鹤。
杨鹤，湖广武陵人（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
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
不是他杀，是自杀。
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
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
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
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
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
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
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么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
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
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
不杀人，怎么平乱？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
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实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
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
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
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
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
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
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
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
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
就这样，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
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
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
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人。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
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
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
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
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
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是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
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
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
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
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
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
凉拌，抢！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
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
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
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
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
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XX字）
以上人等，全部归降。
这些人是干嘛地，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有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
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
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几句话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
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
都投降了。
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
而对于杨总督，他们也是很客气的，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
比如神一魁投降，约好地点，杨鹤打开城门，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关老爷靠得住）。
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特别是杨总督，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并以此为荣。
一时间，西北喜讯接连，朝廷奔走相告，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致以节日的问候。
局面大好，大好。有效期，半年。
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
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
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答案是：为了活下去。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有钱，有粮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
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
杨鹤有钱，有粮食吗？
没有。
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
光是神一魁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安置？
招来当兵，就别扯了，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
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年年灾荒，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
对于这个悖论，崇祯同志是知道的，也想了办法。
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内库）里，拿出了十万两，交给杨鹤，让他拿去花。
应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民军们拿到钱，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是多长呢？
我前面说过了，半年。
半年，把钱都花完了，自然就不投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继续反！
为了活下去。
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
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
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飘，你干什么吃的？
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
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
例外总是有的。
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
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
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
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
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
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刚刚开幕，真正的猛人，即将出场。
一年前，招抚失败后，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进攻军事重镇韩城，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
杨鹤很急，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手中实在没有兵，但到这节骨眼上，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
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
第一个猛人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
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
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
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
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
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央殿大学士。
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
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祖母戴氏，夫人。
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
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
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
洪承畴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
洪承畴很聪明，据说7岁就能背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我，27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名。
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名，二甲。
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
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
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
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
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是混到最后，光荣地退休。
从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柱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
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
所以洪承畴带兵去救韩城的时候，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
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
这是事实，不是据说。
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
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
在洪承畴的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
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
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
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
招抚是没有用的，钱是不够用的，唯一有用的方式，是镇压。
来陕西上任之前，洪承畴带来了很多书。三十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
战后，他丢掉了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
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后的两个月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色变，望风而逃。
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
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
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
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很疑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
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
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
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
还没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桂剁了。
我始终觉得，这事干得相当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
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挡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
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
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此类表演，基本都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
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
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
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
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
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噩梦开始了。
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
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两千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
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地看着，看了会，就走了。
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
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
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
然后，洪承畴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
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
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
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
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
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
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
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
曹文诏，山西大同人，和洪承畴不一样，他没有履历，没读过书，没有背景，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
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跟着此人去了辽东。这个人叫做熊廷弼。
九年前，广宁兵败，明军溃败，他没有逃跑，而是坚持留了下来，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
六年前，孙承宗走了，他还是留了下来，此时，他已经当上了游击，而他的新上司，就是袁崇焕。
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京城，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
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击退后金贝勒阿敏，并最终收复关内四城。
然后，他来到了西北。
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
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
这一千人，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但人数并不多，大致在六千人左右，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曹文诏带回来的，只是六分之一。
而他的对手王嘉胤，手下的民军主力，在三万人左右。
王嘉胤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拨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罗。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李自成是闯王2.0版本），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
而且这人很难得，很有点组织才能，连个县都没占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六部都察院，还有宰相。
当然，对于这些，曹文诏是没有兴趣的，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
按通常的说法，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
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王嘉胤的兵力前面说过，是三万人，而曹文诏带去的人，是三千。
估计王嘉胤原先没在部队混过，也不大知道曹文诏何许人也，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毕竟就三千人，还能咋样。
王嘉胤认为，就算曹文诏再强，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但毕竟是十个打一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所以他摆好了阵势，准备迎敌。
他太单纯了。
要知道，打了十几年仗，换了三任领导，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还能混到现在，光凭勇猛，十条命都是不够的。
曹文诏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勇猛，而是因为耍诈。
此人身经百战，通晓兵法，到地方后，压根没动手，先断了王嘉胤的粮道。
王嘉胤慌了，要坚守，没有粮食，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
就这样，王嘉胤冲了两个月，终于，在他即将放弃时，奇迹出现了。
曹文诏的包围圈，竟然出现了漏洞，王嘉胤终于找到机会，冲出重围。
王嘉胤感觉很幸运，虽说被困了两个月，但好歹还是出来了。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
可惜他并不知道，曹文诏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
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打。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王嘉胤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就后悔了。
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曹文诏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紧追不放，追上就是一顿猛捶，五天之内打了五仗，王嘉胤一败涂地。
更可气的是，曹文诏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每次打完就撤，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对此，王嘉胤极为郁闷。
其实曹文诏也很郁闷，谁让你有三万人，我只有三千，只能慢慢打。
打了两个月，王嘉胤崩溃了，王嘉胤的部下也崩溃了。在某个混乱的夜晚，王嘉胤被部下杀死，部分投降了曹文诏。
王左桂死了，王嘉胤也死了，剩下的，还有神一魁。
在所有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最能坚持的，就是神一魁。
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洪承畴决定，跟曹文诏合作。
所谓合作，就是客气客气。就官职而言，洪承畴是总督，曹文诏是总兵，洪承畴是进士，曹文诏是老粗。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诏就怎么做，相当听话。
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
其实这个时候，神一魁已经挂了，真正掌控军权的，是四个人：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
虽说头头死了，但势头一点没消停，光主力部队，就有五万人，聚集在甘肃镇原，准备进攻平凉。
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
除曹文诏之外，他还调来了王承恩、贺虎臣等人，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
到齐了，就是群殴。
群殴之后，民军撑不住了，决定向庆阳撤退。
想法是好的，可惜做不了。特别是曹文诏，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两匹马，骑累一匹就换一匹，机动性极强，民军往哪跑，他就等在哪。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
经过两个月的僵持，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濠决战，史称西濠之战。
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刚开打，还没缓过劲，曹文诏就率军冲入了敌军，乱砍乱杀，大砍大杀，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
砍完了，退回来，歇会，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所谓如入无人之境，大致就是这个状态。
民军的阵脚大乱，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洪兵，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敌军就此彻底崩溃。
此战，民军损失近万人，首领杜三、杨老柴被生擒（曹文诏抓的）。
残余部队全部逃散。
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了。
洪承畴不肯拉倒，打残是不够的，打死是必须的。
神一魁的四个头领，抓了两个，还剩两个——红军友、李都司。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诏接手，他率领自己的两千骑兵，开始了追击。
接下来，是曹文诏的表演时间。
面对曹文诏的追击，几万军队几乎无法抵抗，连战连败，死伤近万，主要原因，还是曹文诏太猛。
曹总兵是见过大世面的，最猛的八旗军他都没怕过，打半业余的民军，自然没问题。每次进攻，他都带头冲锋，打得民军头目胆战心惊，时人有云：“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这种说法是客观的，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曹总兵不但玩硬的，还玩阴的。
在追击的路上，曹文诏的手下报告，他们抓住了一个叫李宫用的敌军将领。
按日常惯例，处理方法都是拉出去砍了，但曹文诏想了想，对手下说，放了这个人。
此后的事情，用史书上的话说，“文诏乃纵反间，绐其党，杀红军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文诏放走了这个人，并利用他使了个反间计，忽悠了他的同党，杀掉了四大首领中的红军友。
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这个反间计到底怎么使的，只是我查了很多史料，也没查个明白。
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民军而言，曹文诏，是最为恐惧的敌人。
人恐惧了，就会逃跑，逃无可逃，就不逃了。
神一魁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
他很恐惧，所以他逃跑，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他决定，不跑了，回头，决战曹文诏！
等等，再想想。
想明白了，不跑了，回头，伏击曹文诏！
没办法，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
他们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原。
为保证圈套成功，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吸引曹文诏前来救援。
曹文诏来了，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二话不说就追。
追到了南原，穿进了圈套，伏兵四起。
应该说，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受到突然袭击，曹文诏的部队被打乱，曹文诏被冲散。
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至少看过淝水之战，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曹文诏已死！
很快，就喊成了口号，鉴于曹文诏不知被冲到哪去了，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明军开始动摇。
然后，曹文诏就开始辟谣了，不用话筒，用长矛。
精彩表演开始，按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匹马萦万众中。诸军望见”。
拿着长矛，左冲右突，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看见了他。
遇上这么个人，谣言是不管用了，伏击也别扯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僵尸蔽野”。
数过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诏而言，还没完。
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曹文诏继续追击，然后是大败、复大败，又复大败。一路败到平凉，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洪承畴杀掉了他。神一魁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
但到这份上，曹总兵还没消停，他继续追击残敌，竟然追到了甘肃、宁夏，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至此，神一魁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
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他们的戏份，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注定只是个配角。
秉持这个原则，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的残部，以及所有无法活下去的人，为了生存，继续战斗。
但鉴于陕西、甘肃打得太狠，他们跑到了山西。
虽说是半业余组织，但吃了这么大的亏，总结总结经验是应该的。于是，在王嘉胤部将王自用的号召下，所有剩下来的民军领袖，聚集在一块，开了个会。
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顺便再选领导。
其实也不用选，一般这种事，都是论资排辈。经过群众推举，王自用以资历最多，工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
鉴于曹文诏、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
当时去开会的，共有三十六支部队，史称“三十六营”。
跟以往一样，这三十六位头目，有三十六个外号，大致如下：
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塌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
就外号水平而言，跟水浒传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的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
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水浒好汉们，总共是一百单八个，这次只有三十六个，也就够个天罡。
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地相似。
你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塔天王晁盖。
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
这次的三十六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
