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当年明月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的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个刀，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
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
“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王锡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张居正发泄了，王锡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万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了同样的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还杵了一辈子拐杖。
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
然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打屁股，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
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分析，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碑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
但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
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了，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有兴趣者，可学习一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找到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面垫一张宣纸（一点就破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
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
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
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就算是炉火纯青了。
练这一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
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上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的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
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所以长久以来，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地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
所谓打，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
而着实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体质。
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
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
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
原因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很瘦，用拳击术语讲，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
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挨打之后还没完，吴中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没资格坐轿子），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划上句号。
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
但在整个事件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
在赵用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
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初步照料了自己的丈夫后，便开始在现场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
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找到了最大的一块，带回了家，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
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
虽然才十五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
敢跟我的张先生（皇帝的日常称呼）为难，废了你们！
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
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
事实证明，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杀头），那就消停了吧。
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
但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
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
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
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
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
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志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决不妥协。
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
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力。
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
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在对他的描述中，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据说他来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
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就不是人。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整顿官场，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辞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情节并不重要。
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
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他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
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不要动手，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错。
当年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划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嘛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在当时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耍，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有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无私志愿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忌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3、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4、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而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所以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经常到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对不会消极怠工。
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
万历十一年（1583），北京地区大旱，当年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办法是求雨。
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机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
而这一次，万历打算自己去。
他求雨的地点，在南郊天坛。
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兄……是走着去的。
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
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至少有五公里。上个月我坐出租车去，还花了二十分钟，而万历是坐11路车去的——两条腿。
不但走着去，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也无奈于他的执著——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
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
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
“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
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年份的来临。
人生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
公元755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
公元755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八百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十五年。
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情，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
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
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蓟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于是他称病不出，不久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
三十六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赫，四十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四百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
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本了。
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六十岁。去世前留言如下：
〖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我知道，他之一生，已无任何遗憾。
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
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了老家，没人管他，三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有人管他。
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恰恰相反，他们都很去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呆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
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瑞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
万历十三年（1585），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海瑞七十二岁。
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当然，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
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
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
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大人迎了进来。
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都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谁敢），只是因为他老人家又升官了。
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个佥都御史（四品）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
据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都察院的御史们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没空去收拾他们。
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
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南京。
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亲自接见了他。
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
有人问：你干嘛来？又干嘛走？
答：我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
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
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也不一而同，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拨人。上千年来也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得有特点（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不行）。
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此后再无编制）。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里也有人挂。据说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避邪作用。
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疏。
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八十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
于是大家真的愤怒了，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
客观地讲，海瑞的这封文书的确是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两百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
但在海瑞看来，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
万历兄虽然年轻，但神智也很清醒，他好言抚慰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疏丢进了废纸堆。
而海先生在南京日盼夜盼，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那位四十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二十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相当于正部级）的高级官员。
这回都察院的仁兄们完蛋了。
南京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都察院，所有北京有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毕竟皇帝大人住北京，所以除了南京户部（管理南方户籍）和南京兵部（统领南京军队）外，大多数机构都是摆设。
一般说来，只有在朝廷混不下去的，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
都察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仅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海先生上任了。
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了，于是都察院的御史们总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前途，还不准偷偷懒？
海瑞先生的答案是不，他拿出了三十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记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
虽然大家明显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
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新花样。
一次，有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注意这个日期），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是打你没商量。
因为这件事干得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
在明代，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例外——御史长官，要知道，那是顶头上司，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
现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
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房寰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疏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吵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
吵到最后，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寰，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
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地供起来。
但绝不能用。
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
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
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
“明天，你送六钱银子到兵部。”
说完就去了。
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
这句话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也不多。
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六钱银子。
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
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佥都御史王用汲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
为官三十年，二品正部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在听说海瑞的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
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
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
在名著《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
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
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
第三件事，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自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
他开始消极怠工，奏疏不及时批示，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案是：最近头晕眼黑，力乏不兴。
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没准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
一直等到死，他也没能等到这个机会。
到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鬼知道在干些什么，他的爷爷嘉靖皇帝怠工二十多年，看这个势头，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纪录。
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
在明代历史中，有很多疑团，比如建文帝之谜，比如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我一向极有兴趣，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有这个迷题，我始终未能解开。
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
一般说来，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了某种较大的刺激，那么到底是什么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上问题，本人全然不知。
我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之后，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迷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即将上演。
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四年之后，平静被打破，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疏。
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
根据琉球使节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
在当时，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疏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皇帝已经不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它很快就被埋入了公文堆中。
两个月后，浙江巡抚奏报：
近日获报确知，倭酋平秀吉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余情待报。
上一封大家都看得懂，这一封就需要翻译了。
所谓倭，就是日本，所谓酋，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
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
这实在是一条太不起眼的新闻，所以很快它也被埋入了纸堆。
顺便说一句，丰臣秀吉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而且还比较有名——名古屋。
今天的名古屋是日本的重要城市，关西地区的经济交通中心，但在当时，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缘由。
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
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无人关注，但当它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四日，水落石出。
五月二十六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
“急报！前日（二十四日），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五万余人，指挥官小西行长，水军一万余人，指挥官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水陆并进，已攻克尚州，现向王京（汉城）挺进，余者待查。”
六月十三日，辽东巡抚急报：
“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九军，人数共计十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倾国而来，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十二日）分三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京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亡平壤，余者待查。”
七月五日，辽东巡抚急报：
“十万火急！七月三日，倭军继续挺进，抵近平壤，朝军守将畏敌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往义州。”
七月十六日，兵部尚书石星奏报：
“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两月，朝鲜全境八道已失七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抵江（鸭绿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
万历十三年（1585），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
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关白（相当于丞相），长达二百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
日本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天皇是挂名的，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换句话说，是手里有兵的人。但自1467年起，由于内部胡搞乱搞，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下子热闹了。
日本的管理体制，天皇下面是将军，将军下面是大名，也就是各地的诸侯，既然天皇没屁用，将军又过了期，就轮到大名说话了。
所谓大名，也没个谱，在那年头，只要你有兵有地盘，就是大名，日本国家不大，闹事的人却多，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名，个个有名有姓，占山为王，什么羽前羽后，越前越后，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全都是日本地名），看起来好似广阔，其实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
说句寒酸话，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个别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更讽刺的是，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
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本来在乡下种地，后来种不下去了，就出去做小生意，正好到处打仗，他就去参了军，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
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从小兵干起，步兵队长，步兵大队长，家老，部将，一级级地升，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由于这人长得很丑，和猿猴有几分神似，所以织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猴子。
当时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如无意外，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织田兄去当将军，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
可是猴子的运气实在太好，1582年，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据说是因为当晚织田县长嫌送上来的鱼臭，把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于是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就为这么个破事，心理实在太过阴暗）。日本史称“本能寺之变”。
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他先改叫木下秀吉，现在叫羽柴秀吉（最后又改成丰臣秀吉），日本人的观念是有奶就是娘，改个把名字那是家常便饭，不用奇怪。
这位羽柴乡长正在攻击中国（日本地名）地带的毛利县长，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密不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
回去之后，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把明智乡长打败了，此后他又再接再厉，在贱岳（日本地名）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史称“贱岳之战”。
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羽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七名优秀的将领，他们作战勇敢，后来被统称为“贱岳七支枪”。
顺便提一下，本人曾经考证过，这七个人中，有几位在战场上中使的是刀，如此说来叫贱岳X把刀似乎也可以，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叫枪吧。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七支枪里的五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
此后，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打平其余县长，最终统一日本，搞定了天皇，改名为丰臣秀吉，并自称为太阁。
丰臣秀吉这个人，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自打成功当上乡长，他就一直对天感叹，俺怎么呆在了日本，在他看来，像自己这样的天才，征服个把县城实在显不出威风，只有统一全世界，才能体现个人价值。
当然，猴子兄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这并非他太过谨慎，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呆在岛上，地理知识有限，不知道什么法国德国，对他而言，世界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
其实丰臣兄并非特例，事实证明，日本国一向盛产心理阴暗之变态者，后来的如近卫文磨、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货，在他们的心中，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抢劫的比生产的好，而他们的世界观，也有着惊人的一致：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
从爷爷开始，到孙子，再到孙子的孙子，这帮孙子几百年来窝在岛上，做着同一个梦，却始终不醒，实在是难能可贵。
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
“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这里的唐，就是指明朝。因为唐朝时候，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
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全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同志们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
扶贫，是要看对象的。
但要占据中国，必须征服朝鲜，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昖谈判，要求他们让路，帮助自己进攻明朝。
当时的朝鲜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明朝的属国，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称明朝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但凡国王即位，册立世子，甚至娶老婆，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
所以虽然这位李昖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丰臣秀吉随即决定：先攻朝鲜，再占中国！
可他还没壮志凌云几分钟，就得知了一个消息，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大众平安之类的话，但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
于是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
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丰臣秀吉已彻底疯狂。
因为上面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明国，到时你就是明国的关白！
但事实证明，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
客观地讲，丰臣秀吉是一个奇才。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最终一统日本，绝非寻常人物，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他只输过一次。
顺便提一下，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对手叫德川家康。
而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
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认真，比如在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拍摄了很多照片，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人员，指挥官，炮口直径，缺点，日军都有详细的记录。
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他们都有细致的档案留存，其个人特点、作战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连一个山丘，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当年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既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
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
当时的日本，刚刚实现和平统一，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一百多年的仗，用今天的话说，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另一只手都握着刀，只要外面招呼一声，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
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首先发起冲锋者），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这是一帮亡命之徒。
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时的日本，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为了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已不吃香了，大名们纷纷长枪换鸟枪，鸟枪换大炮，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地往日本倒腾武器，到战国末期，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
在战术方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其部队以骑兵为主，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战斗力极为强劲，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织田信长冥思苦想，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线战术（日语：三段击）。
关于这一战术，之前已经介绍过了，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且装弹药需要时间，故将部队分为三线，一线开枪，二三线装子弹，形成持续火力，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
虽说早在两百多年前，明军开国将领沐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但至少在日本，织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他也还早了一百多年。
整体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战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
相对而言，日本的对手就有点疲软了。
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后，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所谓“两百年平宁之世，民不知兵”，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军事素质极差，连民兵都不如。
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两大派，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闹了一段之后，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东南西北都来齐了，足可以凑一桌麻将。
大体就是如此，反正朝鲜是乱得一塌糊涂，指南打北，不是东西。这么个状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是有点难。
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中国，就比较有趣了。
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加上当年日本穷，衣服也很土，想派间谍混入中国，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来源大都要靠倭寇。
而对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
那是在1585年，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关白后不久，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此人姓名不详，曾在汪直海盗有限公司工作过，为了解明朝实力，他找这人谈了几次话，询问明军实力。
该仁兄是这样回答的：
“当年，我曾经跟着三百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所向披靡，无人可挡，最后平安而回。”（下福建过一年，全甲而归）
吹完了，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
“明朝很害怕日本，若日军进攻，就会如同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唐畏日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不催）
除此之外，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老百姓流离失所，老百姓胆小怕事等等情况，总之，明朝就是一软柿子，不捏都会烂。
丰臣秀吉大喜，于是他信了。
应该说，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一般说来，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
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也可能是真的，倒不是他有多厉害，明军有多无能，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几天也就没了。
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所谓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事实证明之后确实如此，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
但必须承认，丰臣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吏治腐败，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由于长官吃空额，且无人抓训练，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除了种田，啥也不会。
用战斗经验丰富，基本不怕死的士兵，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喜欢内斗，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稳赢不输。
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
然而他错了，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他也一定会输。
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
几百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士兵比中国精锐，武器比中国先进，他们有三菱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三个月足矣。
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八年，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N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
十五万名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
事实证明，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回程船票。
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
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十五万人，分为九军，由九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如下：
第一军：小西行长，一万八千人。
第二军：加藤清正，二万二千人。
第三军：黑田长政，一万二千人。
第四军：岛津义弘，一万四千五百人。
第五军：福岛正则，二万五千人。
第六军：小早川隆景，一万五千人。
第七军：毛利辉元，三万人。
第八军：宇喜多秀家，一万一千人。
第九军：羽柴秀胜，一万一千人。
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
以上九位鬼子军官的名字，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但在日本国内，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
首先，人家有名字，就说明不是一般人了，因为在日本，姓名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有姓名，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小孩生出来起个太郎、次郎之类的浑名（类似于阿猫阿狗），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阿猫阿狗实在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当然了，具体姓什么叫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这下就热闹了。
在取名字（包括姓氏）的问题上，日本人充分发扬了能凑合就凑合的精神，不查字典，也不等不靠，就地取材，比如你家住山上，就姓山上，你家住山下，就姓山下，家附近有口井，就叫井上，有亩田，就叫田中。
而这九位仁兄自然不同，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
其中，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九人之中，此人有一定文化，军事素养也较高。
而且他十分特别，虽说是个鬼子，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神道教（日本本土宗教），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
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贱岳七本枪”成员，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
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其十分忠心，但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师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
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这也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
这位小早川隆景，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智将”（中国是日本地名），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
最后一个拉出来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
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里，很快你就会知道。
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之后毫无出场机会，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事实证明，废物就算吹一千遍，也还是废物。
而我提到的这几位，更是传奇级的人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成为了日本引以为豪的骄傲，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至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嘛……
但必须承认，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
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两个小时即攻破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汉城，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
之所以写得如此简略，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中日韩三国史料，这段时间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边倒。
总而言之，是朝鲜军不断地跑，日本军不断地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汉城不守，平壤也不守，仗打成这个样子，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
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二百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闲来无事啃啃人参，估计也就差不离了。
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日本将领们有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