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五位，外号你要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
闯王——高迎祥；
八大王——张献忠；
曹操——罗汝才；
闯塌天——刘国能；
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
这是极为有趣的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
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
终点太远了，从起点说起吧。
开完这次会后，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共同行动。
这次开会的起义军，总兵力，近二十万人，开完后就分开了。
分开去打仗。
他们兵分几路，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
崇祯得知，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
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
这位仁兄调兵倒很有一套，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四处拉人，陕西、甘肃、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光是总兵，就有三个。
但这人有个毛病，喜欢排兵布阵，把人调来调去，指挥乱七八糟，还没等他布出个形状，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崇祯恼火了，他决定换人，换一个能让这三十六位首领做噩梦的人——曹文诏。
曹文诏算是出头了。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荣归故里后，短短一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现在是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但按崇祯的意思，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因为根据命令，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诏的指挥。
对于这个安排，三十六位头头是有准备的，所以他们决定，以太原一带为基地，协同合作，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曹文诏。
崇祯六年（1633），曹文诏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
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来一个人。
对这个人，曹文诏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到西北之前，他经常见到这个人。
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的。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如朱元璋），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
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诏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
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
就知名度而言，左良玉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了脸。
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
左良玉的身世，是非常秘密的，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这么个出身，你让他饱读诗书，就是拿他开涮。
没书读，也得找工作，长大以后，左良玉去当了兵，小兵。
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诏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诏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已经混到了都司。
顺便说一句，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天启年间，他还是个小兵时，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
当时的左良玉，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惊为天人，说他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了个游击。
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希望你还记得他，因为天启二年，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
按侯恂的说法，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但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是有点差距，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
但不负侯恂所望，左良玉终究还是出名了，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
这事之前也提过，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尽，袁崇焕来收拾残局，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
当兵的没拿到工资，才兵变，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但手下的兵哗变，他负领导责任，就这么被赶回了家。
回家呆了几天，又回来了。
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又把他召了回来，去打关内四城，就是在那里，他开始暂露头角，和曹文诏并肩作战，收复了遵化。
恰好，这段时间侯恂也混得不错，顺道给他提了副将，从此顺风顺水。
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
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此外，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
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
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凡响。
先在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然后在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事，当时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竟然被农民军全歼，他自己带着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
不过不要紧，就算名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
曹文诏的发挥从未失常，对于皇帝的信任，他很感动。
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就是猛打，猛杀。
崇祯六年（1633）二月，曹文诏开始攻击。
他追击的敌人，有二十万，而他的兵力，是三千人。
无须怀疑，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
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
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曹文诏手下的第一个首领。
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
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
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
他的第二站，是孟县。
孟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
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学意味的，毕竟在世上，也就是个混。但曹文诏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混是容易的，混成王是很难的。
双方在孟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六倍。
六十倍都没用。
曹文诏毫无费力，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
当时的太原，算是民军的天下，因为这里是三十六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此外，如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
曹文诏来后，就没法混了。
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尽平。”
曹文诏实在太猛，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十几支民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他又在太谷、范村、榆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几消尽。”
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的人，非要干到底，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
曹文诏是明白人，他知道，就凭对方这二十多万人，即使站在那里不动，让他砍，三千人，也得砍上十天半月。
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发动了连续攻击，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地名、斩杀人数——曹文诏斩杀的人数。
短短十五天内，曹文诏率军七战七胜，打得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润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
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诏死磕。
死磕未必能行，死是肯定的。
一个月，紫金梁的兵力已经损失了近三分之一，这么下去，实在赔不起了。
于是他做出决定，分兵。
紫金梁现在的想法是，曹文诏再猛，也没法分身，分兵之后，就看运气了，谁运气不好，被逮着，命苦不能怨政府。
就这么办了，紫金梁分工。他去榆社，老回回（三十六营之一）去武乡，过天星（三十六营之一）去高泽。
关于结局，史书上记载如下：“文诏皆击败”。
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
曹文诏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呆了，往外跑。
跑路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直隶（河北），另一个是河南。
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曹文诏同志是很负责的，别说中国河南，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
在曹文诏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大亏，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
人死了，就解脱了。
所幸，他还算是善终，在被曹文诏干掉之前，就病死了。
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死去了，三十六营联盟宣告结束。
紫金梁结束了他的使命，接替他的，将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人。
紫金梁死后，曹文诏继续攻击。在林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功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
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了，曹文诏在山西，山西也消停了。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了，具体的地点，是河南怀庆。
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
于是，崇祯六年（1633）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河南了。
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诏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还能围个县城，杀个把知县，混得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人。
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
三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诏。
就军事天赋而言，两人水平相当，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
曹文诏率领的，是关宁铁骑，所谓天下第一强军，战斗力极强，打起来也顺手。
但左良玉估计是跟袁崇焕关系不好，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大多数在祖大寿的手上），只能在当地招兵。
这就比较麻烦了，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苦人家，闭只眼就过去了，官军也好，民军也罢，都是混饭吃，何必呢？
而这一次，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昌平兵。
明代的军队，就战斗力而言，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给钱不说，还要给地，相对而言，昌平兵性价比很高，而且就在京城附近，也好招。
带着这拨人，左良玉终于翻身了，他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敌军到处跑。
到崇祯六年（1633）九月，不再跑了。
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十几万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抉择。
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了，他开始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
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民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他们一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
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
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面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地。
在对手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地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
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
对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
下面，我们介绍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史料记载，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都是外号）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一直没想明白这外号啥意思，估计是说他跑得快），逼上路（这个外号很有觉悟）、一块云（估计原先干过诗人）、三只手（这个……）；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上天龙……（应该之前已经被曹文诏干掉了）。
大抵而言，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
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了。
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
按规定，但凡跨省调动，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诏。
当然，如果真是曹文诏管这摊子事，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着。
可是，不是曹文诏。
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
崇祯六年九月，曹文诏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
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
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
而这笔帐，大都算到了御史刘令誉的头上。
因为据史料记载，曹文诏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的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结了梁子。
后来刘御史到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了，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诏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
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按照明代编制，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诏极为信任，别说一状，一百状都告不倒。
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
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
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裁掉驿站），又干出来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
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也不好色（估计没时间），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利，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
很可怜。
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家里的事要管，外面的事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就结了。
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
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八万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
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被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
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两万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一千多人，失陷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往大同，参与会战。
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十几天，等来了援兵。
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
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
但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
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
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
这是第一次。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地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
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注意，是一个人，看守一百个人。
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手机小說|taｏshuke]，宁有种乎”等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顺应潮流，又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李自成如是说。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
比较凑巧的是，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
直到有一天。
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
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
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
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
崇祯二年，饭碗没了。
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
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
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
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
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
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
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
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
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
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
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
一年后，王左桂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
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
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有一个手下，叫洪承畴。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洪承畴一举成名，王左桂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
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
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
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
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
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
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
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
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
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
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
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
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相当靠谱。
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
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
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不要怕！
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
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呆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
有的，还有一条。
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道路。
他说，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
他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事实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
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
打北京，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打南京，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
凤阳，位于南直隶（今属安徽），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皇亲国戚），除此以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
但凤阳虽然穷，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
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
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义军的影响。
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
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
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
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
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
没话说了。
但凡是没办法了，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
真没办法。
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
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
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许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
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
慢着，似乎还漏了点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
答：走进去。
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
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
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
如果是李自成，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
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
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个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
看好了，不是朱元璋的坟（还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
虽说朱五一（希望还记得这名字）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也给烧了。
此外，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树了个旗帜，大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
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
事大了。
从古至今，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掘你家祖坟。
但一般来讲，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
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
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刨了的，只有明朝。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
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那还了得。
但醒过来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做检讨。
请注意，不是让人做检讨，而是自己做检讨。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做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十月二十八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
根据惯例，但凡出了事，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知县负责，府里出事，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巡抚负责。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谁负责？
只有皇帝负责。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就没有大问题。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做检讨。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拉去砍了，既然皇帝做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
当然，皇帝背了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
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
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
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
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民军的数量，大致有三十万，而官军，总共才四万人。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也没法搞定。
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
曹文诏的攻击目标，是十几万民军，而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自打开战起，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
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的。
曹文诏率领骑兵，一口气追了几百里，把民军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数千人。
但自古以来，人多打人少，不是没有道理的。
跑了几百里后，终于醒过来了，三千人而已，跑得这么快，这么远，至于吗？
于是一合计，集结精锐兵力三万多人，回头，准备跟曹文诏决战。
崇祯四年起，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从来没输过，胆子特大，冲得特猛，一猛子就扎了进去。
进去了就再没出来。
民军已走投无路，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只打算死拼。
而曹文诏由于太过激动，只带了先锋一千多人，就跑过来了。
三万个死拼的人，对一千个激动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
曹文诏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十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
眼看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诏准备走人。
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
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
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民军看来，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
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
曹文诏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了曹文诏，就喊了一句：
“将军救我！”
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
这个人是民军的一个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诏的部队里干过。
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
“这就是曹总兵！”
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
民军集结千人，群拥而上围攻曹文诏。
曹文诏麻烦了，此时，他的手下已经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
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的曹文诏，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了勇敢的意义。
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十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
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
曹文诏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
曹文诏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
无论如何，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崇祯极其悲痛，立即下令追认曹文诏为太子太保，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料理后事等等。
从某个角度讲，曹文诏算是解脱了，崇祯还得接着受苦，毕竟那几十万人还在闹腾，这个烂摊子，必须收拾。
所以，曹文诏死后不久，崇祯派出了另一个人。
当时的局势，已经是不能再坏了，凤阳被烧了，曹文诏被杀了，皇帝也做了检讨，原先被追着四处跑的民军，终于到达了风光的顶点。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将领，包括左良玉、洪承畴在内，都是畏畏缩缩，遇上人了，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也就是碰一碰，只求把人赶走，别在自己防区里转悠，就算万事大吉。
对此，诸位头领大概也是明白的，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转来转去，有一次，高迎祥带着十几万人进河南，左良玉得到消息，带人去看了看，啥都没说就回来了。
照这么下去，估计高迎祥就算进京城，大家也只能看看了。
然而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任时开始。
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督。
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奇瑜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
当时全国，总共只有十三个省，洪承畴管五个，他管五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督师西北，你去督师东南，天下必平！
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升。
对大多数人而言，卢象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卢阎王。
就长相而言，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滋润，雇工的雇工，看戏的看戏。
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卢象升。
所谓猛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
但在十几年前，他跟这个称呼，基本是八杆子打不着，那时，他的头衔，是卢主事。
天启二年（1622），江苏宜兴的举人卢象升考中了进士，当时吏部领导挑中了他，让他在户部当主事。
据史料说，卢主事长得很白，人也很和气，所以人缘混得很好，没过两年，就提了员外郎，只用了三年时间，又提了知府。
到崇祯二年，卢象升已经是五品正厅级干部了，就提拔速度而言，相当于直升飞机，而且卢知府人品确实很好，从来没有黑钱收入，群众反应很好。
总之，卢知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生活是很平静的，日子是很惬意的，直到崇祯二年。
这年是比较闹腾的，基本都是大事，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比如袁崇焕被杀死，当然，也有小事，比如卢象升带了一万多人，跑到了北京城下。
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有十几路，卢象升这路并不起眼，却是最有趣的一路，因为压根没人叫他来。
卢象升是文官，平时也没兵，但他听说京城危急，情急之下，自己招了一万多人，就跑过来了。
明末的官员，是比较有特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推卸责任，能不承担的，绝不承担，能承担的，也不承担，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
卢象升负责任，起码他知道，领了工资，就该办事。
但遗憾（或者是万幸）的是，卢象升同志没能打上仗，他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后金军就走了。
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要真跟人碰上，十有八九是个死。
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却永远地改变了卢象升的命运，因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囚犯。
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九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
朝廷的特点，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既然卢知府这么积极，干脆就让他改了行。
崇祯三年，卢象升提任参政，专门负责练兵。
当时最能打仗、最狠的兵，除辽东，就是西北，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战斗力很强，敢于玩命，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
卢象升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算是二流。
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二流的头头，没有二流的兵。
明朝的精锐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袁崇焕的兵，叫做关宁铁骑，洪承畴的兵，叫做洪兵，而卢象升的兵，叫天雄军。
就战斗力而言，明末的军队中，最强的，当属关宁铁骑，天雄军的战斗力，大致排在第三（第二还没出场），比洪兵强。
据高迎祥和李自成讲，他们最怕的明军，就是天雄军。
比如关宁铁骑，虽然战斗力强，但都是骑兵，冲来冲去，死活好歹都是一下子，但天雄军就不同了，比膏药还讨厌，贴上就不掉，极其顽固，只要碰上了，就打到底，不脱层皮没法跑。
天雄军的士兵，大都来自大名、广平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强悍，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诀窍。
两百多年后，有一个人使用了他的诀窍，组建了一支极为强悍的部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曾国藩。
没错，这个诀窍的名字，叫做关系。
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卢象升的天雄军，大都是有关系的，同乡、同学、兄弟、父子，反正大家都是熟人，随便死个人，能愤怒一堆人，很有战斗力。
但这种关系队伍，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冲锋的时候，一个人冲，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冲，但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大家也会一起跑。
比如曾国藩同志，有次开战，就遇到这种事，站在后面督战，还划了条线，说越过此线斩，结果开打不久，就有人跑路，且一跑全跑，绕着线跑，追都没追上，气得投了河。
卢象升没有这个困惑，因为每次开战，他都站在最前面。
事实上，卢先生被称为卢阎王，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亲手杀人。
之前我说过，卢象升长得很白，但我忘了说，他的手很黑。
卢象升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天生神力，射箭水平极高，长得虽然文明，动作却很粗野，每次作战时，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赶得对方鸡飞狗跳。
他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激烈的战斗。
崇祯六年，山西流寇进入防区，卢象升奉命出击，对方情况不详，以骑兵为主力，战斗力很强，人数多达两万。
卢象升只有两千人，刚开战，身边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头扎进了敌营。
他的这一举动，搞得对方也摸不着头脑，被他砍死了几个人后，才猛然醒悟，开始围攻他。
卢象升的大刀水平估计相当好，敌人只能围住，无法近身，万般无奈，开始玩阴的，砍他的马鞍（刃及鞍）。
马鞍被干掉了，卢象升掉下了马，然后，他站了起来，操起大刀，接着打（步战）。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卢象升就这么操着大刀，带着自己的手下，把对方赶到了悬崖边。
没办法了，只能放冷箭。
敌人的箭法相当厉害，一箭射中了卢象升的额头，又一箭，射死了卢象升的随从。
这两箭的意思大致是，你他娘别欺人太甚，逼急了跟你玩命。
这两箭的结果大致是，卢象升开始玩命了。而且他玩命的水平，明显要高一筹。
他提着大刀，越砍越有劲，几近疯狂（战益疾）。这下对方被彻底整懵了，感觉玩命都玩不过他，只好乖乖撤退，以后再没敢到他的地界闹事。
虽然卢象升的水平很高，但在当时，他还不怎么出名，也没机会出头，然而帮助他进步的人出现了，这人的名字叫做高迎祥。
崇祯七年，高迎祥等人跑出了包围圈，就进了郧阳，郧阳被折腾得够呛，巡抚也下了课，这事说过了。
但这件事，对卢象升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接替郧阳巡抚的人，就是他。
如果高迎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估计是死都不会去打郧阳的。
卢象升是个聪明人，聪明在他很明白，凭借目前的兵力，要把民军彻底解决，是绝不可能的。
作为五省总督（后来变成七省），他手下能够作战的精锐兵力，竟然只有五万人，但在这几省地界上转来转去的诸位头领，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好几万人，总计几十万，还满世界转悠，没处去找。
但他更明白，彻底解决民军的头领，是绝对可能的。
民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都是文盲，全靠打头的领队，只要把打头的干掉，立马就变良民。
而在所有的头头里，最有号召力，最能带队的，就是闯王。
强调，现在的闯王是高迎祥，不是李自成。
在所有的头领中，高迎祥是个奇特的人，他的奇特之处，就是他一点也不奇特。
明末的这帮头领，都是比较特别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有个性。
但凡古代干这行的，基本是两种人，吃不上饭的，和混不下去的。文化修养，大都谈不上，所以做事一般都不守规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军队也是一样，今天是这帮人，没准明天就换人了，指望他们严守纪律，按时出操，没谱。
但高迎祥是个特例，他没什么个性，平时不苟言笑，打赢了那样，打输了还那样。
许多头领打仗，明天究竟怎么走，不管，也懒得管，打到哪算哪。
高迎祥的行军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表明路标，引导部队行进。
更吓人的是，高迎祥的部队，是有统一制服的——铠甲。
一般说来，盔甲这种玩意，只有官军才用（费用比较高，民军装备不起），大部都是皮甲，而高迎祥部队的盔甲，是铁甲。
所谓重甲骑兵，就是这个意思，更吓人的是，他的骑兵，每人都有两三匹马，日夜换乘，一天可以跑几百里，善于奔袭作战。
就这么个人，连洪承畴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角色，看见他都发怵。打了好几次，竟然是个平手。
所以一直以来，高迎祥都被朝廷列为头号劲敌。
卢象升准备解决这个人。
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的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祖宽。
祖宽，不是祖大寿的亲戚，具体点讲，他是祖大寿的佣人。
但祖大寿同志实在太过厉害，一个佣人跟着他混了几年，也混出来了，还当上了宁远参将。
其实对于祖宽，卢象升并不了解，他最了解的，是祖宽手下的三千部队——关宁铁骑。
作为祖大寿的亲信，祖宽掌管三千关宁军，卢象升明白，要战胜高迎祥，必须把这个人拉过来，必须借用这股力量。
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他认定，高迎祥的死期已然不远。
此时的高迎祥，正在为攻打汝宁做准备，还没完事，祖宽就来了。
高迎祥到底是有点水平，他从没见过祖宽，但看架势，似乎比较难搞，毅然决定跑路。
但他之所以跑路，不是为逃命，而是为了进攻。
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敌人弱小，就迎战，敌人强大，就先跑路，多凑几个人，人多了再打。
一年前，曹文诏就是被这种战法报销的。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陕州，在这里，有两个人正等待着他——李自成、张献忠。
民军最豪华的阵容，也就这样了，高迎祥集结兵力，等待着祖宽的到来。
以现有的兵力，高闯王坚信，如果祖宽来了，就回不去了。
祖宽果然来了，也果然没有回去，因为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又跑路了。
高迎祥的这次选择，是极为英明的，因为祖宽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多了个人——左良玉。
高迎祥的这套策略，对付像王朴那样的白痴，估计还是有点用的，但祖宽这种老兵油子，那就没招了，他立马看穿了这个诡计，拉上了左良玉，一起去找高迎祥算帐。
接下来是张献忠先生的受难时间。
其实这事跟张献忠本没有关系，只是高迎祥让他过来帮忙，顺道挣点外快，可惜不巧的是，碰上了硬通货。
跑路的时候，根据惯例，为保证都能跑掉，是分头跑的，高迎祥、李自成是一拨，张献忠是另一拨。
所以官军的追击路线，也是两拨，左良玉一拨，祖宽一拨。
不幸的是，祖宽分到的，就是张献忠。
我说过，祖宽手下的，是关宁铁骑，跑得很快，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追上了张献忠，大破之。
张献忠逃跑了，他率领部队，连夜前行，一天一夜，跑到了九皋山。
安全了，终于安全了。
然后，他就看到了祖宽。
估计是等了很久，关宁军很有精神，全军突击，大砍大杀，张献忠主力死伤几千人，拼死跑了出去。
又是一路狂奔，奔了几百里，张献忠相信，无论如何，起码暂时是安全了。
然后，祖宽又出现了。
我说过，他的速度很快。
此后的结果，是非常壮观的，用史书的话说——伏尸二十余里。
张献忠出离愤怒了，而这一次，他做出了违反常规的决定，比较有种，回头跟祖宽决战。
是的，上面这句话是不靠谱的，张献忠先生从来不会违反常规，他之所以回头跟祖宽决战，因为在逃跑的路上，遇上了两个人——李自成、高迎祥。
人多了，胆就壮了，张献忠集结数万大军，在龙门设下埋伏，等待祖宽的到来。
张献忠的这个埋伏，难度很大，因为祖宽太猛，手下全是关宁铁骑，久经沙场，“发一声喊，伏兵四起”之类的场景，估计吓不住，就算用几万人围住，要冲出来，也就几分钟时间。
面对困境，张献忠同志展现了水平，他决定，攻击中间。
利用突袭，把敌军一分为二，分而击破，这是唯一的方法。
单就质量而言，他的手下实在比较一般，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有数量，就有质量，他集结了十倍于祖宽的兵力，开始等待。
不出所料，祖宽出现了，依然不出所料，他没有丝毫防备，带领所有的兵力，进入了埋伏圈。
张献忠不出所料地发动了攻击，数万大军发动突袭，不出所料地把关宁军冲成了两截。
接下来，就是出乎意料的事了。
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自己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虽然自己出现得相当突然，但从这些被包围的敌人脸上，他看不到任何慌张。
其实张先生这一招，用在大多数官军身上，是很有效果的，对关宁军，是无效的。这帮人在辽东，主要且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见惯大场面，所谓伏兵，无非是出来的地方偏点，时间突然点，队伍分成两截，照打，有啥区别？
特别是祖宽，伏兵出现后，他非但没往前跑，反而亲自断后，就地组织反击，而他手下的关宁军，似乎也没有想跑的意思，左冲右突，大砍大杀，战斗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晚上，伏兵打成了败兵，进攻打成了防守，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歇菜，撒腿就跑。
前后三战，张献忠损失极为惨重，死伤无数，被打出了毛病，据说听到卢象升、祖宽的名字就打哆嗦。
河南不能呆了，他率领军队，转战安徽。
相比而言，高迎祥、李自成的遭遇，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高迎祥第一次遇见卢象升，是在汝阳城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他的手下，有近二十万人，光是营帐，就有数百里（连营百里），浩浩荡荡，准备攻城，看起来相当吓人。
而他的对手，赶来救援的卢象升，只有一万多人。
其实一直以来，官军能够打败民军，原因在于官军骑马，而民军只能撒脚丫跑。
但高迎祥是个例外，我说过，他的军队，是重甲骑兵，而且每人有两匹马，机动性极强，而卢象升手下能跟他打两把的，只有关宁铁骑，且就一两千人。
更麻烦的是，当卢象升到达汝阳的时候，军需官告诉他，没粮食。
没粮食的意思，就是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是没法打仗。
一般说来，军中断粮一天，军队就会失去一半战斗力，断粮两天以上，全军必定崩溃。
卢象升的军队断粮三天，没有一个逃兵。
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
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水浆不入口），此即所谓身先士卒。
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
其实很多时候，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粮食，而是公平。
公平的卢象升，是个很聪明的人，经过几天的观察，他敏锐地发现，高迎祥的部队虽然强悍，但是比较松散，选择合适的突破点，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卢象升选择的突破点，是城西，鉴于自己步兵太多，骑兵太少，硬冲过去就是找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千多年前，诸葛亮同志鉴于实在干不过魏国的骑兵（蜀国以步兵为主），想到了同样的方法。
没错，对付骑兵，成本最低，老少咸宜的方式，就是弓箭，确切地说，是弩。
诸葛亮用的，叫做连弩，卢象升用的，史料上说，是强弩，具体工艺结构不太清楚，但确实比较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高迎祥的重甲骑兵，在开战后仅仅几个小时里，就得到了如下结果——强弩杀贼千余人。
其实城西的部队被击破，死一千多人，对高迎祥而言，并不是啥大事，毕竟他的总兵力，有几十万人之多，但他的军阵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导致了汝阳之战的失败。
这个弱点，就是人太多。
几十万人，连营百里，而据卢象升给皇帝的报告，高迎祥的主力骑兵，有五六万人，其余的大都是步兵以及部队家属。
步兵倒还好说，家属就麻烦了，这拨人没有作战能力，又大多属于多事型，就爱瞎咋呼，看到城西战败，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什么敌人很多，即将完蛋之类。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真的完蛋了。
汝阳之战结束，高迎祥的几十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纷纷四散逃命，但高迎祥实在有点军事水平，及时布置后卫，阻挡卢象升的追击。
其实卢象升也没打算追击，一万人去追二十万人，脑子有问题。
但今天不追不等于明天也不追，卢象升看准机会，跟踪追击，在确山再次击败高迎祥，杀敌军数千人。
卢象升的亮相就此谢幕，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他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每战必胜，斩杀敌军总计三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
当然，高迎祥并不这么想，他依然认为，失败只是偶然，他所有的兵力，是卢象升的几十倍，战略的主动权，依然在他的手中，今年灭不了你，那就明年。
这个想法，让他最终只活到了明年。
十一月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很平静的，卢象升没有动，高迎祥也没有动，原因非常简单——过年。
无论造反也好，镇压也罢，都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遇到法定假日，该休息还是得休息。
休息一个月，崇祯九年正月，接着来。
最先行动的，是卢象升，他行动的具体方式，是开会。
开会内容，自然是布置作战计划，研究作战策略，讨论作战方案。
相对而言，高迎祥的行动要简单得多，只有两个字——开打。
从心底里，卢象升是瞧不上高迎祥的，毕竟是草寇，没读过书，没考过试，没有文化，再怎么闹腾，也就是个草寇，所以对于高迎祥的动向，卢象升是很有把握的：要么到河南开荒，要么去山西刨土，或者去湖广钻山沟，还有什么出息？
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找到了洪承畴，表示一旦高迎祥跑到西北五省，自己马上跑过去一起打。
然而高迎祥的举动，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就是因为敢闯，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攻击一个卢象升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南京。
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举动并不明显，他会合张献忠，从河南出发，先打庐州，打了几天，撤走。
接下来，他开始攻击和州，攻陷。
攻陷和州后，他开始攻击江浦，江浦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两百多年前，曾经有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发起了攻击，并最终取得天下——朱元璋。
高迎祥同志估计是读过朱重八创业史的，所以连进攻路线，都几乎一模一样，可惜他不知道，真正的成功者，是无法复制的。
朝廷大为震惊，南京兵部尚书立即调集重兵，对高迎祥发动反攻击，经过几天激战，高迎祥退出江浦。
退是退了，偏偏没走。
他集结几十万人，开始攻打滁州。
至此可以断定，他应该读过朱重八传记，因为几百年前，朱元璋就是从和州出发，攻占滁州，然后从滁州出发，攻下了南京。
滁州只是个地级市，人不多，兵也不多，而攻击者，包括李自成、张献忠等十几位头领，三十万人，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的民军，大致都来了。
所有的头领，所有的士兵，都由高迎祥指挥。
高闯王终于爬上了人生山峰的顶点。
他决定，进攻滁州，继续向前迈步。
山峰的顶点，再迈一步，就是悬崖。
几天后，他得知卢象升率领援军，赶到了。
但他依然不怵，因为卢象升的援兵，也只有两万多人。此前虽说吃过卢阎王的亏，但现在手上有三十万人，平均十五个人打一个，就算用脚算，也能算明白了。
卢象升率领总兵祖宽、游击罗岱，向滁州城外的高迎祥发动了进攻。
双方会战的地点，是城东五里桥。
在讲述这场战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滁州的地形，在滁州城东，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水流十分汹涌。
我再重复一遍，河流很宽，水流很汹涌。
这场会战的序幕，是由祖宽开始的，关宁铁骑担任先锋，冲入敌阵，发动了进攻。
战斗早上开始，下午结束。
下午结束的时候，那条很宽，水流很汹涌的河流，已经断流了，断流的原因，史料说法如下——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
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尸体填满了河道，水流不动。
尸体大部分的来源，是高迎祥的部下，在经历近七年的光辉创业后，他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惨痛的溃败。
关宁铁骑实在太猛，面对城东两万民军，如入无人之境，乱砍乱杀。
高迎祥很聪明，他立即反应过来，调集手下主力骑兵，准备发动反击，毕竟有三十万人，只要集结反攻，必定反败为胜。
红楼梦里的同志们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
高迎祥的缺点，就是他优点——人太多。
人多，嘴杂，外加刚打败仗，通讯不畅，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乱军之中，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
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眼看兵败如山倒，撒腿就往外跑，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脱离困境。
这是很正确的，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而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左良玉，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管辖范围就算数了，没人较真。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应该属于加班行为，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追个几里，意思到了，也就撤了。
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说过，卢象升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就是认死理，凡是都往死了办。
按照这个处事原则，他追了很远——五十里。
之前我还说过，卢象升的外号，是卢阎王，虽然长得很白，但手很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统统都格杀勿论，五十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五万人以上。
追到五十里外，停住了。
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
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三年前，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逃到湖广郧阳，避避风头，二十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
但安徽终究是呆不下去了，他转变方向，向寿山进发，准备在那里渡过黄河，去河南打工。
黄河岸边，他就遇到了明军总兵刘泽清。
刘泽清用大刀告诉他，此路不通。
刘泽清并非猛人，并非大人物，也没多少兵，但是，他有渡口。
他就堵在河对岸，封锁渡口，烧毁船只，高迎祥只能看看，掉头回了安徽。
无所谓，到哪儿都是混。
但在回头的路上，他又遇见了祖大乐。
祖大乐也是辽东系的著名将领，遇上了自然没话说，又是一顿打，高迎祥再次夜奔。
好不容易奔到开封，又遇见了陈永福。
陈永福是个当时没名，后来有名的人，五年后，他坚守城池，把一个人变成了独眼龙——独眼李自成。
这种人，自然不白给，在著名地点朱仙镇跟高迎祥干了一仗，大败了高迎祥。
高迎祥终于发现，事情不大对劲了，自己似乎掉进了圈套。
他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
得知高迎祥攻击滁州时，卢象升曾极为惊慌，但惊慌之后，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彻底消灭高迎祥的计划。
高迎祥的想法，是非常高明的，学习朱重八同志，突袭南直隶，威胁南京，但遗憾的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在这里混过。