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是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
当然，根据日本人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武士刀，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战后又被拉回中国毙了），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受到热烈欢迎，而无数新的无耻之辈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四个字——欺软怕硬。
于是四个月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意义。
此时，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昖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就只能跳江了，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
所谓渡江内附，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李昖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
“与其死于贼手，毋宁死于父母之国！”
这觉悟，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总之一句话：过去，就不回来了。
当然，李昖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两个月时间，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追着屁股后面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大哥，还能咋办？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事实证明，李昖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
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
两百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拨接一拨地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
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
李舜臣，字汝谐，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主要是日本那一大帮），但在我看来，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四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
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他出身于朝鲜王族，是王室宗亲，一般有这个背景，早早就去汉城搞斗争了，然而李舜臣却是个例外，他武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
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在那时，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
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举下，他升任佥事，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
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的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同，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
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
当然，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比，相对而言，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
日本是海岛国家，历来重视海军，三百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海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一百多年，他们就抢了一百多年。
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就真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
在这一点上，日本兄弟们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所以后来美国打败日本，在日本领土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日本人对美国依然是推崇备至，景仰万分。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
而在这些海盗中，最为强悍者，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九鬼嘉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归依织田信长，在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即第七军军长）作战时，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政府海军的一员（还干抢劫老本行，名义不同而已），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
而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日军战舰高度可达三四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
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两万余人，七百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总攻。
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
日本海军统帅除九鬼嘉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此三人皆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是“贱岳七本枪”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
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军必一触即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未作抵抗，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水军主帅元均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
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
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朝鲜水军已经覆灭，到达预定地点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他们错了，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
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后，李舜臣十分愤怒，却也非常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而这个时机，他已等待了很久。
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他只知道，两军相遇之际，即是他名扬天下之时！
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十六日，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
停留在这里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当李舜臣突然出现之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但转瞬之间，他就恢复了镇定。
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
由于被人排挤，未能成为水军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并不充足，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艘，而此次出征，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船上建有板屋），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藤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
李舜臣也笑了，他知道，胜利已在掌握之中。
因为在我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
此后的事情发展将证明，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而是工程设计。
由于敌人船只实在太不起眼，日军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对付这种破船，用撞就行，使用炮弹估计会赔本。
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却意外地发现，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掘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
“龟！龟！”
应该说，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的，虽然他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
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该船只整体，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形状极似龟首，故得名龟船。
这船用今天的话说，是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了保险箱，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档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还能挡雨，可谓是方便实用。
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但事实证明，真用起来，这玩意比乌龟要生猛得多，那可是真要人命。
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七十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
此外，龟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火炮，威力强大。更为难得的是，李舜臣虚心地向乌贼们学习，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烟雾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即释放浓烟，掩护部队撤退。
就这么个玩意，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事实上，这种全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的：由于外部无人警戒，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学名：跳帮），砸砸敲敲再放把火，那是相当麻烦。
当然，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的，为防止有人跳帮，李舜臣十分体贴地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铁钩、铁钉，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扎透，扎穿。
总而言之，这种乌龟能轰大炮，能放火枪，能撞，浑身上下带刺，见势不妙还能吐烟逃跑，除了不能咬人外，基本上算是全能型乌龟。
后来的舰船学家们一致认定，在当时，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之一。
藤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占据优势，在短暂观察之后，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
然而仅仅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后，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弃船令。
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惨不忍睹。
就在藤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李舜臣也发布了攻击令，二十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当即击沉五艘敌舰。
日将掘内吉善大惊失色，但毕竟人浑胆子大，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逼退敌舰。
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群乌龟船不但不退，反而越靠越近，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慌忙用火枪射击龟船，却全无效果。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成章了，日舰不是被打沉，就是被撞穿，水军纷纷跳海逃生，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帮，基本上都成了人串，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被活活地拖回了朝鲜军港，结结实实地搞了次冲浪运动。
眼看即将完蛋，藤堂高虎船也不要了，直接靠岸逃跑，玉浦海战以朝军胜利结束。
在此次海战中，日军二十六条战舰被击沉，死伤上千人，朝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日本海军终于吃了败仗，九鬼嘉隆十分吃惊，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六月十七日，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赤珍浦，在这里，他遇到了加藤嘉明的附属舰队，共计十三艘。
可刚开打，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帮日军很有觉悟，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主动弃船登陆，狼狈撤退，其所乘舰船均被击沉。
在沉没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终于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
李舜臣继续进发，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将在哪里被消灭！
七月八日，李舜臣到达泗水港，发现敌船十二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
七月十日，李舜臣到达唐浦，发现敌船二十一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钜被击毙。
七月十二日，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双方开战，三十三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
七月十五日，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击沉四艘，俘获三艘后，扬长而去。
打完这次海战后，李舜臣就拍屁股走人了，在他看来，之前的五次海战中，就数七月十五日的这一次，规模最小，战果最少，所以连战场都没打扫、战利品也没捡就溜了，事实上，他错了。
李舜臣并不知道，当他打着呵欠催促返航的时候，一个人正站在岸上，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拔出腰刀，切腹自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来岛通久，如果说九鬼嘉隆是日本国内第一海军名将的话，他大概就是第二。
这位仁兄之前也是海盗，在中国（日本地名）地区盘踞多年，向来无人敢惹，连织田信长、毛利元就等超级诸侯都要让他三分，然而在李舜臣的面前，他彻底崩溃了，除了他的舰队，还有他的尊严。
其实来岛兄还是太脆弱了，事实证明，被李舜臣打得自卑到自尽的人，绝不只他一个。
来岛通久的死，以及一连串的失败，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日本人是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里，丰臣老板一看，顿时大怒：一个人带着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嘎！
但是八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为：
胁板安治统帅第一队，共七十艘战舰，作为先锋。
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三十艘战舰，负责接应。
九鬼嘉隆统帅第三队，共四十艘战舰，负责策应。
以上三队以品字型布阵，向全罗道出击，限期一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彻底歼灭！
九鬼嘉隆（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一百四十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全罗道开去，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
九鬼嘉隆认为，自己目前的战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就很头疼了。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十分多余。
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
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八月三日到达庆尚道闲山岛，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
虽然李舜臣实在有点过于积极，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但既然人都到了，咱们就开打吧。
具体过程就不提了，我也没办法，实在是不值一提，在短短四个小时之内，战斗就已结束，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有五十九艘战舰被击沉，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胁板安治三员大将带头逃跑，两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上千日军淹死。史称“闲山大捷”。
总而言之，在日本国内战史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在李舜臣的阻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
但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去海上住，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回天无术。
日本国内史料对这段“光辉历史”一向是大书特书，特别对诸位武将的包装炒作，那是相当到位，在《日本战国史》中，就有这样一句极为优美的话：
耀眼无比的日本名将之星照亮了朝鲜的夜空，如同白昼。
而相关的战国游戏，战国电影等等，对战国名将们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入朝作战的这几位日军军长，也被吹得神武无比。
我也曾被忽悠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放下游戏和电影，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才终于证实了一句话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战争初期，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打一个准，出尽了风头，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六军进军全州，此地已无朝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
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节度使权朴。
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且是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两千残兵，跑到了全州打起了游击。
著名智将对无名小卒，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鼓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
结果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五百余人，小早川隆景带头逃窜，权节度使也并未追击——手中兵力太少。史称“梨峙大捷”。
这是打“残敌”，还没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
这位更惨的仁兄，名叫福岛正则。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二十日，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途中遇到权应铢带领的义军（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双方展开大战。
在鏖战中，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利（日方自承），优势日军竟被民兵击退，丢弃大量武器、粮食，全军撤退。
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
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七军，向全州进发，由于官兵都已逃走，民兵首领黄璞率军与敌作战，激战一天，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
下一个倒霉的是黑田长政。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六日，忠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经过激战，黑田长政输了。
不但输了，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清州城（朝鲜地名）都丢了，连夜逃走。
这还没完，一个月后（十月三日），他又率三千余人进攻延安府（朝鲜地名），守城的只有不足千人的民兵（政府军早没影了），经过三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
总而言之，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搞笑的是，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关原之战中被人打败，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污水，成了反面典型。
所以说，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
很明显，丰臣秀吉不玩游戏，也不看电视，他很清醒，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他选定了那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并将大部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他。
而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要知道，日本人并不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
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以往的几十年里，他的眼光几乎从未错过，这次似乎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相对而言。
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
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
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星尤其激动，甚至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
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话说得极其难听，他认为，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御倭当于门庭），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望风逃窜，弃国于人），去救他们是白费劲。
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说我这里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
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