没有混过的意思，就是人头不熟，地方不熟，什么都不熟。
所以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绝不能让高迎祥离开，把他困在此地，就必死无疑。
刘泽清挡住了他的去路，祖大乐把他赶到了开封，陈永福又把他赶走，但这一切，只是序幕，最终的目的地，叫做七顶山。
七顶山，位于河南南阳附近，被祖大乐与陈永福击败后，高迎祥逃到了这里，就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熟人——卢象升。
当然，除了卢象升外，还有其余一干人等，比如祖大乐、祖宽、陈永福等等。
此时的高迎祥，手下还有近十万人，就兵力而言，大致是卢象升的两倍，更关键的是，他的主力重甲骑兵，依然还有三万多人。
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号称“第一强寇”的高迎祥，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主力基本被全歼，仅带着上千号人夺路而逃。
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最好的答案，似乎还是四个字——气数已尽。
十几万士兵、下属打得干干净净，兵器、家当丢得一干二净，高迎祥同志这么多年，折腾一圈，从穷光蛋，又变成了穷光蛋，基本算是白奋斗了，应该说，他很倒霉。
但我个人认为，有个人比他更倒霉——李自成。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变成光杆司令更倒霉呢？
有的，比如，变成光棍司令。
李自成的麻烦在于，他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
这位给李自成送帽子的老婆，叫邢氏，虽然不能肯定李自成有多少老婆，但这个老婆，是比较牛的。
按史料的说法，这位老婆基本不算家庭妇女，估计也不是抢来的，相当之强悍，打仗杀人毫无含糊，更难得的是，她还很有智谋，帮李自成管账，据说私房钱都管。
在管账的时候，她见到了高杰。
高杰，米脂人，李自成的老乡。据说打小时候就认识，后来李自成造反，他毫不犹豫，搭伙一起干，从崇祯二年开始，同生共死，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
铁哥们，也是会生锈的。
李自成第一次怀疑高杰，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
崇祯七年八月，时任五省总督陈奇瑜，派出参将贺人龙进攻李自成。
贺人龙是个相当猛的人，此人战斗力极强，且杀人如麻，每次上战场，都要带头冲锋，被称为贺疯子。
贺疯子气势汹汹地到了地方，看到了李自成，打了一仗，非但没打赢，还被人给围住了，且一围就是两个月。
但李自成并不想杀掉贺人龙，因为贺人龙是他的老乡，而且他正在锻炼队伍阶段，需要人才，就写了封信，让高杰送过去，希望贺人龙投降。
这个想法是比较幼稚的，贺人龙同志说到底是吃皇粮的，有稳定的工作，要他跟着李自成同志四处乱跑，基本等于胡扯，所以信送过去后，毫无回音，说拿去擦屁股也有可能。
按说这事跟高杰没关系，贺人龙投不投降，是他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发生了。
去送信的使者，从贺人龙那里回来后，没有直接去找李自成，而是找了高杰。
这算是个事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说是事，就是事，说不是，就不是。
而李自成明显是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人，加上贺人龙同志守城很厉害，他打了两个月，连根毛都没拔下来，所以他开始怀疑，贺人龙和高杰，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就把高杰撤了回来。
无论是铁哥们，还是钛哥们，在利益面前，都是一脚蹬。
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高杰相当不爽，但这事说到底，还是高杰的责任。
因为他回来之后，就跟邢氏勾搭上了。
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
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的，临走时，把邢氏也带走了。
对李自成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
除了老婆损失外，还有人才损失。
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
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刻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
总而言之，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自己了。
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
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
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郧阳山区。
两年前，就是在那里，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
卢象升闻讯，立刻找到祖宽和祖大乐，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追击高迎祥。
祖宽回答：不干。
卢象升无语。
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干过。
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
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
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
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是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
现象也好理解，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都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
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
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
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
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地真实。
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
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
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
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会用得着的。
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
在众多的民军中，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钻山沟。
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象升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
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闯王同志带着山寨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
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
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
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
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
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
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
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
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
我认为，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了怀柔（今北京怀柔区），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今北京密云区），据说还去了趟西山（今北京西山），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
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十二座，抢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
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的人，据说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牌子，上写四个字——各官免送！
我始终认为，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
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
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
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
于是一个月后，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
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捶腿、顿足、吐唾沫，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
卢象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
他等来的接班人，叫做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人，时任兵部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读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
行了，直说吧，这是个废柴。
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
但王总督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书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督太过勉为其难，干巡抚就成。
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
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
这件倒霉事，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是王巡抚的家丁。
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
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连战连胜，此后又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
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升，又去了辽东，现在而今眼目下，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
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
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
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
在历代史料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XX死而X亡矣。
前面的XX，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后面的X，是朝代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猛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猛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了。
在明代完形填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
传庭死，而明亡矣。
传庭者，孙传庭也。
第十一章 投降
带了一万多人，祖大寿跟何可纲去砌砖头了，砌到一半，皇太极来了。皇太极之所以来，也是不能不来，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
如果让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锦州稳固，照孙承宗的风格，接下来必定是蚕食，慢慢地磨，今天占你十亩地，站住了，明天再来，还是十亩，玩死你。
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
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自然不让拆，早早收工，把人都撤了回来，准备当钉子户。
然而，当皇太极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凌河城下时，却又不动手了。
他只是远远地扎营，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
皇太极很卖力，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也不开打，只是围城挖沟，挖沟围城，经过不懈努力，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围城修了一圈栅栏。
如此用功，只因害怕。
鉴于此前他在宁远、锦州吃过大亏，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所以决定，不攻城，只围城，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
对于这一举动，祖大寿嗤之以鼻，并不害怕，事实上，得知围城后，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
“我军粮草充足，足以支撑两年，你奈我何？”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很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
“那就困你三年！”
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一万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两万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
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拨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物吴三桂也在部队里。
可惜，这支部队刚到松山，就被打回去了。
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拨打几拨！
孙承宗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是用人挤，也要挤进去！
崇祯四年（1631），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
这支援军由大将张春率领，共四万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
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
统帅张春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
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
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还不够。
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
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的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
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
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
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
经过刻苦偷学，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三十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
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
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
这个愿望落空了。
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上了一员猛将——吴襄。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样，立马就跑了。
这种搞法极其恶心，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
明朝四万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了。
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
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
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
几天后，祖大寿发动突围，与后金军发生激战。
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粗人代名词），但这次，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
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并非关宁军）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
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援兵竟然迟迟不到，莽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
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排行第三（皇太极第四），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
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莽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被人拦住，才没出事。
搞笑的是，莽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就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
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了关进牢房，不久后莽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
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
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敌人很猛，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趁机撤了兄弟的职。
这次也差不多，如此说来，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个人情。
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未改变，他依然出不去，援军依然没法来，他依然不投降。
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很想，所以他费尽心机，先是往城里射箭，夹带信件，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总不回。
打了个把月，回信了。
这也是迫不得已，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按照明朝规定，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现在都三十天了，吃什么？
吃人。
大凌河城里，除了一万多军队外，还有两万多民工，几千匹马。
还好，没有粮食，吃马也能活，过了几十天，马吃完了。
没办法，只能吃人了。
当兵的开始吃民工，而且很有组织性，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挑好人，组织起来杀掉，分吃。
杀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外，连骨头都没剩，收起来当柴禾烧，用人骨烤人肉，真正是物尽其用。
就是这样，也没有投降。
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
联系的话题很简单，两个字——投降。
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很缺粮食，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
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他只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时间越来越长，援军却越来越少，于是，经过审慎地思考，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脱离苦海的抉择。
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表示愿意投降。
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召集众将，宣布决定，投降。
所有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何可纲。
袁崇焕没有看错人，何可纲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即使饿死，绝不投降！
袁崇焕也没有说错，他的魔咒最终应验了。
大家都投降，你不投降，就只有杀了你了。
祖大寿用行动，完成了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自相残杀。
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纲推出城外，斩首示众。
何可纲死前，并不惊慌，也不愤怒，只有鄙视，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最后的解脱，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
但他并不知道，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它方式，比死更痛苦的方式。
杀死何可纲后，祖大寿出城投降。
对于祖大寿同志，皇太极显示了最高程度的敬意，比对兄弟还客气，带着所有高级官员出营迎接，连跪拜礼都免了，拉进大营后，管吃管喝，吃完喝完又送土特产，安排休息。
祖大寿很感动，随即提出，希望为后金立功，并拟出了一个方案：
锦州的守将，都是自己的手下，虽然现在有巡抚丘禾嘉坐镇，但只要能潜入城内，召集部下，就能杀掉丘禾嘉，攻陷锦州。
皇太极同意了他的方案，给祖大寿凑了几百人，假装大凌河逃兵，护送他进入锦州，并派出多尔衮率领军队，隐藏在锦州附近，等待祖大寿的信号。
信号是炮声，按照约定，祖大寿如顺利入城，应于十一月二日放炮，第二天动手，杀掉丘禾嘉，如一切顺利，就鸣炮通知城外后金军，里应外合，攻克锦州。
两天后，在皇太极的注视下，祖大寿率领随从，出发前往锦州。
事情非常顺利，十一月一日，在后金军的暗中护送下，祖大寿顺利入城。
从某个角度看，皇太极是个生意人。
其实他并不相信祖大寿，所以劝降又放走，还客客气气地请客送礼，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
十一月二日，当他听到锦州城内传来炮声时，他终于放心了，祖大寿传出入城信号，这次生意不会亏本了。
但是第二天，他没有听到炮声，很明显，祖大寿还没有动手。
第三天，也没有炮声。
就在他极度怀疑之刻，却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
这封信是祖大寿从城中送出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出发仓促，且锦州军队很多，身边的人又少，暂时无法动手，过两天再说。
既然如此，就多等两天。
两天，没信。
又两天，还没信。
到第三个两天，终于有信了。
皇太极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信，写得相当客气，首先感谢皇太极同志的耐心等待，然后诉苦，说锦州城内防布森严，难以动手，希望皇太极继续等着，估计到来年，就能办这事了。
被人涮了。
其实从开始，祖大寿就没打算投降，堂堂大明总兵，怎么能投降呢？
但不投降就出不去，所以他决定，投个降，先出去。
但是何可纲反对。
此时，祖大寿有两种选择，第一，当着大家告诉何可纲，我们不是投降，是忽悠皇太极的，等出去后，我们就找个机会跑路，回家洗了睡。
但这么干，难保不被人举报，保密起见最好别讲。且何可纲本是个二杆子，要死就死，投降就投降，投什么假降？
第二；杀了他。
只能这样。
于是何可纲死去了，祖大寿活下来，为了同一个目标。
事实上，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啥都没干，就说自己跑回来了，继续一心一意地镇守锦州，坚决打击皇太极。
但刚涮完人家，就不认账，实在太过缺德，所以他在十一月二日的时候，还是按约定放了几炮，就当是给皇太极同志留个纪念，说声拜拜。
至于送信解释情况，说自己暂时无法下手，倒也并非客气，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的许多部下和亲属，还在皇太极那边，自己跑了，还不客气客气，就扯淡了。所以这几封信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但你也消消气，别把事情做绝，将来没准还能合作。
当然，关于这件事，也有争议说祖大寿同志不是诈降，是真降，只不过回锦州后人手不足没法下手，所以才没干。
这种说法是不太靠谱的，因为很快，他就接受了锦州防务，镇守锦州，要多少人手有多少人手，也没干。
袁崇焕终究没有看错人。
但这件事情最奇特的地方，既不是祖大寿忽悠，也不是皇太极被忽悠，而是崇祯。
锦州守将，巡抚丘禾嘉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虽然祖大寿没说实话，但他已多方查证，确认了祖大寿的投降，并且写成了报告，上报崇祯。
奇怪的是，报告送上去了，崇祯也看了，却没有任何反应，压根就没理这事，依然委任祖大寿镇守锦州。
在这世上混，大家都不容易，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
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服气，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还收拾了施工队，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孙承宗比较识趣，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
历经三朝风云，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祖大寿的提拔者，忠诚的爱国者，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结束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七年之后，他将在另一个舞台上，演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
意外的意外
大凌河失陷了，皇太极走了，孙承宗也走了，这就是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的结果。但还有一个结果，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的。
而这个结果的出现，和袁崇焕同志有莫大的关系。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皮岛的局势很稳定，过了一年，就开始闹事。
闹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因为这位兄弟太有才能，以致于他在岛上的时候，大肆招兵，不但招汉人，还招满人。
毕竟不管汉人满人，都认钱，而且满人作战勇猛，更好用，加上毛文龙会忽悠，越招越多，许多关外的人还专程坐船来参军，到最后竟然有上千人。
但毛文龙死后，继任的人能力差点，没法控制局面，就兵变了，先是士兵互砍，然后是将领互砍，最后总兵黄龙专程带兵上岛，才算把事镇住。
但这件事一闹，许多人都不想在岛上呆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孔有德和耿仲明。
但到底去哪里，还是个问题，这二位仁兄都是山东人，原先还是矿工，出来闯关东，现在闯不下去，一合计，还是回老家。
当然，回去挖矿是不能的，既然是兵油子，还是当兵合算，找来找去，听说登莱巡抚孙元化那里缺人，就去了。
孙元化，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学友，特长是炸药学、弹道学，简而言之，是搞大炮的。
据说这人不但精通物理、化学，还懂葡萄牙语，当年还上过葡萄牙火炮培训班，属于放炮专家。
当时他正跟葡萄牙人搞科学试验（造大炮），手下缺人，孔有德带人跑过来，十分之高兴，当即就把人给收编了。
其实孙先生虽说致力于科学研究，也曾打过仗，之前还曾当过宁远副使，给袁崇焕打过工，也见过世面。
可惜，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
他并不知道，所谓孔有德、耿仲明，属于有奶便是娘型，是典型的兵油子，给钱就开工，不给钱就打老板，招这么俩员工，只好认倒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位矿工兄弟还是很听话的，也服管，估计换了老板，也想好好干两天。
然而意外发生了。
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人围攻，朝廷四处调援兵，孙元化归孙承宗管，孙承宗找他要兵，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
孔有德很听命，立马就出发，前去拯救祖大寿。
走到半路，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因为此时已经是十月份（阴历），天开始下雪，孔有德估计是走得急了点，不知是粮食没带够，还是当兵的想开小灶，反正是几个人私自到老百姓家打猎，把人家里的鸡给吃了。
吃完了，被人发现了。
吃了就吃了吧，并非什么大事，大不了赔几只。
可问题是，当地的老百姓比较彪悍，且没说赔鸡，把人抓住以后，先修理了一顿，打得很惨。
消息传上去，当即炸锅，孔有德怒了，这还了得，后金军老子都没怕过，怕老百姓？二话不说，索性抢你娘的。
问题是，抢完了怎么办，毕竟大明是法制社会，犯了法，是要杀头的，所以孔有德破罐子破摔，反了。
孔有德同志原本是挖矿的，也没什么政治目标，更不打算替天行道，但既然反了，替天抢一把还是要的。
他带领部队，开始沿路抢劫。
此时，得到消息的孙元化急得不行，连忙找来山东巡抚余大成商量对策，谈来谈去，谈出一个结果——招安。
想出这么个招，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孔有德的反叛是出于误会，只要把他拉回来，安慰安慰，没准再给几只鸡，就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黑锅就背定了，趁着现在事情还不大，瞒报情况拉人回来，还能保住官位，所以不能动武，只能招安。
事实证明，瞒报注定是要穿帮的。
孙元化派出使者，找到孔有德，告诉他，赶紧归队投降，否则就什么什么。
孔有德很害怕，当即表示愿意投降，前往登州接受整编。
孙元化很满意，坐在城里等着孔有德，几天后，孔有德顺利到达登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城。
孙元化同志毕竟是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像孔有德这种兵油子，本没有道德观念，算是无赖，而能镇得住他的，也只有更无赖的无赖，比如毛文龙。
而孙专家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对孔有德而言，不欺负是白不欺负。
还好守军反应快，立即出城迎敌。
但就战斗力而言，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登州城里的部队，平时最多也就打打土匪，跟从皮岛来的孔有德相比，只能算仪仗。
所以没过多久，部队就被孔有德军击溃，退回城内。
虽然失利，但大体还算不错，因为登州城有大炮，据城坚守，应该没有问题。
可惜孙元化同志疏忽了极为重要的一点——他忘记了一个人：耿仲明。
耿仲明还在城内，作为孔有德的铁杆、老乡、战友兼同事，如果不拉兄弟一把，是不地道的。
耿仲明很地道，所以他连夜打开了城门，放孔有德进城，登州沦陷了。
孙元化很有点骨气，听说叛军入城，就准备自杀，但手慢了点，导致自杀未遂，被俘。
孔有德到底是混社会的，讲点江湖道义，没有杀孙元化，只是把他扣作人质，同时，他又致信山东巡抚余大成，要求和谈。
好在余大成还比较清醒，知道事情闹大了，当即上报朝廷，登州失陷。
崇祯大怒，搞这么大的事，现在才来汇报，干什么吃的！
他马上下令，免去孙元化、余大成的职务，委派谢涟为新任登莱巡抚，接替孙元化，平定叛乱。
很快，孔有德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明白，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但他对孙元化似乎很有感情，到这份上，都没动他一根指头，竟然给放了。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难得干了件好事，也能把孙专家害死。
因为这事从头到尾，孙专家的责任太大，所以孙元化千里迢迢投奔朝廷后，就被朝廷逮了，送到京城，审讯完毕，竟然判了死刑，拉出去砍了。
现在的孔有德很麻烦，他虽然占据了登州，但也就是个县城，且还在明朝腹地，上天没路，下地没门，渡海没船，基本是歇菜了。
但非常难得，孔有德同志很乐观，他非但没有走，还干起了大买卖，找来了当年的同事李九成、耿仲明、陈友时，还拉上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并广泛招募各地犯罪分子，扩编军队。
更搞笑的是，他们还组织政府，开始封官，封到一半，发现没有官印，还专门抓了几个刻印章的，帮他们刻印，很有点过日子的意思。
当然，他们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主业——抢劫，原先只抢个把县，现在牛了，统筹抢劫，分兵几路，从登州开始，沿着山东半岛去抢，搞得民不聊生。
崇祯决定，解决这个问题。
但新任巡抚谢涟刚到任，就发现，在围剿孔有德之前，他必须先突围。
孔有德同志手下这帮兵，打后金军，只能算是凑合，但打关内这帮人，实在是绰绰有余，谢涟到达莱州之后，就被围了。
但孔有德攻城的水平明显是差点，双方陷入僵持，你进不来，我出不去。
朝廷倒真急眼了，听说新到的巡抚又被围住，立即增兵，两万多人，直奔莱州。
孔有德听说朝廷援兵到了，也不含糊，加班加点地攻城，现炒现卖，拉出了登州城里的大炮，猛轰城头，竟然轰死了新到任的山东巡抚（谢涟是登莱巡抚）。
谢涟虽说打仗没谱，还是比较硬的，死撑，等援兵来。
他等来的不是援兵，而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
围城的孔有德派出了使者，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谢大人开恩，愿意投降。
听明白了，不是要谢大人投降，而是要谢大人接受投降。
这是个比较搞笑的事，深陷重围还没投降，包围的人倒要投降了，鬼才信。
谢涟信了，因为形势摆在眼前，朝廷援兵即刻就到，孔有德是聪明人，投降是他仅存选择。
他决定亲自出城，接受投降。
谢大人到底还是知识分子，他不知道，孔有德同志虽然是个聪明人，却是个聪明的坏人，从他反叛那天起，就没打算回头。
时候到了，孔有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亲自在城门迎接。谢巡抚很受感动，带着几个随从出城受降。
为示庄重，他还去找莱州总兵，让他一起出城。
总兵不去。
不但不去，还劝谢巡抚，最好别去。
跟谢涟不同，这位总兵，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比较了解兵油子的特点，认定有诈，坚持不去。
保住莱州，就此一举。
接下来的过程很有戏剧性，谢涟出城后，受到了孔有德的热情接待，手下纷纷上前，亲密地围住了谢巡抚，把他直接拉到了大营。
一进去，就变脸了。
孔有德的打算是，先把谢巡抚绑起来，当作人质，然后又把随同的一个知府拉到城下，逼他传话，让里面的人投降。
这位知府表示配合，到城下，让喊话，就真喊了：
“我死后，你们要好好守城（汝等固守）！”
按常规，此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贼兵极其愤怒，残忍地杀害了知府大人。
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知府大人固然有种，但更有种的，是那位不肯出城的总兵。
他听说巡抚被人劫了，知府在下面喊话，二话不说，就让人装炮弹，看准敌人密集地区，开炮。
敌人的密集地，也就是知府大人所在地，几炮打下去，叛军死伤惨重，知府大人也在其中，壮烈捐躯。
虽然巡抚够傻，好在知府够硬，总兵够狠，莱州终究守住。
但孔有德还是溜了，赶在援军到来之前。
这么闹下去，就没完了，崇祯随即下令，出狠招，调兵。
照目前情况看，要收拾这帮人，随便找人没有效果，要整，就必须恶整。
所以，他调来了两个猛人。
第一个，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浙江金华人，文官出身，但此人性格坚毅，饱读兵书，很有军事才能。
但更猛的，是第二个。
此时的山东半岛，基本算孔有德主管，巡抚的工作，他基本都干，想怎么来怎么来，看样子是打算定居了。
而且此时他的手下，已经有四五万人，且很有战斗经验，对付一般部队，绰绰有余。
所以派来打他的，是特种部队。
崇祯五年（1632）七月，明军先锋抵达莱州近郊，与孔有德军相遇，大败之。
孔有德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出马，在沙河附近布下阵势，迎战明军。
他迎战的，是明军先锋。明军先锋，是关宁铁骑，统领关宁铁骑的，是吴三桂。
猛胜朱大典者，吴三桂也。
虽然按年龄推算，此时的吴三桂，还不到二十，但已经很猛，只要开战就往前冲，连他爹都没法管，对付孔有德之流，是比较合适的。
战斗的进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杀鸡焉用牛刀。
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已经讲过了，这么多年来，能跟皇太极打几场的，也就这支部队。
而孔有德的军队，虽然也在辽东转悠，但基本算是游击队，逢年过节跟毛文龙出来打黑枪，实在没法比。
反映在战斗力上，效果非常明显。
孔有德的军队一触即溃，被吴三桂赶着跑了几十里，死了近万人，才算成功逃走。
原本孔有德的战术，是围城打援，围着莱州，援军来一个打一个。
但这批援军实在太狠，别说打援，城都别围了，立马就撤。
莱州成功解围，但吴三桂的使命并未结束，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登州。
被彻底打怕的孔有德退回登州，在那里，他纠集了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的所有军力，共计三万余人固守城池，他坚信，必定能够守住。
其实朱大典也这么想，倒不是孔有德那三万人太多，而是因为登州城太厚。
登州，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基地，往宁远、锦州送粮食，大都由此地起航，所以防御极其坚固。
更要命的是，后来孙元化来了，这位兄弟是搞大炮的，所以他修城墙的时候，是按炮弹破坏力来算。
换句话说，平常的城墙，也就能抗凿子凿，而登州的城墙，是能扛大炮的，抗击打能力很强。
更麻烦的是，孙巡抚是搞理科的，比较较真，把城墙修得贼厚且不说，还充分利用了地形，把登州城扩建到海边，还专门开了个门，即使在城内支持不住，只要打开此门，就能立刻乘船溜号，万无一失。
所以朱大典很担心，凭借目前手中的兵力，如果要硬攻，没准一年半载还打不下来。
按朱大典的想法，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他筹集了三个月的粮食，准备在登州城过年。
到了登州，就后悔了，不用三个月，三天就行。
孔有德到底还是文化低，对于登州城的技术含量，完全无知。听说明军到来，跟耿仲明一商量，认为如果龟缩城内，太过认怂，索性出城迎战，以示顽抗到底之决心。
这个决心，只维持了一天。
率军出城作战的，是跟孔有德共同叛乱的李九成，他威风凛凛地列队出城，摆好阵势，随即，就被干掉了。
明军出战的，依然是关宁铁骑，来去如风，管你什么阵势不阵势，就怕你没出来，出来就好办，骑兵反复冲锋，见人就打，叛军四散奔逃，鉴于李九成站在队伍最前面（最威风），所以最快被干掉，没跑掉的全数被歼。
此时城里的叛军，还有上万人，但孔有德明显对手下缺乏信心，晚上找耿仲明、毛承禄谈话，经过短时间磋商，决定跑路。
说跑就跑，三个人带着部分手下、家属，沿路抢劫成果，连夜坐船，从海边跑了。
按孔有德的想法，跑他个冷不防，这里这帮傻人不知道，还能顶会，为自己争取跑路时间。
然而意外发生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手下的道德水准，毕竟谁都不傻，孔有德刚跑，消息就传了出去，而类似孔有德这类黑社会团伙，只要打掉领头的，剩下的人用扫把都能干掉。
于是还没等城外明军动手，城里就先乱了，登州城门洞开，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跳海的跳海，朱大典随即率军进城，收复登州。
事情算是结了，但孔有德这帮人在山东乱搞了半年，不抓回来修理修理太不像话，所以将领们纷纷提议，要率军追击孔有德。
但朱大典没有同意。
不同意出兵，是因为不需要出兵。
逃到海上的孔有德很得意，虽说登州丢了，但半年来东西也没少抢，地主当不成，还能当财主。
得意到半路，遇上个人，消停了。
他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龙。
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还管过孔有德。
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孔有德之所以投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在他手下太难混。
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最不想见人的时候，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孔有德很伤心。
老领导黄龙见到了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没幸免（他抢劫是带家属的），纷纷堕海而亡。
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承禄。
这位仁兄先是老爹（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龙。
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
毛承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被人千刀万剐。
黄龙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山东叛乱就此结束。
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
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
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很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地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成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
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
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
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
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
当英雄很累，当汉奸很轻松。
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
第十二章 纯属偶然
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西北比，就不算个事。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
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
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
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抢哪。
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
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
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
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
全是外号。
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
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
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你只需要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
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
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实在太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
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
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
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
没有粮食吃，就吃人。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
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
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说这么多，只是想说，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
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挣得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
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
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
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
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
为什么白银不够？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
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溶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
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
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
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
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
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
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
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
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而西北一带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
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
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更为合适的工作——驿站。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
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
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
他不是故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
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可惜，全都偶然了。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
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抚战
当然，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所以他派出了杨鹤。
杨鹤，湖广武陵人（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
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
不是他杀，是自杀。
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
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
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
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
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
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
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么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
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
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
不杀人，怎么平乱？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
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实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
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
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
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
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
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
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
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
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
就这样，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
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
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
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人。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
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
强，弱，之间
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
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
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
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是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
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
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
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
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
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
凉拌，抢！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
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
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
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
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
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XX字）
以上人等，全部归降。
这些人是干嘛地，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有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
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
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几句话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
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
都投降了。
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
而对于杨总督，他们也是很客气的，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
比如神一魁投降，约好地点，杨鹤打开城门，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关老爷靠得住）。
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特别是杨总督，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并以此为荣。
一时间，西北喜讯接连，朝廷奔走相告，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致以节日的问候。
局面大好，大好。有效期，半年。
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
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
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答案是：为了活下去。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有钱，有粮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
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
杨鹤有钱，有粮食吗？
没有。
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
光是神一魁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安置？
招来当兵，就别扯了，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
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年年灾荒，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
对于这个悖论，崇祯同志是知道的，也想了办法。
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内库）里，拿出了十万两，交给杨鹤，让他拿去花。
应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民军们拿到钱，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是多长呢？
我前面说过了，半年。
半年，把钱都花完了，自然就不投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继续反！
为了活下去。
猛人出场
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
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
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飘，你干什么吃的？
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
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
例外总是有的。
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
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
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
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
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
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刚刚开幕，真正的猛人，即将出场。
一年前，招抚失败后，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进攻军事重镇韩城，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
杨鹤很急，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手中实在没有兵，但到这节骨眼上，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
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
第一个猛人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
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
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
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
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
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央殿大学士。
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
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祖母戴氏，夫人。
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
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
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
洪承畴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
洪承畴很聪明，据说7岁就能背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我，27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名。
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名，二甲。
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
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
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
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
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是混到最后，光荣地退休。
从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柱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
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
所以洪承畴带兵去救韩城的时候，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
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
这是事实，不是据说。
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
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
在洪承畴的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
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
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
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
招抚是没有用的，钱是不够用的，唯一有用的方式，是镇压。
来陕西上任之前，洪承畴带来了很多书。三十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
战后，他丢掉了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
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后的两个月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色变，望风而逃。