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只让带一百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
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
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
“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宜速救援）！”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
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
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
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四十八天都不行。
事实证明，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
应该说，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于朝鲜，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
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贻他日疆患”，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
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
祖承训，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
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十五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三千人。
更滑稽的是，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
“倭兵战斗力甚强，希望将军谨慎对敌。”
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
“当年，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了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过了头，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十五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十天半个月。
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是有一拼。
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为自信，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
平壤城，已在眼前。
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
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出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
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
当祖承训全军进城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
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也被打蒙了，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
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
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昖基本肯定，自己离跳江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
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未激动，他只是沉默片刻，便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应昌，字思文，嘉靖四十四（1565）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
和部长石星比起来，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长八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
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
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选择。
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调兵遣将。
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
万历问：为什么？
宋应昌答：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
对于宋应昌所说的那个人，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需要多久？
宋应昌回答道：至少两个月。
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即万历二十年年底。
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准备好，麻烦你等我两个月，先别打了，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
对此，宋应昌也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
然而石星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
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
在石星看来，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人谈判混时间，应该还是靠谱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
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惟敬。
所谓市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井的混混。
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看来，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大混混。
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
大混混沈惟敬受聘后，很快就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在这里，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
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
因为据史料记载，沈惟敬长得很丑（貌寝），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劣枣，成什么体统。
但接下来，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也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
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圈，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亲切接见了沈惟敬。
接下来，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
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的，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
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去寻死的李昖恢复信心，容光焕发。
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基本上是没错），其次，他很会用兵，深通兵法（基本上是胡扯），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确实如此），有七十万人（……）。
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我真没话说了），双方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
综合分析沈兄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也有几个日本朋友。
当然，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但是李昖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惟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了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
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
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
十几天后，沈惟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
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
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沈惟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
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
沈惟敬道：当然，不是我去。
他派了一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奔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惟敬外。
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惟敬胜。
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
想想也对，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
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惟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
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
谁都不派，我自己去。
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愣住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带多几个人，好有个照应。
沈惟敬却哈哈一笑，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
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
当然，这个所谓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
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随机应变，能屈能伸。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那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X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X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在刀剑从中走入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毫发无伤。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个可能。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沈惟敬，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用不了一时），实行军屯，并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干。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握有重兵，位高权重。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
王参政二话不说，卷起袖子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
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好歹是被人拉住了。
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予惩戒。
事实证明，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
奏疏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
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来，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舆论压力甚大。
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
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疏，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
说来也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
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统统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督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
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星气得不行，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让李如松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星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看他如何平叛！
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
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
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将门出身，但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在嘉靖年间，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才混到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1582）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
人比人，那真是气死人，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
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
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到来的时候，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并日夜不停攻打，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小打小守，大打大守，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
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
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您看怎么办？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
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攻城要布袋作甚？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
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麻贵这才恍然大悟。
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
就这么一路往高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架云梯，准备登城。
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很有两下子，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在深夜发动进攻，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并无大碍。
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组建敢死队。
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客观事实），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南关。
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
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样嘛。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几天后，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三千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
具体说来，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
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
但同时他也发现，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于是……
这回哱拜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
此时，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
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去。
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
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
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
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那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了，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
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
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
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
麻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
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冲锋在前！
和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除了单挑外，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军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说来，能不冲就不冲。
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之后，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包括戚继光在内。
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儿好汉，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
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被对方一冲，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而此时，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谁也不许跑，但凡逃跑的，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他也不甘寂寞，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手斩士卒畏缩者），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士兵们终于认定，还是回去打仗的好。
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援军败退而去，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哱拜又发现，经过多日水泡，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防守极其薄弱。
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
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因为瞎子也看得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
但是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
全军集合，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
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
兵者，诡道也。
从那一刻起，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
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
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慌不择路，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比小兵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
李如松想了一下，说：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
哱拜松了口气，投降了。
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乱。当然，关于哱拜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
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拜（哱拜）族。
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
投降？早干嘛去了？
第十章 敌人
【夺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的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个刀，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
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
“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王锡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张居正发泄了，王锡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万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了同样的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还杵了一辈子拐杖。
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
【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
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皮开肉绽，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然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打屁股，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
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分析，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碑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