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
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
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
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很疑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
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
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
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
还没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桂剁了。
我始终觉得，这事干得相当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
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挡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
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
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此类表演，基本都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
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
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
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
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
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噩梦开始了。
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
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两千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
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地看着，看了会，就走了。
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
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
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
然后，洪承畴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
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
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
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
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
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
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
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
第十三章 第二个猛人
对曹文诏这个人，洪承畴曾经有过一个评价：世间良将，天下无双。曹文诏，山西大同人，和洪承畴不一样，他没有履历，没读过书，没有背景，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
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跟着此人去了辽东。这个人叫做熊廷弼。
九年前，广宁兵败，明军溃败，他没有逃跑，而是坚持留了下来，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
六年前，孙承宗走了，他还是留了下来，此时，他已经当上了游击，而他的新上司，就是袁崇焕。
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京城，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
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击退后金贝勒阿敏，并最终收复关内四城。
然后，他来到了西北。
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
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
这一千人，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但人数并不多，大致在六千人左右，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曹文诏带回来的，只是六分之一。
而他的对手王嘉胤，手下的民军主力，在三万人左右。
王嘉胤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拨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罗。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李自成是闯王2.0版本），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
而且这人很难得，很有点组织才能，连个县都没占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六部都察院，还有宰相。
当然，对于这些，曹文诏是没有兴趣的，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
按通常的说法，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
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王嘉胤的兵力前面说过，是三万人，而曹文诏带去的人，是三千。
估计王嘉胤原先没在部队混过，也不大知道曹文诏何许人也，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毕竟就三千人，还能咋样。
王嘉胤认为，就算曹文诏再强，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但毕竟是十个打一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所以他摆好了阵势，准备迎敌。
他太单纯了。
要知道，打了十几年仗，换了三任领导，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还能混到现在，光凭勇猛，十条命都是不够的。
曹文诏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勇猛，而是因为耍诈。
此人身经百战，通晓兵法，到地方后，压根没动手，先断了王嘉胤的粮道。
王嘉胤慌了，要坚守，没有粮食，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
就这样，王嘉胤冲了两个月，终于，在他即将放弃时，奇迹出现了。
曹文诏的包围圈，竟然出现了漏洞，王嘉胤终于找到机会，冲出重围。
王嘉胤感觉很幸运，虽说被困了两个月，但好歹还是出来了。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
可惜他并不知道，曹文诏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
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打。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王嘉胤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就后悔了。
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曹文诏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紧追不放，追上就是一顿猛捶，五天之内打了五仗，王嘉胤一败涂地。
更可气的是，曹文诏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每次打完就撤，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对此，王嘉胤极为郁闷。
其实曹文诏也很郁闷，谁让你有三万人，我只有三千，只能慢慢打。
打了两个月，王嘉胤崩溃了，王嘉胤的部下也崩溃了。在某个混乱的夜晚，王嘉胤被部下杀死，部分投降了曹文诏。
王左桂死了，王嘉胤也死了，剩下的，还有神一魁。
在所有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最能坚持的，就是神一魁。
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洪承畴决定，跟曹文诏合作。
所谓合作，就是客气客气。就官职而言，洪承畴是总督，曹文诏是总兵，洪承畴是进士，曹文诏是老粗。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诏就怎么做，相当听话。
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
其实这个时候，神一魁已经挂了，真正掌控军权的，是四个人：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
虽说头头死了，但势头一点没消停，光主力部队，就有五万人，聚集在甘肃镇原，准备进攻平凉。
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
除曹文诏之外，他还调来了王承恩、贺虎臣等人，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
到齐了，就是群殴。
群殴之后，民军撑不住了，决定向庆阳撤退。
想法是好的，可惜做不了。特别是曹文诏，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两匹马，骑累一匹就换一匹，机动性极强，民军往哪跑，他就等在哪。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
经过两个月的僵持，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濠决战，史称西濠之战。
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刚开打，还没缓过劲，曹文诏就率军冲入了敌军，乱砍乱杀，大砍大杀，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
砍完了，退回来，歇会，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所谓如入无人之境，大致就是这个状态。
民军的阵脚大乱，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洪兵，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敌军就此彻底崩溃。
此战，民军损失近万人，首领杜三、杨老柴被生擒（曹文诏抓的）。
残余部队全部逃散。
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了。
洪承畴不肯拉倒，打残是不够的，打死是必须的。
神一魁的四个头领，抓了两个，还剩两个——红军友、李都司。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诏接手，他率领自己的两千骑兵，开始了追击。
接下来，是曹文诏的表演时间。
面对曹文诏的追击，几万军队几乎无法抵抗，连战连败，死伤近万，主要原因，还是曹文诏太猛。
曹总兵是见过大世面的，最猛的八旗军他都没怕过，打半业余的民军，自然没问题。每次进攻，他都带头冲锋，打得民军头目胆战心惊，时人有云：“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这种说法是客观的，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曹总兵不但玩硬的，还玩阴的。
在追击的路上，曹文诏的手下报告，他们抓住了一个叫李宫用的敌军将领。
按日常惯例，处理方法都是拉出去砍了，但曹文诏想了想，对手下说，放了这个人。
此后的事情，用史书上的话说，“文诏乃纵反间，绐其党，杀红军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文诏放走了这个人，并利用他使了个反间计，忽悠了他的同党，杀掉了四大首领中的红军友。
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这个反间计到底怎么使的，只是我查了很多史料，也没查个明白。
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民军而言，曹文诏，是最为恐惧的敌人。
人恐惧了，就会逃跑，逃无可逃，就不逃了。
神一魁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
他很恐惧，所以他逃跑，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他决定，不跑了，回头，决战曹文诏！
等等，再想想。
想明白了，不跑了，回头，伏击曹文诏！
没办法，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
他们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原。
为保证圈套成功，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吸引曹文诏前来救援。
曹文诏来了，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二话不说就追。
追到了南原，穿进了圈套，伏兵四起。
应该说，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受到突然袭击，曹文诏的部队被打乱，曹文诏被冲散。
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至少看过淝水之战，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曹文诏已死！
很快，就喊成了口号，鉴于曹文诏不知被冲到哪去了，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明军开始动摇。
然后，曹文诏就开始辟谣了，不用话筒，用长矛。
精彩表演开始，按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匹马萦万众中。诸军望见”。
拿着长矛，左冲右突，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看见了他。
遇上这么个人，谣言是不管用了，伏击也别扯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僵尸蔽野”。
数过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诏而言，还没完。
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曹文诏继续追击，然后是大败、复大败，又复大败。一路败到平凉，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洪承畴杀掉了他。神一魁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
但到这份上，曹总兵还没消停，他继续追击残敌，竟然追到了甘肃、宁夏，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至此，神一魁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
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他们的戏份，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注定只是个配角。
主角
配角死光了，但龙套并没死，因为活不下去的人，终究还是活不下去，头头死了，就另找活路。秉持这个原则，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的残部，以及所有无法活下去的人，为了生存，继续战斗。
但鉴于陕西、甘肃打得太狠，他们跑到了山西。
虽说是半业余组织，但吃了这么大的亏，总结总结经验是应该的。于是，在王嘉胤部将王自用的号召下，所有剩下来的民军领袖，聚集在一块，开了个会。
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顺便再选领导。
其实也不用选，一般这种事，都是论资排辈。经过群众推举，王自用以资历最多，工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
鉴于曹文诏、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
当时去开会的，共有三十六支部队，史称“三十六营”。
跟以往一样，这三十六位头目，有三十六个外号，大致如下：
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塌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
就外号水平而言，跟水浒传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的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
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水浒好汉们，总共是一百单八个，这次只有三十六个，也就够个天罡。
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地相似。
你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塔天王晁盖。
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
这次的三十六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
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五位，外号你要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
闯王——高迎祥；
八大王——张献忠；
曹操——罗汝才；
闯塌天——刘国能；
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
这是极为有趣的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
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
终点太远了，从起点说起吧。
开完这次会后，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共同行动。
这次开会的起义军，总兵力，近二十万人，开完后就分开了。
分开去打仗。
他们兵分几路，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
崇祯得知，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
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
这位仁兄调兵倒很有一套，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四处拉人，陕西、甘肃、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光是总兵，就有三个。
但这人有个毛病，喜欢排兵布阵，把人调来调去，指挥乱七八糟，还没等他布出个形状，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崇祯恼火了，他决定换人，换一个能让这三十六位首领做噩梦的人——曹文诏。
曹文诏算是出头了。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荣归故里后，短短一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现在是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但按崇祯的意思，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因为根据命令，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诏的指挥。
对于这个安排，三十六位头头是有准备的，所以他们决定，以太原一带为基地，协同合作，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曹文诏。
崇祯六年（1633），曹文诏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
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来一个人。
对这个人，曹文诏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到西北之前，他经常见到这个人。
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的。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如朱元璋），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
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诏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
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
就知名度而言，左良玉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了脸。
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
左良玉的身世，是非常秘密的，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这么个出身，你让他饱读诗书，就是拿他开涮。
没书读，也得找工作，长大以后，左良玉去当了兵，小兵。
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诏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诏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已经混到了都司。
顺便说一句，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天启年间，他还是个小兵时，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
当时的左良玉，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惊为天人，说他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了个游击。
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希望你还记得他，因为天启二年，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
按侯恂的说法，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但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是有点差距，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
但不负侯恂所望，左良玉终究还是出名了，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
这事之前也提过，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尽，袁崇焕来收拾残局，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
当兵的没拿到工资，才兵变，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但手下的兵哗变，他负领导责任，就这么被赶回了家。
回家呆了几天，又回来了。
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又把他召了回来，去打关内四城，就是在那里，他开始暂露头角，和曹文诏并肩作战，收复了遵化。
恰好，这段时间侯恂也混得不错，顺道给他提了副将，从此顺风顺水。
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
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此外，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
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
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凡响。
先在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然后在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事，当时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竟然被农民军全歼，他自己带着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
不过不要紧，就算名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
曹文诏的发挥从未失常，对于皇帝的信任，他很感动。
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就是猛打，猛杀。
崇祯六年（1633）二月，曹文诏开始攻击。
他追击的敌人，有二十万，而他的兵力，是三千人。
无须怀疑，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
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
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曹文诏手下的第一个首领。
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
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
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
他的第二站，是孟县。
孟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
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学意味的，毕竟在世上，也就是个混。但曹文诏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混是容易的，混成王是很难的。
双方在孟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六倍。
六十倍都没用。
曹文诏毫无费力，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
当时的太原，算是民军的天下，因为这里是三十六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此外，如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
曹文诏来后，就没法混了。
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尽平。”
曹文诏实在太猛，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十几支民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他又在太谷、范村、榆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几消尽。”
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的人，非要干到底，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
曹文诏是明白人，他知道，就凭对方这二十多万人，即使站在那里不动，让他砍，三千人，也得砍上十天半月。
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发动了连续攻击，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地名、斩杀人数——曹文诏斩杀的人数。
短短十五天内，曹文诏率军七战七胜，打得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润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
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诏死磕。
死磕未必能行，死是肯定的。
一个月，紫金梁的兵力已经损失了近三分之一，这么下去，实在赔不起了。
于是他做出决定，分兵。
紫金梁现在的想法是，曹文诏再猛，也没法分身，分兵之后，就看运气了，谁运气不好，被逮着，命苦不能怨政府。
就这么办了，紫金梁分工。他去榆社，老回回（三十六营之一）去武乡，过天星（三十六营之一）去高泽。
关于结局，史书上记载如下：“文诏皆击败”。
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
曹文诏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呆了，往外跑。
跑路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直隶（河北），另一个是河南。
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曹文诏同志是很负责的，别说中国河南，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
在曹文诏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大亏，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
人死了，就解脱了。
所幸，他还算是善终，在被曹文诏干掉之前，就病死了。
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死去了，三十六营联盟宣告结束。
紫金梁结束了他的使命，接替他的，将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人。
合谋
当然，对当时的起义军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文诏还在追。紫金梁死后，曹文诏继续攻击。在林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功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
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了，曹文诏在山西，山西也消停了。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了，具体的地点，是河南怀庆。
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
于是，崇祯六年（1633）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河南了。
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诏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还能围个县城，杀个把知县，混得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人。
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
三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诏。
就军事天赋而言，两人水平相当，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
曹文诏率领的，是关宁铁骑，所谓天下第一强军，战斗力极强，打起来也顺手。
但左良玉估计是跟袁崇焕关系不好，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大多数在祖大寿的手上），只能在当地招兵。
这就比较麻烦了，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苦人家，闭只眼就过去了，官军也好，民军也罢，都是混饭吃，何必呢？
而这一次，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昌平兵。
明代的军队，就战斗力而言，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给钱不说，还要给地，相对而言，昌平兵性价比很高，而且就在京城附近，也好招。
带着这拨人，左良玉终于翻身了，他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敌军到处跑。
到崇祯六年（1633）九月，不再跑了。
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十几万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抉择。
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了，他开始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
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民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他们一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
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
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面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地。
在对手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地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
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
对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
下面，我们介绍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史料记载，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都是外号）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一直没想明白这外号啥意思，估计是说他跑得快），逼上路（这个外号很有觉悟）、一块云（估计原先干过诗人）、三只手（这个……）；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上天龙……（应该之前已经被曹文诏干掉了）。
大抵而言，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
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了。
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
按规定，但凡跨省调动，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诏。
当然，如果真是曹文诏管这摊子事，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着。
可是，不是曹文诏。
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
崇祯六年九月，曹文诏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
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
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
而这笔帐，大都算到了御史刘令誉的头上。
因为据史料记载，曹文诏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的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结了梁子。
后来刘御史到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了，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诏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
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按照明代编制，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诏极为信任，别说一状，一百状都告不倒。
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
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
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裁掉驿站），又干出来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
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也不好色（估计没时间），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利，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
很可怜。
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家里的事要管，外面的事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就结了。
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
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八万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
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被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
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两万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一千多人，失陷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往大同，参与会战。
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十几天，等来了援兵。
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
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
但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
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
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
这是第一次。
第十四章 突围
事实证明，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地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
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注意，是一个人，看守一百个人。
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手机小說|taｏshuke]，宁有种乎”等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顺应潮流，又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李自成如是说。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
比较凑巧的是，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
直到有一天。
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
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
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
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
崇祯二年，饭碗没了。
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
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
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
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
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
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
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
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
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
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
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
一年后，王左桂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
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
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有一个手下，叫洪承畴。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洪承畴一举成名，王左桂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
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
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
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
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
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
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
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
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
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
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
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
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相当靠谱。
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
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
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不要怕！
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
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呆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
有的，还有一条。
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道路。
他说，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
他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事实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
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
打北京，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打南京，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
凤阳，位于南直隶（今属安徽），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皇亲国戚），除此以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
但凤阳虽然穷，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
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
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义军的影响。
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
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
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
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
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
没话说了。
但凡是没办法了，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
真没办法。
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
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
检讨
很巧，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许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
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
慢着，似乎还漏了点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
答：走进去。
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
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
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
如果是李自成，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
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
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个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
看好了，不是朱元璋的坟（还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
虽说朱五一（希望还记得这名字）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也给烧了。
此外，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树了个旗帜，大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
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
事大了。
从古至今，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掘你家祖坟。
但一般来讲，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
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
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刨了的，只有明朝。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
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那还了得。
但醒过来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做检讨。
请注意，不是让人做检讨，而是自己做检讨。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做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十月二十八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
根据惯例，但凡出了事，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知县负责，府里出事，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巡抚负责。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谁负责？
只有皇帝负责。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就没有大问题。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做检讨。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拉去砍了，既然皇帝做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
当然，皇帝背了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
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
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
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
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民军的数量，大致有三十万，而官军，总共才四万人。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也没法搞定。
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
第十五章 一个文雅的人
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崇祯八年六月，曹文诏奉命出发，追击民军。曹文诏的攻击目标，是十几万民军，而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自打开战起，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
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的。
曹文诏率领骑兵，一口气追了几百里，把民军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数千人。
但自古以来，人多打人少，不是没有道理的。
跑了几百里后，终于醒过来了，三千人而已，跑得这么快，这么远，至于吗？
于是一合计，集结精锐兵力三万多人，回头，准备跟曹文诏决战。
崇祯四年起，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从来没输过，胆子特大，冲得特猛，一猛子就扎了进去。
进去了就再没出来。
民军已走投无路，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只打算死拼。
而曹文诏由于太过激动，只带了先锋一千多人，就跑过来了。
三万个死拼的人，对一千个激动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
曹文诏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十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
眼看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诏准备走人。
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
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
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民军看来，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
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
曹文诏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了曹文诏，就喊了一句：
“将军救我！”
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
这个人是民军的一个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诏的部队里干过。
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
“这就是曹总兵！”
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
民军集结千人，群拥而上围攻曹文诏。
曹文诏麻烦了，此时，他的手下已经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
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的曹文诏，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了勇敢的意义。
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十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
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
曹文诏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
曹文诏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
无论如何，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崇祯极其悲痛，立即下令追认曹文诏为太子太保，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料理后事等等。
从某个角度讲，曹文诏算是解脱了，崇祯还得接着受苦，毕竟那几十万人还在闹腾，这个烂摊子，必须收拾。
所以，曹文诏死后不久，崇祯派出了另一个人。
当时的局势，已经是不能再坏了，凤阳被烧了，曹文诏被杀了，皇帝也做了检讨，原先被追着四处跑的民军，终于到达了风光的顶点。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将领，包括左良玉、洪承畴在内，都是畏畏缩缩，遇上人了，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也就是碰一碰，只求把人赶走，别在自己防区里转悠，就算万事大吉。
对此，诸位头领大概也是明白的，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转来转去，有一次，高迎祥带着十几万人进河南，左良玉得到消息，带人去看了看，啥都没说就回来了。
照这么下去，估计高迎祥就算进京城，大家也只能看看了。
然而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任时开始。
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督。
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奇瑜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
当时全国，总共只有十三个省，洪承畴管五个，他管五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督师西北，你去督师东南，天下必平！
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升。
对大多数人而言，卢象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卢阎王。
就长相而言，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滋润，雇工的雇工，看戏的看戏。
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卢象升。
所谓猛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
但在十几年前，他跟这个称呼，基本是八杆子打不着，那时，他的头衔，是卢主事。
天启二年（1622），江苏宜兴的举人卢象升考中了进士，当时吏部领导挑中了他，让他在户部当主事。
据史料说，卢主事长得很白，人也很和气，所以人缘混得很好，没过两年，就提了员外郎，只用了三年时间，又提了知府。
到崇祯二年，卢象升已经是五品正厅级干部了，就提拔速度而言，相当于直升飞机，而且卢知府人品确实很好，从来没有黑钱收入，群众反应很好。
总之，卢知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生活是很平静的，日子是很惬意的，直到崇祯二年。
这年是比较闹腾的，基本都是大事，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比如袁崇焕被杀死，当然，也有小事，比如卢象升带了一万多人，跑到了北京城下。
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有十几路，卢象升这路并不起眼，却是最有趣的一路，因为压根没人叫他来。
卢象升是文官，平时也没兵，但他听说京城危急，情急之下，自己招了一万多人，就跑过来了。
明末的官员，是比较有特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推卸责任，能不承担的，绝不承担，能承担的，也不承担，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
卢象升负责任，起码他知道，领了工资，就该办事。
但遗憾（或者是万幸）的是，卢象升同志没能打上仗，他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后金军就走了。
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要真跟人碰上，十有八九是个死。
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却永远地改变了卢象升的命运，因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囚犯。
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九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
朝廷的特点，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既然卢知府这么积极，干脆就让他改了行。
崇祯三年，卢象升提任参政，专门负责练兵。
当时最能打仗、最狠的兵，除辽东，就是西北，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战斗力很强，敢于玩命，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
卢象升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算是二流。
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二流的头头，没有二流的兵。
明朝的精锐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袁崇焕的兵，叫做关宁铁骑，洪承畴的兵，叫做洪兵，而卢象升的兵，叫天雄军。
就战斗力而言，明末的军队中，最强的，当属关宁铁骑，天雄军的战斗力，大致排在第三（第二还没出场），比洪兵强。
据高迎祥和李自成讲，他们最怕的明军，就是天雄军。
比如关宁铁骑，虽然战斗力强，但都是骑兵，冲来冲去，死活好歹都是一下子，但天雄军就不同了，比膏药还讨厌，贴上就不掉，极其顽固，只要碰上了，就打到底，不脱层皮没法跑。
天雄军的士兵，大都来自大名、广平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强悍，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诀窍。
两百多年后，有一个人使用了他的诀窍，组建了一支极为强悍的部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曾国藩。
没错，这个诀窍的名字，叫做关系。
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卢象升的天雄军，大都是有关系的，同乡、同学、兄弟、父子，反正大家都是熟人，随便死个人，能愤怒一堆人，很有战斗力。
但这种关系队伍，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冲锋的时候，一个人冲，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冲，但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大家也会一起跑。
比如曾国藩同志，有次开战，就遇到这种事，站在后面督战，还划了条线，说越过此线斩，结果开打不久，就有人跑路，且一跑全跑，绕着线跑，追都没追上，气得投了河。
卢象升没有这个困惑，因为每次开战，他都站在最前面。
事实上，卢先生被称为卢阎王，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亲手杀人。
之前我说过，卢象升长得很白，但我忘了说，他的手很黑。
卢象升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天生神力，射箭水平极高，长得虽然文明，动作却很粗野，每次作战时，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赶得对方鸡飞狗跳。
他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激烈的战斗。
崇祯六年，山西流寇进入防区，卢象升奉命出击，对方情况不详，以骑兵为主力，战斗力很强，人数多达两万。
卢象升只有两千人，刚开战，身边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头扎进了敌营。
他的这一举动，搞得对方也摸不着头脑，被他砍死了几个人后，才猛然醒悟，开始围攻他。
卢象升的大刀水平估计相当好，敌人只能围住，无法近身，万般无奈，开始玩阴的，砍他的马鞍（刃及鞍）。
马鞍被干掉了，卢象升掉下了马，然后，他站了起来，操起大刀，接着打（步战）。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卢象升就这么操着大刀，带着自己的手下，把对方赶到了悬崖边。
没办法了，只能放冷箭。
敌人的箭法相当厉害，一箭射中了卢象升的额头，又一箭，射死了卢象升的随从。