但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
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了，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有兴趣者，可学习一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找到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面垫一张宣纸（一点就破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
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
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
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就算是炉火纯青了。
练这一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
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上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的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
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所以长久以来，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地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
所谓打，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
而着实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体质。
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
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
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
原因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很瘦，用拳击术语讲，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
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挨打之后还没完，吴中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没资格坐轿子），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划上句号。
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
但在整个事件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
在赵用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
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初步照料了自己的丈夫后，便开始在现场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
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找到了最大的一块，带回了家，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
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
虽然才十五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
敢跟我的张先生（皇帝的日常称呼）为难，废了你们！
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
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
事实证明，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杀头），那就消停了吧。
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
但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
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
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
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
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
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志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决不妥协。
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
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力。
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
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在对他的描述中，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据说他来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
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就不是人。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整顿官场，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辞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情节并不重要。
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第十一章 千古，唯此一人
【爱与恨的边缘】
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以眼前这些小喽罗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
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他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
【关于后宫参政问题的调研】
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不要动手，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错。
当年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划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嘛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在当时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耍，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有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无私志愿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忌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3、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4、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而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十二章 谜团
【一个神秘的年份】
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所以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经常到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对不会消极怠工。
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
万历十一年（1583），北京地区大旱，当年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办法是求雨。
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机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
而这一次，万历打算自己去。
他求雨的地点，在南郊天坛。
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兄……是走着去的。
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
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至少有五公里。上个月我坐出租车去，还花了二十分钟，而万历是坐11路车去的——两条腿。
不但走着去，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也无奈于他的执著——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
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
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
“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
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年份的来临。
人生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
公元755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
公元755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八百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十五年。
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情，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
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
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蓟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于是他称病不出，不久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
三十六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赫，四十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四百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
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本了。
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六十岁。去世前留言如下：
〖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我知道，他之一生，已无任何遗憾。
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
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了老家，没人管他，三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有人管他。
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恰恰相反，他们都很去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呆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
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瑞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
万历十三年（1585），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海瑞七十二岁。
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当然，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
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
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
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大人迎了进来。
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都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谁敢），只是因为他老人家又升官了。
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个佥都御史（四品）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
据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都察院的御史们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没空去收拾他们。
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
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南京。
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亲自接见了他。
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
有人问：你干嘛来？又干嘛走？
答：我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
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
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也不一而同，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拨人。上千年来也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得有特点（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不行）。
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此后再无编制）。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里也有人挂。据说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避邪作用。
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疏。
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八十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
于是大家真的愤怒了，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
客观地讲，海瑞的这封文书的确是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两百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
但在海瑞看来，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
万历兄虽然年轻，但神智也很清醒，他好言抚慰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疏丢进了废纸堆。
而海先生在南京日盼夜盼，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那位四十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二十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相当于正部级）的高级官员。
这回都察院的仁兄们完蛋了。
南京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都察院，所有北京有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毕竟皇帝大人住北京，所以除了南京户部（管理南方户籍）和南京兵部（统领南京军队）外，大多数机构都是摆设。
一般说来，只有在朝廷混不下去的，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
都察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仅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海先生上任了。
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了，于是都察院的御史们总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前途，还不准偷偷懒？
海瑞先生的答案是不，他拿出了三十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记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
虽然大家明显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
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新花样。
一次，有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注意这个日期），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是打你没商量。
因为这件事干得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
在明代，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例外——御史长官，要知道，那是顶头上司，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
现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
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房寰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疏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吵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
吵到最后，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寰，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
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地供起来。
但绝不能用。
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
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
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
“明天，你送六钱银子到兵部。”
说完就去了。
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
这句话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也不多。
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六钱银子。
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
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佥都御史王用汲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
为官三十年，二品正部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在听说海瑞的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
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
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
在名著《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
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
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
第三件事，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自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
他开始消极怠工，奏疏不及时批示，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案是：最近头晕眼黑，力乏不兴。
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没准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
一直等到死，他也没能等到这个机会。
到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鬼知道在干些什么，他的爷爷嘉靖皇帝怠工二十多年，看这个势头，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纪录。
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
在明代历史中，有很多疑团，比如建文帝之谜，比如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我一向极有兴趣，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有这个迷题，我始终未能解开。
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
一般说来，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了某种较大的刺激，那么到底是什么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上问题，本人全然不知。
我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之后，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迷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即将上演。
【闪电战】
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皇帝消停了，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动总比乱动好，只是大臣们有点意见，毕竟每天都见不到领导（内阁大臣除外），伤心总是难免，不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四年之后，平静被打破，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疏。
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
根据琉球使节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
在当时，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疏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皇帝已经不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它很快就被埋入了公文堆中。
两个月后，浙江巡抚奏报：
近日获报确知，倭酋平秀吉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余情待报。
上一封大家都看得懂，这一封就需要翻译了。
所谓倭，就是日本，所谓酋，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
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
这实在是一条太不起眼的新闻，所以很快它也被埋入了纸堆。
顺便说一句，丰臣秀吉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而且还比较有名——名古屋。
今天的名古屋是日本的重要城市，关西地区的经济交通中心，但在当时，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缘由。
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
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无人关注，但当它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四日，水落石出。
五月二十六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
“急报！前日（二十四日），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五万余人，指挥官小西行长，水军一万余人，指挥官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水陆并进，已攻克尚州，现向王京（汉城）挺进，余者待查。”
六月十三日，辽东巡抚急报：
“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九军，人数共计十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倾国而来，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十二日）分三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京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亡平壤，余者待查。”
七月五日，辽东巡抚急报：
“十万火急！七月三日，倭军继续挺进，抵近平壤，朝军守将畏敌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昖逃往义州。”
七月十六日，兵部尚书石星奏报：
“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两月，朝鲜全境八道已失七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抵江（鸭绿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
第十三章 野心的开始
答案已经揭晓，原因却发生在七年之前。万历十三年（1585），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
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关白（相当于丞相），长达二百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
日本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天皇是挂名的，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换句话说，是手里有兵的人。但自1467年起，由于内部胡搞乱搞，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这下子热闹了。
日本的管理体制，天皇下面是将军，将军下面是大名，也就是各地的诸侯，既然天皇没屁用，将军又过了期，就轮到大名说话了。
所谓大名，也没个谱，在那年头，只要你有兵有地盘，就是大名，日本国家不大，闹事的人却多，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名，个个有名有姓，占山为王，什么羽前羽后，越前越后，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全都是日本地名），看起来好似广阔，其实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
说句寒酸话，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几十个县长（个别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更讽刺的是，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
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本来在乡下种地，后来种不下去了，就出去做小生意，正好到处打仗，他就去参了军，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
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从小兵干起，步兵队长，步兵大队长，家老，部将，一级级地升，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由于这人长得很丑，和猿猴有几分神似，所以织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猴子。
当时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如无意外，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织田兄去当将军，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
可是猴子的运气实在太好，1582年，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据说是因为当晚织田县长嫌送上来的鱼臭，把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于是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就为这么个破事，心理实在太过阴暗）。日本史称“本能寺之变”。
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他先改叫木下秀吉，现在叫羽柴秀吉（最后又改成丰臣秀吉），日本人的观念是有奶就是娘，改个把名字那是家常便饭，不用奇怪。
这位羽柴乡长正在攻击中国（日本地名）地带的毛利县长，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密不发丧，连夜撤军回援，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
回去之后，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把明智乡长打败了，此后他又再接再厉，在贱岳（日本地名）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史称“贱岳之战”。
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羽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七名优秀的将领，他们作战勇敢，后来被统称为“贱岳七支枪”。
顺便提一下，本人曾经考证过，这七个人中，有几位在战场上中使的是刀，如此说来叫贱岳X把刀似乎也可以，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叫枪吧。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七支枪里的五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
此后，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打平其余县长，最终统一日本，搞定了天皇，改名为丰臣秀吉，并自称为太阁。
丰臣秀吉这个人，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自打成功当上乡长，他就一直对天感叹，俺怎么呆在了日本，在他看来，像自己这样的天才，征服个把县城实在显不出威风，只有统一全世界，才能体现个人价值。
当然，猴子兄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这并非他太过谨慎，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呆在岛上，地理知识有限，不知道什么法国德国，对他而言，世界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
其实丰臣兄并非特例，事实证明，日本国一向盛产心理阴暗之变态者，后来的如近卫文磨、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货，在他们的心中，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抢劫的比生产的好，而他们的世界观，也有着惊人的一致：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
从爷爷开始，到孙子，再到孙子的孙子，这帮孙子几百年来窝在岛上，做着同一个梦，却始终不醒，实在是难能可贵。
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
“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这里的唐，就是指明朝。因为唐朝时候，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
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全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同志们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
扶贫，是要看对象的。
但要占据中国，必须征服朝鲜，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昖谈判，要求他们让路，帮助自己进攻明朝。
当时的朝鲜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明朝的属国，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称明朝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但凡国王即位，册立世子，甚至娶老婆，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
所以虽然这位李昖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丰臣秀吉随即决定：先攻朝鲜，再占中国！
可他还没壮志凌云几分钟，就得知了一个消息，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大众平安之类的话，但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
于是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
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丰臣秀吉已彻底疯狂。
因为上面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明国，到时你就是明国的关白！
但事实证明，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
客观地讲，丰臣秀吉是一个奇才。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最终一统日本，绝非寻常人物，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他只输过一次。
顺便提一下，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对手叫德川家康。
而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
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认真，比如在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拍摄了很多照片，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人员，指挥官，炮口直径，缺点，日军都有详细的记录。
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他们都有细致的档案留存，其个人特点、作战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连一个山丘，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当年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既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
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
当时的日本，刚刚实现和平统一，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一百多年的仗，用今天的话说，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另一只手都握着刀，只要外面招呼一声，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
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首先发起冲锋者），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这是一帮亡命之徒。
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时的日本，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为了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已不吃香了，大名们纷纷长枪换鸟枪，鸟枪换大炮，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地往日本倒腾武器，到战国末期，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
在战术方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其部队以骑兵为主，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战斗力极为强劲，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织田信长冥思苦想，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线战术（日语：三段击）。
关于这一战术，之前已经介绍过了，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且装弹药需要时间，故将部队分为三线，一线开枪，二三线装子弹，形成持续火力，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
虽说早在两百多年前，明军开国将领沐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但至少在日本，织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他也还早了一百多年。
整体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战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
相对而言，日本的对手就有点疲软了。
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后，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所谓“两百年平宁之世，民不知兵”，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军事素质极差，连民兵都不如。
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两大派，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闹了一段之后，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东南西北都来齐了，足可以凑一桌麻将。
大体就是如此，反正朝鲜是乱得一塌糊涂，指南打北，不是东西。这么个状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是有点难。
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中国，就比较有趣了。
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加上当年日本穷，衣服也很土，想派间谍混入中国，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来源大都要靠倭寇。
而对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
那是在1585年，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关白后不久，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此人姓名不详，曾在汪直海盗有限公司工作过，为了解明朝实力，他找这人谈了几次话，询问明军实力。
该仁兄是这样回答的：
“当年，我曾经跟着三百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所向披靡，无人可挡，最后平安而回。”（下福建过一年，全甲而归）
吹完了，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
“明朝很害怕日本，若日军进攻，就会如同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唐畏日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不催）
除此之外，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老百姓流离失所，老百姓胆小怕事等等情况，总之，明朝就是一软柿子，不捏都会烂。
丰臣秀吉大喜，于是他信了。
应该说，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一般说来，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
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也可能是真的，倒不是他有多厉害，明军有多无能，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几天也就没了。
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所谓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事实证明之后确实如此，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
但必须承认，丰臣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吏治腐败，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由于长官吃空额，且无人抓训练，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除了种田，啥也不会。
用战斗经验丰富，基本不怕死的士兵，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喜欢内斗，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稳赢不输。
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
然而他错了，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他也一定会输。
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
几百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士兵比中国精锐，武器比中国先进，他们有三菱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三个月足矣。
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八年，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大多名不副实，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N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朝鲜的天才】
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二十一日，名古屋。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
十五万名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
事实证明，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回程船票。
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
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十五万人，分为九军，由九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如下：
第一军：小西行长，一万八千人。
第二军：加藤清正，二万二千人。
第三军：黑田长政，一万二千人。
第四军：岛津义弘，一万四千五百人。
第五军：福岛正则，二万五千人。
第六军：小早川隆景，一万五千人。
第七军：毛利辉元，三万人。
第八军：宇喜多秀家，一万一千人。
第九军：羽柴秀胜，一万一千人。
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
以上九位鬼子军官的名字，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但在日本国内，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
首先，人家有名字，就说明不是一般人了，因为在日本，姓名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有姓名，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小孩生出来起个太郎、次郎之类的浑名（类似于阿猫阿狗），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阿猫阿狗实在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当然了，具体姓什么叫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这下就热闹了。
在取名字（包括姓氏）的问题上，日本人充分发扬了能凑合就凑合的精神，不查字典，也不等不靠，就地取材，比如你家住山上，就姓山上，你家住山下，就姓山下，家附近有口井，就叫井上，有亩田，就叫田中。
而这九位仁兄自然不同，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
其中，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九人之中，此人有一定文化，军事素养也较高。
而且他十分特别，虽说是个鬼子，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神道教（日本本土宗教），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
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贱岳七本枪”成员，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
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其十分忠心，但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师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
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这也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
这位小早川隆景，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智将”（中国是日本地名），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
最后一个拉出来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
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里，很快你就会知道。
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之后毫无出场机会，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事实证明，废物就算吹一千遍，也还是废物。
而我提到的这几位，更是传奇级的人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成为了日本引以为豪的骄傲，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至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嘛……
但必须承认，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
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两个小时即攻破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汉城，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
之所以写得如此简略，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中日韩三国史料，这段时间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边倒。
总而言之，是朝鲜军不断地跑，日本军不断地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汉城不守，平壤也不守，仗打成这个样子，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
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二百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闲来无事啃啃人参，估计也就差不离了。
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日本将领们有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
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是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
当然，根据日本人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武士刀，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战后又被拉回中国毙了），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受到热烈欢迎，而无数新的无耻之辈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四个字——欺软怕硬。