这两箭的意思大致是，你他娘别欺人太甚，逼急了跟你玩命。
这两箭的结果大致是，卢象升开始玩命了。而且他玩命的水平，明显要高一筹。
他提着大刀，越砍越有劲，几近疯狂（战益疾）。这下对方被彻底整懵了，感觉玩命都玩不过他，只好乖乖撤退，以后再没敢到他的地界闹事。
虽然卢象升的水平很高，但在当时，他还不怎么出名，也没机会出头，然而帮助他进步的人出现了，这人的名字叫做高迎祥。
崇祯七年，高迎祥等人跑出了包围圈，就进了郧阳，郧阳被折腾得够呛，巡抚也下了课，这事说过了。
但这件事，对卢象升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接替郧阳巡抚的人，就是他。
如果高迎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估计是死都不会去打郧阳的。
卢象升是个聪明人，聪明在他很明白，凭借目前的兵力，要把民军彻底解决，是绝不可能的。
作为五省总督（后来变成七省），他手下能够作战的精锐兵力，竟然只有五万人，但在这几省地界上转来转去的诸位头领，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好几万人，总计几十万，还满世界转悠，没处去找。
但他更明白，彻底解决民军的头领，是绝对可能的。
民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都是文盲，全靠打头的领队，只要把打头的干掉，立马就变良民。
而在所有的头头里，最有号召力，最能带队的，就是闯王。
强调，现在的闯王是高迎祥，不是李自成。
在所有的头领中，高迎祥是个奇特的人，他的奇特之处，就是他一点也不奇特。
明末的这帮头领，都是比较特别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有个性。
但凡古代干这行的，基本是两种人，吃不上饭的，和混不下去的。文化修养，大都谈不上，所以做事一般都不守规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军队也是一样，今天是这帮人，没准明天就换人了，指望他们严守纪律，按时出操，没谱。
但高迎祥是个特例，他没什么个性，平时不苟言笑，打赢了那样，打输了还那样。
许多头领打仗，明天究竟怎么走，不管，也懒得管，打到哪算哪。
高迎祥的行军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表明路标，引导部队行进。
更吓人的是，高迎祥的部队，是有统一制服的——铠甲。
一般说来，盔甲这种玩意，只有官军才用（费用比较高，民军装备不起），大部都是皮甲，而高迎祥部队的盔甲，是铁甲。
所谓重甲骑兵，就是这个意思，更吓人的是，他的骑兵，每人都有两三匹马，日夜换乘，一天可以跑几百里，善于奔袭作战。
就这么个人，连洪承畴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角色，看见他都发怵。打了好几次，竟然是个平手。
所以一直以来，高迎祥都被朝廷列为头号劲敌。
卢象升准备解决这个人。
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的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祖宽。
祖宽，不是祖大寿的亲戚，具体点讲，他是祖大寿的佣人。
但祖大寿同志实在太过厉害，一个佣人跟着他混了几年，也混出来了，还当上了宁远参将。
其实对于祖宽，卢象升并不了解，他最了解的，是祖宽手下的三千部队——关宁铁骑。
作为祖大寿的亲信，祖宽掌管三千关宁军，卢象升明白，要战胜高迎祥，必须把这个人拉过来，必须借用这股力量。
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他认定，高迎祥的死期已然不远。
此时的高迎祥，正在为攻打汝宁做准备，还没完事，祖宽就来了。
高迎祥到底是有点水平，他从没见过祖宽，但看架势，似乎比较难搞，毅然决定跑路。
但他之所以跑路，不是为逃命，而是为了进攻。
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敌人弱小，就迎战，敌人强大，就先跑路，多凑几个人，人多了再打。
一年前，曹文诏就是被这种战法报销的。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陕州，在这里，有两个人正等待着他——李自成、张献忠。
民军最豪华的阵容，也就这样了，高迎祥集结兵力，等待着祖宽的到来。
以现有的兵力，高闯王坚信，如果祖宽来了，就回不去了。
祖宽果然来了，也果然没有回去，因为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又跑路了。
高迎祥的这次选择，是极为英明的，因为祖宽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多了个人——左良玉。
高迎祥的这套策略，对付像王朴那样的白痴，估计还是有点用的，但祖宽这种老兵油子，那就没招了，他立马看穿了这个诡计，拉上了左良玉，一起去找高迎祥算帐。
接下来是张献忠先生的受难时间。
其实这事跟张献忠本没有关系，只是高迎祥让他过来帮忙，顺道挣点外快，可惜不巧的是，碰上了硬通货。
跑路的时候，根据惯例，为保证都能跑掉，是分头跑的，高迎祥、李自成是一拨，张献忠是另一拨。
所以官军的追击路线，也是两拨，左良玉一拨，祖宽一拨。
不幸的是，祖宽分到的，就是张献忠。
我说过，祖宽手下的，是关宁铁骑，跑得很快，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追上了张献忠，大破之。
张献忠逃跑了，他率领部队，连夜前行，一天一夜，跑到了九皋山。
安全了，终于安全了。
然后，他就看到了祖宽。
估计是等了很久，关宁军很有精神，全军突击，大砍大杀，张献忠主力死伤几千人，拼死跑了出去。
又是一路狂奔，奔了几百里，张献忠相信，无论如何，起码暂时是安全了。
然后，祖宽又出现了。
我说过，他的速度很快。
此后的结果，是非常壮观的，用史书的话说——伏尸二十余里。
张献忠出离愤怒了，而这一次，他做出了违反常规的决定，比较有种，回头跟祖宽决战。
是的，上面这句话是不靠谱的，张献忠先生从来不会违反常规，他之所以回头跟祖宽决战，因为在逃跑的路上，遇上了两个人——李自成、高迎祥。
人多了，胆就壮了，张献忠集结数万大军，在龙门设下埋伏，等待祖宽的到来。
张献忠的这个埋伏，难度很大，因为祖宽太猛，手下全是关宁铁骑，久经沙场，“发一声喊，伏兵四起”之类的场景，估计吓不住，就算用几万人围住，要冲出来，也就几分钟时间。
面对困境，张献忠同志展现了水平，他决定，攻击中间。
利用突袭，把敌军一分为二，分而击破，这是唯一的方法。
单就质量而言，他的手下实在比较一般，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有数量，就有质量，他集结了十倍于祖宽的兵力，开始等待。
不出所料，祖宽出现了，依然不出所料，他没有丝毫防备，带领所有的兵力，进入了埋伏圈。
张献忠不出所料地发动了攻击，数万大军发动突袭，不出所料地把关宁军冲成了两截。
接下来，就是出乎意料的事了。
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自己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虽然自己出现得相当突然，但从这些被包围的敌人脸上，他看不到任何慌张。
其实张先生这一招，用在大多数官军身上，是很有效果的，对关宁军，是无效的。这帮人在辽东，主要且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见惯大场面，所谓伏兵，无非是出来的地方偏点，时间突然点，队伍分成两截，照打，有啥区别？
特别是祖宽，伏兵出现后，他非但没往前跑，反而亲自断后，就地组织反击，而他手下的关宁军，似乎也没有想跑的意思，左冲右突，大砍大杀，战斗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晚上，伏兵打成了败兵，进攻打成了防守，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歇菜，撒腿就跑。
前后三战，张献忠损失极为惨重，死伤无数，被打出了毛病，据说听到卢象升、祖宽的名字就打哆嗦。
河南不能呆了，他率领军队，转战安徽。
相比而言，高迎祥、李自成的遭遇，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高迎祥第一次遇见卢象升，是在汝阳城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他的手下，有近二十万人，光是营帐，就有数百里（连营百里），浩浩荡荡，准备攻城，看起来相当吓人。
而他的对手，赶来救援的卢象升，只有一万多人。
其实一直以来，官军能够打败民军，原因在于官军骑马，而民军只能撒脚丫跑。
但高迎祥是个例外，我说过，他的军队，是重甲骑兵，而且每人有两匹马，机动性极强，而卢象升手下能跟他打两把的，只有关宁铁骑，且就一两千人。
更麻烦的是，当卢象升到达汝阳的时候，军需官告诉他，没粮食。
没粮食的意思，就是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是没法打仗。
一般说来，军中断粮一天，军队就会失去一半战斗力，断粮两天以上，全军必定崩溃。
卢象升的军队断粮三天，没有一个逃兵。
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
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水浆不入口），此即所谓身先士卒。
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
其实很多时候，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粮食，而是公平。
公平的卢象升，是个很聪明的人，经过几天的观察，他敏锐地发现，高迎祥的部队虽然强悍，但是比较松散，选择合适的突破点，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卢象升选择的突破点，是城西，鉴于自己步兵太多，骑兵太少，硬冲过去就是找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千多年前，诸葛亮同志鉴于实在干不过魏国的骑兵（蜀国以步兵为主），想到了同样的方法。
没错，对付骑兵，成本最低，老少咸宜的方式，就是弓箭，确切地说，是弩。
诸葛亮用的，叫做连弩，卢象升用的，史料上说，是强弩，具体工艺结构不太清楚，但确实比较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高迎祥的重甲骑兵，在开战后仅仅几个小时里，就得到了如下结果——强弩杀贼千余人。
其实城西的部队被击破，死一千多人，对高迎祥而言，并不是啥大事，毕竟他的总兵力，有几十万人之多，但他的军阵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导致了汝阳之战的失败。
这个弱点，就是人太多。
几十万人，连营百里，而据卢象升给皇帝的报告，高迎祥的主力骑兵，有五六万人，其余的大都是步兵以及部队家属。
步兵倒还好说，家属就麻烦了，这拨人没有作战能力，又大多属于多事型，就爱瞎咋呼，看到城西战败，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什么敌人很多，即将完蛋之类。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真的完蛋了。
汝阳之战结束，高迎祥的几十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纷纷四散逃命，但高迎祥实在有点军事水平，及时布置后卫，阻挡卢象升的追击。
其实卢象升也没打算追击，一万人去追二十万人，脑子有问题。
但今天不追不等于明天也不追，卢象升看准机会，跟踪追击，在确山再次击败高迎祥，杀敌军数千人。
卢象升的亮相就此谢幕，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他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每战必胜，斩杀敌军总计三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
当然，高迎祥并不这么想，他依然认为，失败只是偶然，他所有的兵力，是卢象升的几十倍，战略的主动权，依然在他的手中，今年灭不了你，那就明年。
这个想法，让他最终只活到了明年。
十一月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很平静的，卢象升没有动，高迎祥也没有动，原因非常简单——过年。
无论造反也好，镇压也罢，都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遇到法定假日，该休息还是得休息。
休息一个月，崇祯九年正月，接着来。
最先行动的，是卢象升，他行动的具体方式，是开会。
开会内容，自然是布置作战计划，研究作战策略，讨论作战方案。
相对而言，高迎祥的行动要简单得多，只有两个字——开打。
从心底里，卢象升是瞧不上高迎祥的，毕竟是草寇，没读过书，没考过试，没有文化，再怎么闹腾，也就是个草寇，所以对于高迎祥的动向，卢象升是很有把握的：要么到河南开荒，要么去山西刨土，或者去湖广钻山沟，还有什么出息？
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找到了洪承畴，表示一旦高迎祥跑到西北五省，自己马上跑过去一起打。
然而高迎祥的举动，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就是因为敢闯，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攻击一个卢象升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南京。
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举动并不明显，他会合张献忠，从河南出发，先打庐州，打了几天，撤走。
接下来，他开始攻击和州，攻陷。
攻陷和州后，他开始攻击江浦，江浦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两百多年前，曾经有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发起了攻击，并最终取得天下——朱元璋。
高迎祥同志估计是读过朱重八创业史的，所以连进攻路线，都几乎一模一样，可惜他不知道，真正的成功者，是无法复制的。
朝廷大为震惊，南京兵部尚书立即调集重兵，对高迎祥发动反攻击，经过几天激战，高迎祥退出江浦。
退是退了，偏偏没走。
他集结几十万人，开始攻打滁州。
至此可以断定，他应该读过朱重八传记，因为几百年前，朱元璋就是从和州出发，攻占滁州，然后从滁州出发，攻下了南京。
滁州只是个地级市，人不多，兵也不多，而攻击者，包括李自成、张献忠等十几位头领，三十万人，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的民军，大致都来了。
所有的头领，所有的士兵，都由高迎祥指挥。
高闯王终于爬上了人生山峰的顶点。
他决定，进攻滁州，继续向前迈步。
山峰的顶点，再迈一步，就是悬崖。
惨败
但至少在当时，形势非常乐观，滁州城内的兵力还不到万人，几十万人围着打，无论如何，是没问题的。几天后，他得知卢象升率领援军，赶到了。
但他依然不怵，因为卢象升的援兵，也只有两万多人。此前虽说吃过卢阎王的亏，但现在手上有三十万人，平均十五个人打一个，就算用脚算，也能算明白了。
卢象升率领总兵祖宽、游击罗岱，向滁州城外的高迎祥发动了进攻。
双方会战的地点，是城东五里桥。
在讲述这场战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滁州的地形，在滁州城东，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水流十分汹涌。
我再重复一遍，河流很宽，水流很汹涌。
这场会战的序幕，是由祖宽开始的，关宁铁骑担任先锋，冲入敌阵，发动了进攻。
战斗早上开始，下午结束。
下午结束的时候，那条很宽，水流很汹涌的河流，已经断流了，断流的原因，史料说法如下——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
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尸体填满了河道，水流不动。
尸体大部分的来源，是高迎祥的部下，在经历近七年的光辉创业后，他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惨痛的溃败。
关宁铁骑实在太猛，面对城东两万民军，如入无人之境，乱砍乱杀。
高迎祥很聪明，他立即反应过来，调集手下主力骑兵，准备发动反击，毕竟有三十万人，只要集结反攻，必定反败为胜。
红楼梦里的同志们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
高迎祥的缺点，就是他优点——人太多。
人多，嘴杂，外加刚打败仗，通讯不畅，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乱军之中，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
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眼看兵败如山倒，撒腿就往外跑，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脱离困境。
这是很正确的，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而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左良玉，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管辖范围就算数了，没人较真。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应该属于加班行为，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追个几里，意思到了，也就撤了。
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说过，卢象升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就是认死理，凡是都往死了办。
按照这个处事原则，他追了很远——五十里。
之前我还说过，卢象升的外号，是卢阎王，虽然长得很白，但手很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统统都格杀勿论，五十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五万人以上。
追到五十里外，停住了。
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
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三年前，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逃到湖广郧阳，避避风头，二十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
但安徽终究是呆不下去了，他转变方向，向寿山进发，准备在那里渡过黄河，去河南打工。
黄河岸边，他就遇到了明军总兵刘泽清。
刘泽清用大刀告诉他，此路不通。
刘泽清并非猛人，并非大人物，也没多少兵，但是，他有渡口。
他就堵在河对岸，封锁渡口，烧毁船只，高迎祥只能看看，掉头回了安徽。
无所谓，到哪儿都是混。
但在回头的路上，他又遇见了祖大乐。
祖大乐也是辽东系的著名将领，遇上了自然没话说，又是一顿打，高迎祥再次夜奔。
好不容易奔到开封，又遇见了陈永福。
陈永福是个当时没名，后来有名的人，五年后，他坚守城池，把一个人变成了独眼龙——独眼李自成。
这种人，自然不白给，在著名地点朱仙镇跟高迎祥干了一仗，大败了高迎祥。
高迎祥终于发现，事情不大对劲了，自己似乎掉进了圈套。
他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
得知高迎祥攻击滁州时，卢象升曾极为惊慌，但惊慌之后，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彻底消灭高迎祥的计划。
高迎祥的想法，是非常高明的，学习朱重八同志，突袭南直隶，威胁南京，但遗憾的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在这里混过。
没有混过的意思，就是人头不熟，地方不熟，什么都不熟。
所以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绝不能让高迎祥离开，把他困在此地，就必死无疑。
刘泽清挡住了他的去路，祖大乐把他赶到了开封，陈永福又把他赶走，但这一切，只是序幕，最终的目的地，叫做七顶山。
七顶山，位于河南南阳附近，被祖大乐与陈永福击败后，高迎祥逃到了这里，就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熟人——卢象升。
当然，除了卢象升外，还有其余一干人等，比如祖大乐、祖宽、陈永福等等。
此时的高迎祥，手下还有近十万人，就兵力而言，大致是卢象升的两倍，更关键的是，他的主力重甲骑兵，依然还有三万多人。
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号称“第一强寇”的高迎祥，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主力基本被全歼，仅带着上千号人夺路而逃。
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最好的答案，似乎还是四个字——气数已尽。
十几万士兵、下属打得干干净净，兵器、家当丢得一干二净，高迎祥同志这么多年，折腾一圈，从穷光蛋，又变成了穷光蛋，基本算是白奋斗了，应该说，他很倒霉。
但我个人认为，有个人比他更倒霉——李自成。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变成光杆司令更倒霉呢？
有的，比如，变成光棍司令。
李自成的麻烦在于，他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
这位给李自成送帽子的老婆，叫邢氏，虽然不能肯定李自成有多少老婆，但这个老婆，是比较牛的。
按史料的说法，这位老婆基本不算家庭妇女，估计也不是抢来的，相当之强悍，打仗杀人毫无含糊，更难得的是，她还很有智谋，帮李自成管账，据说私房钱都管。
在管账的时候，她见到了高杰。
高杰，米脂人，李自成的老乡。据说打小时候就认识，后来李自成造反，他毫不犹豫，搭伙一起干，从崇祯二年开始，同生共死，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
铁哥们，也是会生锈的。
李自成第一次怀疑高杰，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
崇祯七年八月，时任五省总督陈奇瑜，派出参将贺人龙进攻李自成。
贺人龙是个相当猛的人，此人战斗力极强，且杀人如麻，每次上战场，都要带头冲锋，被称为贺疯子。
贺疯子气势汹汹地到了地方，看到了李自成，打了一仗，非但没打赢，还被人给围住了，且一围就是两个月。
但李自成并不想杀掉贺人龙，因为贺人龙是他的老乡，而且他正在锻炼队伍阶段，需要人才，就写了封信，让高杰送过去，希望贺人龙投降。
这个想法是比较幼稚的，贺人龙同志说到底是吃皇粮的，有稳定的工作，要他跟着李自成同志四处乱跑，基本等于胡扯，所以信送过去后，毫无回音，说拿去擦屁股也有可能。
按说这事跟高杰没关系，贺人龙投不投降，是他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发生了。
去送信的使者，从贺人龙那里回来后，没有直接去找李自成，而是找了高杰。
这算是个事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说是事，就是事，说不是，就不是。
而李自成明显是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人，加上贺人龙同志守城很厉害，他打了两个月，连根毛都没拔下来，所以他开始怀疑，贺人龙和高杰，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就把高杰撤了回来。
无论是铁哥们，还是钛哥们，在利益面前，都是一脚蹬。
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高杰相当不爽，但这事说到底，还是高杰的责任。
因为他回来之后，就跟邢氏勾搭上了。
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
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的，临走时，把邢氏也带走了。
对李自成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
除了老婆损失外，还有人才损失。
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
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刻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
总而言之，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自己了。
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
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
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郧阳山区。
两年前，就是在那里，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
卢象升闻讯，立刻找到祖宽和祖大乐，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追击高迎祥。
祖宽回答：不干。
卢象升无语。
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干过。
关宁铁骑
很久以前，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了算。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
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
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
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是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
现象也好理解，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都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
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
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
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
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地真实。
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
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
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
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会用得着的。
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
在众多的民军中，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钻山沟。
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象升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
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闯王同志带着山寨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
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
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
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
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
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
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
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
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
我认为，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了怀柔（今北京怀柔区），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今北京密云区），据说还去了趟西山（今北京西山），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
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十二座，抢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
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的人，据说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牌子，上写四个字——各官免送！
我始终认为，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
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
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
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
于是一个月后，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
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捶腿、顿足、吐唾沫，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
卢象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
接班
听说卢象升离开的消息后，高迎祥非常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不是量产货，他擦亮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他等来的接班人，叫做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人，时任兵部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读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
行了，直说吧，这是个废柴。
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
但王总督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书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督太过勉为其难，干巡抚就成。
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
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
这件倒霉事，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是王巡抚的家丁。
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
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连战连胜，此后又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
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升，又去了辽东，现在而今眼目下，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
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
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
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
在历代史料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XX死而X亡矣。
前面的XX，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后面的X，是朝代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猛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猛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了。
在明代完形填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
传庭死，而明亡矣。
传庭者，孙传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