于是四个月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意义。
此时，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昖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就只能跳江了，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
所谓渡江内附，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李昖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
“与其死于贼手，毋宁死于父母之国！”
这觉悟，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总之一句话：过去，就不回来了。
当然，李昖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两个月时间，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追着屁股后面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大哥，还能咋办？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事实证明，李昖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
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
两百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拨接一拨地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
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
李舜臣，字汝谐，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主要是日本那一大帮），但在我看来，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四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
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他出身于朝鲜王族，是王室宗亲，一般有这个背景，早早就去汉城搞斗争了，然而李舜臣却是个例外，他武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
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在那时，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
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举下，他升任佥事，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
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的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同，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
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
当然，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比，相对而言，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
日本是海岛国家，历来重视海军，三百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海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一百多年，他们就抢了一百多年。
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就真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
在这一点上，日本兄弟们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所以后来美国打败日本，在日本领土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日本人对美国依然是推崇备至，景仰万分。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
而在这些海盗中，最为强悍者，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九鬼嘉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归依织田信长，在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即第七军军长）作战时，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政府海军的一员（还干抢劫老本行，名义不同而已），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
而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日军战舰高度可达三四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
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两万余人，七百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总攻。
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
日本海军统帅除九鬼嘉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此三人皆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是“贱岳七本枪”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
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军必一触即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未作抵抗，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水军主帅元均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
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
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朝鲜水军已经覆灭，到达预定地点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他们错了，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
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后，李舜臣十分愤怒，却也非常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而这个时机，他已等待了很久。
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他只知道，两军相遇之际，即是他名扬天下之时！
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十六日，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
停留在这里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当李舜臣突然出现之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但转瞬之间，他就恢复了镇定。
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
由于被人排挤，未能成为水军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并不充足，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艘，而此次出征，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船上建有板屋），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藤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
李舜臣也笑了，他知道，胜利已在掌握之中。
因为在我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
此后的事情发展将证明，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而是工程设计。
【乌龟的战斗力】
藤堂高虎没有丝毫犹豫，他随即发布号令，几十艘铁甲战舰开始向李舜臣军发动攻击。由于敌人船只实在太不起眼，日军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对付这种破船，用撞就行，使用炮弹估计会赔本。
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却意外地发现，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掘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
“龟！龟！”
应该说，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的，虽然他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
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该船只整体，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形状极似龟首，故得名龟船。
这船用今天的话说，是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了保险箱，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档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还能挡雨，可谓是方便实用。
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但事实证明，真用起来，这玩意比乌龟要生猛得多，那可是真要人命。
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七十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
此外，龟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火炮，威力强大。更为难得的是，李舜臣虚心地向乌贼们学习，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烟雾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即释放浓烟，掩护部队撤退。
就这么个玩意，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事实上，这种全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的：由于外部无人警戒，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学名：跳帮），砸砸敲敲再放把火，那是相当麻烦。
当然，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的，为防止有人跳帮，李舜臣十分体贴地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铁钩、铁钉，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扎透，扎穿。
总而言之，这种乌龟能轰大炮，能放火枪，能撞，浑身上下带刺，见势不妙还能吐烟逃跑，除了不能咬人外，基本上算是全能型乌龟。
后来的舰船学家们一致认定，在当时，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之一。
藤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占据优势，在短暂观察之后，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
然而仅仅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后，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弃船令。
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惨不忍睹。
就在藤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李舜臣也发布了攻击令，二十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当即击沉五艘敌舰。
日将掘内吉善大惊失色，但毕竟人浑胆子大，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逼退敌舰。
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群乌龟船不但不退，反而越靠越近，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慌忙用火枪射击龟船，却全无效果。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成章了，日舰不是被打沉，就是被撞穿，水军纷纷跳海逃生，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帮，基本上都成了人串，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被活活地拖回了朝鲜军港，结结实实地搞了次冲浪运动。
眼看即将完蛋，藤堂高虎船也不要了，直接靠岸逃跑，玉浦海战以朝军胜利结束。
在此次海战中，日军二十六条战舰被击沉，死伤上千人，朝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日本海军终于吃了败仗，九鬼嘉隆十分吃惊，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六月十七日，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赤珍浦，在这里，他遇到了加藤嘉明的附属舰队，共计十三艘。
可刚开打，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帮日军很有觉悟，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主动弃船登陆，狼狈撤退，其所乘舰船均被击沉。
在沉没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终于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
李舜臣继续进发，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将在哪里被消灭！
七月八日，李舜臣到达泗水港，发现敌船十二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
七月十日，李舜臣到达唐浦，发现敌船二十一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钜被击毙。
七月十二日，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双方开战，三十三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
七月十五日，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击沉四艘，俘获三艘后，扬长而去。
打完这次海战后，李舜臣就拍屁股走人了，在他看来，之前的五次海战中，就数七月十五日的这一次，规模最小，战果最少，所以连战场都没打扫、战利品也没捡就溜了，事实上，他错了。
李舜臣并不知道，当他打着呵欠催促返航的时候，一个人正站在岸上，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拔出腰刀，切腹自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来岛通久，如果说九鬼嘉隆是日本国内第一海军名将的话，他大概就是第二。
这位仁兄之前也是海盗，在中国（日本地名）地区盘踞多年，向来无人敢惹，连织田信长、毛利元就等超级诸侯都要让他三分，然而在李舜臣的面前，他彻底崩溃了，除了他的舰队，还有他的尊严。
其实来岛兄还是太脆弱了，事实证明，被李舜臣打得自卑到自尽的人，绝不只他一个。
来岛通久的死，以及一连串的失败，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日本人是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里，丰臣老板一看，顿时大怒：一个人带着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嘎！
但是八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为：
胁板安治统帅第一队，共七十艘战舰，作为先锋。
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三十艘战舰，负责接应。
九鬼嘉隆统帅第三队，共四十艘战舰，负责策应。
以上三队以品字型布阵，向全罗道出击，限期一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彻底歼灭！
九鬼嘉隆（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一百四十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全罗道开去，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
九鬼嘉隆认为，自己目前的战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就很头疼了。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十分多余。
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
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八月三日到达庆尚道闲山岛，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
虽然李舜臣实在有点过于积极，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但既然人都到了，咱们就开打吧。
具体过程就不提了，我也没办法，实在是不值一提，在短短四个小时之内，战斗就已结束，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有五十九艘战舰被击沉，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胁板安治三员大将带头逃跑，两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上千日军淹死。史称“闲山大捷”。
总而言之，在日本国内战史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在李舜臣的阻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
但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去海上住，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回天无术。
日本国内史料对这段“光辉历史”一向是大书特书，特别对诸位武将的包装炒作，那是相当到位，在《日本战国史》中，就有这样一句极为优美的话：
耀眼无比的日本名将之星照亮了朝鲜的夜空，如同白昼。
而相关的战国游戏，战国电影等等，对战国名将们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入朝作战的这几位日军军长，也被吹得神武无比。
我也曾被忽悠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放下游戏和电影，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才终于证实了一句话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战争初期，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打一个准，出尽了风头，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六军进军全州，此地已无朝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
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节度使权朴。
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且是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两千残兵，跑到了全州打起了游击。
著名智将对无名小卒，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鼓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
结果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五百余人，小早川隆景带头逃窜，权节度使也并未追击——手中兵力太少。史称“梨峙大捷”。
这是打“残敌”，还没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
这位更惨的仁兄，名叫福岛正则。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二十日，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途中遇到权应铢带领的义军（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双方展开大战。
在鏖战中，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利（日方自承），优势日军竟被民兵击退，丢弃大量武器、粮食，全军撤退。
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
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七军，向全州进发，由于官兵都已逃走，民兵首领黄璞率军与敌作战，激战一天，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
下一个倒霉的是黑田长政。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六日，忠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经过激战，黑田长政输了。
不但输了，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清州城（朝鲜地名）都丢了，连夜逃走。
这还没完，一个月后（十月三日），他又率三千余人进攻延安府（朝鲜地名），守城的只有不足千人的民兵（政府军早没影了），经过三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
总而言之，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搞笑的是，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关原之战中被人打败，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污水，成了反面典型。
所以说，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
很明显，丰臣秀吉不玩游戏，也不看电视，他很清醒，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他选定了那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并将大部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他。
而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要知道，日本人并不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
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以往的几十年里，他的眼光几乎从未错过，这次似乎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相对而言。
第十四章 明朝的愤怒
【时间，只需要时间】
从战绩上看，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同行的表现不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
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
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星尤其激动，甚至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
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话说得极其难听，他认为，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御倭当于门庭），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望风逃窜，弃国于人），去救他们是白费劲。
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说我这里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
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
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只让带一百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
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
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
“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宜速救援）！”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
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
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
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四十八天都不行。
事实证明，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
应该说，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于朝鲜，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
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贻他日疆患”，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
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
祖承训，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
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十五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三千人。
更滑稽的是，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
“倭兵战斗力甚强，希望将军谨慎对敌。”
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
“当年，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了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过了头，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十五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十天半个月。
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是有一拼。
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为自信，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
平壤城，已在眼前。
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
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出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
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
当祖承训全军进城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
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也被打蒙了，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
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
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昖基本肯定，自己离跳江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
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未激动，他只是沉默片刻，便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应昌，字思文，嘉靖四十四（1565）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
和部长石星比起来，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长八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
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
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选择。
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调兵遣将。
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
万历问：为什么？
宋应昌答：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
对于宋应昌所说的那个人，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需要多久？
宋应昌回答道：至少两个月。
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即万历二十年年底。
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准备好，麻烦你等我两个月，先别打了，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
对此，宋应昌也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
然而石星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
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
在石星看来，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人谈判混时间，应该还是靠谱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
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惟敬。
【大混混的看家本领】
沈惟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市中无赖也。所谓市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井的混混。
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看来，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大混混。
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
大混混沈惟敬受聘后，很快就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在这里，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
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
因为据史料记载，沈惟敬长得很丑（貌寝），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劣枣，成什么体统。
但接下来，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也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
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圈，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亲切接见了沈惟敬。
接下来，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
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的，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
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去寻死的李昖恢复信心，容光焕发。
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基本上是没错），其次，他很会用兵，深通兵法（基本上是胡扯），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确实如此），有七十万人（……）。
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我真没话说了），双方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
综合分析沈兄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也有几个日本朋友。
当然，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但是李昖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惟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了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
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
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
十几天后，沈惟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
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
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沈惟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
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
沈惟敬道：当然，不是我去。
他派了一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奔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惟敬外。
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惟敬胜。
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
想想也对，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
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惟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
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
谁都不派，我自己去。
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愣住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带多几个人，好有个照应。
沈惟敬却哈哈一笑，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
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
当然，这个所谓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
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随机应变，能屈能伸。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那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X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X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在刀剑从中走入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毫发无伤。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个可能。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沈惟敬，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用不了一时），实行军屯，并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干。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握有重兵，位高权重。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
王参政二话不说，卷起袖子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
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好歹是被人拉住了。
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予惩戒。
事实证明，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
奏疏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
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来，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舆论压力甚大。
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
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疏，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
说来也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
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李如松的实力】
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便下令出兵平叛。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统统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督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
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星气得不行，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让李如松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星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看他如何平叛！
然而石星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
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
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将门出身，但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在嘉靖年间，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才混到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1582）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够了累。
人比人，那真是气死人，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
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
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到来的时候，叛军首领哱拜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并日夜不停攻打，但这帮叛军很有点硬气，小打小守，大打大守，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
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
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咽肚子里，苦着脸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您看怎么办？
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
你马上去准备三万口布袋，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
攻城要布袋作甚？麻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
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三万口土袋的面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堆。
麻贵这才恍然大悟。
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就好比爬墙时找两块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
就这么一路往高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架云梯，准备登城。
但城内的叛军首领哱拜也不是吃素的，很有两下子，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轰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樟，在深夜发动进攻，李如樟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樟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并无大碍。
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组建敢死队。
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的，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客观事实），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南关。
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了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
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
明军攻城失败，麻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样嘛。
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郊游的意思。
几天后，他又找到了麻贵，让他召集三千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挖沟。
具体说来，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
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
但同时他也发现，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正好也有河流，于是……
这回哱拜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墙根处不断出现的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
此时，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洞开，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
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去。
但自由的快乐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已经等了很久。
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脱逃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
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
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也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仍出乎了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那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了，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
麻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仍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
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
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
麻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
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麻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冲锋在前！
和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除了单挑外，指挥官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军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说来，能不冲就不冲。
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那一班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别人基本都呆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之后，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绝迹，包括戚继光在内。
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小军官干起，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儿好汉，李如松对这项工作也甚感兴趣。
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毕竟李如松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明军都是按月拿工资的，被对方一冲，怕死的难免就往回跑。而此时，李如松又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品质——谁也不许跑，但凡逃跑的，都被他的督战队干掉了。他也不甘寂寞，亲手杀了几个退却的士兵（手斩士卒畏缩者），在凶神恶煞的李如松面前，士兵们终于认定，还是回去打仗的好。
在明军的顽强阻击下，援军败退而去，城内叛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哱拜又发现，经过多日水泡，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塌陷，防守极其薄弱。
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哱拜，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
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因为瞎子也看得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薰带兵攻击北关。
但是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
全军集合，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
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
兵者，诡道也。
从那一刻起，麻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
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
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慌不择路，要说这哱拜不愧是首领，比小兵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希望给我和我家人一条活路。
李如松想了一下，说：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
哱拜松了口气，投降了。
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划上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乱。当然，关于哱拜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
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拜（哱拜）族。
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
投降？早干嘛去了？
